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学习，真正体会到新加坡的法制还有它的整个公共政策、社会的政策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的方法，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中国有很多政策是相反，手段是社会主义，却企图达成市场经济的效率，结果南辕北辙。在新加坡我学到的一个最明确的知识，就是知道怎么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追求社会主义相对公平的目标。
　　新加坡今天还有赌场，还有妓院，西方社会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但是另外，又有强大而有效率，和保护雇主利益的法律。比如他们退休、养老、社保、最低工资什么都没有，但是保证充分的就业，让你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有生活能力。同时给你一个公积金账户，这个公积金账户是社会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大概相当于自己收入的35%强制性被扣存入这个公积金账户，这35%中有25%是工资被扣的（雇主给），剩下10%全部是社会补贴（政府给）。等老了，你公积金账户的钱，可以每人买一套房子（新加坡组屋）。另外还给你一点国企的股票和现金，等你老的时候，一辈子辛苦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有一套房，有点现金，还有点别的财产。但过程中，这二十多年你必须得努力劳动，如果你不上班，公积金账户就没有存款。
　　这个政策逼着你使劲上班，加快效率。结果是公平的，大家差不多，有房，生活不愁，看病基本不花钱，教育也免费，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市场的最近工资比较低，雇主也不愿意给出更多的钱，假定说雇主给你一千块钱，但是生活没有两千块钱活不了，那怎么办？按照咱们包括很多欧洲国家，政策会把钱补贴给工人，哪怕他不干活儿坐着吃低保也要给。欧洲就是不断给工人最低的保障，结果把国家经济压垮了。而新加坡政府把钱给雇主（补贴雇主），还是那个例子，政府把这一千块钱补贴给雇主，让雇主去雇人，确保充分就业的岗位不减少，让你有活儿干，这样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公平能够兼顾，也就是我说的“资本主义的方法，社会主义的目标”。
　　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的法制。民意和法制这件事情不一样。我听到两个故事，一个是老故事，一个是新故事，老故事是曾经有一个中国人来新加坡工作，在工资薪酬上有些纠纷，这人就跑到楼上要跳楼，胁迫雇主。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中国，政府首先肯定是压迫雇主。这个人大概在大陆有这么一个惯性思维—跳楼能解决问题。结果新加坡的警察把他劝下来，劝下来以后把他抓起来坐牢，理由是如果你有劳资纠纷，第一有工会，第二有法律，第三有媒体。你不找正常渠道，而用生命要挟雇主，首先是违法。其次，如果纵容，以后谁敢当雇主。新加坡社会有这么多的渠道能解决问题你不用，非要用这种方法，那你就是扰乱公众秩序，以要挟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而且用违法的方法去要挟，是绝不容许的，必须坐牢。
　　新故事是，最近有一百多个中国籍的公交司机，因为工资待遇的问题，集体请假其实就是罢工，致使新加坡有几条线路的公交车停运。这件事情他们也是在大陆有过经验，只要闹事就能得到解决。新加坡怎么处理这个事？首先让他们的雇主，一个政府关联的公司（国企），出来了解情况，由这家公司首先给公众道歉，承认他们跟工人沟通是有问题的，造成沟通障碍。另外，的确在薪资待遇上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所以他们要向公众道歉。接下来警察开始介入调查，传讯组织罢工的司机，把他们叫到警察局，一个一个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大概五六个人要遭到起诉，其中最严重的要坐牢，理由是非法罢工。新加坡的法律规定，涉及公共利益，罢工要提前两周申请，要知会，这就是法律。那些司机突然自己就搞罢工，不申请也不告知，所以是违法罢工，牵头的那几个就要坐牢。一个社会最终裁定一件事情的标准，不是情感，也不是领导意志，而是法律。这件事情出来，我们没有看见总理的批示，也没有看见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声的嚷嚷，新加坡人很平静地看待这件事情，总之你违法了。
　　最近我看到媒体上也讲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依法行政，我觉得这就是叫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新加坡政府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切实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公平正义体现在罢工的权利，但是当你的行为影响到公众利益时，你必须知会和申请，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对待影响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完全是依照法律来处理，而不是简单的领导人的讲话或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喻潇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