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卢丽安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
那是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
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
小镇姑娘
卢丽安和丈夫抵达上海是在1997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1968年，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旗山地区。
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种植有大量香蕉、椰子和槟榔。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親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镇姑娘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
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本省人，外省人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古老院校，建校历史超过400年。
卢丽安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学长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
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
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卢丽安的公公，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转换跑道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丽安的丈夫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
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1995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大陆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
文中提到，当年，丈夫已经学成并在台湾有教学与科研成绩，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她却还挣扎于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
直到1996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的新领导想和她电子邮件“访谈”。那个人，正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询问了卢丽安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修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
两人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终于，在1996年年尾，回国任教的申请程序基本完成。
白手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多以经商为主，像卢丽安和丈夫这样以“海外引进人才”身份进入高校任教的，少之又少。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在悼念陆谷孙那篇文章中，卢丽安回忆，2001年，是她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烦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 拿着那几张表格，卢丽安抖着手、敲开陆谷孙的“系主任办公室”，提出回台探亲的请求，可是话还没说完，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
陆谷孙一惊，连问怎么啦，家里可好？
卢丽安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台湾南岛上的父母，这是她作为女儿身在异乡的烦恼。
即便如此，卢丽安和丈夫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他们觉得，既然来大陆，就是打定主意要定居的。与其考虑太多，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下后路，反而会断了发展的前路。
对卢丽安而言，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分享彼此对于生命的想象、计划和实践。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有理想信仰，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歧视和伤害。
我不怕大陆
尽管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刻意介绍自己，但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外文学院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卢老师，是从台湾来的。
熟悉她的学生，私下叫她“安姐”。大家对她又爱又怕，原因是这位老师非常严厉，还曾经把一个研究生班所有人的作业全部打回去要求重写。
关注之余，许多人也会暗暗好奇，她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甚至还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我不怕大陆。”谈起缘由，卢丽安先用一个“怕”字形容岛内乡亲的复杂心理。
她进一步解释，在台湾，早年的战争创伤加上多年来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一些人对大陆持有偏见。
卢丽安却不同，她对大陆一直没有陌生感。
小时候，她就从书本上看到介绍，说祖国山川壮丽、民族多元。为此，卢丽安写下作文，畅想长大后去江南看小桥流水，去塞北感受大漠苍凉，再去东北体验白雪覆盖下的凛冽。
另一个有关大陆的印象来自外公。
卢丽安的外公，是在台湾出生的闽南人。他成长于“日据时代”，早年求学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担任政府公职人员。外公很疼爱孩子，却又沉默寡言，总是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还特别喜欢听京戏。
“阿公讲闽南语，怎么会喜欢听京戏？”这个疑问，在卢丽安心里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母亲拿给她一本薄薄的自传。
那是外公70岁时写的，两年后他便去世。自传中，老人回顾了自己奋斗的一生，并在末尾写到，想起战争的残酷，内心就很不忍，“祖国啊祖国，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强盛起来？”
这些文字，卢丽安第一次读到，还有些不知所措。
她有些不懂，外公写下这本自传时，台湾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得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他却如此忧虑，说但愿不再有战争，又说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外公到底想讲什么呢？
能不能入党？
很多年后，作为十九大代表的卢丽安站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向外界分享了外公的故事。
她终于明白，外公为后代、为子孙们许下的那个心愿，其实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同时也相信，外公一定是意识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两岸分治并非正确选择。
此时的卢丽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两年。
刚到大陆时，卢丽安比较刻意地远离政治活动，直到后来加入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这是一个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时常开展一些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卢丽安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政治。政治看似一个宏大议题，但它又关系到个人生存、职业发展以及道路选择。
于是，她開始以一个“党外诤友”的身份，带着些“挑剔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共产党。看它如何建设上海社会？如何建设祖国大陆？
“我观察了很久，最后‘考核’的结果不仅仅是及格，而且成绩非常好。”卢丽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魄力的党。它很清楚自己面临什么问题，也不避讳党内要改革的问题，会制定很详细的目标、路线图。
入党机会在2013年到来。
