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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东北抗日联军，人们往往都很熟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著名抗日英雄的名字及其英勇事迹，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日联军最早的创始人罗登贤。因为，他牺牲早、宣传少，许多往事如烟散去，鲜为人知，其名字也几乎被人淡忘。罗登贤，1905年生，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1931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创建东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底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调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3年被敌人逮捕、杀害。
罗登贤遇难后，他的亲密战友、满洲省委和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夫妇悲痛欲绝。他们为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一位卓越领导人而伤心、惋惜，悲伤中为长女取名冯忆罗，让后人永远忆念、缅怀这位东北抗联的创始人。
26岁出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
罗登贤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香港机工联合会负责人和罢工团团长，参与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罗登贤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起义指挥部领导成员兼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队长。他指挥600多名赤卫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公安局和保安队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他又指挥赤卫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转移，并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登贤虽然在国内坚持斗争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9年初，罗登贤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接替病故的苏兆征担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曾在上海组织领导纺织、邮务、电车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这期间，他还协助周恩来在上海办训练班，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一起担任教员，为大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讲述国内革命斗争形势。
1931年夏，中共中央派罗登贤前往沈阳担任中央驻东北代表，负责组织领导东北地下党的斗争。他一到沈阳就积极指导满洲省委在各大城市广泛发动工人运动。不久，又赴黑龙江哈尔滨巡视，指导哈尔滨特委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初秋，罗登贤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陪同，化名达平悄悄来到哈尔滨地下党联络点冯仲云、薛雯夫妇家。
薛雯曾回忆罗登贤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据北满特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介绍，他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达平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组织领导工作的杰出人物之一罗登贤。”
“他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北满特委书记等，常在我家开会、商谈工作。”“他还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开导我，经常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提高……”
“有一次，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原来是一名学徒工，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帮助下，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地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后来，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活动。在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
薛雯晚年多次深情地说：“当时，我刚刚入党，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他的开导给了我很大帮助。”
罗登贤精明强干，富有政治敏感，处事果断，深受大家尊敬。
九一八事变后，在尚未接到中共中央具体指示时，罗登贤立即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特委领导干部开会，分析政治局势新变化，研究斗争对策。
随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21日和10月5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宣言与决议，同时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发动农民暴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关东军情报机关把中共满洲省委列为重点打击目标，迅速组织宪兵特务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当年11月，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等相继被逮捕，党的组织系统陷入瘫痪。
危难时刻，罗登贤受命组织新满洲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他迅速将省委机关紧急转移到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哈尔滨。
当时，周保中任省委委员，赵一曼任哈尔滨工会书记，赵尚志任军委书记，杨靖宇担任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冯仲云开始担任满洲省委秘书处长、省委巡视员，后来任省委秘书长，他的妻子薛雯担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铉在电车厂从事地下党团工作。
1931年11月，哈尔滨的严冬已经来临，罗登贤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冯仲云家中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东北党的任务是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大规模组织群众武装，扩大抗日战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满洲。
那时，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情报信息和活动经费均已中断，满洲省委孤悬北疆，处境十分困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疯狂入侵，东北各地政治、武装组织观点不一，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形势，及时调整省委的工作重点，确定由城市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派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创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底，东北大好河山已被日军完全占领，残暴的关东军对抗日救亡组织加紧血腥镇压，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地下斗争处境更加困难。
当时，中央要求满洲省委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等人指示满洲省委要在城市游行示威，组织飞行集会等活动，罗登贤深感以这种方式开展活动，完全脱离实际，只能暴露目标，导致革命骨干不断被捕、被杀，因而，必须当机立断改变斗争方式。
有一天，罗登贤看到党内周刊《红旗》上发表了伍豪（周恩来化名）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的任务》，文章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号召发动全国工人、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罗登贤马上将文章反复读给大家听，组织讨论，并同周保中、杨林等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提出“我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这个提纲，后来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
