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而这种扩大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我国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弱化､政府某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是造成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1-0025-04
作者简介:祝洪娇(1976- ),女,辽宁海城人,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首先,我国个人税收的公平分配功能弱化,它不但没有缩小居民间的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扩大效应｡其次,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管理等各方面都不完善,导致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滋生,这不仅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再次,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实施造成了我国城乡､地区､行业､企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一､税收公平分配功能弱化
税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征收高额个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对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也都强调利用税收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但是,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税收公平分配的功能是非常微弱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税制存在着很多缺陷｡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被称为是“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的“良税”｡但是,目前我国的遗产税还没有开征,公平分配功能最强的只有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也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起到明显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3年10月合并原对外籍居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和对中国籍居民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及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三个税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十多年的贯彻施行中,随着个人收入的上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也相应快速上升｡原来三个个人所得税种都已开征的1987年,收入为7.17亿元,仅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的0.34%,而到200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已达1211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的7.08%｡[1]当前,个人所得税已跃升为收入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第四个大税种｡然而,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自身仍存在着较多缺陷,其发挥的公平分配功能犹如杯水车薪｡并且,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个人税收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的再调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高收入的调节,而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是很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税源的方法,对各类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对相同应税所得不区分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这就违背了维持税收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则——量能负担,因此不能有效保证税负公平｡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中来自便于从源头控制的工薪所得的比重最高,全国平均为46.4%,上海､北京分别达81.25%和89.82%｡同时,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的边际税率达45%,比其他收入都高,比国际上通常的水平还高｡另外,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刀切地按20%征收,也明显地对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储蓄存款较少的工薪阶层居民承受了较高的税负｡[2]与之比较,随着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隐性化以及工资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红利､劳酬､租金､出场费､隐性收入､地下经济等等｡而按照现行税制,对这些工资收入以外的各种所得往往难于控制,征免界限不清,很难保证这部分收入会纳税｡例如,2001年,我国征收的660亿元个人所得税中,43%是由工薪阶层缴纳的,而占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高收入者所缴不足10%｡[3]再例如,2000年,广东省地税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阶层所交纳的比例仅占2.33%｡[4]可见,这必然致使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总之,正是由于个人税收的种种缺陷,才导致了我国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弱化｡高收入者挣得多,交得少,这在拉大居民间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
其次,农村居民承担的税负较重｡中国的个人税收对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扩大效应,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农村居民所占的比例份额远远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的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再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5]而且,我国的税收优惠多集中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农业税与牧业税涉及的税收优惠项目很少,而前者显然主要是使城镇居民受益,而后者却并没有使农村居民同等程度地受惠,这样,税收因素就成为促使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税收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农村内部｡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各税种基本上是采用按人头分摊的办法征收的,这就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缴纳的税收额相等,而实质上这种横向公平而纵向不公平的定额税是具有累退效应的,必然使农村内部税负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再次,税收管理薄弱,偷漏税现象严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实行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客观上是因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极不完善,无法获取个人收入的整体情况,实行这种制度可以便于征收管理,从源头上控制｡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在便利征收的同时,也给偷逃税以可乘之机,不利于增强公民自我申报的纳税意识｡目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已成为形成我国过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98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了300亿元左右,而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的高达600亿元｡[6]近年来,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元至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7]这种严重的税收流失现象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总之,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是弱化的,它不仅不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富差距还具有扩大效应｡
二､政府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相应地,所制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更加注重效率的提高,而缺少对公平的重视｡因此,在实践中也就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总的政策导向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导向的制定和实施确实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严重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实施体现出来的｡
一是地区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允许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这就使东部地区率先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为其所用而迅速发展起来｡而直到1991年,国家才对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开放,但此时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已处于劣势,已失去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东部地区平等竞争的能力和平等发展的机遇｡因此,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针对过去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在所有制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为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税收､贷款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的好处,反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义务,再加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未理顺,政企没有彻底分开,所以,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就必然使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也就必然使其收入水平差距明显拉大｡
