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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对李光耀曾有这样的评价：“李光耀为世界级的华人政治家，不仅创建了民主法治、繁荣安乐的新加坡共和国，且对亚洲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为全球华人带来了希望与信心。”是的，李光耀的治国之道是华人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硕果之一。李光耀主导的廉政建设被认为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
三记重拳让人不敢贪
在使人不敢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轻罪重判，重刑治贪。反贪污法规定，对小到收受一盒香烟或一盒咖啡的公务员，也可视其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指控。有一个狱吏因收受犯人15元，为犯人代买香烟而被判刑。还有一个狱吏给一个犯人传话，收了一瓶咖啡就被开除了。甚至一个人仅有贪污意念，没有实施行为，贪污罪名亦可成立。新加坡公民即使是在国外的贪污行为，也要按国内的法律惩处。
二是赋予反贪部门较大的权力。反贪污法规定，贪污调查局局长或任何特别调查官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扣押涉嫌贪污之人。公共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可以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局长或特别调查官调查任何银行账户、股票账户、费用账户或其他账户，以及银行保险箱，可以调查怀疑对象的妻子、子女，或者检察官确信的该人的信托人、代理人相关的银行账目。
三是职位越高，处罚越重，要求越严。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决心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政务部长黄循文因为接受了一位外国商人2000美元的旅游费，就被判刑4年，取消了在职时的公积金。1995年媒体报道李光耀在购买两处房产中，获得了开发商的折扣优惠。由于李光耀的弟弟在开发商公司中担任非执行董事，人们猜测这里面有不公平交易的猫腻，总理吴作栋立即下令调查。结果发现开发商对其他客户同样给予了折扣优惠，是一种售房惯例。李光耀向社会公开了所购房产的价格和开发商主动给予的折扣，并把100万元的折扣上交给政府。吴作栋认定这笔折扣没有什么不妥，把钱退给了李光耀，李光耀最后把这100万元捐给了慈善机构。同时，他还要求吴作栋把这件事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此事的来龙去脉。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是开国元老，与李光耀有着很深的私交。他被查出贪污受贿50万元，便向李光耀求情，但李光耀不徇私情。郑章远不愿接受法律制裁，选择了自杀。李光耀去看望了郑的遗孀，她提出，鉴于郑的功绩，能否不要再验尸了，免得难堪。李告诉她，这件事只有医生说了算，有关部门必须进行验尸。不久郑的家人便离开了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她们太没面子了。事后李光耀对人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30年所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公务员法和双重检查制度让人不能贪
在使人不能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制定了极为详细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实施全面约束。例如，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即可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上级官员不准向下属借钱；任何官员借钱给他人不准收取利息；不准接受下属礼品；公务员一天24小时均为政府支配，业余时间从事商贸或其他活动，须得有关部门的书面批准；每年7月1日，公务人员向所在部门申报财产详情，出具财产清单，经公证处审查，贪污调查局核实，如发现财产来源不正当，贪污调查局取证后，移送法院处理。二是实行双重检查制度，确保一个官员的决定，必须由另外一个官员审查或监督。例如，新加坡本来实行议会内阁制，不设总统。后来担心总理会干涉对其涉嫌贪污的调查，以及滥用人事权力，因此便设立了民选总统一职，以制约总理。
高薪和公积金制度让人不用贪
在使人不用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部长、法官、高级公务员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的薪金与私人企业界的所报税额相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的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上述人员的薪水要占到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收入的2/3。这个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时高时低，但这项制度确保了政府重要公务人员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居于上等水平。在美国，总统任命来自私人企业界的高薪人员出任公职，任期不长，只有一两任，然后他们便回到私人机构去，继续当律师、企业高管或说客，但他们这时可以随意会见政府的重要人物，身价提高了。李光耀认为这个“旋转门”制度不可取。
二是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是由职工和雇主向政府交纳的用于职工购买住房和退休后养老的资金，大体相当于职工每月工资的40%，资历越长，地位越高的人，公积金越多，一般都是几十万元。有了这笔钱，养老则不成问题。公积金制度可以遏制人们贪污，因为只要有贪污行为就会被开除，公积金就会被没收，养老就成问题了，所以这项制度可以促使职工积极工作，争取更高的收入，积累更多的公积金储蓄，得到更稳妥的社会保障。
道德日记把贪念消灭于萌芽状态
在使人不想贪污方面，新加坡要求公务人员记录道德日记。这本由政府每年颁发的日记本，编有页次和月日，第一页由该工作人员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写其宣誓书，保证所载内容均为事实。公务人员必须随时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记录下来。每周一上午上班时，交主管官员检查。如果发现所记内容有问题，立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调查核实。法律也有关于公务人员“说谎罪”的规定。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处理过轰动新加坡的七大商业案件，并追回1.5亿元的国家资产，是新加坡公认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但后来却因两起“说谎罪”案件（一件是他向政府申请一笔钱买新车，但后来买的却是部旧车，另一件是他向别人夸耀一个企业效益好，已经上市，但实际还在申请上市过程中），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同时被取消了50万元公积金和30万元的退休金，从此不准再担任公务员。
一朵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柄利剑穿过花心。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标记：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利剑——法律所向无敌。这标记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局徽。政府官员的贪污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称为不治之症，而新加坡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它的官场和它的广场一样，都是清洁的。
