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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医院了——是清晨外出散步时，一不留神，被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一辆捷达小汽车轻而易举地撞进医院的。
这是我走过的整整70年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正正规规”地住院。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庄稼汉，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原本没那么娇贵，日常极少患病。即便偶患头疼脑热的小疾，无非是皱皱眉头扛上个三天两夜，也就不药而愈。而这次在医院一躺就整整18天，而且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耗时近4个钟头的接骨手术。
肇事司机是X保险公司的一位年轻员工。清晨我去公园遛早，中途路过一个加油站的进出口，我小心谨慎地瞭望确认没有进出的车辆后，便紧走两步想快速通过这个宽约10余米出入口。 此时一辆小车在丝毫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突然由机动车道右转驶入加油站，我被重重地撞倒在地。紧急之中，我立即掏出手机，迅速呼来了执勤交警110。
现场勘察后，交警对事故迅速地作出了“由肇事司机负全责”的责任鉴定。 120救护车把我迅速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X光片显示，我的左脚腓骨和胫骨末端已经完全断裂移位，我心中还是不免簌簌一惊——这次看来手术是在所难免了。 这次被车所祸给我留下的，是脚踝上部的小腿上密密麻麻缝了36针的28厘米长的两条恐怖的手术刀痕；两个骨折处植入了两条镍合金钢板，并打上了19颗固定钢钉。
面对这场飞来的横祸，我心中的愤怒和诅咒悠然而生。但冷静后细细咂品，人生或许理应如此。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人人都在期待和追求着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而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堪称完美，世人所求各异，众人难以趋同。但我隐隐悟到：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为着一个神圣的心灵约定而终生苦苦追求和不懈奋争自不待言，完美的人生大概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绵绵私语，绿荫婆娑下的款款漫步，锦衣玉食的少虑无忧，雅斋静室的品茶唱和，赏景观光的五洲漫游，一帆风顺的心想事成。真正完美的人生，似乎还应该包括历尽酷暑严冬的风霜雨雪，踏遍前行荆棘路上的坎坎坷坷，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品咂不期而遇的六难三灾。
谨遵医嘱——也是出于手术后，输液管、导尿管、创口污物清洗管、麻醉剂微量导入管、血压脉搏监测仪等诸多管线缠身的无奈，我被迫规规矩矩地在病床上静卧了漫长难熬的整整18天。 随着身体状况的日渐好转，身上的各种管线相继被一根根撤掉。当终于有一天，我腿垂床沿伸脚触地吃力地站起，手紧扒床头忍痛艰难地试着迈出小半步时，虽然当即遭到了在场医生丝毫不留情面又饱含爱怜的严厉斥责，但我对自己终于又能够站立起来，并且还能试着迈出小半步的激动和喜悦，却是少有人知的。
人大概是天地间少有的一种只有失去后才知道珍惜的怪物。独自站立，蹒跚学步，本是乳童之举。车祸前，天天站立，每天走路，也没觉得多了或少了什么，不曾有过半分珍惜。但这次病床边的重新趔趄站立，蹒跚学步，却好似重开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什么崭新的纪元。大概如同人们天天都在呼吸，却没有多少人觉察到空气的珍贵。原来类似站立、走路这种从未被察觉到的幸福，竟然曾经默默地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忽而无声远遁，离我们又是如此之远！
值得庆幸的，不仅是医生告诉我，以手术情况判断，康复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站立行走。更重要的是经过痛苦孤独的半个多月的卧床面壁，在漫漫人生路上，不经意间，我又跨越了一座不期而遇的高山，受到了一场醍醐灌顶的洗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距离人生“完美”的目標似乎又微微地近了一小步。
