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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的“翻案”是对原文本的一种“范型重铸”，它试图通过儒家人格价值的建构，为社会提供一种“合成”的关怀系统。但“三不从”的戏剧冲突却造成本文深处“情感”与“伦理”对峙的二元结构；而且“全忠全孝”的求全构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忠孝之间的价值抗衡永远无法消解。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可以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前者是一个两套话语的矛盾集合体，后者则是一个文化的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