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汉学家及研究者，法国奇人路易·拉卢瓦是最早按照中国音乐的价值体系来研究中国的法国音乐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汉学家。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德国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德国在研究中国音乐上有着不同的阶段，所以对中国音乐研究的投入群体，研究视角， 深度及广度也不一。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 或是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学者不可分割。
【关键词】：西方汉学；汉学家；中国音乐；汉学研究
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①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从西方汉学研究史及西方音乐史的结合来看，法国奇人路易·拉卢瓦是最早按照中国音乐的价值体系来研究中国的法国音乐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汉学家。他是个在艺术、管理、科学等方面均有广泛兴趣和相当成就的通才，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的“文艺复兴式之博学之士”。他的专业训练是西方音乐史（拉卢瓦是索邦大学最早以音乐史为专业的博士之一，其博士论文《阿里斯多塞诺斯与古代音乐》在1904年出版后就已深得学界好评）。除此之外，他精通希腊、拉丁、汉、俄、德、英、意7种外语的拉卢瓦在翻译上也卓有成就，他翻译过中国的古典诗词、元剧《汉宫秋》、《黄粱梦》和蒲松龄的小说。他还是西方人中最早对《淮南子》感兴趣的，早在1914年就在欧洲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淮南子与音乐》一文。他190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音乐》不仅颇得钱仁康先生的赞誉，连对曾侯乙编钟颇有研究的德裔考古学家罗泰也认为此书“至今仍值得一读”。拉卢瓦还和巴黎中国学院中方代表韩汝甲合写有《中国的革命史》一篇。在写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罗曼·罗兰的眼里，拉卢瓦就不仅只是位“一流的学者、艺术家、作家、音乐学家”，也是“一流的汉学家”。编纂过音乐史词典和乐队交响乐发展史的老一辈法国音乐学家布雷內甚至把他誉为“一个能集真正艺术家与真正学者于一身的作家。”
拉卢瓦虽然以乐评闻名，偶尔也在巴黎中国学院执教，如汉学家、知名作家、索邦大学中西比较文学教授艾田蒲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而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拉卢瓦之所以在多个领域中都有不凡的成就，与其所受的通才教育是分不开的。1874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拉卢瓦，在上中学时就受到了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格森的影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深造时，又受到了著名中世纪法国文史专家约瑟夫·贝蒂耶的熏陶。在音乐技能的训练上，他也是科班出身，他幼时学过的乐器就有钢琴、小提琴和倍大提琴。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专攻的虽是古希腊音乐理论，但他同时也在巴黎有名的私立音乐学院圣乐学校学习对位和作曲。拉卢瓦虽然是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才开始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随曾任法国驻京使馆汉文正使的微席叶学习中文的，但由于他个人的天赋和其与中国学人（如李石曾、褚民谊、叶恭绰、韩汝甲等）的频繁交往，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对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作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有洞见、最富影响的乐评家、音乐编辑之一，拉卢瓦的音乐论著不但多，所涵盖的内容也广博。从毕达哥拉斯数字与音程原理到古希腊的节奏理论；从格利高里圣咏到贝多芬的奏鸣曲；从探戈到留声机；从音乐思潮到政府文化政策；从孔子的音乐实践到《淮南子》中的律制计算；从柬埔寨古典舞原理到邓肯的现代舞设计。
法国音乐家德彪西与拉氏结识后，对中国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普瑞斯特就认定德彪西不仅“得益于拉卢瓦高深的中国哲学知识，拉卢瓦的非西方（特别是中国、日本、柬埔寨）音乐知识，也使其获益匪浅。”她还注意到：《版画》第一幅的标题为‘塔’，其创作年代为1903，也就是拉卢瓦和德彪西的友谊开始不久之后。后来，德彪西又把原名为《意象Ⅱ》的《月落古寺》奉献给拉卢瓦。拉卢瓦证实，此曲的标题‘是中国风格的’。在一封1909年8月2日写给拉卢瓦的信中，德彪西提到他‘每天开始是先读些拉卢瓦翻译的中国诗词。这些诗词很好，我们必须再讨论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中国其他哲学家的名字只在1903年后才在德彪西的乐评中出现。以上提到的麦尔斯在1948年出版的《德彪西》一书中也提到：“拉卢瓦是个汉学家，是东方艺术权威，《月落古寺》一名很可能就是他起的。”