我出院大约一周后，院长和骨伤科主任到我临时借住的一座平房，为我拆掉了最后尚存的4针刀口缝线。为了在医生面前展示一下康复效果，也是出于对他们精湛医术和多日精心护理的一种褒扬，我有意手拄双拐，一步一点头地迎出了老远。
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他们对我的“展示”之举不仅毫不领情，而换来的却是对我这个特殊伤号“不遵医嘱”的满脸无奈和十分严肃认真又似带几分乞求般的请托：“不行啊——老爷子啊！这怎么能行？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您老人家可倒好，手术还不到一个月，两处骨伤处还远远没有愈合，竟敢扶拐拄杖走出这么老远，而且还走得这么快。一旦造成内置钢板断裂移位，出现二次伤害怎么得了！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但也要为我们着想啊——您手术的成败，可是我们医院的一块对外的招牌啊！”
沉思。无语。
同样都是住院疗伤治病的患者，但我只能把对肇事者的满腹愤懑默压心底，不能向任何人发泄半句；只能默默忍受钻心的伤痛，以手掩面，暗中切齿眦目凝眉，但不能张口畅叫一声；本来是常规的手术，本地的医生却不敢操刀，只能被迫无奈地延长着痛苦。更没想到，就连术后的康复效果，竟然也被贴上了一块足以示众的“招牌”标志。看来，曾经的社会公众人物卸任后即便真的想淡出公众视野，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在实际生活中也非易事。
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昔日头上御封的官职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轻而易举地淡掉；而一种无形的社会责任可能将会陪伴我的终身。淡出官场易，淡出标准依旧特殊的社会监督——难！冥冥之中，我似乎感觉到了在我的肩上，还承载着一副隐身潜形难以卸载的“不忘初心”的重担。
住院18天，全是由家人昼夜陪护的。肇事方的单位领导曾几次主动提出，可以雇个护工，所发生的劳务费统统由他们来付——这倒也天经地义，但却遭到了两个儿女不容分说的回绝。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老爸推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护工来照顾。用他们的话说——护工的陪护是护在钱上，我们的陪护是护在心里。
护工没雇，但几天来，走马灯似的主动找上门来的“护工”却不少。他们神鬼兮兮地说：你这人不要太死心眼。实际上护工雇与不雇都没关系，但护工劳务费的发票我们都可以照样给你开。反正有赔付单位，又不花你自己的钱。只要把开票领取的钱返还给我们一部分就行，现在不少人都在这么干。这种事你我互利双赢，谁也不吃亏。 呜呼——大开眼界！平时我再也想象不到，就连住个医院，竟然还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狗苟交易！看来我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古板”，真的是不可救药的孤陋寡闻了。腐败的癌细胞竟如此猖獗地无孔不入，实在令我如蝇入喉、背若覆冰！
住院头10天夜间的陪护，几乎全部由儿子非常“霸道”地揽了下来，他拒不让任何人插手。老伴儿、女儿和儿媳除了白天轮流倒一下班外，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后来，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姑爷和在廊坊打工的侄子、外甥也陆续加入了护理队伍。
看到孩子们白天既要尽量坚持正常上班，又要一刻放心不下地轮流来医院照顾我，我实在心存不忍。再加上几天来探视的人势头不减，每天总会有那么几拨。就连我曾经就职的省审计厅得知消息后，也派人从石家庄专程来探视。外地得知信息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电话中吵吵着要来。于是，我下定决心，尽早出院。
在反复协商征得院方勉强同意后，手术刀口处的线尚有4针没有拆完，我便迅速逃之夭夭，躲避到提前预订好的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城郊偏远的地方“隐居”去了。
十几天来，络绎不绝的探视的人群中，除了血缘至亲、旧时同窗好友和昔日政界同僚，大都非亲非故。既然是来医院探视，固然少不了几句温馨的问候和尽早康复的良好祝愿。但他们每每谈及廊坊的往事，又不时多了不少赞誉之词。我判断他们倒不见得仅是违心地循着“批判稿上无功劳，追悼词中无罪状”的老套路，怀着怜悯之心，面对受伤卧床的我，说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但我从政40余年，仅在地（市）领导岗位上的时间就占去了28年。不菲的薪俸浸透着老百姓的血汗。我身居要职多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又真的干成了些什么？哪些光彩的事本来不是我 ——或起码不只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只不过善良的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许多象征功劳之箭，并无恶意地统统集中射在了我这座他们心中虚拟的理想箭垛上。
