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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中国人的神圣节日,是中国人的信仰、情感、伦理意识与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为了生动地呈现新年时期人的精神状态,满足人们特定的节日需求,在新年这样的重要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发明与传承了丰富的民俗节物,让我们的年节在充满文化内涵的同时,具有人间趣味与民俗魅力。春节新年流传千载,在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岁月长河中,新年民俗没有因为王朝的代换与政治的兴替而堙没,年节节日物品不仅保持了基本形态,而且不断丰富与扩展,当然也有节物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已经消散,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留下的历史记忆依然鲜活。
报信的腊八粥
腊八粥,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它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它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
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社会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今天多数城里人已经淡忘了腊八节,当然也就想不起要享用腊八粥。其实腊八粥是寒冬时节的饮食佳品,核桃仁、红枣、花生仁、板栗、红豆等与米杂汇熬成的腊八粥是补冬的营养食品。
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军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军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
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钩。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
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来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杨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二十八,贴花花
窗花是剪纸工艺的产品,也是民间美术的样式。窗花何时出现,没有见到确切史料,作为民间美术也难断定确切起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认定为宋代,因为宋代是纸业发展的时代,也是世俗生活蓬勃兴起的时代,民众更加关注生活环境与岁时节日的情趣。因此,以特定节物护佑门庭的信仰也逐渐转变为节日门庭的装饰。传说窗花起源于家庭安全的需要,当年姜子牙封神,没有封他的夫人,夫人不高兴,姜子牙就封她为穷神。穷神当然不被欢迎,据说穷神怕镂空的饰物,所谓“见破即止”。民间为了防避穷神,就在门窗上贴窗花或福字。这传说反映了文化的真实,年节在门窗上贴窗花,起源于辟邪祈福的古老信仰。
汉魏以来有岁首新年在门户上画鸡习俗,据说是模拟凤鸟以祓妖灾。宋人继承这一传统,“元日,刻为画鸡于户上,盖其遗像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这些大约是新年窗花的早期形态。明朝北京人在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清代年市上卖“窗户眼”。岁暮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楠,贴彩画玻璃眼,剪纸吉祥葫芦”(《帝京岁时纪胜》)。
旧时的窗户多用纸糊,一年一换,大年来临,人们换上洁白窗纸,人们在窗纸上贴新剪的窗花。由于窗花做工细,贴时容易损坏,所以窗花一般由女性来贴。窗花色彩艳丽,构思精巧,是技艺、审美、情感结合的民俗艺术品,喜庆又漂亮的窗花点缀了春节的节日气氛。福字剪纸是窗花的主要题材,它自明清时代流传至今。清朝全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帝王帶头在年节书写福字,作为赐赠臣僚的节物。据说康熙帝为了给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自创的“福寿合一”福字,这福字成为书法精品,也是赏赐臣下的礼品。在帝王朝廷年节书福、送福字的带动之下,民间形成了年节在门窗上贴福字的风气,民间剪纸中的福字更是千姿百态。有的将十二生肖嵌入窗花,有的以五只蝙蝠组成福字图案,祥瑞荟萃,新年福到。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
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厌邪制鬼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護卫。后来的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鬼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志》中记载,“黄谦之题桃符板云:‘宜入新年怎生阿,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
