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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2年至1923年间，赵式铭写了《戏为长截二首，简惺庵先生》诗。其一为：“我居后巷君前巷，径草沿缘不断青。留与乡人谈故事，城南一角有双星。”其二为；“金华山色两肩齐，轩轾乡人好品题。惭愧吾师评二妙，笔端浑不判高低。”对于熟悉周钟岳和赵式铭的人来说，这两首诗并不难解，但外地人对诗中涉及的人和事不一定都能理解。周钟岳（公元1876年～1955年），字生甫，号惺甫，又号惺庵；赵式铭（公元1873年～1942年），字星海，号弢父。他们二人都是剑川白族，同住金华山下剑川县城的南门忠义巷，东西仅一墙之隔；他们都是剑川宿儒段野史的启蒙弟子，受到赵藩的指教和提携。即周钟岳所说：“予与弢甫自总角即受学于先师段野史先生，既而复从赵文懿（赵藩）师。”因此，诗中就有“城南一角有双星”、“金华山色两肩齐，轩轾乡人好品题”、“惭愧吾师评二妙，笔端浑不判高低”句。虽说，诗人自谦“戏为长截（七绝）”，但反映的却是实情。“双星”，有双关之意：一是惺庵和星海，名字中都有“星”字；一是两颗耀眼的星宿。据赵式铭《清庚子辛丑恩正两科乡试》一文云：“（亡友罗星峤）与予及周君惺甫为文学交，一时有‘三星’之目。”可惜，罗星峤英年早逝，仅留“双星”。确实，周钟岳和赵式铭是20世纪30年代剑川乃至大理的两颗耀眼的星斗，加上他们的老师赵藩，剑川人才之盛，著称于世，令世人瞩目。这种群星璀璨的局面，可以说是白族历史文化中最为奇特的“剑川现象”，它的出现，值得总结。
“瘠土之民莫不向义”
周钟岳、赵式铭和他们的恩师赵藩称得上剑川杰出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出现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按一般的说法“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是规律。然而，尽管有巍峨壮丽的老君山，有风景优美的剑湖，但总的说来，在大理州的各县中，剑川的自然条件并不算是好的。康熙《剑川州志》载：“因地土硗瘠，又近雪山，寒气侵逼，五谷少成，收获亦在邻郡之后。”所以，在这里“物华天宝”从何说起？不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影响文化的生态因素并不全是优越的，这正如《国语·鲁语》所载：“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大理县志稿·食货部》亦有类似的表述：“吾邑境土瘠而且狭。地方既不以养生，不得不竞争趋于艺学。故衣服、帽靴、纺织，以及金、银、铜、铁、木、石诸品物为境内之一大输出。”在《社交部》中又说：“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大理县尚且如此，“土地硗瘠”的剑川更不必说了。对此，康熙《剑川州志》又说“（剑川）业农者能兼习工艺”。剑川百工匠艺中，尤以木工为精。故清张泓《滇南新语》云：“剑土硗瘠，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历史上自南诏以降，剑川一直处于战略要地，是滇西北的交通要冲，北可进藏区，西可经云龙、永平、保山出缅甸，即“剑处滇之极西，为进藏门户”。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从剑川经“茶马古道”可以畅达“蜀身毒古道”。明代剑川州治“柳龙充”在洪武年间即为“闾阎辐辏，商旅杂遝”的城郭。这些交通便捷的条件，使自然环境贫脊的剑川并不封闭，它促使木工匠们能够方便地游走向四方。从而造就了张泓所说的形势：“近则仲夏孟冬栽获两归，远则以收获为期必一返，获毕乃往。是以剑川之耘耨樵牧尽属村妪。男既远游，女当门户。催粮编甲亦妇代夫役，皆能练事无误。”常年远游他乡，可以增长才智，促进文化交流；女当门户，可以使男子潜心技艺，安心外出。这种特殊的家庭经济结构，在佛教密宗阿吒力及儒学广泛传播的氛围中，很容易催生耕读传家的浓厚文化传统。即如《剑川州志》所说：“子弟成童即肄诗书，以不学为耻。”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十四日，徐霞客在剑川金华山下曾见到道宫中有一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和尚）也”。可见当时在剑川，设馆授徒之盛，成为城乡普遍风习。周钟岳、赵式铭的启蒙老师段野史，就是典型的知名塾师。
另外一点，如前所述，剑川在地势上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即如张子斋先生所说的：“剑川地貌位置扼南北之要，控白族聚居区之北方门户，自古即为遐迩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之重地。”这里位居白族文化圈和纳西文化圈的结合部。自明代以来，这两个文化圈都顽强地汲取中原文化以丰富自我，因而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且各具特色。剑川作为结合部，必然受到两方面渲染和渗透，形成其文化的丰富和厚重。这也正是历史上剑川文化发展非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莫教桑梓翦龙荒”