国内学界近年来开始注重拉卢瓦的汉学成就，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写过专书《中国音乐》、翻译过《汉宫秋》、《黄粱梦》、蒲松龄的小说、中国古诗，还因为他《论中国古典戏剧》一文中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介绍。但憾的是，由于学科的不同，研究其汉学成就的学者很少知道他在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成就，而学习音乐的人，对其汉学的著述也懵然无知。《拉卢瓦》一书的出版，不仅对学界（特别是音乐学界）全面了解拉氏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国人领会以德彪西、拉威尔为代表的20世纪法国音乐也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此书对中西音乐互动只有提示性的猜想，但毕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线索。② 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德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国在古典哲学与古典音乐两个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哲学方面有康德，费希特及黑格尔三位大师，音乐上，德国的“3B”也就是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三位大师几乎贯穿整个德国古典音乐史。同时德国也是最早把音乐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国家。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学” 就是十八世纪中叶由米茨勒、克里桑德提出， 继后， 也就是1826年，H.C.布莱斯泰首次在波恩大学举行讲座，开创了音乐学被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讲授的开端。德国也是最早对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音响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各子学科研究的国家。
德国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基木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其一，20 世纪上半叶， 即研究的雏形期；其二，50一70 年代， 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期； 其三，80 年代一至今， 则是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期。
这三个阶段各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 所以， 对中国音乐研究的投入群体，研究视角， 深度及广度也不一。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 或是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学者不可分割。一般情况是， 设有汉学研究所或是设有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学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课题涉入较多， 比方说波恩大学、科隆大学、海德堡莱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就是如此。除此之外， 自上个世纪80 年以来， 随着中国对外政治开放， 中德双方在不同领域展开广泛交流， 这也影响到一些新型大学对中国文化及音乐有所关注。
从音乐史上来讲，箫友梅在音乐领域里却保持着许多第一。首先他是第一位出国学习作曲的中国人， 而且在德国获得了音乐学领域哲学博士学位。其次，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用德语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学者， 对当时宣扬中国音乐有着积极地贡献。早在1916年， 他就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用德语撰写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博士论文。当时经著名音乐学者李曼主持答辩， 获得通过。该文中， 作者以中文原始材料为写作的基础， 对中国古代乐队、乐器的概貌做一论述； 作者用历史的和批判的方法对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6种乐队组合和130多种乐器提出在当时属首次的明确分类。这些研究， 在当时德国对中国音乐研究还是空白的情况下写出， 具有首创性。
汉学研究方面看，卫礼贤（1837-1930） 严格说来是一位新教传教士。1899年始他在青岛传教二十余年， 翻译德文版《论语》、《诗经》、《孟子》、《吕氏春秋》等经典多部， 同时也撰写传记、教课书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看法等文章一百余篇。返国后，1924年任职于法兰克福大学“汉学中心”名誉教授，1927年为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教授。在此期间， 他也致力于中国音乐的介绍。目前可查询到他在该领域的文章， 主要是1927年8月参加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群众音乐生活国际展——中国音乐周”所写的“中国音乐”报告一文。共43页。在该文前言中， 他讲述了中国音乐的特点、戏剧的表演特性等。主文主要选择先秦文献《论语》、《家语》、《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进行论述。其重点是介绍儒家对音乐教化、音乐审美的看法。文中还配有清代宫廷雅乐中使用的古琴、瑟、板、鼓、编钟、筑、云锣、笛等乐器的插图。在注释中， 他还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五音、五行、律吕做了详细说明。卫礼贤的报告是基于他渊博的中文古文献知识及受儒家音乐文化的长期熏陶。该文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一个侧面， 是从另一个层次反映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文稿， 对当时德国人了解中国音乐、音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二战后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德几所大学。总的特点是既有专著也有与时代俱进的研究论文出现。从查阅的资料看， 主要学者的著作、论文、发表时间如下：皮斯纳·汉斯“新中国音乐：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曲家”（1954）、《音乐在中国}）（ 1955 年柏林版， 152页）， 加勒克：《音乐中的人民中国》（1955），瑞波琳.理德：“中国音乐文化一瞥”（1955），高什米德·汉瑞：“中国现代音乐创作透视”（1956），理查德.库特：《中国音乐》（1956），萃荪：“大跃进中的中国音乐”（1958），基姆·马汀：《段安节的“乐府杂录》（1966），舒菲德·马克思：“京剧音乐”（1972）等。④
