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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所有的游戏，显出无趣与聊然。我曾经坐我们工厂车间的房顶上，晒太阳。看黄浦江上的船，它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忽然有些伤感，心里为自己难过。像儿时看完了一场打仗电影，大部队转移去了远方，地方部队进山打游击了，老百姓留在漫长的岁月里。
那是1980年代。后来我穿上法院的法官制服，戴上大沿帽的时候，还是这样想起纺织厂的老百姓。1980年代的法院干部，着制服，佩有很大的肩章。还有大沿帽，顶着大国徽。个个像高级将领。这很符合我的心目中“军团首长”的形像。我几乎便是冲着这个去投考法院干部招聘的。我还同时应聘了检察院的招干考试。它们两家都有制服和大沿帽，他们几乎同时要我去面试，并且都给我安排了文秘的工作。在那时，我已经发表小说。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部队文职人员”。也算是圆了一个军人梦。
城市的春季，许多树会散发出松香的味儿；我一直奇怪，这不是松树。就像我不是真正的军人一样，但我照样会散发出军人的气息。我喜欢吃干粮，面包或压缩饼干；喜欢坦克履带碾过的印痕，枪炮发射的后坐力；喜欢将大沿帽压得很低，并且略微歪斜；喜欢坐三轮摩托外出，坐在边上的车斗里，像德军少校冯迪特里斯。
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保持着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公仆”形像，那便是戴一副袖套；一大早拎着暖水瓶去机关开水房泡开水，然后跟着麦克风里的音乐做广播体操；这些都很重要。那种劳动布或再生布袖套，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劳动者感觉，上班套好，是要做事儿的，下班脱袖套，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两边一拉，一只正好套在另外一只里面。
法院制服带来军队的高贵气质，令人迷醉，但我依然会凝视我办公桌上的几样东西，它们同样使我迷恋，让我经常感受现实生活的朴实和简洁，一种克己奉公，忠于职守，诚恳待人的作风。那些回型针和大头针，用于简单装订文本，很简易实用，它们平时躺在小纸盒里，毫不起眼，也很少生锈，我想，发明这些小东西的人真的很聪明；坐办公室的人还喜欢使用各式各样的瓶子来代替喝茶的茶杯，是一种物尽其用的良好习性，从70年代开始，就有人使用“枇杷糖浆”的药瓶，还有扬州酱菜瓶，都有盖，大小适中；到80年代，是“雀巢”的咖啡瓶。我眼前还有一个塑料文具盒，里面有些红蓝铅笔，圆珠笔和橡皮。我经常会忽发奇想，那些文具，如果在延安时期，那一定是会出现在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还有几个墨水瓶，分别是蓝黑、大红和墨汁，用于书写各种不同的文书；是一种书卷气与正义感。这种感觉对应于我所看到的邪恶，有一种两相抵消的平衡。在法院，我看到许多生活里的罪恶，更需要竖立公平正义。
我在我们法院审判庭的侯审羁押室的墙上，看到有个罪犯用手铐在墙上刻划出这样的字样：嘉兴小黄毛5年。这一定是我们虹口区嘉兴街道的一个罪犯，在自己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后，有感而发；几天以后，我特意又到了侯审羁押室，看到已经有人在“嘉兴小黄毛”边上添了“扁头8年”的字样。同样是用手铐刻划上去的。这两个家伙算是接上头了。
我对手铐是有感觉的。这是我在人民法院里所经历的感受深刻的角色体验。那天，我们要到第一看守所去提一个特大团伙犯罪的被告人，因为人多，便出动了大囚车，还要用三轮摩托开道。我跟着去，在前往的路上，是上班的高峰时候，路上很挤，警车呼啸着，引来路人异样的目光。我特意穿着便服，在去的路上，一个人坐在大囚车里，让人给我上了手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戴手铐。在手铐铐住我的瞬间，我下意识地挣了一挣，但即刻是一种绝望。冰凉的手铐闪着寒光，告诉我一个人的位置差异，告诉我，人在被限制自由后的心理反应，有一种陷落深渊的畏缩感。