有人说，赵藩、周钟岳、赵式铭是白族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和弘扬者，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口最多的是大理、洱源、剑川、鹤庆和云龙4个县市，而白族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剑川县，达91.6%。而且，在大理州白族人口最多的县城也是剑川金华镇，城里的居民世世代代都操白族话，而其他各县均以汉族为主，流行汉话。这是剑川人口分布上的显著特征，不能不说是影响其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与其他白族一样，剑川历史悠久，白族勤劳质朴，有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思想，这样的表述并没有错，但毕竟缺乏特异性。比如说，剑川人包括一般老百姓，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在剑川白语中汉借词最多，过去居民中通古汉语能读“四书五经”的为数不少。剑川城内各家各户大门上自撰的春联和品楹联的传统曾使来大理访问的著名作家李准叹为观止，他说：“在剑川，我忽然发现对联那么好，真是全国第一。据说，这里婚丧嫁娶都有对联，而且全是自家创作，不要书店里卖的，真了不起。如果没有剑川的这些对联，就产生不了大观楼全国第一长联。”然而，另一方面，剑川人的民族性很强烈，很不容易与外来文化趋同而失去自我特色。这里的民间文学很兴盛，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期间，在典雅的石宝山石雕佛像前，成群结队的民间歌手们旁若无人地大唱白族情歌。在县城，白族话成为大众语言，即便是县里的会议，大都通用白语，除非有外人参加。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特点，这就是剑川人的“桑梓情结”。尽管为了生计，男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然而剑川男子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是产生少有的依恋和归思，也就是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观念。流传于剑川乡里著名白族民间长诗《鸿雁带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外出谋生游子“乡情如丝扯不断”的思归之情，催人泪下。同样，我们可以在近代人赵藩、周钟岳、赵式铭这样大师典雅的汉文诗歌里，能够感受到类似的“桑梓情结”。在家乡时，他们“儿不嫌母丑”，绝不因为故乡的贫瘠而生怨气，反而满腔热情地讴歌故土风物，如周钟岳《游近郊诸胜杂咏》中的“喷泉作霖雨，激石流平川。成兹润物功，一勺山中泉”句。公元1926年，在外地谋职的周钟岳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不禁涌起思乡之情，写下《晋宁纪游杂咏十首》，“其三”感慨：“孰云北胜孰南强，鄂赣湘闽尽战场。滇海幸存钓鱼地，莫教桑梓翦龙荒。”公元1899年冬天，赵藩由四川归里养亲，周钟岳呈诗《赵樾村先生请养回里，赋呈一首》：“一州作牧著贤声，儒术原兼济物情。竞说文翁能化俗，旋闻平子竟归耕。莼鲈味好萦乡思，琴鹤装轻便客程。所喜高堂亲健在，三巴引领有苍生。”这也是咏乡情之作。当然，周钟岳他们的“桑梓情结”绝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包含着高尚的爱国忧民之情的。这正如余时英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这近似于孔子所提倡的“士志于道”。周钟岳在颂其恩师段野史先生的《德教碑》中写道：先生曰：“惟兹经学，吾道大藩，圣贤豪杰，孰逾其垣。”此道即是使赵藩能写出广受世人称道的武侯祠“攻心”“审势”楹联，后来又从清朝高官营垒中反戈成为辛亥革命勇士的精神基础；也是使周钟岳能够成为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下了功劳的精神基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精神。
“合为读书留种子”
赵藩曾为剑川的惜字会写了一副很有意义的楹联：“如爱儿孙，合为读书留种子；可怜虫豸，也凭食字作仙人。”这真是绝妙联，意味深长。也只有赵藩才能想得出“为读书留种”之样含义深刻的句子，我们不能将这句话仅仅理解是教育子孙读书而已。赵式铭在《石禅老人（即赵藩）喜称引人才》一文中说：“石禅老人喜称引人才。平生所推毂士大夫甚众。予叨居亲末，又贽门下，故推奖尤笃。”前辈人者着力奖掖后学、提携人才，使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相传，这就是“为读书留种子”的真谛，是一种民族生存的强烈责任感，也是“剑川现象”最主要的内涵之一。
