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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肾脏移植手术的价格，在印度是1.5万美元(1美元约合6.5元人民币)。在中国是6.2万美元，在美国本土则高达26.29万美元。
非法的肾脏同廉价玩具—样，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了这些廉价的器官，美国的富人不必再为等一个肾脏而花上数年时间。他们可以到其他国家，只需要美国本土1／10的花费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从而催生了“器官移植旅行团”。
买卖器官的人
欧盟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一家与科索沃高级官员有牵连的诊所就非法从事过器官摘取的手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贫民窟居民常常会受到诱骗，为了小额的回报而卖掉自已的器官。
钦奈，这个700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成为印度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交易量最大的是肾脏。钦奈北部的维利瓦卡姆贫民窟被称作“肾镇”，印度卫生部的调查显示，那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卖过肾，大多数居民都有肾脏“捐献”之后留下的伤疤。
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死刑犯的遗体会按需进行器官“捐赠”，从而被例行公事地施行检验、配型以及保存。
以上，都是美国记者斯科特·卡尼多年调查所知的血腥事实。
2000年初，斯科特·卡尼生活在印度南部，给来自美国的处于海外学习期的学生讲授人类学(海外学习期是国外一些大学的特色科目，让所有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一个或两个学期的时间在国外度过)。
一次，卡尼的一个学生自杀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自杀。两天之后，当地调查学生死因的警官来验尸，而多家报纸的记者也贿赂学校进入停尸间来拍摄具有新闻价值的尸体。卡尼的任务是摄影，给那具被法医大卸八块的尸体详细拍照，以供警察局分析使用。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卡尼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一件商品。后来卡尼放弃教职转行做起了调查记者，为美国多家杂志供稿。南亚的社会背景，让他见识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卡尼把身体买卖称为“血腥市场”，这个词包括非法和合法的人类骨骼、血液、器官、卵细胞的交易，还包括代孕、贩卖儿童等行为。
2011年5月出版的《血腥市场：追踪贩卖器官和骨骼的贩子、血液民工和拐卖儿童者》一书是卡尼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其内容令人触目惊心。
其中有来自印度“骨骼农场”的生动现场报道。在印度的骨骼农场，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散发着刺鼻臭气。晾晒在阳光下，然后制成骷髅标本。每具骷髅标本可以卖到3000－5500美元之间。这些人骨大多来自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该地每年要出产差不多6万具骷髅标本。
尽管1985年，印度就出台法律禁止出口人体。但如今，黑市上的骷髅标本还是大多都从印度各处的墓地里盗取出来，经过在酸性溶液里的浸泡清洗之后，被偷运出印度。
最诡异的故事莫过于印度的“挤血”农场了：血液在印度的价格是每500毫升25美元，而美国则是340美元。2008年，印度警方破获了“挤血”贩子团伙，他们囚禁了几个男人，定期从他们身上抽血然后卖给附近的医院，最悲惨的一位已经被囚禁了3年。
卡尼的书中也讲到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
2001年，一位担任过外科医生的中国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坦言，他曾经从上百名被执行死刑的中国犯人身上提取过数以百计的眼角膜、肾脏以及皮肤。卡尼认为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还有心脏和肝脏。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7年在国际医学期刊《肝脏移植》发表文章说，中国每年大约要完成1万例移植手术，所用器官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不过，尽管如此，仍存在短缺现象，根据大赦国际提供的数据，中国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有5000人。
越匿名，越黑暗
器官移植本来是20世纪医学进步的最主要成果，但也催生了现代医学最不可见光的阴暗面：贫穷的人为富有的人出卖身体。匿名的捐赠体系本意是为了从人道主义出发，但是这却给中间商盘剥提供了可乘之机。
卡尼书中最令人心碎的是一个印度家庭家破人亡的故事。这家人为了找到自己被绑架的儿子，卖掉了全部家当。线索显示，他们的儿子被卖给了美国的一家收养机构，美国中西部一对夫妻可能收养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们拒绝确认孩子的身份。
这个故事同中国邵阳发生的，计生部门强行将超生婴儿抱走，然后通过福利院转交给美国收养机构的新闻如出一辙。婴儿被送往国外后，不论是亲生父母还是收养方，都很难确认婴儿的真实身份和去向。
1984年，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禁止买卖人类的器官和组织，推出了移植器官的匿名制度。这其实加剧了“血腥市场”的不公平，法律并不能确保人类的身体不会被当作“不同器官的简单组合”来买卖。当器官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一些利欲熏心之人自然就干起了非法的勾当。
即便真地放开“市场”，也不能减少器官的买卖。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实：义务的捐赠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所需求的那些珍贵器官。现在的悖论是，我们既不想让人类器官公开买卖，还尽力推进延长人类生命的医疗技术。
人类器官“供应链完全透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消除牟利的中间商，正是他们驱使穷人为了钱出卖他们的肾脏、血液和子宫。卡尼认为，每一袋血液都要标注上原始的捐赠人，每个被收养的儿童都应该可以了解自己的出身，每一个移植者都应该知道是谁捐献给了他这个器官。现在。很多这样的信息都以个人隐私法的名义遮蔽了，不过即便实行“器官捐献”实名制，很快就会出现伪造这些文件的骗子。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器官非法买卖的问题，还需要世界上富有的特权阶级重新审视他们对生命的期望。卡尼暗示。近几年来的肾脏移植手术并不是非常成功。当然了，如果移植一个器官可以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多活几年，多数人都会不惜一切甘冒风险。但是西方的富人们也应该想想为延长自己的几年生命，会让别人付出怎样的代价。
