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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招聘”不断冲击民间神经,继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发生事业单位“萝卜招聘”之后,近日安徽巢湖也因“萝卜招聘”引发舆情质疑。所谓“萝卜招聘”,就是为特定对象“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该对象基本上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即使意欲招入的对象质量不堪,也能通过条件设计使之毫无悬念地被“选入”。打个比方说,有关部门想招聘武大郎,先设定身高限制,若还有竞争者,就设定“须有炊饼行业从业经验”,若还有竞争者,再设定招聘者必须武姓,若还是有竞争者,那么,最后再设定“媳妇必须跟西门庆有染”,坚决淘汰任何非意向者。
“萝卜招聘”不仅发生在公务员招聘,像工程承包、招标采购、资质管理,也大量发生此种类型的“筛选术”,构成它的要件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有公开的部分,比如事先公示、招聘笔试;但更重要的是有权力操纵的部分。例如条件设计、资质筛查。这种公开与非公开、市场与权力相结合的运行状态,也是诸多恶性事件的源头,比如很多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医疗事故,看似公开招标,其实最终中标都是权力控制,一旦出现事故,一些民众并不辨识市场与权力的区别,反而混淆视听将罪责归因市场化所致、归结于企业主的贪婪。
“萝卜招聘”必然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话题。世界上很多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都高度关注“权力或裙带关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即父辈通过权力寻租增加下一代收入,甚至固化代际的权力,造成了整个社会“阶层世袭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很严重,但显而易见已经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向。
“萝卜招聘”等事件其实也搅动了民众对市场化和权力寻租关系的理解。一般人会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即“你有多大的本事”;一种是政治(特殊型社会)资本,即“你有多大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进行,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会削弱政治资本的生产率,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也就是说“你的真才实学”比“你有关系”更重要,权力的控制带来的收益会下降,而公平竞争下的人力资本回报会上升,甚至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发出“干部是改革最大受害者,须对其进行补偿”的言论,这一言论的最大依据就是过度相信市场化带来的乐观因素,而忽略了权力形态的变化与收益率的关系。
我们用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市场化的确会限制权力,但由于市场化带来交易价值的上升,导致收缩的权力按照市场估值来计算,它的总市值是大幅度增加了,也就是说,权力是收缩了,但它变得更值钱了。打个比方说,以前干部管的权力很大,例如项目管理,他们有控制力,但却没有选择力,因为供应者也是给定的。而经历市场化自由化之后,项目实施了公示、招标、听证、谈判,他们的整体权力是减少了,但是他们收缩后的权力变得更值钱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那些愿意支付更多权力租金的人担任产品供应者。所以,说他们是改革受害者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没有看到“一减之后的一增”。
主流言论认为惩治“萝卜招聘”应当零容忍,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谁零容忍呢?更上一级的权力部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对权力格局的介入、改良、参与,那么“萝卜招聘”将会是一种常态,一种被认为是“应当尊重的产权规则”。但是,我们相信,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信息公开,人们对“萝卜招聘”的围观和评议,尽管用Malcolm Gladwell的话说,“这仅仅是一种弱关系,无法承担高成本的社会改革”,但是,只要这种社会力量坚持下去,它迟早会变成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从而让我们从市场和权力的“混搭状态”跳跃过去,拥抱真正的“中国梦”:能力决定前途,而不是关系创造财富。
“萝卜招聘”不仅发生在公务员招聘,像工程承包、招标采购、资质管理,也大量发生此种类型的“筛选术”,构成它的要件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有公开的部分,比如事先公示、招聘笔试;但更重要的是有权力操纵的部分。例如条件设计、资质筛查。这种公开与非公开、市场与权力相结合的运行状态,也是诸多恶性事件的源头,比如很多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医疗事故,看似公开招标,其实最终中标都是权力控制,一旦出现事故,一些民众并不辨识市场与权力的区别,反而混淆视听将罪责归因市场化所致、归结于企业主的贪婪。
“萝卜招聘”必然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话题。世界上很多著名政治经济学者都高度关注“权力或裙带关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即父辈通过权力寻租增加下一代收入,甚至固化代际的权力,造成了整个社会“阶层世袭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很严重,但显而易见已经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向。
“萝卜招聘”等事件其实也搅动了民众对市场化和权力寻租关系的理解。一般人会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即“你有多大的本事”;一种是政治(特殊型社会)资本,即“你有多大的关系”。随着市场化的进行,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会削弱政治资本的生产率,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也就是说“你的真才实学”比“你有关系”更重要,权力的控制带来的收益会下降,而公平竞争下的人力资本回报会上升,甚至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发出“干部是改革最大受害者,须对其进行补偿”的言论,这一言论的最大依据就是过度相信市场化带来的乐观因素,而忽略了权力形态的变化与收益率的关系。
我们用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这一点。我们认为,市场化的确会限制权力,但由于市场化带来交易价值的上升,导致收缩的权力按照市场估值来计算,它的总市值是大幅度增加了,也就是说,权力是收缩了,但它变得更值钱了。打个比方说,以前干部管的权力很大,例如项目管理,他们有控制力,但却没有选择力,因为供应者也是给定的。而经历市场化自由化之后,项目实施了公示、招标、听证、谈判,他们的整体权力是减少了,但是他们收缩后的权力变得更值钱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那些愿意支付更多权力租金的人担任产品供应者。所以,说他们是改革受害者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没有看到“一减之后的一增”。
主流言论认为惩治“萝卜招聘”应当零容忍,那么我们想问的是,谁零容忍呢?更上一级的权力部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对权力格局的介入、改良、参与,那么“萝卜招聘”将会是一种常态,一种被认为是“应当尊重的产权规则”。但是,我们相信,由于市场化带来的信息公开,人们对“萝卜招聘”的围观和评议,尽管用Malcolm Gladwell的话说,“这仅仅是一种弱关系,无法承担高成本的社会改革”,但是,只要这种社会力量坚持下去,它迟早会变成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从而让我们从市场和权力的“混搭状态”跳跃过去,拥抱真正的“中国梦”:能力决定前途,而不是关系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