确实，赵藩对后学的奖掖和提携堪称典范。他对家族中后辈赵式铭的关怀是情理中的事，但对周钟岳的倾心关照则是一种高尚情操。据张旭先生《赵藩与周钟岳》一文载，赵家与周家祖上在清咸同年间因红白旗之战结下了深仇大恨。但公元1899年，当赵藩从四川卸任回乡，得知年仅24岁的周钟岳最有才气时，他不计前嫌，着意栽培，甚至带出去闯天下。因此有人说：“没有赵藩就没有周钟岳。”这种唯才是爱的精神是对他“为读书留种子”的注释和实践。
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这就是对教师的挚爱，即深入人心的尊师重教传统。这种传统，剑川远远胜过其他白族地区。不论是段野史，还是赵藩、周钟岳，或赵式铭，都曾身体力行，将从教当作神圣的事业。赵藩在四川担任学务总监，创办起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师范学堂等多所新政学堂不必说。段野史先生不为利诱、不为物夺，原在军职，但不欲以军功显，退而以经学教授乡里，白首穷厄，卒不少悔，最终留下周钟岳这样的劲苗。周钟岳从政，赵式铭从文，但他俩均须臾不离教育，为振兴教育出大力。因此，很多年之后，他们都能够记起恩师段野史先生，分别撰写文章讴歌赞扬；赵藩去世后，赵式铭写了《哭石禅师四首》“以掳痛”，周钟岳则有《哭石禅师四十首》追思恩师“不徒私谊为门墙”的高风亮节。
抛弃“文人相轻”乃至文人相忌妒的恶习，相互切磋，情同手足，这又是剑川人“为读书留种子”的另一重要传统，是“剑川现象”中人才辈出、杞梓蔚然的决定性条件。我们读周赵二学友的诗文时，会被他们之间相互切磋、相互激励的情谊所深深感动。周钟岳在序赵式铭《希夷微室诗抄》时，极为推崇赵式铭的诗歌，说“其为诗涵演宏肆，朴属深微，奄有众长，不囿一体”，“意匠经营，不肯苟作”。并说：“顾能驰声坛坫，独树一帜者，屈指海内，寥寥不过十数人。弢甫为人，不喜表襮，其所作今尚未大著于时。然异时论诗，则所谓十数人者，弢甫必居其一。”而对于周钟岳的诗，赵式铭更是反复体味，然后写出言简意赅、别出心裁的评语，如“回合有情”、“道味盎然”、“欣慨交并”、“随手拾掇，都成异采”、“具此胸襟，故有一番作用”、“四十字无一懈语”、“一起得势，后路紧接，到底一气”、“六首于朝野失策概乎言之，谈滇事者可以鉴也”、“蓬婆、滴博，杜、韩皆用之，而此就楼上看出，便与古人迥别”等等，肯切中的。这种情谊，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剑川为“文献名邦”之一。“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论语集注》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指典籍，献指人才。我们前面所谈的三点“剑川现象”只是造就剑川成为“文献名邦”的主要因素，当然可以列出很多条。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随之而来，有些条件会转化，“剑川现象”未必能够一直得以赓续。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历史事实。不过，我们有义务对传统文化的流变给予必要的关照，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依据。
“瘠土之民莫不向义”
周钟岳、赵式铭和他们的恩师赵藩称得上剑川杰出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出现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按一般的说法“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是规律。然而，尽管有巍峨壮丽的老君山，有风景优美的剑湖，但总的说来，在大理州的各县中，剑川的自然条件并不算是好的。康熙《剑川州志》载：“因地土硗瘠，又近雪山，寒气侵逼，五谷少成，收获亦在邻郡之后。”所以，在这里“物华天宝”从何说起？不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影响文化的生态因素并不全是优越的，这正如《国语·鲁语》所载：“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大理县志稿·食货部》亦有类似的表述：“吾邑境土瘠而且狭。地方既不以养生，不得不竞争趋于艺学。故衣服、帽靴、纺织，以及金、银、铜、铁、木、石诸品物为境内之一大输出。”在《社交部》中又说：“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大理县尚且如此，“土地硗瘠”的剑川更不必说了。对此，康熙《剑川州志》又说“（剑川）业农者能兼习工艺”。剑川百工匠艺中，尤以木工为精。故清张泓《滇南新语》云：“剑土硗瘠，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历史上自南诏以降，剑川一直处于战略要地，是滇西北的交通要冲，北可进藏区，西可经云龙、永平、保山出缅甸，即“剑处滇之极西，为进藏门户”。