路上亮起红灯，许多车停下来了。我看到路人在对我探头探脑，他们用一种惊异的目光对着我，并且将我当作一个“人物”在仰视。他们看到一个庞大的车队在押解我这么一个“罪犯”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一个“特写”人物。这是最具后现代主义的辛辣玩笑。于是，我竟也可以用一个“人物”的眼光来细细打量芸芸众生。我的眼光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好奇，也没有惊恐和不安。这让外面的人颇感失落。这与他们眼中的罪犯大相径庭。我当然也不能演得太过分，让人民心目中的敌人“气焰嚣张”。我不动声色，毫无表情，看着城市早上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骑着自行车，停在路边，一只脚支撑着地面；有个人围着漂亮的围巾，上面却落着一片败叶；一个买早点的家伙和一个小学生撞了一下，一锅子豆浆打翻在地。
这是日常生活。当你忽然感到这一切将真正离你远去时，你会恐惧，战栗不安。
我在法院里，内心经常揣着诸如此类的另类体验。那种了解犯罪，分析犯罪，惩罚犯罪的严密逻辑，细致推算；在烦杂繁复的民事纠纷里，观察到的人心叵测，使我像一名研究犯罪学的初涉此道的学者。有的罪犯是把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做了，这不算稀奇；让我更深思的是，有的罪犯是把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做了。他们在这点上，是比我更有勇气呢，还是更神智无知？我把这些只对自己说，说得自己也听得出那声音是沙哑的。检察官和法官并不会为我和其他疑犯的沙哑的声音所动。我静静地听着刑事案的被告在说话。直到现在，我觉得罪犯在法庭上说的话，是人相对真诚的话语。他们说出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对金钱的看法，对权力的看法，对罪错的悔恨，对此，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所有的犯罪其实都有智慧和勇气在里头。在80年代，我所看到的刑事犯罪案件多为偷皮夹子；偷马路仓库的钢筋；私刻公章，制造假合同，诈取货款的货源，是虚拟的抢手货ABS塑料粒子、钢材、水泥、澳毛，那须得将自己包装一下，也就是一套西装，家里装个电话，算是很像模像样的；有手機、呼机的，非得是港商；一个传呼电话，将在家里的人骗出来，然后罪犯登堂入室，那盗窃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须得将目标至公用电话间的距离行程计算得精确无误；是丝丝入扣的，速战速决。狭路相逢勇者胜，打架斗殴必须有将对手往死里打、压倒一切、无往而不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气势，这是心理上先压垮对方的精神力量；坦白的盗窃、贪污、行贿、受贿的数额和刑期成正比，坦白得越多，罪行越重，刑期越长；已经敲定的事实不要死不认帐，趁早坦白从宽；人际关系是一张张无边无际的网，要想接近目标可以在这张网里找到曲径通幽。 我体验着犯罪的气息，有一种被风干的感觉。有时候，我的心像一块化石。
很坏的人被铐在警车里。这人是真正的坏，杀人像杀猪一样。这人是要被枪毙的。
杀人的场面总要比一般的事儿来得惊心动魄。所以吸引人去看。我在法院工作的时候，一有枪毙人的公判会，是要例行公事的。我要写公判会宣传材料，写大会简报，收集各种反映，表示“人心大快”之类。
但我更加注意看人之将死的表情，神态是各异的，其言也善。我经常会和法警在一起，陪坐在死囚边上，得跟死囚聊天；送这家伙上路，这一路上，也怕他生事儿，便尽可能地顺着他，比如，有个家伙在路过徐家汇的时候，提出要看看“万体馆”，警车便往天钥桥路兜一圈，也算了了他最后的心愿。最多的是，那人噜哩罗嗦，反反复复地说同一件事儿，反复是一句话，诸如“我的小侄子，老乖的，我就想他”。还得给他抽烟，给他点烟，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再去想人生，都是晚了。