勿劳竹帛书成败，惯听茶肆论短长。朴素而真诚的言语，颠覆着一些人对时下“人心不古”的忧天之叹，彰显着善良的人们对现实、对明天、对时下“官员”们的一种殷殷期盼。
但我敢断定，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他们没有听到或听到也不便当面说的话，并没有对我直讲。
我一贯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多年从政担任要职的人，期待达到人人称颂、有口皆碑的境况，几乎是可视而不可至的海市蜃楼。连一句被批评甚至挨骂的话都从来没有过的领导，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领导。且不说，一个再优秀的领导者，他可以做到秉承宗旨、恪守人格，保证不去做那些损国害民的坏事。但不可能做到一切都料事如神、万无一失，从来都不因失误失察而做出有悖初心的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有“过”，受到人们善意的批评甚至一些过激的指责，全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敢于担当的领导者，必须有“海水”与“火焰”两种情怀和“天使”与“魔鬼”两副面孔，集褒扬与惩戒之责于一身，承惩恶与扬善之担于双肩。即便是你再坚持原则、秉承公道，做的全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善事，但同时你又在伤害着某些心怀不轨的人的既得利益，断了某些投机钻营的人龌龊有加的官路财道。这些人轻者丢了饭碗，重者被绳之以法。某些人发狠要挖了你家的祖坟也是毫不足怪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对我出车祸兴灾乐祸，或者再发上几句类似“活该”“撞死才好”等类型的诅咒的狠话，也都在预料之中。
静卧病床，屈指盘算，不经意间，我的一双儿女原来也都已年逾不惑了。
平时他们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节假日中的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安排得密不可支，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父母子女们相聚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即便偶逢周日，往往也就是中午一顿饭间两三个小时的短暂相聚。我对这种回家“扫荡完就撤”的相聚，背后也曾经絮絮叨叨的颇多微词。
只是有了这次我重伤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才有了儿女们不分昼夜的床前陪护，也才有了我难得少有地对他们当面四目对视的细细审视。仔细端详中发现，在我眼中一直是孩子们的发间已银丝偶见，额头碎纹渐露。面对他们天天精心地为我洗脸擦身、温茶奉汤，我心中暗暗地掠过了几丝少有的充满愧疚的悲凉······
我的一双儿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城张家口隔年相继降生的。当时，我还在地区外贸局业务科当业务员。一家四口，夫妇二人80余元的月收入，还要奉养夫妻双方家在农村生活的老人。一间狭小的住房，还要兼作厨房、餐厅和杂物储藏室，其生活窘况是可想而知的。
当儿子刚满五周岁、女儿即满3周岁时，我即离家奉调到距张家口近200公里之遥的坝上沽源县任职，这一走就是7个年头。孩子们6年的小学生涯，都是老伴儿每天把家门钥匙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反复进行“路上要小心，要走人行便道”牵心挂肚的叮嘱后，两个小家伙背起书包，哥哥拉着妹妹的小手乐颠颠地上路。不管骄阳酷暑还是风雪交加，我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们一次；没有看过一次孩子们的作业；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家长会；更没有时间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做游戏；没有陪他们爬过一次山；没带他们看过一次电影；甚至没有和他们一起点上蜡烛，唱着“Happy birthday to you”，共同过一次生日……
1983年全国机构改革时，我奉调回到地委工作，也仅不过完成了一次表面令外人羡慕的家庭团聚。而承载着组织信任的地委副书记的重担，贫困落后山区百业待兴的工作压力，刚满37岁争强好胜的追梦年龄，迫使和催促自己不敢有半分懈怠。
