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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战争时有发生,有战争,也就有是非之分。有的战争有破坏性,有的战争却有进步性。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他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残祸、暴行、灾害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如秦皇汉武征服百越、蒙古族统一中国的战争等都属于此类战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派王翦、屠雎领兵平定百越,设立郡县，征发几十万人与越人杂居;汉武帝继位后,也对百越多次用兵,并将东瓯、闽越部分人民迁于江淮,加强控制,在南越等地设立郡县。秦皇汉武南平百越的战争耗费百万,生灵涂炭。对此,古人叹道:“边云漠漠战魂哀”、“可怜抛尽沙场骨”,“一自夜郎臣服后,僰童筰马自年年”。然而,古人又云:“武皇英略重开边,通道西南即冉滇。”确实,秦皇汉武经略岭南,促进了文化发展,输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使汉、越人民进一步融合,大大加强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团结，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率领蒙古军队逐鹿中原,历经七十余载,终于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赢得了空前规模的统一与建立了辽阔疆域的帝国,华夏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也进一步发展了。对此，我们决不能因为蒙古军队铁蹄所至,哀声遍野而否定它在客观上对历史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同样,在世界历史上,亚历山大的远征、罗马大将凯撒的远征,以及后来的十字军东征等等,他们干戈所向、威灵所及,一路血雨、一路腥风,然而,这些战争都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在人类历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战争，一个民族去征服另一个民族，但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十六世纪早期,有蒙古贵族血统的巴布尔大军南下侵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尔帝国。但是,印度本身是一个具有悠久宗教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主要民族有着极强烈的宗教情绪,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印度文明的发展程度大大高于这些入侵者的文明程度，不久,这些入侵的莫卧尔人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蒙古人最终还是被印度人“征服”了。同样,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征服过汉族的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与被征服者相比,它们处于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历史阶段,甚至落后整整一个社会形态,它们在进入中原以后所碰到的都是高于本民族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因而它们不得不服从于“永恒的历史规律”而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实际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被迫所为。蒙元、满清初建时,都曾大规模地圈占耕地为牧场,企图把它们游牧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汉人,但是时隔不久,它们也都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一度凋敝的农业得以恢复。当然,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但其实质是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后，由于它本身就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并要求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舞台，它如果不掠夺世界其它地区，资本主义便无法发展。所以，从此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对世界各地，特别是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侵略扩张，而这种掠夺战争则“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一方面，他要造成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当然，就战争本身的性质而言，这种侵略是非正义的。但亚非拉美的广大地区在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之前，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特点是社会封闭落后、经济水平低下，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亚非拉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因而，这种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有进步的一面。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当我们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时候，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中国皇帝的权威被破坏了，天朝帝国才开始与世界接触。一方面，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城乡手工业生产被破坏，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也正是从这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不断探索中国的出路和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铁木尔的蹂躏？”
也这么说来，历史上还常常有这样的战争！
(审稿：王富友编校：孙卫东)
在人类历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战争，一个民族去征服另一个民族，但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十六世纪早期,有蒙古贵族血统的巴布尔大军南下侵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尔帝国。但是,印度本身是一个具有悠久宗教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主要民族有着极强烈的宗教情绪,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印度文明的发展程度大大高于这些入侵者的文明程度，不久,这些入侵的莫卧尔人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蒙古人最终还是被印度人“征服”了。同样,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征服过汉族的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与被征服者相比,它们处于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历史阶段,甚至落后整整一个社会形态,它们在进入中原以后所碰到的都是高于本民族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因而它们不得不服从于“永恒的历史规律”而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实际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被迫所为。蒙元、满清初建时,都曾大规模地圈占耕地为牧场,企图把它们游牧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汉人,但是时隔不久,它们也都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一度凋敝的农业得以恢复。当然,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但其实质是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后，由于它本身就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并要求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舞台，它如果不掠夺世界其它地区，资本主义便无法发展。所以，从此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对世界各地，特别是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侵略扩张，而这种掠夺战争则“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一方面，他要造成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当然，就战争本身的性质而言，这种侵略是非正义的。但亚非拉美的广大地区在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之前，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特点是社会封闭落后、经济水平低下，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亚非拉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因而，这种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有进步的一面。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当我们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时候，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中国皇帝的权威被破坏了，天朝帝国才开始与世界接触。一方面，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城乡手工业生产被破坏，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也正是从这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不断探索中国的出路和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铁木尔的蹂躏？”
也这么说来，历史上还常常有这样的战争！
(审稿：王富友编校：孙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