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从剑川经“茶马古道”可以畅达“蜀身毒古道”。明代剑川州治“柳龙充”在洪武年间即为“闾阎辐辏，商旅杂遝”的城郭。这些交通便捷的条件，使自然环境贫脊的剑川并不封闭，它促使木工匠们能够方便地游走向四方。从而造就了张泓所说的形势：“近则仲夏孟冬栽获两归，远则以收获为期必一返，获毕乃往。是以剑川之耘耨樵牧尽属村妪。男既远游，女当门户。催粮编甲亦妇代夫役，皆能练事无误。”常年远游他乡，可以增长才智，促进文化交流；女当门户，可以使男子潜心技艺，安心外出。这种特殊的家庭经济结构，在佛教密宗阿吒力及儒学广泛传播的氛围中，很容易催生耕读传家的浓厚文化传统。即如《剑川州志》所说：“子弟成童即肄诗书，以不学为耻。”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十四日，徐霞客在剑川金华山下曾见到道宫中有一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和尚）也”。可见当时在剑川，设馆授徒之盛，成为城乡普遍风习。周钟岳、赵式铭的启蒙老师段野史，就是典型的知名塾师。
另外一点，如前所述，剑川在地势上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即如张子斋先生所说的：“剑川地貌位置扼南北之要，控白族聚居区之北方门户，自古即为遐迩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之重地。”这里位居白族文化圈和纳西文化圈的结合部。自明代以来，这两个文化圈都顽强地汲取中原文化以丰富自我，因而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且各具特色。剑川作为结合部，必然受到两方面渲染和渗透，形成其文化的丰富和厚重。这也正是历史上剑川文化发展非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莫教桑梓翦龙荒”
有人说，赵藩、周钟岳、赵式铭是白族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和弘扬者，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口最多的是大理、洱源、剑川、鹤庆和云龙4个县市，而白族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剑川县，达91.6%。而且，在大理州白族人口最多的县城也是剑川金华镇，城里的居民世世代代都操白族话，而其他各县均以汉族为主，流行汉话。这是剑川人口分布上的显著特征，不能不说是影响其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与其他白族一样，剑川历史悠久，白族勤劳质朴，有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思想，这样的表述并没有错，但毕竟缺乏特异性。比如说，剑川人包括一般老百姓，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在剑川白语中汉借词最多，过去居民中通古汉语能读“四书五经”的为数不少。剑川城内各家各户大门上自撰的春联和品楹联的传统曾使来大理访问的著名作家李准叹为观止，他说：“在剑川，我忽然发现对联那么好，真是全国第一。据说，这里婚丧嫁娶都有对联，而且全是自家创作，不要书店里卖的，真了不起。如果没有剑川的这些对联，就产生不了大观楼全国第一长联。”然而，另一方面，剑川人的民族性很强烈，很不容易与外来文化趋同而失去自我特色。这里的民间文学很兴盛，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期间，在典雅的石宝山石雕佛像前，成群结队的民间歌手们旁若无人地大唱白族情歌。在县城，白族话成为大众语言，即便是县里的会议，大都通用白语，除非有外人参加。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特点，这就是剑川人的“桑梓情结”。尽管为了生计，男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然而剑川男子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是产生少有的依恋和归思，也就是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观念。流传于剑川乡里著名白族民间长诗《鸿雁带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外出谋生游子“乡情如丝扯不断”的思归之情，催人泪下。同样，我们可以在近代人赵藩、周钟岳、赵式铭这样大师典雅的汉文诗歌里，能够感受到类似的“桑梓情结”。在家乡时，他们“儿不嫌母丑”，绝不因为故乡的贫瘠而生怨气，反而满腔热情地讴歌故土风物，如周钟岳《游近郊诸胜杂咏》中的“喷泉作霖雨，激石流平川。成兹润物功，一勺山中泉”句。公元1926年，在外地谋职的周钟岳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不禁涌起思乡之情，写下《晋宁纪游杂咏十首》，“其三”感慨：“孰云北胜孰南强，鄂赣湘闽尽战场。