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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测算的缺陷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3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数据同时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
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建成面积越来越大，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建成区人口密度却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城市建成面积的增加，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有激励的，它可以借此增加卖地收入；但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需要为之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即便这些人没有转为城市户籍，而公共服务需要钱，在这方面政府并无足够动力。因此就导致了人口城市化的进度逐步滞后于城市建成区扩张的速度，最后导致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总体下降。
那么，城市人口增加，到底会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多少？在这个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方面，从建设部到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所做的很多研究报告都指出，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比如，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报告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3万元、大城市6万元、特大城市10万元。2013年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更称，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为13万元。
如果以2.45亿流动人口计，每个人要花13万元，该项花费将超过30万亿元，这显然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不过，我们发现此类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其一，将市民化的对象局限在“农民工”，忽视了约占流动人口25%的原本就属于城市户籍的群体；其二，更关键的误区是认为所有成本都由政府支付。事实上，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公共服务支出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源于公众创造的财富，再返还给公众，它只是一种转移支付。而且大家可以发现，60岁之前我们每个月要缴纳医疗保险，当你到医院看病时，如果生的不是大病，看病的费用基本都是由个人医保账户（包括个人缴费和部分单位缴费）支付的。不仅医保如此，养老金在目前现收现付体制下，也基本都是由我们自己承担的。以上海为例，每个上班的年轻人由其单位缴纳的21%的养老保险（统筹部分）部分是直接支付给了退休人员。
需要由政府承担的，可能主要就是教育这块。因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小孩不可能随便在家接受教育，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接受公办教育。当然，随着私立教育的发展，未来可能有更多市场化选择。
总体而言，公共服务的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养老以及其他三方面，其中，真正由政府支付的可能只有义务教育这部分。至于保障性住房，绝大部分保障房的供给面还是很窄的，并未惠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他们的住房问题多数都由自己或企业来承担。
外来人口对上海社保贡献颇大
我们以上海为例，将公共服务的内容重点集中在养老和义务教育上，来测算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成本和收益到底几何。为什么要把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比较？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它们几乎都是强制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在市场上找到替代物——医保可以购买商业保险，住房可以购买商品房；同时也体现代际公平，户籍人口的养老和非户籍居民的子女教育有一个良好的互补性——养老的受益者主要是户籍居民，而义务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进城一代。
这一点可以从上海人口分布图中得到证实。我们看到，在上海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中，60岁以上的人非常少，相比之下，上海户籍人口这部分的比例已经达20%以上；非户籍人口中劳动就业人口占了多数，他们贡献了上海养老保险金的很大一部分；而15岁以下受教育人口，非户籍的也占了相当部分。
我们看2008年到2012年上海养老保险年度结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2008-2010年，上海养老保险年度结余一直是负值，2010年缺口达103.54亿元，但到了2011年，该数字就变成了盈余211.61亿元。为何养老金会突然产生这么大的盈余？
这一结果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参保人数在2011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由2010年的542.87万人猛增为926.93万人。这与上海市政府自2011年7月起实施的社保新政有关。根据该政策，很多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原本强制缴纳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了强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强制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之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缴纳比例已达到约1.34：1。
其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年最低缴纳金额为10134元（每月缴纳数额=上海最低社保缴纳基数×30%），而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最低为3378元（每月缴纳数额=上海社会平均工资×60%×10%）。这意味着2011年之后，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的数额增加了2倍。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人数为404.84万人，由此计算至少给上海增加了270亿元养老金，这也与2010-2011年间上海养老金年度结余的大幅变动基本相符。
所享教育投入不成比例
相较于非户籍人口每年缴纳的养老金，上海每年在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上又花费多少呢？
数据显示，近年非户籍学生在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中所占比例正逐年攀升，2011年该比例已达43%，2012年为45%。按照官方统计，2012年上海市区县小学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18839.33元，区县初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24485.17元。但事实上，仅有部分的非户籍学生能到公办学校就读，相当一部分非户籍学生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入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每位学生的补贴仅有5000元，其中上海市财政补贴2000元，区县财政补贴3000元。
即便假设所有非户籍学生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都是在公办学校中，并按照每位学生18839.33元的支出来计算，根据目前上海在校生人数（2012年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为76.04万人，初中在校人数为43.27万人），再乘以非户籍学生45%的比例，那么，上海每年在义务教育阶段投给非户籍学生的经费最高也只有131.73亿元。
我们会发现，每年上海社保从非户籍人口中能够收到约455.645亿元，但是给非户籍人口的子女教育只拨付了131.73亿元。这一入一出，上海每年从非户籍人口身上，等于直接就挣到了超过320亿。
换言之，事实上，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和其所享受公共服务不成比例的负担，户籍居民也并不会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受害。
鉴于此，我们的这项研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至少在直接的成本收益层面，对于像上海这样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如果像上海这样非户籍人口接近50%的城市都能够承受这一成本，那么外来人口更少的地区就更加没有压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成本来回应户籍改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3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数据同时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
