明史素称难治。推其难，当难在以下三点：其一，十年浩劫，明史为重灾区。因其摧落至深，故其复苏也必缓。其二，因“海瑞罢官”一案，余悸未消，容易谈“虎”色变。三中全会后，种种禁区虽皆在扫荡之列，但史学研究又绝非文学创作，不是短期积蓄即可奏效的。其三，史料浩如烟海，凭一个人的精力，一生不可能穷尽。惟其难，欲治者往往望而却步；治之者，一时也难以做出突出成绩。因此，明史研究与其它断代史研究比较，长期处于“不耻最后”的水平。
　　汤纲、南炳文同志知难而进，他们的二卷本《明史》出版，令人感奋异常，它不独填补了明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空白，也犹如一束报春梅花预示明史研究的春天到来。
　　该书突出的特点是寓严谨于平实。所谓平实是与猎奇相对而言。本来为了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穷极搜讨，原无可厚非。但为猎奇而猎奇，并进而衍化为一种治学风气，则不能不算作一种流弊了。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郑天挺先生一生力倡平实、严谨之学风，而对猎奇之风气大加挞伐。该书作者系郑门高足。细读该书，感到郑天挺先生之渊博学识不但后继有人，郑门学风也得以发扬光大。该书以《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实录》等基本史料为主线，旁及一些文集或方志，悉心比勘，研读至深，从中可以反映出作者坚实的功底。该书还能发前人所未发，时有创见。如明史仁、宣两朝之史事，向来不为研究者所重视，言及者也寥寥数语，多不及义。该书独辟一章专讲永、宣之际的国策演变，详细分析“仁宣之治”与明初恢复、“靖难之役”诸关系，具体论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的道理，最后深刻指出：仁宣之时，国家政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而趋向平稳”，“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140页)这样，实际上把很久以来流行的“明初六七十年的恢复”的笼统提法改变了，从而把明初政治、经济的研究引向更深一步的层次，于该书细微处还可以考见作者修史态度的审密，第六章叙述明初中日文化交流，作者考证宋以前中国“惟用团扇”，永乐初折扇自日本传入中国，以后“内府仿其制，天下遂通之”。(195页)这些细节问题也常为一般研究者所忽视。
　　该书卷帙浩大，是一部篇幅空前的断代史著作。作者视野广大，涉及了明史的各个层面，作者在纷繁的头绪中，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明史的重点，作者不但详细介绍了发生在各个生产部门的萌芽情况，而且详细介绍了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涵义、出现标志等重大理论，这样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是系统的而且是立体的。这一做法，也为以前的断代史著作所未曾使用过，在史论结合上，在断代史编写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贵的探索。
　　该书不满足于泛泛地叙述，十分注意学术信息，注意吸收科研新成果，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成果。作者在介绍十六、七世纪的中国采煤技术时，便引用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资料，并通过与西欧同期的采煤技术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冶炼焦炭比欧洲早二百年。这也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个优点。
　　无庸讳言，该书的思想方法似乎陈旧了一些。当前我们正面临学科高度综合化的挑战，而明史又是古代史中敏感的朝代，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被西方资本主义甩在了后面，诸如此类的重大宏观问题的探讨，似乎缺乏了一些。该书怕是用“传统的”(仅仅指建国以后的传统)史学方法编撰明朝断代史的终结了。
　　
　　(《明史》，汤纲、南炳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4.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