罗登贤重视统一战线，善于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1931年11月，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领导部队在嫩江桥开始抗战。战斗刚刚打响，罗登贤就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抗战。
罗登贤领导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十条纲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义勇军的进攻和屠杀群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创建红军，武装保卫中国，保卫东北劳苦群众；动员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与义勇军联合反对长官妥协、投降等。省委还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党组织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1932年3月，罗登贤首先派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去吉东地区发动组织农村武装队伍。
周保中在宁安县几经周折，找到了地下党组织，迅速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省委的指示，号召在农村组织抗日武装。他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工农民众起来武装抗日。
后来，周保中到东北救国军李杜部开展工作。经救国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李延禄（中共党员）推荐，李杜先后任命周保中担任救国军总参议、联合军总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尔后，周保中又和李延禄成功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分别担任军长和党委书记。
周保中赴吉东后，罗登贤接着又派张甲洲、赵尚志等到巴彦、珠河开展工作。张甲洲等到巴彦县迅速组织200多名青年成立抗日游击队，因其中大学生较多，群众称之为“大学生抗日队”。
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罗登贤还派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担任政委。不久，这支游击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巴彦、呼兰、绥化、庆安、铁力一带。游击队在群众支持下，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越战越强，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长白山西麓，地形复杂，多高山峻岭，森林茂密，远离大城市，利于开展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及时在磐石建立中心县委，管辖磐石、伊通、海龙、辉南等7个县。
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罗登贤先后派杨林、杨佐青和杨靖宇等去那里工作。
杨林和杨靖宇到磐石地区后，发动朝鲜族抗日英雄李红光等，在原有群众性组织“打狗队”基础上组建工农游击队，很快发展到800多人，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1932年10月，罗登贤派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去汤原巡视工作。冯仲云临行前，罗登贤和他彻夜长谈。当时，罗登贤正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批判，但情绪并不消极。他激动地对冯仲云说：“我坚信，东北三省不会灭亡，劳苦大众的抗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群众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罗登贤还详细布置任务，交代工作方式、方法。
在冯仲云动员组织领导下，汤原县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从1931年初到1932年，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除派出100多党团员干部先后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小组和支部，大大推动了1931年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高潮的形成。
赤胆忠心为革命，甘洒热血铸英魂
然而，正当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艰难发展时，王明、康生等“左”倾错误路线者，却不能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他们过分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日本侵占东北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事实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也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的增长。他们片面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共同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一味教条地宣扬“阶级斗争不可调和”，要求“实行土地革命”，甚至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建立东北苏维埃与红军”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他们无端怀疑、排斥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指责他们“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服从国民党领导”，要求义勇军中的党团员组织哗变，拉出队伍创建红军。
这些错误指示，严重影响了中共和东北义勇军的统战合作关系，不仅不为各阶层群众接受，严重妨碍抗日斗争的发展，而且在满洲省委内部也引起思想混乱。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批判罗登贤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搞满洲特殊化”，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指示在农村不折不扣“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荒唐要求组织巴彦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
同时，他们强令罗登贤离开东北，委派李实担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他们打着反“立三左倾路线”的旗号，要求肃清罗登贤“右倾路线”影响，推行比“立三左倾路线”更“左”的路线。将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任命张甲洲为军长，赵尚志为参谋长，派从莫斯科来的吴福海为政委。
从此，东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不再提抗日统一战线，改为执行“打土豪、分土地”政策。抗日队伍分裂。抗日游击队遭受内外夹攻，伤亡惨重，武装队伍日益缩小，面临瓦解，斗争形势岌岌可危。
后来，莫斯科派来新省委书记，竟然以张甲洲、赵尚志忠实执行罗登贤“满洲特殊论”、推行“富农路线和军事投机军官路线”等罪名，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的党籍。
对于被调离东北，罗登贤虽然不服，迟迟没有启程，但最终顾全大局，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到上海后，他马上投入紧张工作。他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围剿”红军。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他和廖承志以及在上海治病的陈赓等五人逮捕。31日，法庭宣布他们是“反动分子”，并进行“公开”审判。
罗登贤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法官：“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和日本强盗作战；我曾经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活动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反革命活动吗！”
此事在上海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震动。4月1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卑劣行径，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高度赞扬“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营救，“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经过宋庆龄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陈赓获救，罗登贤依然被关押。宋庆龄等曾到监狱探望罗登贤，只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却坚定地对朋友们表示：“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