滇海幸存钓鱼地，莫教桑梓翦龙荒。”公元1899年冬天，赵藩由四川归里养亲，周钟岳呈诗《赵樾村先生请养回里，赋呈一首》：“一州作牧著贤声，儒术原兼济物情。竞说文翁能化俗，旋闻平子竟归耕。莼鲈味好萦乡思，琴鹤装轻便客程。所喜高堂亲健在，三巴引领有苍生。”这也是咏乡情之作。当然，周钟岳他们的“桑梓情结”绝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包含着高尚的爱国忧民之情的。这正如余时英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这近似于孔子所提倡的“士志于道”。周钟岳在颂其恩师段野史先生的《德教碑》中写道：先生曰：“惟兹经学，吾道大藩，圣贤豪杰，孰逾其垣。”此道即是使赵藩能写出广受世人称道的武侯祠“攻心”“审势”楹联，后来又从清朝高官营垒中反戈成为辛亥革命勇士的精神基础；也是使周钟岳能够成为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下了功劳的精神基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精神。
“合为读书留种子”
赵藩曾为剑川的惜字会写了一副很有意义的楹联：“如爱儿孙，合为读书留种子；可怜虫豸，也凭食字作仙人。”这真是绝妙联，意味深长。也只有赵藩才能想得出“为读书留种”之样含义深刻的句子，我们不能将这句话仅仅理解是教育子孙读书而已。赵式铭在《石禅老人（即赵藩）喜称引人才》一文中说：“石禅老人喜称引人才。平生所推毂士大夫甚众。予叨居亲末，又贽门下，故推奖尤笃。”前辈人者着力奖掖后学、提携人才，使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相传，这就是“为读书留种子”的真谛，是一种民族生存的强烈责任感，也是“剑川现象”最主要的内涵之一。
确实，赵藩对后学的奖掖和提携堪称典范。他对家族中后辈赵式铭的关怀是情理中的事，但对周钟岳的倾心关照则是一种高尚情操。据张旭先生《赵藩与周钟岳》一文载，赵家与周家祖上在清咸同年间因红白旗之战结下了深仇大恨。但公元1899年，当赵藩从四川卸任回乡，得知年仅24岁的周钟岳最有才气时，他不计前嫌，着意栽培，甚至带出去闯天下。因此有人说：“没有赵藩就没有周钟岳。”这种唯才是爱的精神是对他“为读书留种子”的注释和实践。
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这就是对教师的挚爱，即深入人心的尊师重教传统。这种传统，剑川远远胜过其他白族地区。不论是段野史，还是赵藩、周钟岳，或赵式铭，都曾身体力行，将从教当作神圣的事业。赵藩在四川担任学务总监，创办起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师范学堂等多所新政学堂不必说。段野史先生不为利诱、不为物夺，原在军职，但不欲以军功显，退而以经学教授乡里，白首穷厄，卒不少悔，最终留下周钟岳这样的劲苗。周钟岳从政，赵式铭从文，但他俩均须臾不离教育，为振兴教育出大力。因此，很多年之后，他们都能够记起恩师段野史先生，分别撰写文章讴歌赞扬；赵藩去世后，赵式铭写了《哭石禅师四首》“以掳痛”，周钟岳则有《哭石禅师四十首》追思恩师“不徒私谊为门墙”的高风亮节。
抛弃“文人相轻”乃至文人相忌妒的恶习，相互切磋，情同手足，这又是剑川人“为读书留种子”的另一重要传统，是“剑川现象”中人才辈出、杞梓蔚然的决定性条件。我们读周赵二学友的诗文时，会被他们之间相互切磋、相互激励的情谊所深深感动。周钟岳在序赵式铭《希夷微室诗抄》时，极为推崇赵式铭的诗歌，说“其为诗涵演宏肆，朴属深微，奄有众长，不囿一体”，“意匠经营，不肯苟作”。并说：“顾能驰声坛坫，独树一帜者，屈指海内，寥寥不过十数人。弢甫为人，不喜表襮，其所作今尚未大著于时。然异时论诗，则所谓十数人者，弢甫必居其一。”而对于周钟岳的诗，赵式铭更是反复体味，然后写出言简意赅、别出心裁的评语，如“回合有情”、“道味盎然”、“欣慨交并”、“随手拾掇，都成异采”、“具此胸襟，故有一番作用”、“四十字无一懈语”、“一起得势，后路紧接，到底一气”、“六首于朝野失策概乎言之，谈滇事者可以鉴也”、“蓬婆、滴博，杜、韩皆用之，而此就楼上看出，便与古人迥别”等等，肯切中的。这种情谊，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剑川为“文献名邦”之一。“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论语集注》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指典籍，献指人才。我们前面所谈的三点“剑川现象”只是造就剑川成为“文献名邦”的主要因素，当然可以列出很多条。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随之而来，有些条件会转化，“剑川现象”未必能够一直得以赓续。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历史事实。不过，我们有义务对传统文化的流变给予必要的关照，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