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地委和行署的班子成员中，论年龄我最年轻。当时地委车少，况且我也没有资格 ——更不敢忘乎所以地“摆谱”，天天上下班让办公室派车接送。但又总觉得每天我应该赶在其他人之前提前到机关 ——谁叫咱年轻呢。从我居住的工业大街中部到长青路上的地委机关，南北纵跨大半个市区。山城的上坡路，冬天肆虐呼啸的北风透衣如纱，单程就需要足足骑车40分鐘。也曾有人背后讥讽我是在“有意作秀”。而这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陪我一“秀”就“秀”了整整9年，直至1992年调离这座山城。每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我便骑自行车离家。处理完当日公务，到晚上结束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务接待应酬，疲惫不堪地骑车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又早已进入了梦乡。所谓“家”，充其量是我终年免费寄居的客栈。
静卧病床，尽享着孩子们每天嘘寒问暖、梳头揉脚的精心侍奉，我一向倔强的心在无声地流泪。几十年来，作为人夫、人父的我，到底为家庭，为妻子、为儿女们尽了几分责任？
不经意间，我老了。不知不觉间，曾经天真顽皮却十分懂事的两个孩子，也已经携他们读中学的子女，步入了他们人生的中年。时下，他们不仅在职要为国效力，在家要为子女尽责，还要时时不忘为双方父母尽孝。同时，还要不时观察我的眼色脸色，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作出有损老爸形象的事而遭到我的严厉训斥。他们太难——也真的太难为他们了！
孤肩难挑双重担，一烛难点两头明。我的最大欣慰是，今天，我这个一向不称职的父亲，最终得到了孩子们对老爸当年尽责不到的充分理解。
余下的最大企盼，也仅仅是默祝我的孩子们能在自食其力的正路上勤勉不怠、审慎笃行。还有就是，我尽量做到老而缓朽、自我珍重。假设有那么一天，我的苟活只是在体现着一个人生命力顽强，而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生存尊严，那么，我祈求老天大发慈悲，不吝垂怜，尽早送我到我最终应该去的那个地方。以便把眼下捉襟见肘的社会公共资源腾出方寸空间，留给比我更需要的那些尚能为国效力的人。同时也别让自己的这副已经毫无价值的残躯朽骨，为孩子们再添新累。
（标题书法：周润天）
责任编辑 王秀云
这是我走过的整整70年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正正规规”地住院。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庄稼汉，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原本没那么娇贵，日常极少患病。即便偶患头疼脑热的小疾，无非是皱皱眉头扛上个三天两夜，也就不药而愈。而这次在医院一躺就整整18天，而且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耗时近4个钟头的接骨手术。
一
肇事司机是X保险公司的一位年轻员工。清晨我去公园遛早，中途路过一个加油站的进出口，我小心谨慎地瞭望确认没有进出的车辆后，便紧走两步想快速通过这个宽约10余米出入口。 此时一辆小车在丝毫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突然由机动车道右转驶入加油站，我被重重地撞倒在地。紧急之中，我立即掏出手机，迅速呼来了执勤交警110。
现场勘察后，交警对事故迅速地作出了“由肇事司机负全责”的责任鉴定。 120救护车把我迅速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X光片显示，我的左脚腓骨和胫骨末端已经完全断裂移位，我心中还是不免簌簌一惊——这次看来手术是在所难免了。 这次被车所祸给我留下的，是脚踝上部的小腿上密密麻麻缝了36针的28厘米长的两条恐怖的手术刀痕；两个骨折处植入了两条镍合金钢板，并打上了19颗固定钢钉。
面对这场飞来的横祸，我心中的愤怒和诅咒悠然而生。但冷静后细细咂品，人生或许理应如此。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人人都在期待和追求着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而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堪称完美，世人所求各异，众人难以趋同。但我隐隐悟到：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为着一个神圣的心灵约定而终生苦苦追求和不懈奋争自不待言，完美的人生大概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绵绵私语，绿荫婆娑下的款款漫步，锦衣玉食的少虑无忧，雅斋静室的品茶唱和，赏景观光的五洲漫游，一帆风顺的心想事成。真正完美的人生，似乎还应该包括历尽酷暑严冬的风霜雨雪，踏遍前行荆棘路上的坎坎坷坷，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品咂不期而遇的六难三灾。