8月29日凌晨，敌人在南京雨花台将罗登贤秘密杀害。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说，他凛然表示：“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不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然后，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昂然挺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
罗登贤牺牲后，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发表文章，高度称赞“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罗登贤遇难后，他的亲密战友、满洲省委和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夫妇悲痛欲绝。他们为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一位卓越领导人而伤心、惋惜，悲伤中为长女取名冯忆罗，让后人永远忆念、缅怀这位东北抗联的创始人。
26岁出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
罗登贤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担任香港机工联合会负责人和罢工团团长，参与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罗登贤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起义指挥部领导成员兼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队长。他指挥600多名赤卫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公安局和保安队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他又指挥赤卫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转移，并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登贤虽然在国内坚持斗争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9年初，罗登贤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不久接替病故的苏兆征担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曾在上海组织领导纺织、邮务、电车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这期间，他还协助周恩来在上海办训练班，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一起担任教员，为大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讲述国内革命斗争形势。
1931年夏，中共中央派罗登贤前往沈阳担任中央驻东北代表，负责组织领导东北地下党的斗争。他一到沈阳就积极指导满洲省委在各大城市广泛发动工人运动。不久，又赴黑龙江哈尔滨巡视，指导哈尔滨特委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初秋，罗登贤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陪同，化名达平悄悄来到哈尔滨地下党联络点冯仲云、薛雯夫妇家。
薛雯曾回忆罗登贤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据北满特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介绍，他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达平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组织领导工作的杰出人物之一罗登贤。”
“他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北满特委书记等，常在我家开会、商谈工作。”“他还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开导我，经常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提高……”
“有一次，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原来是一名学徒工，没有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帮助下，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地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后来，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活动。在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
薛雯晚年多次深情地说：“当时，我刚刚入党，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他的开导给了我很大帮助。”
罗登贤精明强干，富有政治敏感，处事果断，深受大家尊敬。
九一八事变后，在尚未接到中共中央具体指示时，罗登贤立即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特委领导干部开会，分析政治局势新变化，研究斗争对策。
随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21日和10月5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宣言与决议，同时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发动农民暴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关东军情报机关把中共满洲省委列为重点打击目标，迅速组织宪兵特务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当年11月，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等相继被逮捕，党的组织系统陷入瘫痪。
危难时刻，罗登贤受命组织新满洲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他迅速将省委机关紧急转移到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哈尔滨。
当时，周保中任省委委员，赵一曼任哈尔滨工会书记，赵尚志任军委书记，杨靖宇担任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冯仲云开始担任满洲省委秘书处长、省委巡视员，后来任省委秘书长，他的妻子薛雯担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铉在电车厂从事地下党团工作。
1931年11月，哈尔滨的严冬已经来临，罗登贤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冯仲云家中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东北党的任务是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大规模组织群众武装，扩大抗日战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满洲。
那时，东北党组织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情报信息和活动经费均已中断，满洲省委孤悬北疆，处境十分困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疯狂入侵，东北各地政治、武装组织观点不一，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形势，及时调整省委的工作重点，确定由城市转到农村，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派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创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底，东北大好河山已被日军完全占领，残暴的关东军对抗日救亡组织加紧血腥镇压，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地下斗争处境更加困难。
当时，中央要求满洲省委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等人指示满洲省委要在城市游行示威，组织飞行集会等活动，罗登贤深感以这种方式开展活动，完全脱离实际，只能暴露目标，导致革命骨干不断被捕、被杀，因而，必须当机立断改变斗争方式。
有一天，罗登贤看到党内周刊《红旗》上发表了伍豪（周恩来化名）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当前的任务》，文章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号召发动全国工人、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罗登贤马上将文章反复读给大家听，组织讨论，并同周保中、杨林等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提出“我党必须发动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这个提纲，后来成了满洲省委指导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
罗登贤重视统一战线，善于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1931年11月，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领导部队在嫩江桥开始抗战。战斗刚刚打响，罗登贤就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抗战。