我在想，再有几支烟的功夫，这世界上，便没这个人了。这个人活着，对社会没带来什么好处；把这个人弄死，对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在这个生死关头，我这个旁观者也会弄得糊涂起来。反正，这个世界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即便是一个路人，也看不出枪毙另一个人，对自己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既没有大快人心的场面，也没有人会来劫法场。我们全副武装，全是为了摆摆样子。我抬眼望去，日头正高。只有大太阳是一个永恒。
有一个死囚，刚才到了公判会的会场后门，从囚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扭了脚腕，现在，脚脖子红肿起来，他在用上了手铐的手在揉，一面叫疼，汗水從他的额头上流下来。看上去他疼得蛮厉害的。
我边上的一个法警说：“我有张伤筋膏，一贴，会好一点。”说着，从自己的裤袋里摸出一张伤筋膏来，扯下来，敷在死囚的脚脖子上。
这一幕让我时时记起。有一种东西被感动起来。其实，这个脚脖子扭伤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不要说脚脖子有点疼，一枪嘣了也是活该。况且，不等这张伤筋膏的止痛效果完全起作用，那人也被毙了。我后来问法警：“他死也要死了，你再给他贴这张伤筋膏有什么用？”法警似乎想起了什么，答：“那个时候，我倒没想到他是个要死的死囚。不过，他是受伤了，看上去还是蛮痛的。我觉得我口袋里正好有一张伤筋膏药，就给他用一下。一张伤筋膏嘛。”
从任何意义上说，救死扶伤是人道的。对一个即将被处死的罪犯实行一次人道的“扶伤”，可以说是将人道主义体现到了极至。不经意，我身边的法警做到了。法警是没有想得这么多的，不过如果我现在想来还是无动于衷的话，那是不对了。我在那时候感到，我们可以感动的事儿，已经越来越少了，于是，便连感动的感觉，也在被淡忘，习以为常的是麻木和无动于衷。人道主义在我们这儿，在生活里，在文学里，有过一阵被遗忘，后来在恢复，在那个时候，文学理论上称之为“人道主义的恢复”。
1980年代，我便经常在生活里，小说里，探究这些人和事儿。
那是1980年代。后来我穿上法院的法官制服，戴上大沿帽的时候，还是这样想起纺织厂的老百姓。1980年代的法院干部，着制服，佩有很大的肩章。还有大沿帽，顶着大国徽。个个像高级将领。这很符合我的心目中“军团首长”的形像。我几乎便是冲着这个去投考法院干部招聘的。我还同时应聘了检察院的招干考试。它们两家都有制服和大沿帽，他们几乎同时要我去面试，并且都给我安排了文秘的工作。在那时，我已经发表小说。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部队文职人员”。也算是圆了一个军人梦。
城市的春季，许多树会散发出松香的味儿；我一直奇怪，这不是松树。就像我不是真正的军人一样，但我照样会散发出军人的气息。我喜欢吃干粮，面包或压缩饼干；喜欢坦克履带碾过的印痕，枪炮发射的后坐力；喜欢将大沿帽压得很低，并且略微歪斜；喜欢坐三轮摩托外出，坐在边上的车斗里，像德军少校冯迪特里斯。
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保持着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公仆”形像，那便是戴一副袖套；一大早拎着暖水瓶去机关开水房泡开水，然后跟着麦克风里的音乐做广播体操；这些都很重要。那种劳动布或再生布袖套，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劳动者感觉，上班套好，是要做事儿的，下班脱袖套，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两边一拉，一只正好套在另外一只里面。