（摘自《国家拐点》）
三记重拳让人不敢贪
在使人不敢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轻罪重判，重刑治贪。反贪污法规定，对小到收受一盒香烟或一盒咖啡的公务员，也可视其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指控。有一个狱吏因收受犯人15元，为犯人代买香烟而被判刑。还有一个狱吏给一个犯人传话，收了一瓶咖啡就被开除了。甚至一个人仅有贪污意念，没有实施行为，贪污罪名亦可成立。新加坡公民即使是在国外的贪污行为，也要按国内的法律惩处。
二是赋予反贪部门较大的权力。反贪污法规定，贪污调查局局长或任何特别调查官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扣押涉嫌贪污之人。公共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可以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局长或特别调查官调查任何银行账户、股票账户、费用账户或其他账户，以及银行保险箱，可以调查怀疑对象的妻子、子女，或者检察官确信的该人的信托人、代理人相关的银行账目。
三是职位越高，处罚越重，要求越严。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决心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政务部长黄循文因为接受了一位外国商人2000美元的旅游费，就被判刑4年，取消了在职时的公积金。1995年媒体报道李光耀在购买两处房产中，获得了开发商的折扣优惠。由于李光耀的弟弟在开发商公司中担任非执行董事，人们猜测这里面有不公平交易的猫腻，总理吴作栋立即下令调查。结果发现开发商对其他客户同样给予了折扣优惠，是一种售房惯例。李光耀向社会公开了所购房产的价格和开发商主动给予的折扣，并把100万元的折扣上交给政府。吴作栋认定这笔折扣没有什么不妥，把钱退给了李光耀，李光耀最后把这100万元捐给了慈善机构。同时，他还要求吴作栋把这件事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此事的来龙去脉。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是开国元老，与李光耀有着很深的私交。他被查出贪污受贿50万元，便向李光耀求情，但李光耀不徇私情。郑章远不愿接受法律制裁，选择了自杀。李光耀去看望了郑的遗孀，她提出，鉴于郑的功绩，能否不要再验尸了，免得难堪。李告诉她，这件事只有医生说了算，有关部门必须进行验尸。不久郑的家人便离开了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她们太没面子了。事后李光耀对人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30年所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公务员法和双重检查制度让人不能贪
在使人不能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制定了极为详细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实施全面约束。例如，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即可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上级官员不准向下属借钱；任何官员借钱给他人不准收取利息；不准接受下属礼品；公务员一天24小时均为政府支配，业余时间从事商贸或其他活动，须得有关部门的书面批准；每年7月1日，公务人员向所在部门申报财产详情，出具财产清单，经公证处审查，贪污调查局核实，如发现财产来源不正当，贪污调查局取证后，移送法院处理。二是实行双重检查制度，确保一个官员的决定，必须由另外一个官员审查或监督。例如，新加坡本来实行议会内阁制，不设总统。后来担心总理会干涉对其涉嫌贪污的调查，以及滥用人事权力，因此便设立了民选总统一职，以制约总理。
高薪和公积金制度让人不用贪
在使人不用贪污方面，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部长、法官、高级公务员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的薪金与私人企业界的所报税额相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的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上述人员的薪水要占到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收入的2/3。这个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时高时低，但这项制度确保了政府重要公务人员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居于上等水平。在美国，总统任命来自私人企业界的高薪人员出任公职，任期不长，只有一两任，然后他们便回到私人机构去，继续当律师、企业高管或说客，但他们这时可以随意会见政府的重要人物，身价提高了。李光耀认为这个“旋转门”制度不可取。
二是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是由职工和雇主向政府交纳的用于职工购买住房和退休后养老的资金，大体相当于职工每月工资的40%，资历越长，地位越高的人，公积金越多，一般都是几十万元。有了这笔钱，养老则不成问题。公积金制度可以遏制人们贪污，因为只要有贪污行为就会被开除，公积金就会被没收，养老就成问题了，所以这项制度可以促使职工积极工作，争取更高的收入，积累更多的公积金储蓄，得到更稳妥的社会保障。
道德日记把贪念消灭于萌芽状态
在使人不想贪污方面，新加坡要求公务人员记录道德日记。这本由政府每年颁发的日记本，编有页次和月日，第一页由该工作人员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写其宣誓书，保证所载内容均为事实。公务人员必须随时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记录下来。每周一上午上班时，交主管官员检查。如果发现所记内容有问题，立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调查核实。法律也有关于公务人员“说谎罪”的规定。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处理过轰动新加坡的七大商业案件，并追回1.5亿元的国家资产，是新加坡公认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但后来却因两起“说谎罪”案件（一件是他向政府申请一笔钱买新车，但后来买的却是部旧车，另一件是他向别人夸耀一个企业效益好，已经上市，但实际还在申请上市过程中），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同时被取消了50万元公积金和30万元的退休金，从此不准再担任公务员。
一朵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柄利剑穿过花心。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标记：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利剑——法律所向无敌。这标记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局徽。政府官员的贪污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称为不治之症，而新加坡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它的官场和它的广场一样，都是清洁的。
（摘自《国家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