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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时期入党
崔凤岩，1910年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西官庄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家贫，他进私塾读了一冬天书便中途退学。从少年起他就扛起了家庭重担。成年后成为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但是，一家人的生活贫困如旧，由此他开始思考着是什么造成穷人越来越穷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崔凤岩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村里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他的好友、正就读于闻喜县中学的崔景蓉。课余农闲，二人经常聚在一起无话不谈。崔凤岩将心中的苦闷向好友崔景蓉多次倾诉。崔景蓉也把自己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告诉这位农民兄弟。崔景蓉对崔凤岩说：“你考虑的生计问题，实际是整个中国农民都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马克思列宁主义，靠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工农群众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人民去奋斗。”这是崔凤岩第一次听说马克思、列宁这些陌生的名字，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些新鲜的名词。天长日久，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美好生活蓝图日渐在崔凤岩的心上扎下根，崔凤岩成为闻喜农民中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道路最早的人之一。
这时的共产党组织在闻喜还处于初建阶段，而且十分隐蔽。崔景蓉作为中共闻喜支部书记，从前也由上级党组织安排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的清党活动中，县公安局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开始派人对他盯梢，但是，他仍然在秘密地开展党的活动。
192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崔凤岩从地里收工回家，还未来得及吃饭，就被崔景蓉叫到自己的家里。他进去时看见闻喜中学的学生沈全成也在那里，崔景蓉关起门窗说：“凤岩，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想啊！共产党在哪里？我要入！”
崔景蓉说：“就在你眼前，我就是闻喜县党支部的书记。沈全成也是党员。党决定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我和全成今天就介绍你入党。”
崔凤岩上前紧紧握住沈全成和崔景蓉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崔景蓉拿出一份表格，沈全成代笔帮崔凤岩填写之后，崔凤岩在上面按上大大的一个鲜红的手印，之后，崔景蓉从箱底里找出一面党旗，郑重庄严地悬挂在墙上，然后轻声地对崔凤岩说：“凤岩，我们一起来宣誓。”
崔凤岩站在崔景蓉身旁，高举起右拳，随着崔景蓉一字一顿地发出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坚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崔凤岩成为闻喜县历史上的第一位农民身份的共产党员。从此，崔凤岩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过了几天，崔景蓉又发展了同村另几名青年农民入党。这时，国民党当局在闻喜县城的清党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员。不久，青年学生党员白涛被捕，押送山西省政府反省院。冬天临近时，军警频繁进入西官庄村，调查崔景蓉的活动。从县城传来的消息说崔景蓉是“赤化学生”“共产嫌疑”。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敌人张开的魔爪开始伸向西官庄。崔景蓉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中隐蔽。崔凤岩几个农民党员轮流到村外秘密放哨，一有异常情况就通知崔景蓉转移出村。一年后，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闻喜党组织中断了同上级的联系，崔景蓉被迫出走甘肃。临行前，他握住崔凤岩的手说：“革命虽然处在低潮，但你们一定要隐蔽起来，随时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1930年春天起，崔凤岩等农村党员便在西官庄村隐蔽起来，等待着党组织恢复活动的那一天。
帮助同志虎口脱险
1933年10月，中共闻喜县委成立。县委要求崔凤岩继续在西官庄一带活动，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县委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开展工作。