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当然古代还有“宜春帖”,这是立春时写的吉利文辞,贴在门楣上。它也是年节春联的来源之一。明朝之后,过年写贴纸质春联,成为迎接新年的普遍民俗习惯。
压岁钱
压岁钱,年俗节物之一,又称押岁钱、压祟钱、守岁钱等。除夕夜吃完年夜饭,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压岁钱相传起源较早,但真正流行是在明清时期。
压岁钱有特制钱与一般通行钱两种。特制的压岁钱是仿制品,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或方或长。宋人王黼《宣和博古图录》:钱形长而方,上面龙马并著,俗谓佩此能驱邪镇魅。钱上一般刻有“吉祥如意”,“福禄寿喜”、“长命百岁”等。
明清时期通常用流通的银钱作压岁钱。这种压岁钱,有直接给予晚辈的,有的是在晚辈睡下后放在其床脚或枕边的。在河南小儿通常将压岁钱系于腰间,称为“压腰钱”。湖北小儿则以红绳穿大钱挂于胸襟,称“压岁钱”。钱数多少不一,在苏州以红绳缀百钱作为长辈给小儿的压岁钱。杭州民俗,“儿童度岁,长者与以钱,贯用红,置之卧昕,曰压岁钱。”,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枕角自收藏。商量爆竹饧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引及诗)压岁钱给小儿带来的自主消费喻悦,这恐怕是明清才有的新现象,它开启了由信仰性的压岁演变为节日特别经济来源,是值得注意的民俗变化动向。
北京人除了尊长赐给小儿压岁钱外,还用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给家人压岁(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明朝宫中除夕在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者编结黄钱如龙形(《酌中志》卷之二十)。这都是压岁的之物。跟压岁有关的还有压岁盘、压岁果子,苏州人团年后以糕点果品互相馈送,称为“压岁盘”;将橘子、荔枝诸果品放置于枕边,称为“压岁果子”。当代压岁钱的给予一般给十几岁的少年,以是否成年为标志。有地方认为没有结婚就是未成年,所以也得压岁钱。压岁钱的本原意义是表达长辈给晚辈的祝福,它的象征意义远超其实际价值。如果我们比谁给的压岁钱多,以此作为收受年礼的手段,那它真正是对民俗的背离,甚至还会变成一种人情负担,或者成为不良之人受贿的借口。
大年的传统节物还有很多,如爆竹、年夜饭、屠苏酒、贴年画、五辛盘以及节日娱乐物品等等,每一项节物都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不一叙述。年节的物质系统是年节习俗的重要承载体,节俗的流传离不开节物的支撑,没有节物的节日是空洞的节日,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我们的传统节日由于失去了较多的节物,变得越来越单薄,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明显减弱。因此重视与重建我们的节日物质系统与节日物质环境,同恢复节日礼仪与认知节日现代价值、意义一样重要。
(转自北师大民俗学)
报信的腊八粥
腊八粥,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它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它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
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社会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今天多数城里人已经淡忘了腊八节,当然也就想不起要享用腊八粥。其实腊八粥是寒冬时节的饮食佳品,核桃仁、红枣、花生仁、板栗、红豆等与米杂汇熬成的腊八粥是补冬的营养食品。
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军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军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
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钩。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
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来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杨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二十八,贴花花
窗花是剪纸工艺的产品,也是民间美术的样式。窗花何时出现,没有见到确切史料,作为民间美术也难断定确切起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认定为宋代,因为宋代是纸业发展的时代,也是世俗生活蓬勃兴起的时代,民众更加关注生活环境与岁时节日的情趣。因此,以特定节物护佑门庭的信仰也逐渐转变为节日门庭的装饰。传说窗花起源于家庭安全的需要,当年姜子牙封神,没有封他的夫人,夫人不高兴,姜子牙就封她为穷神。穷神当然不被欢迎,据说穷神怕镂空的饰物,所谓“见破即止”。民间为了防避穷神,就在门窗上贴窗花或福字。这传说反映了文化的真实,年节在门窗上贴窗花,起源于辟邪祈福的古老信仰。
