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4小时营业的上海大众书局福州路店店内一角，济济一堂，人头攒动。由本地的小宝、毛尖、陈子善三位坐镇，还有远道而来的“舒哥”——舒国治，聊电影、聊文学、聊生活，为慕名而来的读者奉献一场精彩的对谈。
到了读者问答环节，“舒哥”俨然成了当晚的主角，读者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抛过去，不见他有丝毫的敷衍厌倦，反倒是极其的认真。与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演说者不同，舒国治温文尔雅，面对问题，他总是停顿片刻，一番思索，再以散文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耐人寻味，意蕴悠长。
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成长于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的60年代。青年时期原习电影，与杨德昌、金士杰私交甚好，70年代初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惊艳台湾文坛。80年代毅然“自毀前程”，浪迹美国，一去七年。此后所写，多及旅行、小吃，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
如果要选一个作家代表一个城市，那么舒国治肯定是台北的首选。在台北，舒国治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小吃教主”、“晃荡达人”、“台北地下市长”，头衔众多，但他在大陆红起来还是近几年的事。 2010年初，一部由梁文道作序推荐的《理想的下午》引入大陆，其淡泊随性、恣意自由的生活态度为众人推崇备至，一时间成为都市“慢生活”宝典。除了拿手的“舒式游记”，他在书中写“理想的下午”,写“赖床”，写“早上五点”，生活的细碎时光在他的笔下慢慢流淌。我们总在抱怨生活无聊，其实可以享受的是那么多，关键还在于你的心态。这回，他给大陆读者带来了简体字版《门外汉的京都》，京都在他手中有了一种独具一格的品质。
如今，年届六十的他未显任何疲态，瘦而高，还是背上双肩包就能徒步旅行的“少年”。他曾说过：“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来，结果这个暑假开始后，到现在还没结束。”谁不想做一个永远拥有假期、可以四处晃荡的学生呢，但有勇气实践，挣脱人生枷锁的却又寥寥无几，舒国治是其中一个。不过，现在他的生活稍稍有了一些改变，他结婚了。这个消息对于崇拜他的女文青来说，不亚于噩耗，仙风道骨的“舒哥”终于还是回归了柴米油盐的日子。
不过，舒国治觉得“有人相陪的生活亦是一种佳境”，因为可以两个人结伴游玩、吃喝、访友，生活也并无特别大的变化，还是那个无房无车少存款、不执著不奋斗、清简度日优哉游哉的“舒哥”。问起这个随遇而安的老男孩“自由”为何物时，他给出自己的答案：“自由是你本来乘地铁要到人民广场的，但在陕西南路就下来了，结果你索性在陕西南路逛了一会儿书店，吃了一客生煎馒头，居然也不觉得有啥失落，这就是自由。”
流浪，与世俗背道而驰
《新民周刊》：你曾在以前的访谈中提到，战后的社会环境没有强迫你去做“不必要做的事情”，所以你有机会选择这样一种与世俗眼光背道而驰的生活，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舒国治: 所谓战后，是指我是“战后婴儿潮”（Baby Boom）中的一员。这种时候出生的小孩，原有一特色，便是“欣喜若狂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各国略有不同，战败国忙着重整，略有一丝苦氛，如日本、如德国。至若中国，虽胜了日本，却仍然元气大伤，也要重整。我生在台湾，那是中国内战后，战败的一方渡过了海峡而到达的一座小岛。我小时没看过高墙大庙，没看过宫室之美、百官之富。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种阶级，均贫的阶级。故而我从没想过要赚钱、要致富，乃因我不知何种模样称作富。于是我没想过要做贸易、要做股票、要做房地产，同时我也真不知有啥事可做。但我知道的是，可以不用奋斗就最好别奋斗，因为社会上特别奋斗的人究竟又弄出什么屁来，老实说，我没看到。我不是蓄意要与世俗背道而驰，世俗原就太糟太糟了，你不用干什么惊世骇俗之事，就已和它不同道了。