1935年清明节那天的清晨，崔凤岩在香山岭半腰看见两个人骑着马向村中飞驰而来。他感到奇怪，再定睛看时，认出来人是身着制服、腰挂盒子枪的军警。他不由警觉起来：县委通知要防止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大清早敌人进村，不能不防。他吩咐家人去上坟，自己一溜烟跑下岭来。回到村中，只见军警正在向人打听学校的位置，询问教师张佩璜、孙存弘的下落。崔凤岩闻听心中大惊，他知道，张佩璜、孙存弘两位青年教师原来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当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是西官庄村党小组的成员。军警找他们，一定是发生了意外情况，看来二人身份已暴露。今天是清明节，二人昨天夜里已各自回故乡准备今早扫墓。敌人到学校知道二人去向后，必定要到他们家中去抓人。不行，必须立即通知他们转移！张佩璜是店头村人，孙存弘是岭东村人，都在县城北面，距离西官庄20里之外。
崔凤岩来不及多想，趁军警去学校的机会，撒腿跑出村，他断定敌人一定由远而近，先到店头抓张佩璜，再到岭东去抓孙存弘，于是，径直沿田间小路朝店头村狂奔而去。来到涑水河边，顾不得绕到路上从桥上过去，更顾不得脱衣就跳进齐腰深的河水中。初春时节，河水刺骨寒冷，河底淤泥厚及膝关节，他吃力地蹚过河，绕过县城，直上峨嵋岭。翻过一道岭登上石头山时，崔凤岩回头朝县城望去，远远看见两骑飞马出现在路上。他知道，一定是到村里抓人的那两个军警来了。他转身离开大路，从岭上跳到地里，一连跳下大小十几道堰头，抄斜路进入店头村，穿过村门，迎面看见水井房前一群人正在排队绞水，他一眼认出正在绞水的人正是张佩璜。他三步并作两步，拨开排队的人群，来到井口，一把扯住正在绞水的张佩璜，在他耳边说：“抓你的敌人已经来到村外，快走！”张佩璜一听，撒开井把，回头一步跳下井房的石阶。这时，从村门洞中的石头上已传来“嘚、嘚、嘚”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井头的人循声看去，两匹高头大马已经来到井房前，只听马上的人问道：“张佩璜家在哪里？”有人指了指井旁的一个小胡同，军警跳下马，牵马进去，随手把马拴在张佩璜家大门外。军警进入张佩璜家中，家人说张佩璜正在井房绞水，军警返身来到井房抓人，村里人指着地上的水桶和扁担说：“喏，刚才还在绞水！”军警急忙大呼小叫着在附近搜寻。他们哪里能想得到，共产党人崔凤岩用比他们的马蹄还快的双脚，抢先来到这里通知张佩璜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崔凤岩紧随张佩璜上岭后，叮嘱张佩璜远走高飞。崔凤岩又从沟中直奔岭东村。进村后他来到孙存弘家时，见他正要收拾行装回学校上课。崔凤岩告诉他发生的情况，一把将他拉出家门，叮嘱他出村躲避。
张佩璜和孙存弘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后来，崔凤岩得知是由于叛徒告密，闻喜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被迫转移到西北一带活动，其余在乡村担任教师的党员，因为事前没有得到消息而被捕入狱。幸运的是，由于叛徒不知道农村党员的情况，因而崔凤岩等人不仅没有暴露，而且在敌人抓捕其他共产党员时还能及时冒死送出情报，帮助同志虎口脱险。
为游击队带路杀敌
1937年底，县委为了发动全县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牺盟会的名义成立起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简称“各救会”。崔凤岩担任县农民救国会和县青年救国会领导成员，他和村里的党员、牺盟会同志们建立起西官庄村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联村教师救国会、儿童团等，会员达数百人。他和乡亲们为抗日军队募捐鞋袜，转送伤员，运送军粮，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成为全县各村的一面旗帜。
日军侵占闻喜县城前，中共闻喜县委转移到中条山上。县委书记席荆山和闻喜县委安排崔凤岩等人留在村里坚持战斗。
闻喜地处南同蒲铁路线上。日军侵占闻喜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全县百姓渴望中国军队能够向日军要害部位开刀。县委认为，如果游击队这时成功袭击火车站，必然对全县民众产生鼓舞，增强抗日信心。于是，县委指示游击支队向闻喜火车站开火。
进行袭击之前，游击支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席荆山派人通知崔凤岩：迅速将车站内外日军兵力、武器装备情况做出详细侦查。崔凤岩伪装进城卖菜，到车站附近叫卖，发现车站敌人数量不多，而且大都是伪军。夜晚，他步行20里进山向席荆山作了报告。游击队的几个领导人听到报告，认为他侦查的情况真实可靠，很有价值。他说：“目前，日寇四处发动进攻，骄傲麻痹，认为没有人敢去骚扰他们，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县委和游击支队领导决定：全队出动，袭击火车站！
战斗打响前，席荆山向他下达战斗任务说：“这一仗，对于闻喜人民的抗战，至关重要，通过这一仗，我们要向全县宣示：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敌人，保卫家园！为了保证战斗胜利，你们几个农民党员负责为部队作向导，全队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定要不怕牺牲，勇敢战斗。”
4月的一天傍晚，在崔凤岩等农民党员的带领下，游击队攻打闻喜火车站。激战10分钟，打死了三名日本兵和10多名伪军。
虎穴龙潭潜伏战斗