在这些学者中，有些是汉学家，有些是音乐演奏家或音乐学者，他们都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过程中对中国音乐逐渐产生兴趣，从而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 有三本专著有突出的理论价值， 其经常被当时或之后研究中国音乐及西方汉学的学者引注。其一，理查德·库特所撰《中国音乐》， 其二，皮斯纳的《音乐在中国》， 其三，基姆·马汀所撰《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前两本著作基本上是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作以介绍， 内容涉及民族音乐、中国古代音乐观、乐律、乐器等， 而后一本则是在中国音乐文献方面作更多的探讨。它是唐代音乐文化的专史研究。
其中理查德. 库特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民族音乐学家。1938年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 专攻缅甸音乐。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土耳其音乐， 同时对亚洲音乐也有颇深的造诣。195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一书， 在参考了大量当时汉学家、在华传教士、及当时有关的英语和法语文献基础上撰写而成。该著作对中国主要朝代音乐做了介绍， 同时对儒家音乐思想、阴阳五行理论与数字之关系， 宫廷音乐理论、乐器、乐谱做了深入分析。此外， 书中还附有35个用五线谱记录的谱例，2个中国乐谱、8 张彩色中国女子演奏乐器图片、30幅与音乐有关的图画和5 幅木刻画等。库特的《中国音乐》一书是介绍中国音乐的专业书籍， 同时也对中国音乐思想、儒家音乐文化做了评述， 是首部德国人用德语撰写的中国音乐的专著。
皮斯纳是德国著名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先后在魏玛音乐学院、柏林德意志国家歌剧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任职。其所撰《音乐在中国》是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后完成。正文分四章： 第一章： 中国民间音乐和艺术音乐的基础，其中涉及中国古代音乐观，乐律， 音乐的调性问题和旋律特点等； 第二章是乐器的分类叙述； 第三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中国音乐历史发展概述， 涉及到民间音乐， 说唱， 戏曲， 戏剧的风格和京剧的历史发展概貌等； 第四章是关于新中国音乐发展概述。皮斯纳的《音乐在中国》兼有介绍性和学术性。书中尤其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音乐发展做一论述。在前言中， 他还赞扬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 也提到中德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必要性。 基姆·马汀是满学、汉学专家， 同时亦精通藏学、蒙古语、日语及音乐。19 5一1963受德国文化中心委派赴台北工作， 同时在国立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学习满学及中国文学。1963年回国后在科隆大学东亚学部担任助理职位的主管。19 7 0一1996 为该机构满学和汉学教授。基姆·马汀曾编写德满辞典， 曾写过多部关于中国文化及音乐的专著和文章。他于1966年呈交科隆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共580 页， 是一部唐代音乐、歌舞研究专论。该著作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段安节的家族史、《乐府杂录》和《琵琶录》的历史价值及出版背景， 兼论后代文人著作中（ 如：《郡斋读书记》（ 11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钱熙柞《乐府杂录后记》（1837）：续谈助《琵琶录后记》（1860）对其的评价。第二部分论述《乐府杂录》和《琵琶录》的关系， 内容又涉及唐代宫廷音乐的设置、表演形式（ 歌、舞、戏剧表演）、乐器、乐曲、管理及教育机构的位置等。基姆. 马汀的专著《段安节的“ 乐府杂录” 》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该著作在内容方面还包含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资料（ 正史、野史、类书、传记、专史）、作家、成语、地名等， 可以说是德国人了解中国音乐文化， 尤其是唐代音乐发展的百科全书， 在德国研究中国音乐文化领域里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从发表的文章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集中在科隆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科隆大学有汉学中心， 研究中国音乐的领军人物是基姆·马汀。他于1995年在德国权威音乐百科全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第二卷撰文“中国”条目。该文与中国学者刘经树合作， 共十余万字。其结合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音乐的发展作了深入的论述。另外， 该校哲学系音乐学研究所下设比较音乐学专业， 音乐民族学家罗伯特·京特教授对东亚音乐颇有研究。其1989年所撰“意蕴的魅力—古代中国音乐语言的记录” 一文很引人注目。他以古琴为例， 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音乐中无声之美的音乐意境。在他名下， 自90 年代以来还有中国学者从事学习或研究工作。1998 年， 中国学者刘经树所撰《道教启发下的音乐视觉及其对古琴音乐的影响》获得该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柏林自由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有近百年的研究传统。⑤