二
谨遵医嘱——也是出于手术后，输液管、导尿管、创口污物清洗管、麻醉剂微量导入管、血压脉搏监测仪等诸多管线缠身的无奈，我被迫规规矩矩地在病床上静卧了漫长难熬的整整18天。 随着身体状况的日渐好转，身上的各种管线相继被一根根撤掉。当终于有一天，我腿垂床沿伸脚触地吃力地站起，手紧扒床头忍痛艰难地试着迈出小半步时，虽然当即遭到了在场医生丝毫不留情面又饱含爱怜的严厉斥责，但我对自己终于又能够站立起来，并且还能试着迈出小半步的激动和喜悦，却是少有人知的。
人大概是天地间少有的一种只有失去后才知道珍惜的怪物。独自站立，蹒跚学步，本是乳童之举。车祸前，天天站立，每天走路，也没觉得多了或少了什么，不曾有过半分珍惜。但这次病床边的重新趔趄站立，蹒跚学步，却好似重开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什么崭新的纪元。大概如同人们天天都在呼吸，却没有多少人觉察到空气的珍贵。原来类似站立、走路这种从未被察觉到的幸福，竟然曾经默默地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忽而无声远遁，离我们又是如此之远！
值得庆幸的，不仅是医生告诉我，以手术情况判断，康复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站立行走。更重要的是经过痛苦孤独的半个多月的卧床面壁，在漫漫人生路上，不经意间，我又跨越了一座不期而遇的高山，受到了一场醍醐灌顶的洗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距离人生“完美”的目標似乎又微微地近了一小步。
三
我出院大约一周后，院长和骨伤科主任到我临时借住的一座平房，为我拆掉了最后尚存的4针刀口缝线。为了在医生面前展示一下康复效果，也是出于对他们精湛医术和多日精心护理的一种褒扬，我有意手拄双拐，一步一点头地迎出了老远。
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他们对我的“展示”之举不仅毫不领情，而换来的却是对我这个特殊伤号“不遵医嘱”的满脸无奈和十分严肃认真又似带几分乞求般的请托：“不行啊——老爷子啊！这怎么能行？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您老人家可倒好，手术还不到一个月，两处骨伤处还远远没有愈合，竟敢扶拐拄杖走出这么老远，而且还走得这么快。一旦造成内置钢板断裂移位，出现二次伤害怎么得了！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但也要为我们着想啊——您手术的成败，可是我们医院的一块对外的招牌啊！”
沉思。无语。
同样都是住院疗伤治病的患者，但我只能把对肇事者的满腹愤懑默压心底，不能向任何人发泄半句；只能默默忍受钻心的伤痛，以手掩面，暗中切齿眦目凝眉，但不能张口畅叫一声；本来是常规的手术，本地的医生却不敢操刀，只能被迫无奈地延长着痛苦。更没想到，就连术后的康复效果，竟然也被贴上了一块足以示众的“招牌”标志。看来，曾经的社会公众人物卸任后即便真的想淡出公众视野，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在实际生活中也非易事。
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昔日头上御封的官职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轻而易举地淡掉；而一种无形的社会责任可能将会陪伴我的终身。淡出官场易，淡出标准依旧特殊的社会监督——难！冥冥之中，我似乎感觉到了在我的肩上，还承载着一副隐身潜形难以卸载的“不忘初心”的重担。
四
住院18天，全是由家人昼夜陪护的。肇事方的单位领导曾几次主动提出，可以雇个护工，所发生的劳务费统统由他们来付——这倒也天经地义，但却遭到了两个儿女不容分说的回绝。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老爸推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护工来照顾。用他们的话说——护工的陪护是护在钱上，我们的陪护是护在心里。