三是行业优惠政策｡多年来,我国一直对某些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比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等等,这些行业依靠实行制度性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因此其职工的工资相应较高,这也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是不平等的金融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我国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又安排了一套更加严厉的金融信贷制度｡这样,在紧缩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资金显得空前短缺｡而此时,银行采取的是对地区､企业授信并在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因此,这必然导致越贫困的地区､越是需要解困的企业越贷不着钱,而越是发达的地区､越是富裕的企业越容易贷款｡相应地,也就必然使富裕地区或企业的劳动就业和收入状况远远好于贫困地区或困难企业,从而拉开了二者的收入差距｡
另外,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平等还反映在城乡之间｡城市资金供给充裕,农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各大银行从农村纷纷撤走办事机构,对乡镇企业实行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撤消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将合作基金会连同原有的呆滞帐一同并入信用社｡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贷款越来越难｡更严重的是,农村资金向外流出则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农村仅通过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渠道,就净流出资金数量高达3477亿元｡[8]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五是向城市偏斜的积极财政政策｡近些年来,国家财政为拉动经济增长发行了巨额国债,这对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空间都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但这次主要依靠国债促进的经济发展,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而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比如,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里,国家共发行了6600亿元国债,而其中为农林水等安排的建设资金仅2800亿元｡[9]再比如,1998年,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投入是587.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10]通过几年的建设,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与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并且在农村中,对农林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等,也多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国债中直接用于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份额很小,农民直接受益的规模和程度很有限｡因此,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六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上涨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带来直接影响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涨工资｡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先后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几次大幅度增加工资,受此影响,其他行业也随之相应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此时正值国家机构改革和企业改组改造时期,这一时期仅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就分别减少了3404.2万人和1591.7万人｡[11]此期间大幅度增加工资必然拉大在职职工与离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增加工资是在城市居民之中进行的,农民并未从中受益,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这样,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七是以调节供给为重心的农产品供求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供求政策的重心是调节供给,而调节供给的核心则是不断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数量｡虽然这一政策适应了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产品短缺状态的逐渐消除､全国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以及市场情况的变化,这种单一的数量供给政策应该随之做出调整｡然而在经济体制和市场供求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这一政策并未随之变化,而仍然是以追求数量供给为主｡比如,对较早由市场决定供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禽蛋类等农产品,虽然中央政府不直接参与其购销活动,但要求各大中城市政府采取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多种措施以增加数量,像“菜篮子工程”;而对主要由中央政府计划控制的粮棉等产品,则基本上是政府垄断､价格支持､直接参与市场购销活动｡虽然,这一政策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保证了农产品数量的供应,但这种以追求数量为主的供给政策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约束的影响,从而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而也必然影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出现过两次缩小,一次发生在1979年至1983年期间,城乡收入比率下降了60个百分点;另一次发生在1995年至1997年,城乡收入比率两年中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而这两次都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密切相关｡相对于1978年,1983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近50个百分点;相对于1993年,199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比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高出近90个百分点｡[12]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大宗农产品市场出现产品积压､价格下跌,政府由于受财政能力的限制,没有能力继续通过敞开收购来维持市场价格,只得适当降低政府保护价,并使部分品种逐步退出保护收购范围,因此,政府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断回落,农民的收入大幅下降,相应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不断拉大｡据专家估计,仅从1997年到1999年期间,粮食､棉花价格的下跌就使农民收入约减少3500亿元之多｡[13]从1997年到200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25%,相应地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14]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是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而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的环境却没有多大变化;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利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中西部地区却远远落后;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公有制经济除了垄断行业外,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近些年来,虽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业税收的减免,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问题仍然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诚尧:《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载《财政研究》2004年第2期｡
[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思考》,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2004年1月8日｡
[3]高淑琼:《中国收入分配调节的五大难题解析》,载《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1期｡
[4]《个人所得税征管瞄准收入分配不公》,载《工人日报》2001年8月30日｡
[5]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6]杨宜勇:《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21日｡
[7]王新亚､薛凯､孙金霞､贺大为:《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3月1日｡
[8][9][11]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载《红旗》2003年第16期｡
[10]肖俊彦:《城乡收入差距态势与对策建议-<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报告之五》,中国财经论文资料网http://www.bo2000.com,2002年1月22日｡
[12][14]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2期｡