这一年，卢丽安当选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同年年底，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访问，邀请卢丽安同行。
访台路上，卢丽安和沙海林在车里聊天，她试探性地问到，“我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沙海林马上看了看她，很严肃地说，是吗？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那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你愿意的话，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卢丽安吓了一跳。在那之前，她和丈夫都有过入党的念头，但因为有台湾背景，两人被泼了冷水。
回到上海后，卢丽安开始着手准备入党申请书。她的这一举动，也让身边许多人颇为惊讶。
“确实没想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郑咏滟与卢丽安相识多年。郑咏滟清楚记得，那是2014年的一次党支部会议，卢丽安带来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有厚厚一叠，全部都是手写。
宣读过程中，卢丽安说起前不久跟随上海市有关领导访台，又提到近年来两岸发展变化，忍不住掉下眼泪。
“卢丽安效应”
2015年，卢丽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对比入党前后，她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变化，该上课上课，该加班加班，反倒心里沉甸甸的，感觉责任更加重大。
作为一名党员，我还能做些什么？就在卢丽安反复思考时，一份光荣使命交给了她。
2017年6月，卢丽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成为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的一员。4个月后，她走进人民大会堂，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卢丽安说，大会开幕当天，总书记3个半小时的报告，掌声最密集之处，就是关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表述。这足以说明广大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有着坚定共识。
她还注意到，报告还有不少进一步释放善意、诚意的内容，例如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等等。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卢丽安在十九大期间的一举一动也被海峡两岸高度关注。
“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我爱台湾，也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没有台湾梦的中国梦肯定是不完整的，同时，没有融入祖国的台湾梦，像打个盹儿，黄粱一梦。”
七天会期，无论是公开在“党代表通道”亮相，还是私下接受媒体采访，卢丽安的话总是令人心潮澎湃。
自从十九大结束回到上海，卢丽安接到很多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大多是表达对十九大报告的认可以及对她本人的支持。
这些人中，有海外台胞，也有岛内乡亲。他们告诉卢丽安，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更多人受到鼓励，也可以自信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还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电话的乡亲，说想要入党，问卢丽安如何加入。
“我倒觉得，不必太拘泥于程序，可以先读党史，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新中国发展过程，心跟思想先入党。”卢丽安这样回答。
支持的另一面，也有谩骂、诋毁以及一些超出她能力的诉求。特别是10月下旬，台湾当局对外证实，已撤销卢丽安和她儿子的台湾户籍，此举在两岸掀起轩然大波。
处在风暴中心，卢丽安忙碌而平静。
她有每周6节课的教学任务，还有连续多场的十九大精神传达活动。至于外界喧嚣，卢丽安说，希望大家不要再过于纠结历史问题。
她坦言，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20年前决定来大陆时就预料到了。
她也很清楚，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台湾方面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一个执政当局‘立法’的本意是什么？”在卢丽安心里，这个“本意”，应该是保障民众的发展空间，让个体发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那是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
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
小镇姑娘
卢丽安和丈夫抵达上海是在1997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1968年，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旗山地区。
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种植有大量香蕉、椰子和槟榔。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親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镇姑娘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
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本省人，外省人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古老院校，建校历史超过400年。
卢丽安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学长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
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
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卢丽安的公公，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转换跑道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丽安的丈夫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
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1995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大陆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
文中提到，当年，丈夫已经学成并在台湾有教学与科研成绩，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她却还挣扎于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
直到1996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的新领导想和她电子邮件“访谈”。那个人，正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询问了卢丽安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修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
两人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终于，在1996年年尾，回国任教的申请程序基本完成。
白手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多以经商为主，像卢丽安和丈夫这样以“海外引进人才”身份进入高校任教的，少之又少。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在悼念陆谷孙那篇文章中，卢丽安回忆，2001年，是她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烦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 拿着那几张表格，卢丽安抖着手、敲开陆谷孙的“系主任办公室”，提出回台探亲的请求，可是话还没说完，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
陆谷孙一惊，连问怎么啦，家里可好？
卢丽安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台湾南岛上的父母，这是她作为女儿身在异乡的烦恼。
即便如此，卢丽安和丈夫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他们觉得，既然来大陆，就是打定主意要定居的。与其考虑太多，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下后路，反而会断了发展的前路。