护工没雇，但几天来，走马灯似的主动找上门来的“护工”却不少。他们神鬼兮兮地说：你这人不要太死心眼。实际上护工雇与不雇都没关系，但护工劳务费的发票我们都可以照样给你开。反正有赔付单位，又不花你自己的钱。只要把开票领取的钱返还给我们一部分就行，现在不少人都在这么干。这种事你我互利双赢，谁也不吃亏。 呜呼——大开眼界！平时我再也想象不到，就连住个医院，竟然还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狗苟交易！看来我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古板”，真的是不可救药的孤陋寡闻了。腐败的癌细胞竟如此猖獗地无孔不入，实在令我如蝇入喉、背若覆冰！
住院头10天夜间的陪护，几乎全部由儿子非常“霸道”地揽了下来，他拒不让任何人插手。老伴儿、女儿和儿媳除了白天轮流倒一下班外，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后来，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姑爷和在廊坊打工的侄子、外甥也陆续加入了护理队伍。
看到孩子们白天既要尽量坚持正常上班，又要一刻放心不下地轮流来医院照顾我，我实在心存不忍。再加上几天来探视的人势头不减，每天总会有那么几拨。就连我曾经就职的省审计厅得知消息后，也派人从石家庄专程来探视。外地得知信息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电话中吵吵着要来。于是，我下定决心，尽早出院。
在反复协商征得院方勉强同意后，手术刀口处的线尚有4针没有拆完，我便迅速逃之夭夭，躲避到提前预订好的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城郊偏远的地方“隐居”去了。
十几天来，络绎不绝的探视的人群中，除了血缘至亲、旧时同窗好友和昔日政界同僚，大都非亲非故。既然是来医院探视，固然少不了几句温馨的问候和尽早康复的良好祝愿。但他们每每谈及廊坊的往事，又不时多了不少赞誉之词。我判断他们倒不见得仅是违心地循着“批判稿上无功劳，追悼词中无罪状”的老套路，怀着怜悯之心，面对受伤卧床的我，说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但我从政40余年，仅在地（市）领导岗位上的时间就占去了28年。不菲的薪俸浸透着老百姓的血汗。我身居要职多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又真的干成了些什么？哪些光彩的事本来不是我 ——或起码不只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只不过善良的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许多象征功劳之箭，并无恶意地统统集中射在了我这座他们心中虚拟的理想箭垛上。
勿劳竹帛书成败，惯听茶肆论短长。朴素而真诚的言语，颠覆着一些人对时下“人心不古”的忧天之叹，彰显着善良的人们对现实、对明天、对时下“官员”们的一种殷殷期盼。
但我敢断定，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他们没有听到或听到也不便当面说的话，并没有对我直讲。
我一贯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多年从政担任要职的人，期待达到人人称颂、有口皆碑的境况，几乎是可视而不可至的海市蜃楼。连一句被批评甚至挨骂的话都从来没有过的领导，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领导。且不说，一个再优秀的领导者，他可以做到秉承宗旨、恪守人格，保证不去做那些损国害民的坏事。但不可能做到一切都料事如神、万无一失，从来都不因失误失察而做出有悖初心的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有“过”，受到人们善意的批评甚至一些过激的指责，全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敢于担当的领导者，必须有“海水”与“火焰”两种情怀和“天使”与“魔鬼”两副面孔，集褒扬与惩戒之责于一身，承惩恶与扬善之担于双肩。即便是你再坚持原则、秉承公道，做的全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善事，但同时你又在伤害着某些心怀不轨的人的既得利益，断了某些投机钻营的人龌龊有加的官路财道。这些人轻者丢了饭碗，重者被绳之以法。某些人发狠要挖了你家的祖坟也是毫不足怪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对我出车祸兴灾乐祸，或者再发上几句类似“活该”“撞死才好”等类型的诅咒的狠话，也都在预料之中。
五
静卧病床，屈指盘算，不经意间，我的一双儿女原来也都已年逾不惑了。
平时他们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节假日中的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安排得密不可支，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父母子女们相聚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即便偶逢周日，往往也就是中午一顿饭间两三个小时的短暂相聚。我对这种回家“扫荡完就撤”的相聚，背后也曾经絮絮叨叨的颇多微词。