罗登贤领导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十条纲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义勇军的进攻和屠杀群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创建红军，武装保卫中国，保卫东北劳苦群众；动员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与义勇军联合反对长官妥协、投降等。省委还严厉批评一些地方党组织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1932年3月，罗登贤首先派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去吉东地区发动组织农村武装队伍。
周保中在宁安县几经周折，找到了地下党组织，迅速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省委的指示，号召在农村组织抗日武装。他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工农民众起来武装抗日。
后来，周保中到东北救国军李杜部开展工作。经救国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李延禄（中共党员）推荐，李杜先后任命周保中担任救国军总参议、联合军总参谋长、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尔后，周保中又和李延禄成功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分别担任军长和党委书记。
周保中赴吉东后，罗登贤接着又派张甲洲、赵尚志等到巴彦、珠河开展工作。张甲洲等到巴彦县迅速组织200多名青年成立抗日游击队，因其中大学生较多，群众称之为“大学生抗日队”。
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罗登贤还派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担任政委。不久，这支游击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巴彦、呼兰、绥化、庆安、铁力一带。游击队在群众支持下，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越战越强，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长白山西麓，地形复杂，多高山峻岭，森林茂密，远离大城市，利于开展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及时在磐石建立中心县委，管辖磐石、伊通、海龙、辉南等7个县。
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罗登贤先后派杨林、杨佐青和杨靖宇等去那里工作。
杨林和杨靖宇到磐石地区后，发动朝鲜族抗日英雄李红光等，在原有群众性组织“打狗队”基础上组建工农游击队，很快发展到800多人，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1932年10月，罗登贤派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去汤原巡视工作。冯仲云临行前，罗登贤和他彻夜长谈。当时，罗登贤正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批判，但情绪并不消极。他激动地对冯仲云说：“我坚信，东北三省不会灭亡，劳苦大众的抗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群众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罗登贤还详细布置任务，交代工作方式、方法。
在冯仲云动员组织领导下，汤原县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从1931年初到1932年，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除派出100多党团员干部先后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小组和支部，大大推动了1931年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高潮的形成。
赤胆忠心为革命，甘洒热血铸英魂
然而，正当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艰难发展时，王明、康生等“左”倾错误路线者，却不能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他们过分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日本侵占东北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事实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也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的增长。他们片面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共同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一味教条地宣扬“阶级斗争不可调和”，要求“实行土地革命”，甚至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建立东北苏维埃与红军”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他们无端怀疑、排斥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指责他们“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服从国民党领导”，要求义勇军中的党团员组织哗变，拉出队伍创建红军。
这些错误指示，严重影响了中共和东北义勇军的统战合作关系，不仅不为各阶层群众接受，严重妨碍抗日斗争的发展，而且在满洲省委内部也引起思想混乱。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批判罗登贤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搞满洲特殊化”，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指示在农村不折不扣“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荒唐要求组织巴彦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
同时，他们强令罗登贤离开东北，委派李实担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他们打着反“立三左倾路线”的旗号，要求肃清罗登贤“右倾路线”影响，推行比“立三左倾路线”更“左”的路线。将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任命张甲洲为军长，赵尚志为参谋长，派从莫斯科来的吴福海为政委。
从此，东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不再提抗日统一战线，改为执行“打土豪、分土地”政策。抗日队伍分裂。抗日游击队遭受内外夹攻，伤亡惨重，武装队伍日益缩小，面临瓦解，斗争形势岌岌可危。
后来，莫斯科派来新省委书记，竟然以张甲洲、赵尚志忠实执行罗登贤“满洲特殊论”、推行“富农路线和军事投机军官路线”等罪名，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的党籍。
对于被调离东北，罗登贤虽然不服，迟迟没有启程，但最终顾全大局，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到上海后，他马上投入紧张工作。他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围剿”红军。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他和廖承志以及在上海治病的陈赓等五人逮捕。31日，法庭宣布他们是“反动分子”，并进行“公开”审判。
罗登贤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法官：“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和日本强盗作战；我曾经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活动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反革命活动吗！”
此事在上海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震动。4月1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卑劣行径，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高度赞扬“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国人民起来营救，“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经过宋庆龄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陈赓获救，罗登贤依然被关押。宋庆龄等曾到监狱探望罗登贤，只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却坚定地对朋友们表示：“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
8月29日凌晨，敌人在南京雨花台将罗登贤秘密杀害。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说，他凛然表示：“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不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然后，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昂然挺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
罗登贤牺牲后，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发表文章，高度称赞“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