此外， 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狄是该大学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摇滚乐发展里程史》专著， 近年又出版《留声机、唱片工业在上海的发展（1878一1937）》一书。安德里亚。斯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自1993年以来先后在德国、荷兰、美国等地音乐刊物发表与中国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论文近30 篇， 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有其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中德文化交流层面的不断深入， 有些大学也逐渐重视汉学并开设中国音乐的教学课程。它们旨在介绍华夏音乐文化，同时也鼓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从事本国音乐研究。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汉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布莱梅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格利德也是研究中国音乐颇有成就的学者。1980--1982年她在北京学习汉语期间曾跟查阜西先生学习古琴，1983年回德后先后写过多篇中国音乐的论著，主要有：“以《中国音乐》杂志为例谈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律吕正义续篇：1713年前耶稣会传教士传播西方记谱法的小册子》。后部是她1991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专著。
综上，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汉学家及研究者，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听觉艺术形式，从人类文明的开端就存在，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中浓缩了人类其他形式文化的精华。对于更好的把握其它人文学科还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而西方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这样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参考文献：
[1]十九世纪英国汉学中的汉语和汉字特征述论：中国语言和文学讲义（1853）
[2]德彪西的“汉学家”知音拉卢瓦《路易·拉卢瓦论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述：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3]《“大音希声”：早期道家哲学的音乐文化观描述》（Jiang Yimin 1994）
[4]“ 音乐在中国： 欧洲之外的音乐课”（ Rolf W.stoll.Bosse Musik paperbaek 1984）
[5]《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与文化遗产和西方影响的关系》（Zhu Shi-rui.2000）
【关键词】：西方汉学；汉学家；中国音乐；汉学研究
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①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从西方汉学研究史及西方音乐史的结合来看，法国奇人路易·拉卢瓦是最早按照中国音乐的价值体系来研究中国的法国音乐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汉学家。他是个在艺术、管理、科学等方面均有广泛兴趣和相当成就的通才，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的“文艺复兴式之博学之士”。他的专业训练是西方音乐史（拉卢瓦是索邦大学最早以音乐史为专业的博士之一，其博士论文《阿里斯多塞诺斯与古代音乐》在1904年出版后就已深得学界好评）。除此之外，他精通希腊、拉丁、汉、俄、德、英、意7种外语的拉卢瓦在翻译上也卓有成就，他翻译过中国的古典诗词、元剧《汉宫秋》、《黄粱梦》和蒲松龄的小说。他还是西方人中最早对《淮南子》感兴趣的，早在1914年就在欧洲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淮南子与音乐》一文。他190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音乐》不仅颇得钱仁康先生的赞誉，连对曾侯乙编钟颇有研究的德裔考古学家罗泰也认为此书“至今仍值得一读”。拉卢瓦还和巴黎中国学院中方代表韩汝甲合写有《中国的革命史》一篇。在写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罗曼·罗兰的眼里，拉卢瓦就不仅只是位“一流的学者、艺术家、作家、音乐学家”，也是“一流的汉学家”。编纂过音乐史词典和乐队交响乐发展史的老一辈法国音乐学家布雷內甚至把他誉为“一个能集真正艺术家与真正学者于一身的作家。”
拉卢瓦虽然以乐评闻名，偶尔也在巴黎中国学院执教，如汉学家、知名作家、索邦大学中西比较文学教授艾田蒲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而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拉卢瓦之所以在多个领域中都有不凡的成就，与其所受的通才教育是分不开的。1874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拉卢瓦，在上中学时就受到了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格森的影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深造时，又受到了著名中世纪法国文史专家约瑟夫·贝蒂耶的熏陶。在音乐技能的训练上，他也是科班出身，他幼时学过的乐器就有钢琴、小提琴和倍大提琴。