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旅游诗化人生，也诗化了运输文化。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旅游诗化人生，也诗化了运输文化。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王禹“信马悠悠野兴长”，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还有人“春晚驱车到古祠，看花复诵旧题诗”。
　　“travel”由“travail”(阵痛、艰苦、困难、危险)转化而来，昭示古代旅游绝不如现代那般便捷轻松，一俟远足便“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他们或泛舟于江河湖海，备受寒湿水毒之害；或困顿于马车牛车，历尽颠簸跋涉之苦；或徒步游历，叹息行路难“难于上青天”。
　　古之旅游，既有观光消遣的主动游，如巡游、漫游、遨游、壮游、云游，让“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时务者窥谷忘返”；也有夹带旅游的被动行，如赶考、谋职、经商、游宦、采风、游学、游说、贬谪。孟浩然在富春江“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是主动旅游，李白贬夜郎、苏轼贬儋州一路游历，则恰恰相反。
　　旅游与运输从远古结伴而来，先人编织过诸多先祖旅游的故事，是因为那时已经萌生了旅游意识与渴望。“伏羲氏始乘桴”、“轩皇变乘桴以舟楫”，看来已开始造船。又传黄帝“作舟车以济不能”，经常外出旅行，还在昆仑山建了行宫。黄帝的后继者尧舜禹都曾巡游四方，开辟道路。大禹在治水中还调查地貌，相传写有地理书《禹贡》，后来禹治水成功，用黄铜铸造九鼎，上面标明道路，作为交通图使用。
　　启建夏朝，曾在河南禹县西北举行盛大朝会，诸侯云集朝贺，证明当时旅行团的接待能力已达到一定水平。夏商代的商旅逐渐兴盛，“殷人重贾”，陕西的周人把来自商族的生意人称“商人”，一直叫到现在。周文王发布《告四方游旅》诏书：“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止如归”，告诉游客商旅，现在交通便利，渡有船，途有店，所到之处如同在家。
　　夏朝奚仲最先造车，被任命为车队长，商汤人“服牛乘马”，祖先驾牛马车远行，揭开了以畜力为运输动力的历史。到了商代尤其是西周，舟船、车辆、道路、旅馆、饮食等都已完备，还开始了广泛的航海旅行。西周还设立了初步的路政管理制度，定期修路护路，“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在后来的朝代中长期作为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
　　周穆王西游在旅游传说中相当著名。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乘坐双轮八骏战车拜见远在帕米尔高原的西王母，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远足旅行实践，而且已开始利用舟、车、马工具。
　　时至春秋战国，国事交往和人际交往潮将外交宾客、莘莘学子、谋臣策士推上了旅游舞台，游学游说游猎掀起了旅游高峰。
　　只是，春秋时代的旅店没有对外的餐厅。孔子60岁时，子路赶车载粮，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到了陈、蔡两国之间断炊，弟子们都饿病了，孔老夫子照样诵读诗文、弹琴、歌不绝口。孔丘周游不过是今山东、河北、河南及江苏北部一带的中短途旅行，可叹马车缓慢，且屡屡出现断粮困境。
　　外出旅游也是当时宫廷享乐的一部分。晋平公游西河，中流而叹：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他还想着“思贤”。当然，也有沉迷仙境的高层旅游者，“齐景公游于海上，乐之，六月不归。”
　　秦汉是旅游与运输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期，主要特征是大规模的帝王巡游与前所未有的使节远游。秦皇治驰道，兴游观，车同轨，疏浚鸿沟，开凿灵渠。五次远巡是他在位12年中耗时最多、费工最大的国事，促进了交通旅行设施的建设，其中一次行程竟达9000公里。汉武帝执政53年，先后巡游30次，有一次巡游达4000公里。
　　秦汉三国的航海事业可圈可点。当时能造20米长、7．8米宽、载重30吨的运输船、渔船，与日本、朝鲜、越南已有往来。方士徐福率工匠和数千童男、童女往仙岛寻求仙药，经朝鲜到日本，据考可能还去了美洲。三国时发展海上交通最尽力的当属吴国，孙权称帝后第二年，就派卫温和诸葛直统万人前往台湾。西汉张骞凿通陆上丝绸之路，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断开拓，西向可抵非洲北部。
