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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采访过程中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认识,你才能写新闻。“妖魔化”的作用,不是媒体本身可以产生的,还是政府、政治家在操作。所有人感兴趣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如果我能通过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的故事,把一个大的情况,或者一个大的问题讲清楚,把它的性质、复杂性讲得清楚,我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