1939年，日军全面占领闻喜铁道沿线且不断向南北两塬渗透，抗日形势空前严峻。中共闻喜县委率领闻喜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转移到中条山上继续同日寇作战。崔凤岩前往中条山找见县委领导，要求上山和县委一道工作。县委领导说：“现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县城和涑水河，全县大部分党员随县委和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在那一带，不仅我们的力量十分薄弱，而且进入也越来越困难。西官庄离县城五里之外，日军又在香山寺建起碉堡。县委考虑，你们村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留下来十分必要。你们的任务是：第一，进入县城潜伏起来，搜集情报，帮助县委和游击队打击敌人。第二，密切注意驻香山寺日军的动向，发现敌人的异常行动，立即报告县委。”
崔凤岩接受任务返回西官庄村后，向高吉余、崔峨等四人传达了县委指示，共同研究潜入县城和监视香山寺日军活动的方案。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以开办馍铺为掩护打进县城，在东官庄开磨坊以接近日军设在香山岭上的炮楼。
一天，几个日伪警备队的人来到馍铺，二话不说每人抓起两个刚出笼的大馍就往嘴里塞。崔凤岩说：“兄弟，慢慢吃，小心噎着。这样着急慌忙的干啥去呀？”这些人不管不顾，只是抢着吃馍。吃完一个馍，其中一个打着饱嗝回答说：“他妈的，今天晚上要进南山，说是‘扫荡’秋古庄的共产党县委机关，一去上百里，皇军骑马咱小跑，到不了那里就要累趴下了，不多吃点哪能受得住？”崔凤岩一听，心中大吃一惊，心想一定要把情报送上山去。恰好，不一会儿，崔峨赶着马车送面来了，崔凤岩顾不得卸面就把他拉到屋里告诉了这一情况，要他回去马上进山报告。当晚，县委接到报告，马上向中条山更深处转移，同时安排乡亲坚壁清野，一同转移。半夜，日伪军“扫荡”队伍如期而至，但他们进村后才发现这是一座空村，只好连夜垂头丧气地返回县城。
县委在中条山上的隆昌坳建起一座军械修理厂，生产手榴弹、地雷，修理枪支。修理厂生产的手榴弹和地雷，是县游击队的最重要的杀敌武器。当年冬季，由于日军控制煤炭经营，不准老百姓到北山拉煤，修理厂的煤炭来源被封死，被迫停止了生产。县委书记任保家等人焦急万分，一时束手无策。这时，他想起在县城开办馍铺的崔凤岩，马上派人下山来到东官庄，通知崔峨：“立即向崔凤岩传达县委指示，一定想办法给山上送来十车煤炭！”崔峨马上进城向崔凤岩作了传达。
崔凤岩接到县委这个指示，心中焦急。当夜，在一家饭馆里，他摆了满满一桌酒菜，请来维持会、合作社的头面人物，一番推杯换盏，汉奸们酒足饭饱，半夜后，才抹着嘴离开。第二天，他从维持会拿回准许购买12大车烟煤用以烧砖的路条。几天后，雇来12辆马车，崔凤岩、高吉余、崔峨、吴虫虫、崔焕章几位党员有的押车、有的赶车，先后出发前往北山，买回12车烟煤，往返600里，直接送到中条山闻喜县委军械修理厂。停歇了近一月的兵工厂立即恢复生产，一枚枚手榴弹、地雷再次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在消灭日寇的战斗中再次炸响。
掩护地委书记工作
1939年底，崔凤岩接受组织的安排，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下，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次年，闻喜县委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向太岳根据地。在安排党员撤离前，县委派人专门来到西官庄向崔凤岩等人通报了形势，要求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崔凤岩找到县委书记任保家要求随县委一同到根据地去工作。任保家说：“你是农村党员，一直坚持在敌占区工作，身份没有暴露，留下来更便于工作。你的任务是潜伏，并且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工作。”这样，崔凤岩就在家乡隐蔽了起来，随时等待接受组织安排的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中条山地委书记席荆山来到西官庄，安排崔凤岩协助自己工作。
进入冬季以后，为了恢复各县的党组织，席荆山带着崔凤岩化装成小商贩，肩挑货郎担在冰天雪地中往返于崇山峻岭之间，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县党组织全部建立，配齐了县委、区委领导班子，还在一些重点村庄建立起支部。区委、县委、地委三级书记全部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如教师、医生、会计等，全区党的工作秘密开展了起来。
席荆山从山上回到闻喜后，就经常住在崔凤岩家里。他喜欢吃红薯饼子，崔凤岩的妻子时常为他做烫面烙饼。
1940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中条山地区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在南同蒲铁路沿线，日军碉堡岗楼林立，已形成“格子网”，日军在各县推行“强化治安运动”，自上而下建立“维持会”，设立村公所，实行甲闾制，逐户登记人口，发放“良民证”，沿路盘查行人。
在这种情况下，席荆山和其他非当地籍党员的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崔凤岩毫不畏惧，依然坚定地配合席荆山开展工作。席荆山经常要到平陆、夏县一带活动，每次都是崔凤岩跟随他前去。他二人化装成做生意的小商贩，多次躲过敌人的盘查。
因为席荆山住在崔凤岩家里，各县领导也经常来他家里开会，细心的崔凤岩为了席荆山和大家的安全，就把他们安置在一孔大窑洞旁的小窑洞中，窑洞外常年立着一架高大的梯子，发生异常情况，立即带上席荆山他们上窑顶出村隐蔽，多次化险为夷。
后来，席荆山转移到峨嵋岭上稷王山一带活动，崔凤岩和地委、县委的联络地点改在西韩村和后堡头村，他经常半夜出门，在后堡头村天庙的神像后面，同上级来人见面。天亮回村，有人问：“这么早就出门了？”他回答：“到地里转了转。”
车站摸营建立奇功
1942年，中共条西地委成立，在闻喜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起了抗日游击队。地委要求崔凤岩为游击队活动搜集情报，提供掩护。
