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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2010年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比较中，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属第一集团，金融竞争力最强。比较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经济与法律环境、科技支持四项指标，四川总体位居首位。
该研究的主要参与者、西北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璋勇教授告诉《中国西部》，从各分项指标的得分排名来看，四川在金融规模、经济与法律环境、科技支持三方面均名列首位。因此，四川总体金融竞争力名列西部地区前茅。
川陕渝蒙竞争力最强
“我们的研究是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经济与法律环境、科技支持这四个主要指标来进行衡量的。”徐璋勇教授分析指出。
首先，金融发展不仅需要金融规模的扩张，更需要金融效率的改进与提升。也就是说，金融发展需要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同步推进。金融规模从数量角度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效率从质量角度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次，“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要做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工作。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必将对金融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经济与法律环境对于金融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律环境则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应予以高度关注。
在2010年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的比较中，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属第一集团，金融竞争力最强；云南、新疆、广西、甘肃属第二集团，该地区金融竞争力存在一定优势，但不十分显著；宁夏、青海、贵州、西藏属第三集团，金融竞争力较弱。从整体来看，西北地区金融竞争力仍弱于西南地区。
区域经济实力决定金融发展
“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功能犹如血液对于人体生命的作用。我们都说‘经济决定金融’，也就是说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也会比较繁荣。”徐璋勇教授指出，区域经济实力与金融发展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
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可提供的金融资源总量就越大，同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规模也会越大。金融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资金聚合起来以满足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供给越大，需求也会越多，这样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就越大，从而促使整个金融规模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對于企业而言，金融可以分担经营风险。特别是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单一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往往很高。如果通过金融中介平台，把“小钱”聚拢起来，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都可以分散风险。
金融的快速发展，也会增强资源的流动性，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金融本身是“嫌贫爱富”的，它会自动把金融资源配置到资金回报率高、金融效率高的地方，这样就会促使产业不断优化升级。
金融发展需要法律提供保障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法律环境对于金融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金融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因为金融服务在本质上是一个交易的‘契约’关系，而契约签订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应该相互信任。因此，倡导与建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金融发展十分重要；另外，金融发展要有法律做保障，一旦出现金融交易中的违约问题，需要法律对责任方进行制裁，以维护交易另一方的权益。一个地区如果法律环境越规范，信用环境越好，对于出借资金的贷出方，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反之，如果法律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金融机构作为借出方就会有顾虑，金融规模就不可能做大。因此，法律环境对地区金融发展非常重要。”徐璋勇教授说。
外资流入将引发多重效应
徐璋勇教授告诉《中国西部》，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对区域金融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这两者是双向互动的。
首先，某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国际资本的关注并吸引其流入。因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表明当地具有较好的经济活力，而且投资环境理想，国外资本必然倾向于介入。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扩大某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区域金融规模，提高当地的金融实力。
其次，国际资本的流入，会加剧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而且有竞争才会有效率。因此，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于提高一个地区的金融效率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第三，国际资本的流入，会在当地产生“学习效应”。因为外资金融机构介入以后，必然会附带一些管理技巧、产品设计经验、服务理念的输入，这就为原有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提高自身水平。
第四，外资的流入还具有一个“示范效应”。因为金融机构对投资环境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如果某地区进入的金融机构比较多，外资流入量大，说明其经济活力较强，这对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吸引其大量进入。
该研究的主要参与者、西北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璋勇教授告诉《中国西部》，从各分项指标的得分排名来看，四川在金融规模、经济与法律环境、科技支持三方面均名列首位。因此，四川总体金融竞争力名列西部地区前茅。
川陕渝蒙竞争力最强
“我们的研究是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经济与法律环境、科技支持这四个主要指标来进行衡量的。”徐璋勇教授分析指出。
首先，金融发展不仅需要金融规模的扩张，更需要金融效率的改进与提升。也就是说，金融发展需要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同步推进。金融规模从数量角度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效率从质量角度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次，“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要做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工作。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必将对金融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经济与法律环境对于金融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律环境则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应予以高度关注。
在2010年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的比较中，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属第一集团，金融竞争力最强；云南、新疆、广西、甘肃属第二集团，该地区金融竞争力存在一定优势，但不十分显著；宁夏、青海、贵州、西藏属第三集团，金融竞争力较弱。从整体来看，西北地区金融竞争力仍弱于西南地区。
区域经济实力决定金融发展
“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功能犹如血液对于人体生命的作用。我们都说‘经济决定金融’，也就是说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也会比较繁荣。”徐璋勇教授指出，区域经济实力与金融发展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
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可提供的金融资源总量就越大，同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规模也会越大。金融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资金聚合起来以满足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供给越大，需求也会越多，这样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就越大，从而促使整个金融规模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對于企业而言，金融可以分担经营风险。特别是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单一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往往很高。如果通过金融中介平台，把“小钱”聚拢起来，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都可以分散风险。
金融的快速发展，也会增强资源的流动性，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金融本身是“嫌贫爱富”的，它会自动把金融资源配置到资金回报率高、金融效率高的地方，这样就会促使产业不断优化升级。
金融发展需要法律提供保障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法律环境对于金融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金融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因为金融服务在本质上是一个交易的‘契约’关系，而契约签订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应该相互信任。因此，倡导与建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金融发展十分重要；另外，金融发展要有法律做保障，一旦出现金融交易中的违约问题，需要法律对责任方进行制裁，以维护交易另一方的权益。一个地区如果法律环境越规范，信用环境越好，对于出借资金的贷出方，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反之，如果法律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金融机构作为借出方就会有顾虑，金融规模就不可能做大。因此，法律环境对地区金融发展非常重要。”徐璋勇教授说。
外资流入将引发多重效应
徐璋勇教授告诉《中国西部》，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对区域金融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这两者是双向互动的。
首先，某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国际资本的关注并吸引其流入。因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表明当地具有较好的经济活力，而且投资环境理想，国外资本必然倾向于介入。同时，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扩大某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区域金融规模，提高当地的金融实力。
其次，国际资本的流入，会加剧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而且有竞争才会有效率。因此，国际资本的流入对于提高一个地区的金融效率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第三，国际资本的流入，会在当地产生“学习效应”。因为外资金融机构介入以后，必然会附带一些管理技巧、产品设计经验、服务理念的输入，这就为原有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提高自身水平。
第四，外资的流入还具有一个“示范效应”。因为金融机构对投资环境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如果某地区进入的金融机构比较多，外资流入量大，说明其经济活力较强，这对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吸引其大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