只是有了这次我重伤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才有了儿女们不分昼夜的床前陪护，也才有了我难得少有地对他们当面四目对视的细细审视。仔细端详中发现，在我眼中一直是孩子们的发间已银丝偶见，额头碎纹渐露。面对他们天天精心地为我洗脸擦身、温茶奉汤，我心中暗暗地掠过了几丝少有的充满愧疚的悲凉······
我的一双儿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城张家口隔年相继降生的。当时，我还在地区外贸局业务科当业务员。一家四口，夫妇二人80余元的月收入，还要奉养夫妻双方家在农村生活的老人。一间狭小的住房，还要兼作厨房、餐厅和杂物储藏室，其生活窘况是可想而知的。
当儿子刚满五周岁、女儿即满3周岁时，我即离家奉调到距张家口近200公里之遥的坝上沽源县任职，这一走就是7个年头。孩子们6年的小学生涯，都是老伴儿每天把家门钥匙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反复进行“路上要小心，要走人行便道”牵心挂肚的叮嘱后，两个小家伙背起书包，哥哥拉着妹妹的小手乐颠颠地上路。不管骄阳酷暑还是风雪交加，我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们一次；没有看过一次孩子们的作业；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家长会；更没有时间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做游戏；没有陪他们爬过一次山；没带他们看过一次电影；甚至没有和他们一起点上蜡烛，唱着“Happy birthday to you”，共同过一次生日……
1983年全国机构改革时，我奉调回到地委工作，也仅不过完成了一次表面令外人羡慕的家庭团聚。而承载着组织信任的地委副书记的重担，贫困落后山区百业待兴的工作压力，刚满37岁争强好胜的追梦年龄，迫使和催促自己不敢有半分懈怠。
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地委和行署的班子成员中，论年龄我最年轻。当时地委车少，况且我也没有资格 ——更不敢忘乎所以地“摆谱”，天天上下班让办公室派车接送。但又总觉得每天我应该赶在其他人之前提前到机关 ——谁叫咱年轻呢。从我居住的工业大街中部到长青路上的地委机关，南北纵跨大半个市区。山城的上坡路，冬天肆虐呼啸的北风透衣如纱，单程就需要足足骑车40分鐘。也曾有人背后讥讽我是在“有意作秀”。而这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陪我一“秀”就“秀”了整整9年，直至1992年调离这座山城。每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我便骑自行车离家。处理完当日公务，到晚上结束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务接待应酬，疲惫不堪地骑车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又早已进入了梦乡。所谓“家”，充其量是我终年免费寄居的客栈。
静卧病床，尽享着孩子们每天嘘寒问暖、梳头揉脚的精心侍奉，我一向倔强的心在无声地流泪。几十年来，作为人夫、人父的我，到底为家庭，为妻子、为儿女们尽了几分责任？
不经意间，我老了。不知不觉间，曾经天真顽皮却十分懂事的两个孩子，也已经携他们读中学的子女，步入了他们人生的中年。时下，他们不仅在职要为国效力，在家要为子女尽责，还要时时不忘为双方父母尽孝。同时，还要不时观察我的眼色脸色，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作出有损老爸形象的事而遭到我的严厉训斥。他们太难——也真的太难为他们了！
孤肩难挑双重担，一烛难点两头明。我的最大欣慰是，今天，我这个一向不称职的父亲，最终得到了孩子们对老爸当年尽责不到的充分理解。
余下的最大企盼，也仅仅是默祝我的孩子们能在自食其力的正路上勤勉不怠、审慎笃行。还有就是，我尽量做到老而缓朽、自我珍重。假设有那么一天，我的苟活只是在体现着一个人生命力顽强，而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生存尊严，那么，我祈求老天大发慈悲，不吝垂怜，尽早送我到我最终应该去的那个地方。以便把眼下捉襟见肘的社会公共资源腾出方寸空间，留给比我更需要的那些尚能为国效力的人。同时也别让自己的这副已经毫无价值的残躯朽骨，为孩子们再添新累。
（标题书法：周润天）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