西官庄村小伙王寿山，比崔凤岩小10岁，是抗日第九支队一大队大队长，他带领一大队经常从驻地峨嵋岭上来到城郊活动。王寿山回到西官庄，崔凤岩主动找到他，向他通报香山寺敌人活动的情况。王寿山从小尊敬崔凤岩，参加革命后又从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那里知道崔凤岩是自己的同志，叮嘱他在闻喜县城周围活动，遇到困难就去找崔凤岩帮助解决。所以，他二人不仅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而且成为莫逆之交。
在崔凤岩的帮助下，王寿山率部在县城附近打了好多漂亮仗。河东著名的抗日战例火车站摸营，崔凤岩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4月，闻喜、运城等地的日、伪军集中4000兵力，对中条山和九支队的根据地发起了新一轮“扫荡”。敌人来势凶猛，企图全歼我抗日武装。峨嵋岭下有闻喜城进犯之敌，上有北垣一带下压的敌伪兵力，南有运城的日军，北有侯马、东镇的日军，已形成对半垣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之势。这时，王寿山所率九支队一大队正活动在县城以北的地区。
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堵阴谋呢？王寿山想，敌人倾巢出动，闻喜县城留守的兵力肯定会比从前大为减少。如果趁城内日伪兵力空虚而发动进攻，敌人为了保住老巢必定要回兵县城，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又能把敌人从根据地拖回来，成功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
然而，当王寿山向其他领导人说出这一设想时，许多人却认为这虽然是一条好计策，但仍然不可贸然行动，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无论如何要把敌人在城内的设防情况搞清楚才能行动，以防遭致不必要的牺牲。王寿山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决策之前，没有摸清敌情，是最危险的。但是，要想真正弄清敌人的防守情况也绝非一件易事。敌人知道游击队现在活动频繁，出城“扫荡”虽一定出动大量兵力，但狡猾的鬼子绝不可能愚蠢到不会想到要防止游击队攻打县城，一定布置了足够的兵力。这就需要我们十分准确地弄清他们的布防情况，寻找薄弱处攻击才能保证获得全胜。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派人进城侦察敌情。这时，他又想到隐蔽在城里活动的崔凤岩。
当天下午，王寿山化装成农民混进闻喜城，在西街馍铺找到崔凤岩，说明来意，崔凤岩说：“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说完话，挑起两只装满馒头的柳篮，肩膀上又挎着一竹篮馒头，就出了门。
两个时辰过去后，崔凤岩回来了。他说：“我是把城里的每个角角落落都转了一遍，让那群狗日的白吃了一担白馍才摸清了情况的。”略作停顿，又说：“我要告诉你的是，要打就打火车站。”
王寿山瞪大眼睛，吃惊地问：“什么？打火车站？平时那里可是鬼子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地啊！”
“你意外吧？着急了吧？我告诉你，鬼子出城‘扫荡’，城里各处的兵力是减少了许多，但是只有火车站的兵力减少得最多。我看见了，只有一个鬼子兵带着一个排的伪军驻守，你们收拾他们最容易！”
王寿山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崔凤岩的手说：“太感谢你了，我们就打他们的火车站！”
“事不宜迟，要防敌人再有什么变化，你们说干就干吧！”
“你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王寿山说完，提起一篮子馒头，装成买馒头的客人，快步跨出门去，夹杂在天黑前急着出城的大队人群中混出了城。
第二天夜里，游击队袭击闻喜火车站，全歼守敌一个分队。 正在根据地“扫荡”的日军闻讯立即收兵回城，四处搜捕一大队，但一无所获。从此，日军加强了对火车站及沿线的戒备，对半塬根据地的“扫荡”也只好草草收兵。
居功不傲甘当农民
全国解放前后，当年和崔凤岩一起工作的县委、地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调往北京、太原等大城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更多的人在运城、闻喜也担负重要工作。20世纪30年代任闻喜县委书记、中条山地委书记、解放后任山西省委监委副书记的席荆山，专程来到西官庄村看望崔凤岩这位闻喜县最早的农民共产党员。席荆山说：“当年，你和西官庄村的党员同志，为闻喜党组织的发展、闻喜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有斗争经验，对革命有功，你们应该出来参加工作。你跟我到太原工作吧！”
崔凤岩说：“我是个农民，当年参加革命，提上脑袋和国民党反动派斗，和日本鬼子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现在目的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想当官，只想当个普通农民。”
就这样，崔凤岩婉言谢绝了老书记的邀请，其他几位农民党员也作出同样的表示。后来，席荆山从太原来信，再次说想在太原为崔凤岩安排工作，要他尽快前去，他还是没去。一些乡亲不解地问他：“让你出去是做官享福拿工资，你为啥不去？难道还要人家来八抬轿子抬你去吗？”
崔凤岩说：“我冒死革命不是为做官发财，为个人幸福。当个好农民，和乡亲们一起过上太平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解放后，从组织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时期，崔凤岩一直担任本村的主要领导，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奋斗了一生。1994年，崔凤岩去世。