汉魏以来有岁首新年在门户上画鸡习俗,据说是模拟凤鸟以祓妖灾。宋人继承这一传统,“元日,刻为画鸡于户上,盖其遗像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这些大约是新年窗花的早期形态。明朝北京人在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清代年市上卖“窗户眼”。岁暮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楠,贴彩画玻璃眼,剪纸吉祥葫芦”(《帝京岁时纪胜》)。
旧时的窗户多用纸糊,一年一换,大年来临,人们换上洁白窗纸,人们在窗纸上贴新剪的窗花。由于窗花做工细,贴时容易损坏,所以窗花一般由女性来贴。窗花色彩艳丽,构思精巧,是技艺、审美、情感结合的民俗艺术品,喜庆又漂亮的窗花点缀了春节的节日气氛。福字剪纸是窗花的主要题材,它自明清时代流传至今。清朝全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帝王帶头在年节书写福字,作为赐赠臣僚的节物。据说康熙帝为了给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自创的“福寿合一”福字,这福字成为书法精品,也是赏赐臣下的礼品。在帝王朝廷年节书福、送福字的带动之下,民间形成了年节在门窗上贴福字的风气,民间剪纸中的福字更是千姿百态。有的将十二生肖嵌入窗花,有的以五只蝙蝠组成福字图案,祥瑞荟萃,新年福到。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
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厌邪制鬼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護卫。后来的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鬼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志》中记载,“黄谦之题桃符板云:‘宜入新年怎生阿,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
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当然古代还有“宜春帖”,这是立春时写的吉利文辞,贴在门楣上。它也是年节春联的来源之一。明朝之后,过年写贴纸质春联,成为迎接新年的普遍民俗习惯。
压岁钱
压岁钱,年俗节物之一,又称押岁钱、压祟钱、守岁钱等。除夕夜吃完年夜饭,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压岁钱相传起源较早,但真正流行是在明清时期。
压岁钱有特制钱与一般通行钱两种。特制的压岁钱是仿制品,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或方或长。宋人王黼《宣和博古图录》:钱形长而方,上面龙马并著,俗谓佩此能驱邪镇魅。钱上一般刻有“吉祥如意”,“福禄寿喜”、“长命百岁”等。
明清时期通常用流通的银钱作压岁钱。这种压岁钱,有直接给予晚辈的,有的是在晚辈睡下后放在其床脚或枕边的。在河南小儿通常将压岁钱系于腰间,称为“压腰钱”。湖北小儿则以红绳穿大钱挂于胸襟,称“压岁钱”。钱数多少不一,在苏州以红绳缀百钱作为长辈给小儿的压岁钱。杭州民俗,“儿童度岁,长者与以钱,贯用红,置之卧昕,曰压岁钱。”,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枕角自收藏。商量爆竹饧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引及诗)压岁钱给小儿带来的自主消费喻悦,这恐怕是明清才有的新现象,它开启了由信仰性的压岁演变为节日特别经济来源,是值得注意的民俗变化动向。
北京人除了尊长赐给小儿压岁钱外,还用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给家人压岁(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明朝宫中除夕在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者编结黄钱如龙形(《酌中志》卷之二十)。这都是压岁的之物。跟压岁有关的还有压岁盘、压岁果子,苏州人团年后以糕点果品互相馈送,称为“压岁盘”;将橘子、荔枝诸果品放置于枕边,称为“压岁果子”。当代压岁钱的给予一般给十几岁的少年,以是否成年为标志。有地方认为没有结婚就是未成年,所以也得压岁钱。压岁钱的本原意义是表达长辈给晚辈的祝福,它的象征意义远超其实际价值。如果我们比谁给的压岁钱多,以此作为收受年礼的手段,那它真正是对民俗的背离,甚至还会变成一种人情负担,或者成为不良之人受贿的借口。
大年的传统节物还有很多,如爆竹、年夜饭、屠苏酒、贴年画、五辛盘以及节日娱乐物品等等,每一项节物都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不一叙述。年节的物质系统是年节习俗的重要承载体,节俗的流传离不开节物的支撑,没有节物的节日是空洞的节日,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我们的传统节日由于失去了较多的节物,变得越来越单薄,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明显减弱。因此重视与重建我们的节日物质系统与节日物质环境,同恢复节日礼仪与认知节日现代价值、意义一样重要。
(转自北师大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