研究中国城镇化进程，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建成面积越来越大，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建成区人口密度却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城市建成面积的增加，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有激励的，它可以借此增加卖地收入；但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需要为之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即便这些人没有转为城市户籍，而公共服务需要钱，在这方面政府并无足够动力。因此就导致了人口城市化的进度逐步滞后于城市建成区扩张的速度，最后导致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总体下降。
那么，城市人口增加，到底会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多少？在这个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方面，从建设部到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所做的很多研究报告都指出，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比如，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报告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3万元、大城市6万元、特大城市10万元。2013年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更称，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为13万元。
如果以2.45亿流动人口计，每个人要花13万元，该项花费将超过30万亿元，这显然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不过，我们发现此类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其一，将市民化的对象局限在“农民工”，忽视了约占流动人口25%的原本就属于城市户籍的群体；其二，更关键的误区是认为所有成本都由政府支付。事实上，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公共服务支出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源于公众创造的财富，再返还给公众，它只是一种转移支付。而且大家可以发现，60岁之前我们每个月要缴纳医疗保险，当你到医院看病时，如果生的不是大病，看病的费用基本都是由个人医保账户（包括个人缴费和部分单位缴费）支付的。不仅医保如此，养老金在目前现收现付体制下，也基本都是由我们自己承担的。以上海为例，每个上班的年轻人由其单位缴纳的21%的养老保险（统筹部分）部分是直接支付给了退休人员。
需要由政府承担的，可能主要就是教育这块。因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小孩不可能随便在家接受教育，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接受公办教育。当然，随着私立教育的发展，未来可能有更多市场化选择。
总体而言，公共服务的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养老以及其他三方面，其中，真正由政府支付的可能只有义务教育这部分。至于保障性住房，绝大部分保障房的供给面还是很窄的，并未惠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他们的住房问题多数都由自己或企业来承担。
外来人口对上海社保贡献颇大
我们以上海为例，将公共服务的内容重点集中在养老和义务教育上，来测算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成本和收益到底几何。为什么要把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比较？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它们几乎都是强制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在市场上找到替代物——医保可以购买商业保险，住房可以购买商品房；同时也体现代际公平，户籍人口的养老和非户籍居民的子女教育有一个良好的互补性——养老的受益者主要是户籍居民，而义务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进城一代。
这一点可以从上海人口分布图中得到证实。我们看到，在上海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中，60岁以上的人非常少，相比之下，上海户籍人口这部分的比例已经达20%以上；非户籍人口中劳动就业人口占了多数，他们贡献了上海养老保险金的很大一部分；而15岁以下受教育人口，非户籍的也占了相当部分。
我们看2008年到2012年上海养老保险年度结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2008-2010年，上海养老保险年度结余一直是负值，2010年缺口达103.54亿元，但到了2011年，该数字就变成了盈余211.61亿元。为何养老金会突然产生这么大的盈余？
这一结果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参保人数在2011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由2010年的542.87万人猛增为926.93万人。这与上海市政府自2011年7月起实施的社保新政有关。根据该政策，很多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原本强制缴纳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了强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强制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之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缴纳比例已达到约1.34：1。
其次，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年最低缴纳金额为10134元（每月缴纳数额=上海最低社保缴纳基数×30%），而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最低为3378元（每月缴纳数额=上海社会平均工资×60%×10%）。这意味着2011年之后，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的数额增加了2倍。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人数为404.84万人，由此计算至少给上海增加了270亿元养老金，这也与2010-2011年间上海养老金年度结余的大幅变动基本相符。
所享教育投入不成比例
相较于非户籍人口每年缴纳的养老金，上海每年在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上又花费多少呢？
数据显示，近年非户籍学生在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中所占比例正逐年攀升，2011年该比例已达43%，2012年为45%。按照官方统计，2012年上海市区县小学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18839.33元，区县初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24485.17元。但事实上，仅有部分的非户籍学生能到公办学校就读，相当一部分非户籍学生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入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每位学生的补贴仅有5000元，其中上海市财政补贴2000元，区县财政补贴3000元。
即便假设所有非户籍学生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都是在公办学校中，并按照每位学生18839.33元的支出来计算，根据目前上海在校生人数（2012年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为76.04万人，初中在校人数为43.27万人），再乘以非户籍学生45%的比例，那么，上海每年在义务教育阶段投给非户籍学生的经费最高也只有131.73亿元。
我们会发现，每年上海社保从非户籍人口中能够收到约455.645亿元，但是给非户籍人口的子女教育只拨付了131.73亿元。这一入一出，上海每年从非户籍人口身上，等于直接就挣到了超过320亿。
换言之，事实上，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和其所享受公共服务不成比例的负担，户籍居民也并不会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受害。
鉴于此，我们的这项研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至少在直接的成本收益层面，对于像上海这样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如果像上海这样非户籍人口接近50%的城市都能够承受这一成本，那么外来人口更少的地区就更加没有压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成本来回应户籍改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