崔凤岩，1910年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西官庄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家贫，他进私塾读了一冬天书便中途退学。从少年起他就扛起了家庭重担。成年后成为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但是，一家人的生活贫困如旧，由此他开始思考着是什么造成穷人越来越穷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崔凤岩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村里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他的好友、正就读于闻喜县中学的崔景蓉。课余农闲，二人经常聚在一起无话不谈。崔凤岩将心中的苦闷向好友崔景蓉多次倾诉。崔景蓉也把自己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告诉这位农民兄弟。崔景蓉对崔凤岩说：“你考虑的生计问题，实际是整个中国农民都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马克思列宁主义，靠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工农群众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人民去奋斗。”这是崔凤岩第一次听说马克思、列宁这些陌生的名字，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些新鲜的名词。天长日久，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美好生活蓝图日渐在崔凤岩的心上扎下根，崔凤岩成为闻喜农民中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道路最早的人之一。
这时的共产党组织在闻喜还处于初建阶段，而且十分隐蔽。崔景蓉作为中共闻喜支部书记，从前也由上级党组织安排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的清党活动中，县公安局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开始派人对他盯梢，但是，他仍然在秘密地开展党的活动。
192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崔凤岩从地里收工回家，还未来得及吃饭，就被崔景蓉叫到自己的家里。他进去时看见闻喜中学的学生沈全成也在那里，崔景蓉关起门窗说：“凤岩，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想啊！共产党在哪里？我要入！”
崔景蓉说：“就在你眼前，我就是闻喜县党支部的书记。沈全成也是党员。党决定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我和全成今天就介绍你入党。”
崔凤岩上前紧紧握住沈全成和崔景蓉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崔景蓉拿出一份表格，沈全成代笔帮崔凤岩填写之后，崔凤岩在上面按上大大的一个鲜红的手印，之后，崔景蓉从箱底里找出一面党旗，郑重庄严地悬挂在墙上，然后轻声地对崔凤岩说：“凤岩，我们一起来宣誓。”
崔凤岩站在崔景蓉身旁，高举起右拳，随着崔景蓉一字一顿地发出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坚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崔凤岩成为闻喜县历史上的第一位农民身份的共产党员。从此，崔凤岩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过了几天，崔景蓉又发展了同村另几名青年农民入党。这时，国民党当局在闻喜县城的清党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员。不久，青年学生党员白涛被捕，押送山西省政府反省院。冬天临近时，军警频繁进入西官庄村，调查崔景蓉的活动。从县城传来的消息说崔景蓉是“赤化学生”“共产嫌疑”。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敌人张开的魔爪开始伸向西官庄。崔景蓉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中隐蔽。崔凤岩几个农民党员轮流到村外秘密放哨，一有异常情况就通知崔景蓉转移出村。一年后，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闻喜党组织中断了同上级的联系，崔景蓉被迫出走甘肃。临行前，他握住崔凤岩的手说：“革命虽然处在低潮，但你们一定要隐蔽起来，随时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1930年春天起，崔凤岩等农村党员便在西官庄村隐蔽起来，等待着党组织恢复活动的那一天。
帮助同志虎口脱险
1933年10月，中共闻喜县委成立。县委要求崔凤岩继续在西官庄一带活动，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县委在县城和附近农村开展工作。