《新民周刊》：无论在哪个时代，打破社会规定时序，选择浪游生活，于旁人来说是艳羡，于自己实践却需要极大的勇气。你做到了，还成了一名相当成功的作家，然而并不是每个“任性自主”的人都能获得成功，在大陆，这样的情形更是鲜见，似乎循规蹈矩才能获得安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舒国治：我不敢言成功。也不能说流浪或不想工作的经历使我成为作家。我自二十多岁便写些东西，在四十六七岁前从没想过要做一个专职的作家。任性是一种缺点，但有些人不见得改得掉。任性与成功，不该混在一起讨论。只是我写些东西，又任性不去从事“安全”的工作，意外地也能活命，这个案例或许稍微特殊。但追求成功，我没太去想。你说的循规蹈矩，我也不算太不循规蹈矩。大部分人心中要的，不管是安全或房子、车子，即使都得着了，是否就算是成功，这些皆不是我所懂的。须知我至今也没买房子、车子。
《新民周刊》：你曾对“理想”提出质疑，认为它已经被人们所滥用，你怎么看待“理想”这个词，你的“流浪”是漫无目的吗？
舒国治：我的文章《理想的下午》，“理想”是一笼统的词，但也很美，很适合用成形容词，特别是加在“下午”的上面。但它不宜绞尽脑汁去定义，你顺手拈来，用得恰好，便是佳义，否则便可能很空泛。
流浪，也不是一个计划，也没有定貌。人开始在外浮动，没有稳定的停留处，又一站一站地胡走，哪怕是在工作岗位上的浮动，皆可称流浪。它往往是事后回看，像哪年至哪年，我啥事也没干，去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每天睡在哪儿都说不明白，这种过程，事后想来，是流浪。它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词。
《新民周刊》：你希望破除人生的枷锁，过一种任性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爱看你的书，也推崇你所秉持的生活态度，而你却不太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生活，是吗？
舒国治：年轻，是最好的本钱，无需去学谁。我的生活，我欢迎大家来参考，但我亦是摸索来的，甚至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版本。生活本来不难，但社会上把项目弄得太咋咋呼呼的，年轻人要懂得截头去尾，只取那最本质的，便有可能过得好生活。
与电影擦肩而过
《新民周刊》：青年时期你曾研习电影，也有过改变当时台湾电影格局的梦想，但却又在众人瞩目的时候抛开一切远游美国，一去七年。现在回想，放弃电影梦，会有些遗憾吗？
到了读者问答环节，“舒哥”俨然成了当晚的主角，读者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抛过去，不见他有丝毫的敷衍厌倦，反倒是极其的认真。与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演说者不同，舒国治温文尔雅，面对问题，他总是停顿片刻，一番思索，再以散文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耐人寻味，意蕴悠长。
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成长于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的60年代。青年时期原习电影，与杨德昌、金士杰私交甚好，70年代初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惊艳台湾文坛。80年代毅然“自毀前程”，浪迹美国，一去七年。此后所写，多及旅行、小吃，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
如果要选一个作家代表一个城市，那么舒国治肯定是台北的首选。在台北，舒国治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小吃教主”、“晃荡达人”、“台北地下市长”，头衔众多，但他在大陆红起来还是近几年的事。 2010年初，一部由梁文道作序推荐的《理想的下午》引入大陆，其淡泊随性、恣意自由的生活态度为众人推崇备至，一时间成为都市“慢生活”宝典。除了拿手的“舒式游记”，他在书中写“理想的下午”,写“赖床”，写“早上五点”，生活的细碎时光在他的笔下慢慢流淌。我们总在抱怨生活无聊，其实可以享受的是那么多，关键还在于你的心态。这回，他给大陆读者带来了简体字版《门外汉的京都》，京都在他手中有了一种独具一格的品质。
如今，年届六十的他未显任何疲态，瘦而高，还是背上双肩包就能徒步旅行的“少年”。他曾说过：“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来，结果这个暑假开始后，到现在还没结束。”谁不想做一个永远拥有假期、可以四处晃荡的学生呢，但有勇气实践，挣脱人生枷锁的却又寥寥无几，舒国治是其中一个。不过，现在他的生活稍稍有了一些改变，他结婚了。这个消息对于崇拜他的女文青来说，不亚于噩耗，仙风道骨的“舒哥”终于还是回归了柴米油盐的日子。