法院制服带来军队的高贵气质，令人迷醉，但我依然会凝视我办公桌上的几样东西，它们同样使我迷恋，让我经常感受现实生活的朴实和简洁，一种克己奉公，忠于职守，诚恳待人的作风。那些回型针和大头针，用于简单装订文本，很简易实用，它们平时躺在小纸盒里，毫不起眼，也很少生锈，我想，发明这些小东西的人真的很聪明；坐办公室的人还喜欢使用各式各样的瓶子来代替喝茶的茶杯，是一种物尽其用的良好习性，从70年代开始，就有人使用“枇杷糖浆”的药瓶，还有扬州酱菜瓶，都有盖，大小适中；到80年代，是“雀巢”的咖啡瓶。我眼前还有一个塑料文具盒，里面有些红蓝铅笔，圆珠笔和橡皮。我经常会忽发奇想，那些文具，如果在延安时期，那一定是会出现在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还有几个墨水瓶，分别是蓝黑、大红和墨汁，用于书写各种不同的文书；是一种书卷气与正义感。这种感觉对应于我所看到的邪恶，有一种两相抵消的平衡。在法院，我看到许多生活里的罪恶，更需要竖立公平正义。
我在我们法院审判庭的侯审羁押室的墙上，看到有个罪犯用手铐在墙上刻划出这样的字样：嘉兴小黄毛5年。这一定是我们虹口区嘉兴街道的一个罪犯，在自己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后，有感而发；几天以后，我特意又到了侯审羁押室，看到已经有人在“嘉兴小黄毛”边上添了“扁头8年”的字样。同样是用手铐刻划上去的。这两个家伙算是接上头了。
我对手铐是有感觉的。这是我在人民法院里所经历的感受深刻的角色体验。那天，我们要到第一看守所去提一个特大团伙犯罪的被告人，因为人多，便出动了大囚车，还要用三轮摩托开道。我跟着去，在前往的路上，是上班的高峰时候，路上很挤，警车呼啸着，引来路人异样的目光。我特意穿着便服，在去的路上，一个人坐在大囚车里，让人给我上了手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戴手铐。在手铐铐住我的瞬间，我下意识地挣了一挣，但即刻是一种绝望。冰凉的手铐闪着寒光，告诉我一个人的位置差异，告诉我，人在被限制自由后的心理反应，有一种陷落深渊的畏缩感。
路上亮起红灯，许多车停下来了。我看到路人在对我探头探脑，他们用一种惊异的目光对着我，并且将我当作一个“人物”在仰视。他们看到一个庞大的车队在押解我这么一个“罪犯”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一个“特写”人物。这是最具后现代主义的辛辣玩笑。于是，我竟也可以用一个“人物”的眼光来细细打量芸芸众生。我的眼光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好奇，也没有惊恐和不安。这让外面的人颇感失落。这与他们眼中的罪犯大相径庭。我当然也不能演得太过分，让人民心目中的敌人“气焰嚣张”。我不动声色，毫无表情，看着城市早上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骑着自行车，停在路边，一只脚支撑着地面；有个人围着漂亮的围巾，上面却落着一片败叶；一个买早点的家伙和一个小学生撞了一下，一锅子豆浆打翻在地。
这是日常生活。当你忽然感到这一切将真正离你远去时，你会恐惧，战栗不安。
我在法院里，内心经常揣着诸如此类的另类体验。那种了解犯罪，分析犯罪，惩罚犯罪的严密逻辑，细致推算；在烦杂繁复的民事纠纷里，观察到的人心叵测，使我像一名研究犯罪学的初涉此道的学者。有的罪犯是把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做了，这不算稀奇；让我更深思的是，有的罪犯是把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做了。他们在这点上，是比我更有勇气呢，还是更神智无知？我把这些只对自己说，说得自己也听得出那声音是沙哑的。检察官和法官并不会为我和其他疑犯的沙哑的声音所动。我静静地听着刑事案的被告在说话。直到现在，我觉得罪犯在法庭上说的话，是人相对真诚的话语。他们说出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对金钱的看法，对权力的看法，对罪错的悔恨，对此，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所有的犯罪其实都有智慧和勇气在里头。