对卢丽安而言，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分享彼此对于生命的想象、计划和实践。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有理想信仰，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歧视和伤害。
我不怕大陆
尽管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刻意介绍自己，但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外文学院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卢老师，是从台湾来的。
熟悉她的学生，私下叫她“安姐”。大家对她又爱又怕，原因是这位老师非常严厉，还曾经把一个研究生班所有人的作业全部打回去要求重写。
关注之余，许多人也会暗暗好奇，她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甚至还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我不怕大陆。”谈起缘由，卢丽安先用一个“怕”字形容岛内乡亲的复杂心理。
她进一步解释，在台湾，早年的战争创伤加上多年来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一些人对大陆持有偏见。
卢丽安却不同，她对大陆一直没有陌生感。
小时候，她就从书本上看到介绍，说祖国山川壮丽、民族多元。为此，卢丽安写下作文，畅想长大后去江南看小桥流水，去塞北感受大漠苍凉，再去东北体验白雪覆盖下的凛冽。
另一个有关大陆的印象来自外公。
卢丽安的外公，是在台湾出生的闽南人。他成长于“日据时代”，早年求学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担任政府公职人员。外公很疼爱孩子，却又沉默寡言，总是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还特别喜欢听京戏。
“阿公讲闽南语，怎么会喜欢听京戏？”这个疑问，在卢丽安心里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母亲拿给她一本薄薄的自传。
那是外公70岁时写的，两年后他便去世。自传中，老人回顾了自己奋斗的一生，并在末尾写到，想起战争的残酷，内心就很不忍，“祖国啊祖国，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强盛起来？”
这些文字，卢丽安第一次读到，还有些不知所措。
她有些不懂，外公写下这本自传时，台湾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得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他却如此忧虑，说但愿不再有战争，又说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外公到底想讲什么呢？
能不能入党？
很多年后，作为十九大代表的卢丽安站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向外界分享了外公的故事。
她终于明白，外公为后代、为子孙们许下的那个心愿，其实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同时也相信，外公一定是意识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两岸分治并非正确选择。
此时的卢丽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两年。
刚到大陆时，卢丽安比较刻意地远离政治活动，直到后来加入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这是一个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时常开展一些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卢丽安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政治。政治看似一个宏大议题，但它又关系到个人生存、职业发展以及道路选择。
于是，她開始以一个“党外诤友”的身份，带着些“挑剔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共产党。看它如何建设上海社会？如何建设祖国大陆？
“我观察了很久，最后‘考核’的结果不仅仅是及格，而且成绩非常好。”卢丽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魄力的党。它很清楚自己面临什么问题，也不避讳党内要改革的问题，会制定很详细的目标、路线图。
入党机会在2013年到来。
这一年，卢丽安当选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同年年底，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访问，邀请卢丽安同行。
访台路上，卢丽安和沙海林在车里聊天，她试探性地问到，“我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沙海林马上看了看她，很严肃地说，是吗？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那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你愿意的话，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卢丽安吓了一跳。在那之前，她和丈夫都有过入党的念头，但因为有台湾背景，两人被泼了冷水。
回到上海后，卢丽安开始着手准备入党申请书。她的这一举动，也让身边许多人颇为惊讶。
“确实没想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郑咏滟与卢丽安相识多年。郑咏滟清楚记得，那是2014年的一次党支部会议，卢丽安带来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有厚厚一叠，全部都是手写。
宣读过程中，卢丽安说起前不久跟随上海市有关领导访台，又提到近年来两岸发展变化，忍不住掉下眼泪。
“卢丽安效应”
2015年，卢丽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对比入党前后，她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变化，该上课上课，该加班加班，反倒心里沉甸甸的，感觉责任更加重大。
作为一名党员，我还能做些什么？就在卢丽安反复思考时，一份光荣使命交给了她。
2017年6月，卢丽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成为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的一员。4个月后，她走进人民大会堂，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卢丽安说，大会开幕当天，总书记3个半小时的报告，掌声最密集之处，就是关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表述。这足以说明广大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有着坚定共识。
她还注意到，报告还有不少进一步释放善意、诚意的内容，例如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等等。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卢丽安在十九大期间的一举一动也被海峡两岸高度关注。
“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我爱台湾，也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没有台湾梦的中国梦肯定是不完整的，同时，没有融入祖国的台湾梦，像打个盹儿，黄粱一梦。”
七天会期，无论是公开在“党代表通道”亮相，还是私下接受媒体采访，卢丽安的话总是令人心潮澎湃。
自从十九大结束回到上海，卢丽安接到很多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大多是表达对十九大报告的认可以及对她本人的支持。
这些人中，有海外台胞，也有岛内乡亲。他们告诉卢丽安，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更多人受到鼓励，也可以自信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还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电话的乡亲，说想要入党，问卢丽安如何加入。
“我倒觉得，不必太拘泥于程序，可以先读党史，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新中国发展过程，心跟思想先入党。”卢丽安这样回答。
支持的另一面，也有谩骂、诋毁以及一些超出她能力的诉求。特别是10月下旬，台湾当局对外证实，已撤销卢丽安和她儿子的台湾户籍，此举在两岸掀起轩然大波。
处在风暴中心，卢丽安忙碌而平静。
她有每周6节课的教学任务，还有连续多场的十九大精神传达活动。至于外界喧嚣，卢丽安说，希望大家不要再过于纠结历史问题。
她坦言，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20年前决定来大陆时就预料到了。
她也很清楚，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台湾方面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一个执政当局‘立法’的本意是什么？”在卢丽安心里，这个“本意”，应该是保障民众的发展空间，让个体发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