不过，舒国治觉得“有人相陪的生活亦是一种佳境”，因为可以两个人结伴游玩、吃喝、访友，生活也并无特别大的变化，还是那个无房无车少存款、不执著不奋斗、清简度日优哉游哉的“舒哥”。问起这个随遇而安的老男孩“自由”为何物时，他给出自己的答案：“自由是你本来乘地铁要到人民广场的，但在陕西南路就下来了，结果你索性在陕西南路逛了一会儿书店，吃了一客生煎馒头，居然也不觉得有啥失落，这就是自由。”
流浪，与世俗背道而驰
《新民周刊》：你曾在以前的访谈中提到，战后的社会环境没有强迫你去做“不必要做的事情”，所以你有机会选择这样一种与世俗眼光背道而驰的生活，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舒国治: 所谓战后，是指我是“战后婴儿潮”（Baby Boom）中的一员。这种时候出生的小孩，原有一特色，便是“欣喜若狂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各国略有不同，战败国忙着重整，略有一丝苦氛，如日本、如德国。至若中国，虽胜了日本，却仍然元气大伤，也要重整。我生在台湾，那是中国内战后，战败的一方渡过了海峡而到达的一座小岛。我小时没看过高墙大庙，没看过宫室之美、百官之富。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种阶级，均贫的阶级。故而我从没想过要赚钱、要致富，乃因我不知何种模样称作富。于是我没想过要做贸易、要做股票、要做房地产，同时我也真不知有啥事可做。但我知道的是，可以不用奋斗就最好别奋斗，因为社会上特别奋斗的人究竟又弄出什么屁来，老实说，我没看到。我不是蓄意要与世俗背道而驰，世俗原就太糟太糟了，你不用干什么惊世骇俗之事，就已和它不同道了。
《新民周刊》：无论在哪个时代，打破社会规定时序，选择浪游生活，于旁人来说是艳羡，于自己实践却需要极大的勇气。你做到了，还成了一名相当成功的作家，然而并不是每个“任性自主”的人都能获得成功，在大陆，这样的情形更是鲜见，似乎循规蹈矩才能获得安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舒国治：我不敢言成功。也不能说流浪或不想工作的经历使我成为作家。我自二十多岁便写些东西，在四十六七岁前从没想过要做一个专职的作家。任性是一种缺点，但有些人不见得改得掉。任性与成功，不该混在一起讨论。只是我写些东西，又任性不去从事“安全”的工作，意外地也能活命，这个案例或许稍微特殊。但追求成功，我没太去想。你说的循规蹈矩，我也不算太不循规蹈矩。大部分人心中要的，不管是安全或房子、车子，即使都得着了，是否就算是成功，这些皆不是我所懂的。须知我至今也没买房子、车子。
《新民周刊》：你曾对“理想”提出质疑，认为它已经被人们所滥用，你怎么看待“理想”这个词，你的“流浪”是漫无目的吗？
舒国治：我的文章《理想的下午》，“理想”是一笼统的词，但也很美，很适合用成形容词，特别是加在“下午”的上面。但它不宜绞尽脑汁去定义，你顺手拈来，用得恰好，便是佳义，否则便可能很空泛。
流浪，也不是一个计划，也没有定貌。人开始在外浮动，没有稳定的停留处，又一站一站地胡走，哪怕是在工作岗位上的浮动，皆可称流浪。它往往是事后回看，像哪年至哪年，我啥事也没干，去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每天睡在哪儿都说不明白，这种过程，事后想来，是流浪。它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词。
《新民周刊》：你希望破除人生的枷锁，过一种任性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爱看你的书，也推崇你所秉持的生活态度，而你却不太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生活，是吗？
舒国治：年轻，是最好的本钱，无需去学谁。我的生活，我欢迎大家来参考，但我亦是摸索来的，甚至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版本。生活本来不难，但社会上把项目弄得太咋咋呼呼的，年轻人要懂得截头去尾，只取那最本质的，便有可能过得好生活。
与电影擦肩而过
《新民周刊》：青年时期你曾研习电影，也有过改变当时台湾电影格局的梦想，但却又在众人瞩目的时候抛开一切远游美国，一去七年。现在回想，放弃电影梦，会有些遗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