在80年代，我所看到的刑事犯罪案件多为偷皮夹子；偷马路仓库的钢筋；私刻公章，制造假合同，诈取货款的货源，是虚拟的抢手货ABS塑料粒子、钢材、水泥、澳毛，那须得将自己包装一下，也就是一套西装，家里装个电话，算是很像模像样的；有手機、呼机的，非得是港商；一个传呼电话，将在家里的人骗出来，然后罪犯登堂入室，那盗窃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须得将目标至公用电话间的距离行程计算得精确无误；是丝丝入扣的，速战速决。狭路相逢勇者胜，打架斗殴必须有将对手往死里打、压倒一切、无往而不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气势，这是心理上先压垮对方的精神力量；坦白的盗窃、贪污、行贿、受贿的数额和刑期成正比，坦白得越多，罪行越重，刑期越长；已经敲定的事实不要死不认帐，趁早坦白从宽；人际关系是一张张无边无际的网，要想接近目标可以在这张网里找到曲径通幽。 我体验着犯罪的气息，有一种被风干的感觉。有时候，我的心像一块化石。
很坏的人被铐在警车里。这人是真正的坏，杀人像杀猪一样。这人是要被枪毙的。
杀人的场面总要比一般的事儿来得惊心动魄。所以吸引人去看。我在法院工作的时候，一有枪毙人的公判会，是要例行公事的。我要写公判会宣传材料，写大会简报，收集各种反映，表示“人心大快”之类。
但我更加注意看人之将死的表情，神态是各异的，其言也善。我经常会和法警在一起，陪坐在死囚边上，得跟死囚聊天；送这家伙上路，这一路上，也怕他生事儿，便尽可能地顺着他，比如，有个家伙在路过徐家汇的时候，提出要看看“万体馆”，警车便往天钥桥路兜一圈，也算了了他最后的心愿。最多的是，那人噜哩罗嗦，反反复复地说同一件事儿，反复是一句话，诸如“我的小侄子，老乖的，我就想他”。还得给他抽烟，给他点烟，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再去想人生，都是晚了。
我在想，再有几支烟的功夫，这世界上，便没这个人了。这个人活着，对社会没带来什么好处；把这个人弄死，对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在这个生死关头，我这个旁观者也会弄得糊涂起来。反正，这个世界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即便是一个路人，也看不出枪毙另一个人，对自己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既没有大快人心的场面，也没有人会来劫法场。我们全副武装，全是为了摆摆样子。我抬眼望去，日头正高。只有大太阳是一个永恒。
有一个死囚，刚才到了公判会的会场后门，从囚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扭了脚腕，现在，脚脖子红肿起来，他在用上了手铐的手在揉，一面叫疼，汗水從他的额头上流下来。看上去他疼得蛮厉害的。
我边上的一个法警说：“我有张伤筋膏，一贴，会好一点。”说着，从自己的裤袋里摸出一张伤筋膏来，扯下来，敷在死囚的脚脖子上。
这一幕让我时时记起。有一种东西被感动起来。其实，这个脚脖子扭伤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不要说脚脖子有点疼，一枪嘣了也是活该。况且，不等这张伤筋膏的止痛效果完全起作用，那人也被毙了。我后来问法警：“他死也要死了，你再给他贴这张伤筋膏有什么用？”法警似乎想起了什么，答：“那个时候，我倒没想到他是个要死的死囚。不过，他是受伤了，看上去还是蛮痛的。我觉得我口袋里正好有一张伤筋膏药，就给他用一下。一张伤筋膏嘛。”
从任何意义上说，救死扶伤是人道的。对一个即将被处死的罪犯实行一次人道的“扶伤”，可以说是将人道主义体现到了极至。不经意，我身边的法警做到了。法警是没有想得这么多的，不过如果我现在想来还是无动于衷的话，那是不对了。我在那时候感到，我们可以感动的事儿，已经越来越少了，于是，便连感动的感觉，也在被淡忘，习以为常的是麻木和无动于衷。人道主义在我们这儿，在生活里，在文学里，有过一阵被遗忘，后来在恢复，在那个时候，文学理论上称之为“人道主义的恢复”。
1980年代，我便经常在生活里，小说里，探究这些人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