　　魏晋南北朝是一段300多年的动荡期，旅游风尚带有仙佛色彩。其中为传经、取经开展的中外旅游非常惹眼。西方僧侣连翩东来，僧侣西行“游方”求法，都是红红火火的出国旅游热潮。山西人法显历经15年，跨国佛游到达印度，写成《佛国记》，是中印等国交通史上的名著，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隋唐是旅游史上的极盛期，“九州道路无豺虎”、“齐纨鲁缟车班班”。隋炀帝杨广开辟了别具一格的八次水上巡游，还有外国人开办的“胡邸”遍布各地。唐代对于国外交通的贡献大于国内，很多通道可达高丽、外蒙、印度、伊朗、日本。玄奘西游拓宽了中印两国的陆上通道，开创了中国人旅游南亚次大陆的最远纪录，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途经110个国家。
　　唐代疆域广阔，“边游”盛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很多战地观光者和随军旅游者扬鞭边塞外，饮马长城窟，模范者有陈子昂、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等。
　　从诗歌中“旅游”二字的大量出现也可看出唐代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风尘满路起，行人何处归”；“忆昔鄱阳旅游日，曾听南家争捣衣”。
　　有宋一代，国土沦丧，旅游衰退。人多游心悲愤，娱乐未敢忘忧国。岳飞常常在征战中挤出时间策马游览，他在池州翠微亭抒情：“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奸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还有一次他屯兵武昌，登黄鹤楼远眺：“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南宋的旅游城市如临安城，设有很多运输服务项目。轿肆备有不同形制的轿子；装饰华美的油壁车专供仕女旅游。临安城还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导游图《地经》，标明各城通向临安的道路、里程及途中旅店；西湖上有供租用的画船。
　　元朝国祚短短90多年，国内旅游受限，民族歧视严重，只有几位游华的外国人(马可·波罗等)以及两位远行西域的中国游客出过风头。航海旅游家汪大渊，20多岁时曾先后两次下东洋西洋，并写成《岛夷志略》。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曾拒绝金世宗和宋宁宗的召请，却不拒绝成吉思汗，72岁不远万里旅游西域，在阿富汗境内见到一代天骄。
　　明三保太监郑和，34岁那年率领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此后相继远航六次，历时28年，行程五万多公里，旅游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输船有载物、载人、载马、载水分工，每次多达两万人，首尾长五公里。船上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罗盘，《郑和航海图》是最早的远洋航海图。其后，古代中国航海事业逐渐萎缩，海禁开始。
　　此外，明政府的外交马队曾西出阳关，沿丝绸之路游说西域。没有记入《明史》的陈诚等人五通西域，恢复了元末以来一度断绝的中亚往来。
　　清代康乾巡游、游猎和游园是古代宫廷旅游的最后一次高潮。康乾各六次巡幸江南，其后大清国运每况愈下，古代旅游渐成逝去的风景。
　　纵观古代为旅游提供运输服务的，水有独木舟、木帆船、竹筏等，陆有人力车、畜力车等，它们大多升级缓慢。魏时出现的轿子，到解放前仍在许多地方沿用。有四千多年历史的马车，是先秦时贵族的“小车”，至今有些地方仍然可见。孔丘故里风景区的彩装马车，每车可载数名游客，提供游览孔林的运输服务。而海上旅游则长期靠季风推动，西向航行必须赶在冬春之间，东向必须夏秋出行。
　　因为权力垄断，推动古代旅游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还数帝王巡游。“百年世路多翻覆，千古河山几废兴”。帝王巡游前，中央与地’方都整修道路、疏浚河道、开挖新渠，在改进运输工具上费尽脑力。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交通运输是影响旅游资源吸引力大小及旅游开发规划的关键点。如今，运输工具天翻地覆，很多风景区在客源“进得去”的前提下，尝试通过旅游集散中心、换乘中心等方式，让运输企业参与其中，疏导景区游客，“散得开、出得来”，力促旅游成为享受，颇有完全摆脱几千年来“苦游”局面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