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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宏斌始终不愿放弃。
“看，那就是他们村儿的入口！”南街村的村门，类似于北京老牌楼的建筑耸立在路旁。车开进去，气氛立刻与别的村不同。
公路上很干净，几乎没有一片纸屑。两旁的自行车道上，几位行人在悠闲地骑着车。南街村印刷厂、调味品厂等工厂进入视野。
猛然，向右一打轮，车驶入村委会大院，村干部们已经列队等候。
自从几年前有媒体报道“红色亿元村”破产以来，南街村仿佛一下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今年秋天，记者陪同日本新闻界访华团来到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这个村庄考察。传说中的南街村是共产主义村，村里处处有毛著、人人学雷锋、工歇大唱革命歌。现实中呢？
“这儿有改革开放，人民公社没有”
下了车，身穿土褐色外套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面带笑容地迎接访问团一行。看得出，接待外宾，他已经驾轻就熟。
把客人们迎进会议室后，王宏斌开始念稿。
“村里现有800多户人家，310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中共党员576人，总资产2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的目标。”
他还重点介绍了南街村的分配状况，“在分配上的目标就是，让南街村富得个人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
南街村目前实行的是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办法。工资占30%，供给占70%。村民楼、生活基本用品都是集体供给的。“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我们还将逐步扩大供给的范围，提高供给的档次，最终全面实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走进这个与本国制度完全不同的村庄，日本记者们脑子里全是问号。
“南街村和以前的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村里干部是直选吗？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尚好，南街村还可以发展。如果今后中国经济走下坡，竞争愈加激烈，南街村怎么办？”
王宏斌对于外国记者的提问似乎早有预料，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与人民公社相比，没有大的区别。只不过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现在南街村也在改革开放。这就是不同。南街村现在是党政企一体化，也就是党组织既领导村务工作，也领导办好集体企业。南街村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直选，一直都是这样。今后的发展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引进高科技、节能环保型产业，应对今后宏观经济的变化。”
“应有尽有”却又“一无所有”
在南街村，拥有村籍的村民都被统一安排住进村里盖的楼房，按人头分，有的家庭分得三室一厅92平方米，有的是两室一厅75平方米。
“快进来，快进来！”午餐前，南街村方面带访问团走进了一个家庭。年过六旬的老两口把客人们迎进客厅。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墙壁上一个印有毛主席头像的钟表。29英寸彩电、冰箱、洗衣机，日常生活所需的电器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村里统一为每个家庭配的。2009年的人均分配额6700元左右。
“到南街村一家看，就知道别人家啥样了。家里格局都一样。”村里陪同参观的干部告诉记者，南街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每个家庭的配备都执行统一标准，房间里除了衣服、锅碗瓢盆、小装饰之外，大件都是集体的。
家里橱窗上一个皮卡丘的动漫形象引起了大伙的注意。“这是小孙子的电动玩具。”老两口说，这属于“私有财产”。
据老两口介绍，他们育有一儿一女，两人都在没花一分钱学费的情况下，从幼儿园上到大学。如今大学毕业，都在村办工厂上班。
如今，南街村在校大学生270多人，研究生30多个，其中包括一位博士。平均每年回到村里的大学生50人。“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我们制定了人才三好标准——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这个指导思想与人才标准结合了南街村的实际，所以坚持这样搞。”王宏斌对本村人才济济很自豪。
记者们最关心老两口的“共产主义观”。“我们觉得现在的制度挺好的，人人都平等，都能过上好日子。”只是不知大学毕业的儿女们，是否也和老两口想的一样。
奔“绿卡”而来，奔市场经济而去
一行人在村里移动，都是乘坐的贴有“共产主义号列车”的旅游观光车。
司机是一名只有21岁的旅游专业在校女大学生。“我不是本村人，是别的村的。现在假期来这帮忙。今后，想成为这儿的荣誉村民，把父母也接过来。”
南街村网站首页上鲜明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在她眼里，南街村是令人向往的乐土。现在的工作管吃管住，而且“还能向其他人介绍南街村的成功经验”。
南街村负责宣传的干部告诉记者，想取得南街村的“绿卡”可不容易。“要在村里连续工作10年，且获得过先进工作者荣誉才有资格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正式成为村民”。
这20年间，已经有300多位外村人成功获取南街村“绿卡”，在南街村里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使用权。
同时，在这20年间，有5位村民离开南街村，“他们没有失去村民资格，只是在保留村籍的前提下，个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荡……他们都属于在南街村工作的过程中受过批评而不服才走出去的。”对于这些离村人员因何受批评，又为何不服，村干部没有多提。
“与山岸村类似，都是太过理想”
午餐很丰盛。
