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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性,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