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专攻的虽是古希腊音乐理论，但他同时也在巴黎有名的私立音乐学院圣乐学校学习对位和作曲。拉卢瓦虽然是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才开始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随曾任法国驻京使馆汉文正使的微席叶学习中文的，但由于他个人的天赋和其与中国学人（如李石曾、褚民谊、叶恭绰、韩汝甲等）的频繁交往，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对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作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有洞见、最富影响的乐评家、音乐编辑之一，拉卢瓦的音乐论著不但多，所涵盖的内容也广博。从毕达哥拉斯数字与音程原理到古希腊的节奏理论；从格利高里圣咏到贝多芬的奏鸣曲；从探戈到留声机；从音乐思潮到政府文化政策；从孔子的音乐实践到《淮南子》中的律制计算；从柬埔寨古典舞原理到邓肯的现代舞设计。
法国音乐家德彪西与拉氏结识后，对中国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普瑞斯特就认定德彪西不仅“得益于拉卢瓦高深的中国哲学知识，拉卢瓦的非西方（特别是中国、日本、柬埔寨）音乐知识，也使其获益匪浅。”她还注意到：《版画》第一幅的标题为‘塔’，其创作年代为1903，也就是拉卢瓦和德彪西的友谊开始不久之后。后来，德彪西又把原名为《意象Ⅱ》的《月落古寺》奉献给拉卢瓦。拉卢瓦证实，此曲的标题‘是中国风格的’。在一封1909年8月2日写给拉卢瓦的信中，德彪西提到他‘每天开始是先读些拉卢瓦翻译的中国诗词。这些诗词很好，我们必须再讨论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中国其他哲学家的名字只在1903年后才在德彪西的乐评中出现。以上提到的麦尔斯在1948年出版的《德彪西》一书中也提到：“拉卢瓦是个汉学家，是东方艺术权威，《月落古寺》一名很可能就是他起的。”
国内学界近年来开始注重拉卢瓦的汉学成就，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写过专书《中国音乐》、翻译过《汉宫秋》、《黄粱梦》、蒲松龄的小说、中国古诗，还因为他《论中国古典戏剧》一文中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介绍。但憾的是，由于学科的不同，研究其汉学成就的学者很少知道他在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成就，而学习音乐的人，对其汉学的著述也懵然无知。《拉卢瓦》一书的出版，不仅对学界（特别是音乐学界）全面了解拉氏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国人领会以德彪西、拉威尔为代表的20世纪法国音乐也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此书对中西音乐互动只有提示性的猜想，但毕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线索。② 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德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国在古典哲学与古典音乐两个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哲学方面有康德，费希特及黑格尔三位大师，音乐上，德国的“3B”也就是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三位大师几乎贯穿整个德国古典音乐史。同时德国也是最早把音乐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国家。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学” 就是十八世纪中叶由米茨勒、克里桑德提出， 继后， 也就是1826年，H.C.布莱斯泰首次在波恩大学举行讲座，开创了音乐学被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讲授的开端。德国也是最早对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音响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各子学科研究的国家。
德国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基木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其一，20 世纪上半叶， 即研究的雏形期；其二，50一70 年代， 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期； 其三，80 年代一至今， 则是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期。
这三个阶段各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 所以， 对中国音乐研究的投入群体，研究视角， 深度及广度也不一。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 或是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学者不可分割。一般情况是， 设有汉学研究所或是设有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学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课题涉入较多， 比方说波恩大学、科隆大学、海德堡莱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就是如此。除此之外， 自上个世纪80 年以来， 随着中国对外政治开放， 中德双方在不同领域展开广泛交流， 这也影响到一些新型大学对中国文化及音乐有所关注。
