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乳腺癌;焦虑;抑郁;相关因素
【中图分类号】R457.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09-0073-02
乳腺癌是女性主要恶性肿瘤之一,上海是乳腺癌的高发区,居女性恶性肿瘤中第二位。患者常因不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而出现情绪的变化,据国内外报道乳腺癌患者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资料报道,抑郁症使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减少10%～20%[1]。
因此,通过调查了解上海市松江地区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并做出相关因素分析,旨在为进一步制订社区护理干预措施、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提供依据,并为乳腺癌患者的社区护士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于2009年1～6月从上海市松江区各个卫生服务中心随机选取12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以上;②被诊断为乳腺癌并行手术切除后康复期患者;③患者知道自己的疾病诊断;④患者愿意参与本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⑤无精神异常。
12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中,平均年龄53±12.4岁,≥50岁82例,<50岁38例;初中以上的31例,初中及以下的89例;在职(包括每周参加社会团体或俱乐部活动二次以上的)90例,非在职的30;有配偶的99例,无配偶的21例;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79例,2000元以下的41例;有宗教信仰的42例,无信仰的78例。120例患者的手术方案均采用乳房癌改良根治术,手术后时间6月~5年,120例都接受放疗和/或化疗治疗;11例为Ⅰ期,109例为Ⅱ、Ⅲ期,17例为小叶腺癌,103例为导管腺癌;1例已确诊骨转移;56例合并有其他慢性病。
1.2 方法。
1.2.1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分析其评分情况以及焦虑抑郁的发生率。
1.2.2 资料收集方法。由研究者向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征得其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考虑到部分患者文化水平不高或年龄较大等因素,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科护士为患者朗读问卷内容并记录答案,患者只需口头回答。12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均完成问卷,问卷有效率为100%。
2 结果
2.1 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表1)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患者抑郁(SDS)发生率84.2%,焦虑(SAS)发生率75.8%,说明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较普遍,其焦虑抑郁与患病状况有一定关联。
3.2 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
3.2.1本次调查中,初中以上学历,其平均焦虑、抑郁得分(分别为59.95分、60.06分)高于其他学历的患者(分别为57.86分和53.1分),说明乳腺癌患者抑郁焦虑情况与学历呈正相关,与相关研究报道一致[2]。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其顾虑较多,对疾病的预后期望值较高,心理的需求也可能越高,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3.2.2 本次调查中,小于50岁的抑郁分值(63.2分)明显高于大于等于50岁的患者(56.17分);焦虑分值无明显差别。可能年纪较轻的患者考虑家庭、孩子、工作、社交等方面较多而产生。
3.2.3 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应激程度与术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3]。本组患者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43例;其抑郁焦虑分别为62.1分和57.48分,高于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患者(56.47分和53.56分),特别是那些已经不工作的患者,经济收入受到影响,收入与支出产生不平衡,导致很多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医疗过程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很大,从而产生很多心理负担。离异或丧偶的患者的抑郁焦虑分值也明显高于有配偶患者,分别是62、66.21和57.63、52.5。离异或丧偶患者高的原因可能是:她们在物质、精神上得到的支持较少,而面对的生活压力较大;离婚或丧偶后的寡居状态使其失去原有规律的生活或饮食习惯,同时丧偶后的悲痛也会影响她们的自我照顾能力。有配偶患者由于有来自配偶的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焦虑抑郁程度相对较低。调查中,120例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患侧肢体肿胀、麻刺感、无力等感觉,睡眠障碍,便秘,纳差等症状普遍存在,对性生活方面,由于中国人比较含蓄,特别是郊区的患者更不太会表达出真实的想法,但国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乳房切除术会有更多性问题[4、5]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着他们的情绪。
3.2. 4 抑郁焦虑状况与社会活动、工作状况呈负相关。本次调查中,在职的或每周至少参加二次以上社会活动患者90例,焦虑平均分为56.26分,抑郁平均分为53.67分,低于失业、退休且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的平均分58.82分和58.59分。工作或退休但每周参加二次以上社会活动的人由于生活和工作的氛围,属于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人群,接触各种信息的渠道较多,信息丰富,而退休妇女和家庭主妇与外界接触面相对较小,对社会上的各种信息比较闭塞。此外,失业或退休可能导致经济压力增大,从而加重心理负担。Stankunas等[6]认为失业或退休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能力、自卑、没有价值的感觉,从而损害心理健康。
