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招聘”不断冲击民间神经，继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发生事业单位“萝卜招聘”之后，近日安徽巢湖也因“萝卜招聘”引发舆情质疑。所谓“萝卜招聘”，就是为特定对象“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该对象基本上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即使意欲招入的对象质量不堪，也能通过条件设计使之毫无悬念地被“选入”。打个比方说，有关部门想招聘武大郎，先设定身高限制，若还有竞争者，就设定“须有炊饼行业从业经验”，若还有竞争者，再设定招聘者必须武姓，若还是有竞争者，那么，最后再设定“媳妇必须跟西门庆有染”，坚决淘汰任何非意向者。
　　“萝卜招聘”不仅发生在公务员招聘，像工程承包、招标采购、资质管理，也大量发生此种类型的“筛选术”，构成它的要件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有公开的部分，比如事先公示、招聘笔试；但更重要的是有权力操纵的部分。例如条件设计、资质筛查。这种公开与非公开、市场与权力相结合的运行状态，也是诸多恶性事件的源头，比如很多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医疗事故，看似公开招标，其实最终中标都是权力控制，一旦出现事故，一些民众并不辨识市场与权力的区别，反而混淆视听将罪责归因市场化所致、归结于企业主的贪婪。
　　“萝卜招聘”必然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话题。世界上很多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都高度关注“权力或裙带关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即父辈通过权力寻租增加下一代收入，甚至固化代际的权力，造成了整个社会“阶层世袭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很严重，但显而易见已经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向。
　　“萝卜招聘”等事件其实也搅动了民众对市场化和权力寻租关系的理解。一般人会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即“你有多大的本事”；一种是政治（特殊型社会）资本，即“你有多大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进行，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会削弱政治资本的生产率，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也就是说“你的真才实学”比“你有关系”更重要，权力的控制带来的收益会下降，而公平竞争下的人力资本回报会上升，甚至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发出“干部是改革最大受害者，须对其进行补偿”的言论，这一言论的最大依据就是过度相信市场化带来的乐观因素，而忽略了权力形态的变化与收益率的关系。
　　我们用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市场化的确会限制权力，但由于市场化带来交易价值的上升，导致收缩的权力按照市场估值来计算，它的总市值是大幅度增加了，也就是说，权力是收缩了，但它变得更值钱了。打个比方说，以前干部管的权力很大，例如项目管理，他们有控制力，但却没有选择力，因为供应者也是给定的。而经历市场化自由化之后，项目实施了公示、招标、听证、谈判，他们的整体权力是减少了，但是他们收缩后的权力变得更值钱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那些愿意支付更多权力租金的人担任产品供应者。所以，说他们是改革受害者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没有看到“一减之后的一增”。
　　主流言论认为惩治“萝卜招聘”应当零容忍，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谁零容忍呢？更上一级的权力部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对权力格局的介入、改良、参与，那么“萝卜招聘”将会是一种常态，一种被认为是“应当尊重的产权规则”。但是，我们相信，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信息公开，人们对“萝卜招聘”的围观和评议，尽管用Malcolm Gladwell的话说，“这仅仅是一种弱关系，无法承担高成本的社会改革”，但是，只要这种社会力量坚持下去，它迟早会变成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从而让我们从市场和权力的“混搭状态”跳跃过去，拥抱真正的“中国梦”：能力决定前途，而不是关系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