[13]吴硕､陆学艺､刘文朴:《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载《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80期｡
责任编辑:钱国华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1-0025-04
作者简介:祝洪娇(1976- ),女,辽宁海城人,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首先,我国个人税收的公平分配功能弱化,它不但没有缩小居民间的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扩大效应｡其次,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管理等各方面都不完善,导致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滋生,这不仅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再次,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实施造成了我国城乡､地区､行业､企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一､税收公平分配功能弱化
税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征收高额个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对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也都强调利用税收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但是,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税收公平分配的功能是非常微弱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税制存在着很多缺陷｡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被称为是“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的“良税”｡但是,目前我国的遗产税还没有开征,公平分配功能最强的只有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也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起到明显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3年10月合并原对外籍居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和对中国籍居民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及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三个税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十多年的贯彻施行中,随着个人收入的上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也相应快速上升｡原来三个个人所得税种都已开征的1987年,收入为7.17亿元,仅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的0.34%,而到200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已达1211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的7.08%｡[1]当前,个人所得税已跃升为收入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第四个大税种｡然而,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自身仍存在着较多缺陷,其发挥的公平分配功能犹如杯水车薪｡并且,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个人税收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的再调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高收入的调节,而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是很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税源的方法,对各类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对相同应税所得不区分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这就违背了维持税收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则——量能负担,因此不能有效保证税负公平｡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中来自便于从源头控制的工薪所得的比重最高,全国平均为46.4%,上海､北京分别达81.25%和89.82%｡同时,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的边际税率达45%,比其他收入都高,比国际上通常的水平还高｡另外,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刀切地按20%征收,也明显地对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储蓄存款较少的工薪阶层居民承受了较高的税负｡[2]与之比较,随着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隐性化以及工资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红利､劳酬､租金､出场费､隐性收入､地下经济等等｡而按照现行税制,对这些工资收入以外的各种所得往往难于控制,征免界限不清,很难保证这部分收入会纳税｡例如,2001年,我国征收的660亿元个人所得税中,43%是由工薪阶层缴纳的,而占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高收入者所缴不足10%｡[3]再例如,2000年,广东省地税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阶层所交纳的比例仅占2.33%｡[4]可见,这必然致使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总之,正是由于个人税收的种种缺陷,才导致了我国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弱化｡高收入者挣得多,交得少,这在拉大居民间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平衡心理｡
其次,农村居民承担的税负较重｡中国的个人税收对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扩大效应,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农村居民所占的比例份额远远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的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再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5]而且,我国的税收优惠多集中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农业税与牧业税涉及的税收优惠项目很少,而前者显然主要是使城镇居民受益,而后者却并没有使农村居民同等程度地受惠,这样,税收因素就成为促使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税收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农村内部｡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各税种基本上是采用按人头分摊的办法征收的,这就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缴纳的税收额相等,而实质上这种横向公平而纵向不公平的定额税是具有累退效应的,必然使农村内部税负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再次,税收管理薄弱,偷漏税现象严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实行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客观上是因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体系极不完善,无法获取个人收入的整体情况,实行这种制度可以便于征收管理,从源头上控制｡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在便利征收的同时,也给偷逃税以可乘之机,不利于增强公民自我申报的纳税意识｡目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已成为形成我国过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98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了300亿元左右,而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的高达600亿元｡[6]近年来,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元至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7]这种严重的税收流失现象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总之,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是弱化的,它不仅不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富差距还具有扩大效应｡
二､政府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相应地,所制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更加注重效率的提高,而缺少对公平的重视｡因此,在实践中也就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总的政策导向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导向的制定和实施确实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严重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实施体现出来的｡
一是地区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允许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这就使东部地区率先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为其所用而迅速发展起来｡而直到1991年,国家才对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实行开放,但此时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已处于劣势,已失去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东部地区平等竞争的能力和平等发展的机遇｡因此,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针对过去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在所有制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为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税收､贷款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的好处,反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义务,再加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未理顺,政企没有彻底分开,所以,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就必然使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也就必然使其收入水平差距明显拉大｡