进入共产主义食堂，一层聚集着吃午饭的工友。他们中间很多都是来南街村打工的旁村人。记者一行被邀请到二楼贵宾室。楼梯口，穿着一袭绿色革命服的女“红卫兵”在执勤，不禁让人联想起北京打着红色革命招牌的餐馆。
贵宾室的餐桌是电动旋转的，凉菜、热菜搭配均匀，鸡鸭鱼肉样样都有。“来，这是我们南街村自己酒厂产的酒，外面买不到。”几杯热酒下肚，客人们敞开了心扉。
众多日本记者回忆起了曾经兴盛一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实践村“山岸村”。
1953年，出生在滋贺县农家的山岸巳代藏在潜心研究了3年理想社会后，创办了以发展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实践团体，倡导无报酬、无所有、依靠农业的集体化家族生活模式，并将之取名为“山岸主义”。
山岸所畅想的理想社会是“无需金钱的和谐村”。 赞同山岸主义的人想加入实践村，就要把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将所有个人财产都交给村里，由组织统一为各户配给。村里的儿童从幼儿园到初中都在倡导集体主义的山岸学园度过。
目前在日本和全世界，共有约40个响应了山岸号召的自发组织起来的“生活实践村”。比如位于三重县的丰里实践村就是于1969年由十几人成立的山岸主义村。目前已经有村民650余人，村民们的生活主要靠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来维持。
不过，近年来，有些山岸村成了法庭上的被告。原因是一些尝试加入山岸村的人起先捐出了全部财产，但要退出时却得不到偿还。总体来看，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于山岸主义是敬而远之。
“山岸村和南街村类似，都是太过理想，而且不承认私有财产权。”一位日本记者总结道。
“外圆”能否成全“内方”？
外圆内方，是南街村的生存之道。
“南街村是个什么村子？我们自认为是个外圆内方的村子，外圆是与市场经济接轨，内方是与本村利益接轨。”王宏斌讲起这时，情绪平静，声音有些低沉，语气中透出一丝悲壮，“这些年，南街村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在争议中完善的。对社会上的争议，我们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心为群众，万难能解开的态度。”
不过，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村民大多数还保持着传统的、保守的甚至封建的思想观念和作风，自身也还存在很多问题。
尽管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宏斌始终不愿放弃，“我们认为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也不是让人民为我们服务。现在党的宗旨信念没有变，基本路线没有变，尤其是共产党三个字的前两个字没有变。共产二字没有变成私产，所以南街村共产党员就在南街村大胆提出要把南街村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山村”。
据统计，南街村的集体经济20多年增长了2100多倍。但这种人民公社式的发展可持续吗？此前有媒体披露南街村已经负债达数亿元，银行贷款偿还也出现瓶颈。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分析，“南街村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相比可能有些落后，理念也跟当前的社会环境相矛盾。在村内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让村民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在实行村的理念时跟外部冲突太大，可能无法与外部接轨。结果在对接上就出现问题，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还有一批类似于南街村这样依靠农村集体制创造神话的村庄。在夏学銮看来，这些村子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权威核心，“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他们都有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在当地都有着绝对的权威，大家都听他的，跟他走，所以能维持南街村红旗不倒30多年”。
“到了这儿就如同走近一个主题公园。”这是一位日本记者在采访南街村时的感慨。听上去有些啼笑皆非，但也五味杂陈。不由得想起离开南街村时，有日本记者问：“这次的票，多少钱一张？”也许南街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关注，而是理解。
“看，那就是他们村儿的入口！”南街村的村门，类似于北京老牌楼的建筑耸立在路旁。车开进去，气氛立刻与别的村不同。
公路上很干净，几乎没有一片纸屑。两旁的自行车道上，几位行人在悠闲地骑着车。南街村印刷厂、调味品厂等工厂进入视野。
猛然，向右一打轮，车驶入村委会大院，村干部们已经列队等候。
自从几年前有媒体报道“红色亿元村”破产以来，南街村仿佛一下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今年秋天，记者陪同日本新闻界访华团来到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这个村庄考察。传说中的南街村是共产主义村，村里处处有毛著、人人学雷锋、工歇大唱革命歌。现实中呢？
“这儿有改革开放，人民公社没有”
下了车，身穿土褐色外套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面带笑容地迎接访问团一行。看得出，接待外宾，他已经驾轻就熟。
把客人们迎进会议室后，王宏斌开始念稿。
“村里现有800多户人家，310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中共党员576人，总资产2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的目标。”
他还重点介绍了南街村的分配状况，“在分配上的目标就是，让南街村富得个人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
