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医学与历史的星空同样璀璨夺目，光芒四射，普照着芸芸众生的人类社会。随着世纪的转换，时代的更替，每一时期、每一阶段都有其最亮的星宿在闪现，诞生于九百多年前的医学家钱乙，无疑是宋代这一历史时期颇为耀眼的一颗医学明星。
　　钱乙的一生都是在治学与治病中度过的，“专一为业，垂四十年”，被后世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字仲阳。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卒于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他的祖籍原为浙江钱塘，他的曾祖后来北上在山东郓州（今郓城）东平落户，从此全家定居山东。
　　钱乙的童年可说是不幸，也可算幸运。不幸的是，他的父亲钱颢原本是一名长于针灸的医生，由于嗜酒出游，一去不复返；母亲又早亡，他便成了孤儿。幸运的是，他一直寄养在姑母家里，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姑父吕氏也是一名医生，把钱乙当养子看待，让他读书，并教他医术。坎坷的遭遇造就了钱乙。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以善于使用儿科方剂而闻名，由于给宋神宗的子女治病有功，被任命为翰林医官，继而提升为太医丞。七十多岁时，因患痹证，钱乙回到故乡。那时的他虽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左侧手足也已不能自用，但仍然卧床研读群书，手不释卷。同时，每日还为四面八方前来求医的病人诊治。钱乙前后行医50多年，后来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勤奋而光辉的一生。
　　现存最早的原本形式儿科专书
　　我国儿科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汉代到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以儿科为名的方书，但其中大都已经散失了。到隋、唐代以后，我国儿科的发展才明显地专科化。在隋唐时期的医书中，曾提到在中古时期有一部叫做《颅囟经》的书，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儿科专书，但原本已失，现在我们所见的本子是清代的辑本。
　　据文献记载，钱乙曾有不少著述，如《伤寒论指微》、《婴孺论》等书，可惜都已失传，现存的只有《小儿药证直诀》一书。这部书是由他的学生阎季忠根据所搜集到的钱乙的著述、医案等资料整理而成，并于公元1119年刊行问世。虽然阎氏在整理该书时，可能在某些地方有失钱乙的原意，但书中仍能反映出钱乙在儿科学上的成就。此书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专书。西方医学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儿科专书是1472年出版的意大利巴格拉尔德的儿科集，这部书从年代上看要比钱乙的书晚351年；从内容上看，也只不过是根据中世纪阿拉伯名医累塞斯等人的儿科论述汇集而成的。
　　“哑科“不好治，更显医术高
　　行医的人都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甚至有“宁医十丈夫，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老人……宁医十老人，莫医一不语小儿”的说法。这说明儿科之难，且难就难在诊断。因为小儿大多不能自已很好地表达病况，悲啼哭闹，加之小儿疾病变化多而快，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促使病情复杂化。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乙的高超医术可谓家喻户晓，人们争先恐后地邀请他去看病。
　　有一次，一个姓朱的男子带着他五岁的儿子前来应诊，诉说其小儿每天夜里发烧，天一亮烧就退了。请了不少医生治疗，有的按“伤寒”治，有的按“火热”症治，用了不少清热解毒的凉药，都没有效果。患儿痰涎多，又喜欢睡觉，某医生用专治唾涎的铁粉丸治疗，企图用这些重镇药将唾涎镇坠下去，结果病情加重，至第五天患儿口渴，大量饮水。
　　钱乙诊断后，认为患儿喜睡是脾气困乏造成的，而唾涎又是由于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所引起的，不能再用此药了。钱乙给小儿开的是白术散。朱某问道：喝多了水会不会泻肚子呢？钱乙说：“只要不喝生水是不会拉肚子的，即使出现泻肚子的情况也不可怕，但无论如何不能再用铁粉丸一类的重镇药了。”朱某又问：“那么应当先治什么病呢？“钱乙道：治渴治痰，退热清里，用这一种药就足够了。朱某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勉强同意了钱乙的意见，让儿子继续服用白术散水煎剂，就这样连服三次白术散，其子果然不再口渴吐涎，又服阿胶散二剂，病就全好了。
　　擅治惊厥，巧断病情
　　钱乙所重视的病证大多是儿科常见而重要的疾患，包括中医所说的“麻、痘、惊、疳”等病证。对于小儿常见的惊厥这一病证，钱乙做了较详细的记述，并把惊风和痫证作了明确的区分。关于惊厥的原因，钱乙指出，急惊除因受大声或大惊外，发高热也是其原因之一；慢惊主要是因病后脾胃虚损所致。对于惊厥的处治，钱乙也有创见。他主张先要辨别惊厥的性质是属阴还是属阳，并认为“急惊”一般属阳，当凉泻；“慢惊”属阴，当温补。钱乙特别对当时不少医生不辨识证情而妄加施用温补或凉泻药剂的做法加以批评，指出这样“误小儿甚多”。可见，钱乙对惊厥的诊治原则是很合乎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理论的。自从钱乙对小儿惊厥做了富有开创性的论述以后，其后的医家才继之对此类疾病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国外古代对小儿惊厥也有不少记述。但迟至十五世纪还没有把惊厥和癫痫区分开，较全面的辨证和治疗就更少见了。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钱乙巧断病情的故事：
　　有个贵族的小儿，因打秋千坠地发生惊搐。医生用发散的药给他治疗，但就是不能治愈。患儿的家人便多方求医，后找到钱乙为小儿诊治。钱乙经过仔细辨证观察后说：这个小儿，原是急惊，后生大热，应当先退其热。便用大黄丸、玉露散、惺惺丸，加以牛黄、龙胆、麝香解之，热不退。到了第三天，病儿肌肤反而热。钱乙说：再过两天病不好，必发斑疮，那是热不能出的缘故。因原先那位医生开始用药发散，发散至肌表，肌表热就会出斑疮。其实，开始受惊时，本来应当用利惊药治疗，用发散药就会使病情加重，反而不好治了。又过了两天，这个小儿果然出现斑疮。钱乙又用必胜膏治疗，七天就好了。
　　重养阴，化裁六味地黄丸
　　钱乙在方剂和治疗思想上很有建树，他熟悉药性，善于使用药剂，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栽和创制了许多新方，比如他将四君子汤变为异功散，将香连丸增为豆蔻香连丸，还有“安虫散”、“百部丸”等等，多为后世医家所喜用，并一直沿用至今。还有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八味肾气丸的加减化裁。钱乙认为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便除去桂枝和附子二味，化裁而成六味地黄丸，用来补虚，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都是由此方化裁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儿科范围。另外，钱乙肯定了俗语“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和寒”，认识到小儿衣服不可穿得过于暖和；喂奶也要适当，不可太饱，这些都是符合科学的宝贵经验。
　　钱乙的一生，是医学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他刻苦攻读，悉心研究，使我国儿科学在理、法、方、药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用自已的心血谱写下祖国医学的篇章，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在历史的画卷上又添上了丰满多姿、光彩照人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