3.3 本组患者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疾病的分期及病理类型对患者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一例转移患者因家属隐瞒不知情,其焦虑抑郁症状也不明显。手术导致的躯体外形改变可影响患者的自尊、女性魅力和性功能,特别是50岁以下有社会影响力的患者,影响较大,对于城乡大部分的患者几乎无影响。但是,患者对生存的渴望引发的治疗积极性和癌症治疗副作用间产生的强烈的心理冲突,对死亡和疾病所致痛苦的恐惧[7],会产生一系列负性心理。
3.4 影响问卷调查的因素本调查中尚有一些人为因素:由于大部分患者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相对较低,专职护士在问卷中的方式方法,语气等都有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还有在以后的随访中有待进一步接触了解和测评。
4 小结
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等心理应激状态,容易使患者精力消耗,从而产生疲乏;另外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使患者抵抗力降低,容易导致机体功能失衡,如出现睡眠障碍、胃肠功能紊乱等并发症;不良情绪长期存在还可以使患者出现食欲减退、不愿活动、记忆力减退无所适从等。因此,必须要引起重视,在乳腺癌治疗过程中,要根据重要影响因素、心理问题取向,予以更为有效的护理干预,以缓解和消除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生存、生活质量,使更多的乳腺癌患者身心和谐、健康的回归社会。本调查对了解松江地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及其相关因素做了调查分析,并为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赵玮琳,吴京平.乳腺癌患者的情绪障碍及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4);286
[2] 陆美英,朱仲群,陆应妹. 三阶段心理抚慰提高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上海护理,2008,8(4):39-40
[3] 张静.乳腺癌患者连续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5,22(6):86-87
[4]高春兰,朱红,顾俊敏.乳腺癌诊疗与护理过程中的心理问题及干预[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6,23(2):17
[5] Stankunas M,Kalediene R,Staruviene S,et al.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and depressio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Lithuania[J]. BMC Public Health,2006,6:174
[6]Steinberg MD,Juliano MA,Wise L.Psycho1ogica1 outcome of 1umPectomyversus mast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J].Am J Psychiatry,1985,142(1):34-39
[7]Wolberg WH,Romsaas EP,Tanne MA,et al. Psycho-sexual adaptation tobreast cancer surgery[J].Cancer,1989,63:1645-1655.
【中图分类号】R457.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09-0073-02
乳腺癌是女性主要恶性肿瘤之一,上海是乳腺癌的高发区,居女性恶性肿瘤中第二位。患者常因不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而出现情绪的变化,据国内外报道乳腺癌患者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资料报道,抑郁症使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减少10%～20%[1]。
因此,通过调查了解上海市松江地区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并做出相关因素分析,旨在为进一步制订社区护理干预措施、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提供依据,并为乳腺癌患者的社区护士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于2009年1～6月从上海市松江区各个卫生服务中心随机选取12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以上;②被诊断为乳腺癌并行手术切除后康复期患者;③患者知道自己的疾病诊断;④患者愿意参与本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⑤无精神异常。
12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中,平均年龄53±12.4岁,≥50岁82例,<50岁38例;初中以上的31例,初中及以下的89例;在职(包括每周参加社会团体或俱乐部活动二次以上的)90例,非在职的30;有配偶的99例,无配偶的21例;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79例,2000元以下的41例;有宗教信仰的42例,无信仰的78例。120例患者的手术方案均采用乳房癌改良根治术,手术后时间6月~5年,120例都接受放疗和/或化疗治疗;11例为Ⅰ期,109例为Ⅱ、Ⅲ期,17例为小叶腺癌,103例为导管腺癌;1例已确诊骨转移;56例合并有其他慢性病。
1.2 方法。
1.2.1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分析其评分情况以及焦虑抑郁的发生率。
1.2.2 资料收集方法。由研究者向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征得其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考虑到部分患者文化水平不高或年龄较大等因素,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科护士为患者朗读问卷内容并记录答案,患者只需口头回答。12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均完成问卷,问卷有效率为100%。
2 结果
2.1 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表1)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患者抑郁(SDS)发生率84.2%,焦虑(SAS)发生率75.8%,说明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较普遍,其焦虑抑郁与患病状况有一定关联。
3.2 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