1935年清明节那天的清晨，崔凤岩在香山岭半腰看见两个人骑着马向村中飞驰而来。他感到奇怪，再定睛看时，认出来人是身着制服、腰挂盒子枪的军警。他不由警觉起来：县委通知要防止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大清早敌人进村，不能不防。他吩咐家人去上坟，自己一溜烟跑下岭来。回到村中，只见军警正在向人打听学校的位置，询问教师张佩璜、孙存弘的下落。崔凤岩闻听心中大惊，他知道，张佩璜、孙存弘两位青年教师原来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当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是西官庄村党小组的成员。军警找他们，一定是发生了意外情况，看来二人身份已暴露。今天是清明节，二人昨天夜里已各自回故乡准备今早扫墓。敌人到学校知道二人去向后，必定要到他们家中去抓人。不行，必须立即通知他们转移！张佩璜是店头村人，孙存弘是岭东村人，都在县城北面，距离西官庄20里之外。
崔凤岩来不及多想，趁军警去学校的机会，撒腿跑出村，他断定敌人一定由远而近，先到店头抓张佩璜，再到岭东去抓孙存弘，于是，径直沿田间小路朝店头村狂奔而去。来到涑水河边，顾不得绕到路上从桥上过去，更顾不得脱衣就跳进齐腰深的河水中。初春时节，河水刺骨寒冷，河底淤泥厚及膝关节，他吃力地蹚过河，绕过县城，直上峨嵋岭。翻过一道岭登上石头山时，崔凤岩回头朝县城望去，远远看见两骑飞马出现在路上。他知道，一定是到村里抓人的那两个军警来了。他转身离开大路，从岭上跳到地里，一连跳下大小十几道堰头，抄斜路进入店头村，穿过村门，迎面看见水井房前一群人正在排队绞水，他一眼认出正在绞水的人正是张佩璜。他三步并作两步，拨开排队的人群，来到井口，一把扯住正在绞水的张佩璜，在他耳边说：“抓你的敌人已经来到村外，快走！”张佩璜一听，撒开井把，回头一步跳下井房的石阶。这时，从村门洞中的石头上已传来“嘚、嘚、嘚”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井头的人循声看去，两匹高头大马已经来到井房前，只听马上的人问道：“张佩璜家在哪里？”有人指了指井旁的一个小胡同，军警跳下马，牵马进去，随手把马拴在张佩璜家大门外。军警进入张佩璜家中，家人说张佩璜正在井房绞水，军警返身来到井房抓人，村里人指着地上的水桶和扁担说：“喏，刚才还在绞水！”军警急忙大呼小叫着在附近搜寻。他们哪里能想得到，共产党人崔凤岩用比他们的马蹄还快的双脚，抢先来到这里通知张佩璜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崔凤岩紧随张佩璜上岭后，叮嘱张佩璜远走高飞。崔凤岩又从沟中直奔岭东村。进村后他来到孙存弘家时，见他正要收拾行装回学校上课。崔凤岩告诉他发生的情况，一把将他拉出家门，叮嘱他出村躲避。
张佩璜和孙存弘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后来，崔凤岩得知是由于叛徒告密，闻喜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被迫转移到西北一带活动，其余在乡村担任教师的党员，因为事前没有得到消息而被捕入狱。幸运的是，由于叛徒不知道农村党员的情况，因而崔凤岩等人不仅没有暴露，而且在敌人抓捕其他共产党员时还能及时冒死送出情报，帮助同志虎口脱险。
为游击队带路杀敌
1937年底，县委为了发动全县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牺盟会的名义成立起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简称“各救会”。崔凤岩担任县农民救国会和县青年救国会领导成员，他和村里的党员、牺盟会同志们建立起西官庄村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联村教师救国会、儿童团等，会员达数百人。他和乡亲们为抗日军队募捐鞋袜，转送伤员，运送军粮，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成为全县各村的一面旗帜。
日军侵占闻喜县城前，中共闻喜县委转移到中条山上。县委书记席荆山和闻喜县委安排崔凤岩等人留在村里坚持战斗。
闻喜地处南同蒲铁路线上。日军侵占闻喜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全县百姓渴望中国军队能够向日军要害部位开刀。县委认为，如果游击队这时成功袭击火车站，必然对全县民众产生鼓舞，增强抗日信心。于是，县委指示游击支队向闻喜火车站开火。
进行袭击之前，游击支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席荆山派人通知崔凤岩：迅速将车站内外日军兵力、武器装备情况做出详细侦查。崔凤岩伪装进城卖菜，到车站附近叫卖，发现车站敌人数量不多，而且大都是伪军。夜晚，他步行20里进山向席荆山作了报告。游击队的几个领导人听到报告，认为他侦查的情况真实可靠，很有价值。他说：“目前，日寇四处发动进攻，骄傲麻痹，认为没有人敢去骚扰他们，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县委和游击支队领导决定：全队出动，袭击火车站！
战斗打响前，席荆山向他下达战斗任务说：“这一仗，对于闻喜人民的抗战，至关重要，通过这一仗，我们要向全县宣示：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敌人，保卫家园！为了保证战斗胜利，你们几个农民党员负责为部队作向导，全队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定要不怕牺牲，勇敢战斗。”
4月的一天傍晚，在崔凤岩等农民党员的带领下，游击队攻打闻喜火车站。激战10分钟，打死了三名日本兵和10多名伪军。
虎穴龙潭潜伏战斗
1939年，日军全面占领闻喜铁道沿线且不断向南北两塬渗透，抗日形势空前严峻。中共闻喜县委率领闻喜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转移到中条山上继续同日寇作战。崔凤岩前往中条山找见县委领导，要求上山和县委一道工作。县委领导说：“现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县城和涑水河，全县大部分党员随县委和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在那一带，不仅我们的力量十分薄弱，而且进入也越来越困难。西官庄离县城五里之外，日军又在香山寺建起碉堡。县委考虑，你们村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留下来十分必要。你们的任务是：第一，进入县城潜伏起来，搜集情报，帮助县委和游击队打击敌人。第二，密切注意驻香山寺日军的动向，发现敌人的异常行动，立即报告县委。”