也许内心也会有不安，但是人类器官的非人性化交易模糊了这种代价。
非法的肾脏同廉价玩具—样，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了这些廉价的器官，美国的富人不必再为等一个肾脏而花上数年时间。他们可以到其他国家，只需要美国本土1／10的花费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从而催生了“器官移植旅行团”。
买卖器官的人
欧盟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一家与科索沃高级官员有牵连的诊所就非法从事过器官摘取的手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贫民窟居民常常会受到诱骗，为了小额的回报而卖掉自已的器官。
钦奈，这个700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成为印度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交易量最大的是肾脏。钦奈北部的维利瓦卡姆贫民窟被称作“肾镇”，印度卫生部的调查显示，那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卖过肾，大多数居民都有肾脏“捐献”之后留下的伤疤。
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死刑犯的遗体会按需进行器官“捐赠”，从而被例行公事地施行检验、配型以及保存。
以上，都是美国记者斯科特·卡尼多年调查所知的血腥事实。
2000年初，斯科特·卡尼生活在印度南部，给来自美国的处于海外学习期的学生讲授人类学(海外学习期是国外一些大学的特色科目，让所有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一个或两个学期的时间在国外度过)。
一次，卡尼的一个学生自杀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自杀。两天之后，当地调查学生死因的警官来验尸，而多家报纸的记者也贿赂学校进入停尸间来拍摄具有新闻价值的尸体。卡尼的任务是摄影，给那具被法医大卸八块的尸体详细拍照，以供警察局分析使用。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卡尼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一件商品。后来卡尼放弃教职转行做起了调查记者，为美国多家杂志供稿。南亚的社会背景，让他见识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卡尼把身体买卖称为“血腥市场”，这个词包括非法和合法的人类骨骼、血液、器官、卵细胞的交易，还包括代孕、贩卖儿童等行为。
2011年5月出版的《血腥市场：追踪贩卖器官和骨骼的贩子、血液民工和拐卖儿童者》一书是卡尼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其内容令人触目惊心。
其中有来自印度“骨骼农场”的生动现场报道。在印度的骨骼农场，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散发着刺鼻臭气。晾晒在阳光下，然后制成骷髅标本。每具骷髅标本可以卖到3000－5500美元之间。这些人骨大多来自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该地每年要出产差不多6万具骷髅标本。
尽管1985年，印度就出台法律禁止出口人体。但如今，黑市上的骷髅标本还是大多都从印度各处的墓地里盗取出来，经过在酸性溶液里的浸泡清洗之后，被偷运出印度。
最诡异的故事莫过于印度的“挤血”农场了：血液在印度的价格是每500毫升25美元，而美国则是340美元。2008年，印度警方破获了“挤血”贩子团伙，他们囚禁了几个男人，定期从他们身上抽血然后卖给附近的医院，最悲惨的一位已经被囚禁了3年。
卡尼的书中也讲到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
2001年，一位担任过外科医生的中国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坦言，他曾经从上百名被执行死刑的中国犯人身上提取过数以百计的眼角膜、肾脏以及皮肤。卡尼认为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还有心脏和肝脏。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7年在国际医学期刊《肝脏移植》发表文章说，中国每年大约要完成1万例移植手术，所用器官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不过，尽管如此，仍存在短缺现象，根据大赦国际提供的数据，中国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有5000人。
越匿名，越黑暗
器官移植本来是20世纪医学进步的最主要成果，但也催生了现代医学最不可见光的阴暗面：贫穷的人为富有的人出卖身体。匿名的捐赠体系本意是为了从人道主义出发，但是这却给中间商盘剥提供了可乘之机。
卡尼书中最令人心碎的是一个印度家庭家破人亡的故事。这家人为了找到自己被绑架的儿子，卖掉了全部家当。线索显示，他们的儿子被卖给了美国的一家收养机构，美国中西部一对夫妻可能收养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们拒绝确认孩子的身份。
这个故事同中国邵阳发生的，计生部门强行将超生婴儿抱走，然后通过福利院转交给美国收养机构的新闻如出一辙。婴儿被送往国外后，不论是亲生父母还是收养方，都很难确认婴儿的真实身份和去向。
1984年，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禁止买卖人类的器官和组织，推出了移植器官的匿名制度。这其实加剧了“血腥市场”的不公平，法律并不能确保人类的身体不会被当作“不同器官的简单组合”来买卖。当器官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一些利欲熏心之人自然就干起了非法的勾当。
即便真地放开“市场”，也不能减少器官的买卖。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实：义务的捐赠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所需求的那些珍贵器官。现在的悖论是，我们既不想让人类器官公开买卖，还尽力推进延长人类生命的医疗技术。
人类器官“供应链完全透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消除牟利的中间商，正是他们驱使穷人为了钱出卖他们的肾脏、血液和子宫。卡尼认为，每一袋血液都要标注上原始的捐赠人，每个被收养的儿童都应该可以了解自己的出身，每一个移植者都应该知道是谁捐献给了他这个器官。现在。很多这样的信息都以个人隐私法的名义遮蔽了，不过即便实行“器官捐献”实名制，很快就会出现伪造这些文件的骗子。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器官非法买卖的问题，还需要世界上富有的特权阶级重新审视他们对生命的期望。卡尼暗示。近几年来的肾脏移植手术并不是非常成功。当然了，如果移植一个器官可以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多活几年，多数人都会不惜一切甘冒风险。但是西方的富人们也应该想想为延长自己的几年生命，会让别人付出怎样的代价。
也许内心也会有不安，但是人类器官的非人性化交易模糊了这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