三是行业优惠政策｡多年来,我国一直对某些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比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等等,这些行业依靠实行制度性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因此其职工的工资相应较高,这也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是不平等的金融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我国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又安排了一套更加严厉的金融信贷制度｡这样,在紧缩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资金显得空前短缺｡而此时,银行采取的是对地区､企业授信并在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因此,这必然导致越贫困的地区､越是需要解困的企业越贷不着钱,而越是发达的地区､越是富裕的企业越容易贷款｡相应地,也就必然使富裕地区或企业的劳动就业和收入状况远远好于贫困地区或困难企业,从而拉开了二者的收入差距｡
另外,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平等还反映在城乡之间｡城市资金供给充裕,农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各大银行从农村纷纷撤走办事机构,对乡镇企业实行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撤消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将合作基金会连同原有的呆滞帐一同并入信用社｡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贷款越来越难｡更严重的是,农村资金向外流出则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农村仅通过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渠道,就净流出资金数量高达3477亿元｡[8]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五是向城市偏斜的积极财政政策｡近些年来,国家财政为拉动经济增长发行了巨额国债,这对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空间都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但这次主要依靠国债促进的经济发展,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而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比如,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里,国家共发行了6600亿元国债,而其中为农林水等安排的建设资金仅2800亿元｡[9]再比如,1998年,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投入是587.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10]通过几年的建设,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与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并且在农村中,对农林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等,也多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国债中直接用于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份额很小,农民直接受益的规模和程度很有限｡因此,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六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上涨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带来直接影响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涨工资｡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先后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几次大幅度增加工资,受此影响,其他行业也随之相应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此时正值国家机构改革和企业改组改造时期,这一时期仅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就分别减少了3404.2万人和1591.7万人｡[11]此期间大幅度增加工资必然拉大在职职工与离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增加工资是在城市居民之中进行的,农民并未从中受益,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这样,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七是以调节供给为重心的农产品供求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供求政策的重心是调节供给,而调节供给的核心则是不断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数量｡虽然这一政策适应了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产品短缺状态的逐渐消除､全国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以及市场情况的变化,这种单一的数量供给政策应该随之做出调整｡然而在经济体制和市场供求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这一政策并未随之变化,而仍然是以追求数量供给为主｡比如,对较早由市场决定供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禽蛋类等农产品,虽然中央政府不直接参与其购销活动,但要求各大中城市政府采取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多种措施以增加数量,像“菜篮子工程”;而对主要由中央政府计划控制的粮棉等产品,则基本上是政府垄断､价格支持､直接参与市场购销活动｡虽然,这一政策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保证了农产品数量的供应,但这种以追求数量为主的供给政策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约束的影响,从而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而也必然影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出现过两次缩小,一次发生在1979年至1983年期间,城乡收入比率下降了60个百分点;另一次发生在1995年至1997年,城乡收入比率两年中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而这两次都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密切相关｡相对于1978年,1983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近50个百分点;相对于1993年,199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比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高出近90个百分点｡[12]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大宗农产品市场出现产品积压､价格下跌,政府由于受财政能力的限制,没有能力继续通过敞开收购来维持市场价格,只得适当降低政府保护价,并使部分品种逐步退出保护收购范围,因此,政府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断回落,农民的收入大幅下降,相应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不断拉大｡据专家估计,仅从1997年到1999年期间,粮食､棉花价格的下跌就使农民收入约减少3500亿元之多｡[13]从1997年到2000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25%,相应地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14]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是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而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的环境却没有多大变化;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利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中西部地区却远远落后;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公有制经济除了垄断行业外,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近些年来,虽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业税收的减免,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问题仍然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诚尧:《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载《财政研究》2004年第2期｡
[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思考》,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2004年1月8日｡
[3]高淑琼:《中国收入分配调节的五大难题解析》,载《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1期｡
[4]《个人所得税征管瞄准收入分配不公》,载《工人日报》2001年8月30日｡
[5]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6]杨宜勇:《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21日｡
[7]王新亚､薛凯､孙金霞､贺大为:《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3月1日｡
[8][9][11]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载《红旗》2003年第16期｡
[10]肖俊彦:《城乡收入差距态势与对策建议-<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报告之五》,中国财经论文资料网http://www.bo2000.com,2002年1月22日｡
[12][14]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2期｡
[13]吴硕､陆学艺､刘文朴:《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载《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80期｡
责任编辑: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