3.2.1本次调查中,初中以上学历,其平均焦虑、抑郁得分(分别为59.95分、60.06分)高于其他学历的患者(分别为57.86分和53.1分),说明乳腺癌患者抑郁焦虑情况与学历呈正相关,与相关研究报道一致[2]。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其顾虑较多,对疾病的预后期望值较高,心理的需求也可能越高,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3.2.2 本次调查中,小于50岁的抑郁分值(63.2分)明显高于大于等于50岁的患者(56.17分);焦虑分值无明显差别。可能年纪较轻的患者考虑家庭、孩子、工作、社交等方面较多而产生。
3.2.3 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应激程度与术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3]。本组患者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43例;其抑郁焦虑分别为62.1分和57.48分,高于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患者(56.47分和53.56分),特别是那些已经不工作的患者,经济收入受到影响,收入与支出产生不平衡,导致很多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医疗过程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很大,从而产生很多心理负担。离异或丧偶的患者的抑郁焦虑分值也明显高于有配偶患者,分别是62、66.21和57.63、52.5。离异或丧偶患者高的原因可能是:她们在物质、精神上得到的支持较少,而面对的生活压力较大;离婚或丧偶后的寡居状态使其失去原有规律的生活或饮食习惯,同时丧偶后的悲痛也会影响她们的自我照顾能力。有配偶患者由于有来自配偶的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焦虑抑郁程度相对较低。调查中,120例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患侧肢体肿胀、麻刺感、无力等感觉,睡眠障碍,便秘,纳差等症状普遍存在,对性生活方面,由于中国人比较含蓄,特别是郊区的患者更不太会表达出真实的想法,但国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乳房切除术会有更多性问题[4、5]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着他们的情绪。
3.2. 4 抑郁焦虑状况与社会活动、工作状况呈负相关。本次调查中,在职的或每周至少参加二次以上社会活动患者90例,焦虑平均分为56.26分,抑郁平均分为53.67分,低于失业、退休且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的平均分58.82分和58.59分。工作或退休但每周参加二次以上社会活动的人由于生活和工作的氛围,属于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人群,接触各种信息的渠道较多,信息丰富,而退休妇女和家庭主妇与外界接触面相对较小,对社会上的各种信息比较闭塞。此外,失业或退休可能导致经济压力增大,从而加重心理负担。Stankunas等[6]认为失业或退休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能力、自卑、没有价值的感觉,从而损害心理健康。
3.3 本组患者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疾病的分期及病理类型对患者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一例转移患者因家属隐瞒不知情,其焦虑抑郁症状也不明显。手术导致的躯体外形改变可影响患者的自尊、女性魅力和性功能,特别是50岁以下有社会影响力的患者,影响较大,对于城乡大部分的患者几乎无影响。但是,患者对生存的渴望引发的治疗积极性和癌症治疗副作用间产生的强烈的心理冲突,对死亡和疾病所致痛苦的恐惧[7],会产生一系列负性心理。
3.4 影响问卷调查的因素本调查中尚有一些人为因素:由于大部分患者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相对较低,专职护士在问卷中的方式方法,语气等都有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还有在以后的随访中有待进一步接触了解和测评。
4 小结
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等心理应激状态,容易使患者精力消耗,从而产生疲乏;另外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使患者抵抗力降低,容易导致机体功能失衡,如出现睡眠障碍、胃肠功能紊乱等并发症;不良情绪长期存在还可以使患者出现食欲减退、不愿活动、记忆力减退无所适从等。因此,必须要引起重视,在乳腺癌治疗过程中,要根据重要影响因素、心理问题取向,予以更为有效的护理干预,以缓解和消除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生存、生活质量,使更多的乳腺癌患者身心和谐、健康的回归社会。本调查对了解松江地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及其相关因素做了调查分析,并为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赵玮琳,吴京平.乳腺癌患者的情绪障碍及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4);286
[2] 陆美英,朱仲群,陆应妹. 三阶段心理抚慰提高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上海护理,2008,8(4):39-40
[3] 张静.乳腺癌患者连续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5,22(6):86-87
[4]高春兰,朱红,顾俊敏.乳腺癌诊疗与护理过程中的心理问题及干预[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6,23(2):17
[5] Stankunas M,Kalediene R,Staruviene S,et al.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and depressio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Lithuania[J]. BMC Public Health,2006,6:174
[6]Steinberg MD,Juliano MA,Wise L.Psycho1ogica1 outcome of 1umPectomyversus mast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J].Am J Psychiatry,1985,142(1):34-39
[7]Wolberg WH,Romsaas EP,Tanne MA,et al. Psycho-sexual adaptation tobreast cancer surgery[J].Cancer,1989,63:1645-1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