崔凤岩接受任务返回西官庄村后，向高吉余、崔峨等四人传达了县委指示，共同研究潜入县城和监视香山寺日军活动的方案。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以开办馍铺为掩护打进县城，在东官庄开磨坊以接近日军设在香山岭上的炮楼。
一天，几个日伪警备队的人来到馍铺，二话不说每人抓起两个刚出笼的大馍就往嘴里塞。崔凤岩说：“兄弟，慢慢吃，小心噎着。这样着急慌忙的干啥去呀？”这些人不管不顾，只是抢着吃馍。吃完一个馍，其中一个打着饱嗝回答说：“他妈的，今天晚上要进南山，说是‘扫荡’秋古庄的共产党县委机关，一去上百里，皇军骑马咱小跑，到不了那里就要累趴下了，不多吃点哪能受得住？”崔凤岩一听，心中大吃一惊，心想一定要把情报送上山去。恰好，不一会儿，崔峨赶着马车送面来了，崔凤岩顾不得卸面就把他拉到屋里告诉了这一情况，要他回去马上进山报告。当晚，县委接到报告，马上向中条山更深处转移，同时安排乡亲坚壁清野，一同转移。半夜，日伪军“扫荡”队伍如期而至，但他们进村后才发现这是一座空村，只好连夜垂头丧气地返回县城。
县委在中条山上的隆昌坳建起一座军械修理厂，生产手榴弹、地雷，修理枪支。修理厂生产的手榴弹和地雷，是县游击队的最重要的杀敌武器。当年冬季，由于日军控制煤炭经营，不准老百姓到北山拉煤，修理厂的煤炭来源被封死，被迫停止了生产。县委书记任保家等人焦急万分，一时束手无策。这时，他想起在县城开办馍铺的崔凤岩，马上派人下山来到东官庄，通知崔峨：“立即向崔凤岩传达县委指示，一定想办法给山上送来十车煤炭！”崔峨马上进城向崔凤岩作了传达。
崔凤岩接到县委这个指示，心中焦急。当夜，在一家饭馆里，他摆了满满一桌酒菜，请来维持会、合作社的头面人物，一番推杯换盏，汉奸们酒足饭饱，半夜后，才抹着嘴离开。第二天，他从维持会拿回准许购买12大车烟煤用以烧砖的路条。几天后，雇来12辆马车，崔凤岩、高吉余、崔峨、吴虫虫、崔焕章几位党员有的押车、有的赶车，先后出发前往北山，买回12车烟煤，往返600里，直接送到中条山闻喜县委军械修理厂。停歇了近一月的兵工厂立即恢复生产，一枚枚手榴弹、地雷再次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在消灭日寇的战斗中再次炸响。
掩护地委书记工作
1939年底，崔凤岩接受组织的安排，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下，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次年，闻喜县委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向太岳根据地。在安排党员撤离前，县委派人专门来到西官庄向崔凤岩等人通报了形势，要求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崔凤岩找到县委书记任保家要求随县委一同到根据地去工作。任保家说：“你是农村党员，一直坚持在敌占区工作，身份没有暴露，留下来更便于工作。你的任务是潜伏，并且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工作。”这样，崔凤岩就在家乡隐蔽了起来，随时等待接受组织安排的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中条山地委书记席荆山来到西官庄，安排崔凤岩协助自己工作。
进入冬季以后，为了恢复各县的党组织，席荆山带着崔凤岩化装成小商贩，肩挑货郎担在冰天雪地中往返于崇山峻岭之间，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县党组织全部建立，配齐了县委、区委领导班子，还在一些重点村庄建立起支部。区委、县委、地委三级书记全部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如教师、医生、会计等，全区党的工作秘密开展了起来。
席荆山从山上回到闻喜后，就经常住在崔凤岩家里。他喜欢吃红薯饼子，崔凤岩的妻子时常为他做烫面烙饼。
1940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中条山地区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在南同蒲铁路沿线，日军碉堡岗楼林立，已形成“格子网”，日军在各县推行“强化治安运动”，自上而下建立“维持会”，设立村公所，实行甲闾制，逐户登记人口，发放“良民证”，沿路盘查行人。
在这种情况下，席荆山和其他非当地籍党员的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崔凤岩毫不畏惧，依然坚定地配合席荆山开展工作。席荆山经常要到平陆、夏县一带活动，每次都是崔凤岩跟随他前去。他二人化装成做生意的小商贩，多次躲过敌人的盘查。
因为席荆山住在崔凤岩家里，各县领导也经常来他家里开会，细心的崔凤岩为了席荆山和大家的安全，就把他们安置在一孔大窑洞旁的小窑洞中，窑洞外常年立着一架高大的梯子，发生异常情况，立即带上席荆山他们上窑顶出村隐蔽，多次化险为夷。
后来，席荆山转移到峨嵋岭上稷王山一带活动，崔凤岩和地委、县委的联络地点改在西韩村和后堡头村，他经常半夜出门，在后堡头村天庙的神像后面，同上级来人见面。天亮回村，有人问：“这么早就出门了？”他回答：“到地里转了转。”
车站摸营建立奇功
1942年，中共条西地委成立，在闻喜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起了抗日游击队。地委要求崔凤岩为游击队活动搜集情报，提供掩护。
