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员工将在监管部门的工作视为进入市场参与主体比如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跳板。同时，一些被监管对象的高层员工也常常进入监管部门工作。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过于亲近的结果是监管者很难独立、客观、公正地作为
　　
　　所谓“带病上市”，简单说就是带着问题上市。这些问题可能是虚假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陈述，也可能是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内部控制、违法违规等方面的缺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股票市场上，对于好公司、坏公司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投资者各有各的偏好，判断公司好坏既是投资者的权利，也是投资者的责任。因此，所谓的“带病上市”，是说公司有着这样那样的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缺陷，却未把这些情况真实、完整地揭示给投资者，或者是公司提供虚假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欺骗投资者。
　　值得追问的是，中国股市“带病上市”频繁而普遍的根源何在？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和中国股市的治理模式以及中国的公司治理环境有关，这种治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环境大体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弱法治”。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股市诞生和成长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大环境之中，自然摆脱不了中国转型经济的“大政府、小市场、弱法治”的特征。
　　首先，从上市公司来看，在中国股市上，大量上市公司最终被各级、各地区政府部门所控制，政府控制和经营企业的种种问题也相应带到股市和上市公司中。在没有很好的政府和官员治理系统的情况下，这些政府部门控制和经营的公司，代理问题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很多公司上市前过度包装，利用其背靠政府部门的优势，取得上市资格，而上市后缺乏包装动力或包装难以为继，业绩自然滑坡。对于民营公司，各地区也有动机积极促进其上市以竞争和获取证券市场的资源，一些问题公司也就由此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上市公司不只是“市场中的企业”那么简单，背后是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利益。
　　其次，从监管者来看，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监管者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代替投资者、代替市场选择所谓的“好公司”上。以前是审批制，现在是发审制，但依然是监管者直接选拔“好公司”。这种制度至少有三重缺陷，一是很难有效地保证选拔者自身的独立、客观和公正，选拔者很容易成为寻租和公关的对象；二是选拔者自身的偏好无法代表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偏好，选拔者并没有能力筛选出投资者眼中的好公司来；三是当监管部门忙于选拔“好公司”时，其用在监管信息披露、惩治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上的精力自然大打折扣。
　　监管部门内部的治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其员工参照公务员薪酬制度，与被监管对象从业人员的薪酬落差巨大，不少员工将在监管部门的工作视为进入市场参与主体比如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跳板。同时，一些被监管对象的高层员工也常常进入监管部门工作。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过于亲近的结果是，监管者很难独立、客观、公正地作为。公司“带病上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常常成为利益共同体，监管部门因为上述的种种问题，很难有效地事前防范、事后惩罚。
　　其三，从司法系统来看，在中国股市上，法律机制的作用还非常弱小。在成熟市场上，除了严厉的监管，更重要的是依靠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来治理股市。大量的学术文献也证明，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国家，其股市通常也发展得比较好。反观中国股市，法律诉讼和法律机制对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威慑还很弱。公司“带病上市”、上市后业绩滑坡常常涉嫌欺诈、侵害了投资者利益，但鲜有投资者能够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中国股市法治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市是全国性的，但司法系统仍是地方化的。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诉讼管辖采用的是原告就被告，即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在法院受当地政府部门影响较大、很多上市公司背靠各级政府的情况下，投资者法律保护往往只是纸面上的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