从音乐史上来讲，箫友梅在音乐领域里却保持着许多第一。首先他是第一位出国学习作曲的中国人， 而且在德国获得了音乐学领域哲学博士学位。其次，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用德语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学者， 对当时宣扬中国音乐有着积极地贡献。早在1916年， 他就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用德语撰写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博士论文。当时经著名音乐学者李曼主持答辩， 获得通过。该文中， 作者以中文原始材料为写作的基础， 对中国古代乐队、乐器的概貌做一论述； 作者用历史的和批判的方法对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6种乐队组合和130多种乐器提出在当时属首次的明确分类。这些研究， 在当时德国对中国音乐研究还是空白的情况下写出， 具有首创性。
汉学研究方面看，卫礼贤（1837-1930） 严格说来是一位新教传教士。1899年始他在青岛传教二十余年， 翻译德文版《论语》、《诗经》、《孟子》、《吕氏春秋》等经典多部， 同时也撰写传记、教课书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看法等文章一百余篇。返国后，1924年任职于法兰克福大学“汉学中心”名誉教授，1927年为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教授。在此期间， 他也致力于中国音乐的介绍。目前可查询到他在该领域的文章， 主要是1927年8月参加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群众音乐生活国际展——中国音乐周”所写的“中国音乐”报告一文。共43页。在该文前言中， 他讲述了中国音乐的特点、戏剧的表演特性等。主文主要选择先秦文献《论语》、《家语》、《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进行论述。其重点是介绍儒家对音乐教化、音乐审美的看法。文中还配有清代宫廷雅乐中使用的古琴、瑟、板、鼓、编钟、筑、云锣、笛等乐器的插图。在注释中， 他还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五音、五行、律吕做了详细说明。卫礼贤的报告是基于他渊博的中文古文献知识及受儒家音乐文化的长期熏陶。该文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一个侧面， 是从另一个层次反映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文稿， 对当时德国人了解中国音乐、音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二战后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德几所大学。总的特点是既有专著也有与时代俱进的研究论文出现。从查阅的资料看， 主要学者的著作、论文、发表时间如下：皮斯纳·汉斯“新中国音乐：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曲家”（1954）、《音乐在中国}）（ 1955 年柏林版， 152页）， 加勒克：《音乐中的人民中国》（1955），瑞波琳.理德：“中国音乐文化一瞥”（1955），高什米德·汉瑞：“中国现代音乐创作透视”（1956），理查德.库特：《中国音乐》（1956），萃荪：“大跃进中的中国音乐”（1958），基姆·马汀：《段安节的“乐府杂录》（1966），舒菲德·马克思：“京剧音乐”（1972）等。④
在这些学者中，有些是汉学家，有些是音乐演奏家或音乐学者，他们都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过程中对中国音乐逐渐产生兴趣，从而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 有三本专著有突出的理论价值， 其经常被当时或之后研究中国音乐及西方汉学的学者引注。其一，理查德·库特所撰《中国音乐》， 其二，皮斯纳的《音乐在中国》， 其三，基姆·马汀所撰《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前两本著作基本上是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作以介绍， 内容涉及民族音乐、中国古代音乐观、乐律、乐器等， 而后一本则是在中国音乐文献方面作更多的探讨。它是唐代音乐文化的专史研究。
其中理查德. 库特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民族音乐学家。1938年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 专攻缅甸音乐。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土耳其音乐， 同时对亚洲音乐也有颇深的造诣。195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一书， 在参考了大量当时汉学家、在华传教士、及当时有关的英语和法语文献基础上撰写而成。该著作对中国主要朝代音乐做了介绍， 同时对儒家音乐思想、阴阳五行理论与数字之关系， 宫廷音乐理论、乐器、乐谱做了深入分析。此外， 书中还附有35个用五线谱记录的谱例，2个中国乐谱、8 张彩色中国女子演奏乐器图片、30幅与音乐有关的图画和5 幅木刻画等。库特的《中国音乐》一书是介绍中国音乐的专业书籍， 同时也对中国音乐思想、儒家音乐文化做了评述， 是首部德国人用德语撰写的中国音乐的专著。
皮斯纳是德国著名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先后在魏玛音乐学院、柏林德意志国家歌剧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任职。其所撰《音乐在中国》是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后完成。正文分四章： 第一章： 中国民间音乐和艺术音乐的基础，其中涉及中国古代音乐观，乐律， 音乐的调性问题和旋律特点等； 第二章是乐器的分类叙述； 第三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中国音乐历史发展概述， 涉及到民间音乐， 说唱， 戏曲， 戏剧的风格和京剧的历史发展概貌等； 第四章是关于新中国音乐发展概述。皮斯纳的《音乐在中国》兼有介绍性和学术性。书中尤其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音乐发展做一论述。在前言中， 他还赞扬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 也提到中德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必要性。 基姆·马汀是满学、汉学专家， 同时亦精通藏学、蒙古语、日语及音乐。