西官庄村小伙王寿山，比崔凤岩小10岁，是抗日第九支队一大队大队长，他带领一大队经常从驻地峨嵋岭上来到城郊活动。王寿山回到西官庄，崔凤岩主动找到他，向他通报香山寺敌人活动的情况。王寿山从小尊敬崔凤岩，参加革命后又从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那里知道崔凤岩是自己的同志，叮嘱他在闻喜县城周围活动，遇到困难就去找崔凤岩帮助解决。所以，他二人不仅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而且成为莫逆之交。
在崔凤岩的帮助下，王寿山率部在县城附近打了好多漂亮仗。河东著名的抗日战例火车站摸营，崔凤岩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4月，闻喜、运城等地的日、伪军集中4000兵力，对中条山和九支队的根据地发起了新一轮“扫荡”。敌人来势凶猛，企图全歼我抗日武装。峨嵋岭下有闻喜城进犯之敌，上有北垣一带下压的敌伪兵力，南有运城的日军，北有侯马、东镇的日军，已形成对半垣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之势。这时，王寿山所率九支队一大队正活动在县城以北的地区。
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堵阴谋呢？王寿山想，敌人倾巢出动，闻喜县城留守的兵力肯定会比从前大为减少。如果趁城内日伪兵力空虚而发动进攻，敌人为了保住老巢必定要回兵县城，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又能把敌人从根据地拖回来，成功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
然而，当王寿山向其他领导人说出这一设想时，许多人却认为这虽然是一条好计策，但仍然不可贸然行动，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无论如何要把敌人在城内的设防情况搞清楚才能行动，以防遭致不必要的牺牲。王寿山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决策之前，没有摸清敌情，是最危险的。但是，要想真正弄清敌人的防守情况也绝非一件易事。敌人知道游击队现在活动频繁，出城“扫荡”虽一定出动大量兵力，但狡猾的鬼子绝不可能愚蠢到不会想到要防止游击队攻打县城，一定布置了足够的兵力。这就需要我们十分准确地弄清他们的布防情况，寻找薄弱处攻击才能保证获得全胜。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派人进城侦察敌情。这时，他又想到隐蔽在城里活动的崔凤岩。
当天下午，王寿山化装成农民混进闻喜城，在西街馍铺找到崔凤岩，说明来意，崔凤岩说：“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说完话，挑起两只装满馒头的柳篮，肩膀上又挎着一竹篮馒头，就出了门。
两个时辰过去后，崔凤岩回来了。他说：“我是把城里的每个角角落落都转了一遍，让那群狗日的白吃了一担白馍才摸清了情况的。”略作停顿，又说：“我要告诉你的是，要打就打火车站。”
王寿山瞪大眼睛，吃惊地问：“什么？打火车站？平时那里可是鬼子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地啊！”
“你意外吧？着急了吧？我告诉你，鬼子出城‘扫荡’，城里各处的兵力是减少了许多，但是只有火车站的兵力减少得最多。我看见了，只有一个鬼子兵带着一个排的伪军驻守，你们收拾他们最容易！”
王寿山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崔凤岩的手说：“太感谢你了，我们就打他们的火车站！”
“事不宜迟，要防敌人再有什么变化，你们说干就干吧！”
“你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王寿山说完，提起一篮子馒头，装成买馒头的客人，快步跨出门去，夹杂在天黑前急着出城的大队人群中混出了城。
第二天夜里，游击队袭击闻喜火车站，全歼守敌一个分队。 正在根据地“扫荡”的日军闻讯立即收兵回城，四处搜捕一大队，但一无所获。从此，日军加强了对火车站及沿线的戒备，对半塬根据地的“扫荡”也只好草草收兵。
居功不傲甘当农民
全国解放前后，当年和崔凤岩一起工作的县委、地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调往北京、太原等大城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更多的人在运城、闻喜也担负重要工作。20世纪30年代任闻喜县委书记、中条山地委书记、解放后任山西省委监委副书记的席荆山，专程来到西官庄村看望崔凤岩这位闻喜县最早的农民共产党员。席荆山说：“当年，你和西官庄村的党员同志，为闻喜党组织的发展、闻喜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有斗争经验，对革命有功，你们应该出来参加工作。你跟我到太原工作吧！”
崔凤岩说：“我是个农民，当年参加革命，提上脑袋和国民党反动派斗，和日本鬼子斗，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现在目的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想当官，只想当个普通农民。”
就这样，崔凤岩婉言谢绝了老书记的邀请，其他几位农民党员也作出同样的表示。后来，席荆山从太原来信，再次说想在太原为崔凤岩安排工作，要他尽快前去，他还是没去。一些乡亲不解地问他：“让你出去是做官享福拿工资，你为啥不去？难道还要人家来八抬轿子抬你去吗？”
崔凤岩说：“我冒死革命不是为做官发财，为个人幸福。当个好农民，和乡亲们一起过上太平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解放后，从组织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时期，崔凤岩一直担任本村的主要领导，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奋斗了一生。1994年，崔凤岩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