19 5一1963受德国文化中心委派赴台北工作， 同时在国立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学习满学及中国文学。1963年回国后在科隆大学东亚学部担任助理职位的主管。19 7 0一1996 为该机构满学和汉学教授。基姆·马汀曾编写德满辞典， 曾写过多部关于中国文化及音乐的专著和文章。他于1966年呈交科隆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共580 页， 是一部唐代音乐、歌舞研究专论。该著作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段安节的家族史、《乐府杂录》和《琵琶录》的历史价值及出版背景， 兼论后代文人著作中（ 如：《郡斋读书记》（ 11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钱熙柞《乐府杂录后记》（1837）：续谈助《琵琶录后记》（1860）对其的评价。第二部分论述《乐府杂录》和《琵琶录》的关系， 内容又涉及唐代宫廷音乐的设置、表演形式（ 歌、舞、戏剧表演）、乐器、乐曲、管理及教育机构的位置等。基姆. 马汀的专著《段安节的“ 乐府杂录” 》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该著作在内容方面还包含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资料（ 正史、野史、类书、传记、专史）、作家、成语、地名等， 可以说是德国人了解中国音乐文化， 尤其是唐代音乐发展的百科全书， 在德国研究中国音乐文化领域里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从发表的文章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集中在科隆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科隆大学有汉学中心， 研究中国音乐的领军人物是基姆·马汀。他于1995年在德国权威音乐百科全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第二卷撰文“中国”条目。该文与中国学者刘经树合作， 共十余万字。其结合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音乐的发展作了深入的论述。另外， 该校哲学系音乐学研究所下设比较音乐学专业， 音乐民族学家罗伯特·京特教授对东亚音乐颇有研究。其1989年所撰“意蕴的魅力—古代中国音乐语言的记录” 一文很引人注目。他以古琴为例， 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音乐中无声之美的音乐意境。在他名下， 自90 年代以来还有中国学者从事学习或研究工作。1998 年， 中国学者刘经树所撰《道教启发下的音乐视觉及其对古琴音乐的影响》获得该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柏林自由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有近百年的研究传统。⑤
此外， 德国学者安德里亚·斯狄是该大学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摇滚乐发展里程史》专著， 近年又出版《留声机、唱片工业在上海的发展（1878一1937）》一书。安德里亚。斯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自1993年以来先后在德国、荷兰、美国等地音乐刊物发表与中国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论文近30 篇， 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有其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中德文化交流层面的不断深入， 有些大学也逐渐重视汉学并开设中国音乐的教学课程。它们旨在介绍华夏音乐文化，同时也鼓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从事本国音乐研究。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汉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布莱梅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格利德也是研究中国音乐颇有成就的学者。1980--1982年她在北京学习汉语期间曾跟查阜西先生学习古琴，1983年回德后先后写过多篇中国音乐的论著，主要有：“以《中国音乐》杂志为例谈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律吕正义续篇：1713年前耶稣会传教士传播西方记谱法的小册子》。后部是她1991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专著。
综上，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汉学家及研究者，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听觉艺术形式，从人类文明的开端就存在，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中浓缩了人类其他形式文化的精华。对于更好的把握其它人文学科还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而西方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这样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参考文献：
[1]十九世纪英国汉学中的汉语和汉字特征述论：中国语言和文学讲义（1853）
[2]德彪西的“汉学家”知音拉卢瓦《路易·拉卢瓦论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述：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3]《“大音希声”：早期道家哲学的音乐文化观描述》（Jiang Yimin 1994）
[4]“ 音乐在中国： 欧洲之外的音乐课”（ Rolf W.stoll.Bosse Musik paperbaek 1984）
[5]《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与文化遗产和西方影响的关系》（Zhu Shi-rui.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