南街村目前实行的是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办法。工资占30%，供给占70%。村民楼、生活基本用品都是集体供给的。“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我们还将逐步扩大供给的范围，提高供给的档次，最终全面实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走进这个与本国制度完全不同的村庄，日本记者们脑子里全是问号。
“南街村和以前的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村里干部是直选吗？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尚好，南街村还可以发展。如果今后中国经济走下坡，竞争愈加激烈，南街村怎么办？”
王宏斌对于外国记者的提问似乎早有预料，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与人民公社相比，没有大的区别。只不过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现在南街村也在改革开放。这就是不同。南街村现在是党政企一体化，也就是党组织既领导村务工作，也领导办好集体企业。南街村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直选，一直都是这样。今后的发展将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引进高科技、节能环保型产业，应对今后宏观经济的变化。”
“应有尽有”却又“一无所有”
在南街村，拥有村籍的村民都被统一安排住进村里盖的楼房，按人头分，有的家庭分得三室一厅92平方米，有的是两室一厅75平方米。
“快进来，快进来！”午餐前，南街村方面带访问团走进了一个家庭。年过六旬的老两口把客人们迎进客厅。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墙壁上一个印有毛主席头像的钟表。29英寸彩电、冰箱、洗衣机，日常生活所需的电器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村里统一为每个家庭配的。2009年的人均分配额6700元左右。
“到南街村一家看，就知道别人家啥样了。家里格局都一样。”村里陪同参观的干部告诉记者，南街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每个家庭的配备都执行统一标准，房间里除了衣服、锅碗瓢盆、小装饰之外，大件都是集体的。
家里橱窗上一个皮卡丘的动漫形象引起了大伙的注意。“这是小孙子的电动玩具。”老两口说，这属于“私有财产”。
据老两口介绍，他们育有一儿一女，两人都在没花一分钱学费的情况下，从幼儿园上到大学。如今大学毕业，都在村办工厂上班。
如今，南街村在校大学生270多人，研究生30多个，其中包括一位博士。平均每年回到村里的大学生50人。“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我们制定了人才三好标准——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这个指导思想与人才标准结合了南街村的实际，所以坚持这样搞。”王宏斌对本村人才济济很自豪。
记者们最关心老两口的“共产主义观”。“我们觉得现在的制度挺好的，人人都平等，都能过上好日子。”只是不知大学毕业的儿女们，是否也和老两口想的一样。
奔“绿卡”而来，奔市场经济而去
一行人在村里移动，都是乘坐的贴有“共产主义号列车”的旅游观光车。
司机是一名只有21岁的旅游专业在校女大学生。“我不是本村人，是别的村的。现在假期来这帮忙。今后，想成为这儿的荣誉村民，把父母也接过来。”
南街村网站首页上鲜明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在她眼里，南街村是令人向往的乐土。现在的工作管吃管住，而且“还能向其他人介绍南街村的成功经验”。
南街村负责宣传的干部告诉记者，想取得南街村的“绿卡”可不容易。“要在村里连续工作10年，且获得过先进工作者荣誉才有资格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正式成为村民”。
这20年间，已经有300多位外村人成功获取南街村“绿卡”，在南街村里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使用权。
同时，在这20年间，有5位村民离开南街村，“他们没有失去村民资格，只是在保留村籍的前提下，个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荡……他们都属于在南街村工作的过程中受过批评而不服才走出去的。”对于这些离村人员因何受批评，又为何不服，村干部没有多提。
“与山岸村类似，都是太过理想”
午餐很丰盛。
进入共产主义食堂，一层聚集着吃午饭的工友。他们中间很多都是来南街村打工的旁村人。记者一行被邀请到二楼贵宾室。楼梯口，穿着一袭绿色革命服的女“红卫兵”在执勤，不禁让人联想起北京打着红色革命招牌的餐馆。
贵宾室的餐桌是电动旋转的，凉菜、热菜搭配均匀，鸡鸭鱼肉样样都有。“来，这是我们南街村自己酒厂产的酒，外面买不到。”几杯热酒下肚，客人们敞开了心扉。
众多日本记者回忆起了曾经兴盛一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实践村“山岸村”。
1953年，出生在滋贺县农家的山岸巳代藏在潜心研究了3年理想社会后，创办了以发展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实践团体，倡导无报酬、无所有、依靠农业的集体化家族生活模式，并将之取名为“山岸主义”。
山岸所畅想的理想社会是“无需金钱的和谐村”。 赞同山岸主义的人想加入实践村，就要把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将所有个人财产都交给村里，由组织统一为各户配给。村里的儿童从幼儿园到初中都在倡导集体主义的山岸学园度过。
目前在日本和全世界，共有约40个响应了山岸号召的自发组织起来的“生活实践村”。比如位于三重县的丰里实践村就是于1969年由十几人成立的山岸主义村。目前已经有村民650余人，村民们的生活主要靠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来维持。
不过，近年来，有些山岸村成了法庭上的被告。原因是一些尝试加入山岸村的人起先捐出了全部财产，但要退出时却得不到偿还。总体来看，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于山岸主义是敬而远之。
“山岸村和南街村类似，都是太过理想，而且不承认私有财产权。”一位日本记者总结道。
“外圆”能否成全“内方”？
外圆内方，是南街村的生存之道。
“南街村是个什么村子？我们自认为是个外圆内方的村子，外圆是与市场经济接轨，内方是与本村利益接轨。”王宏斌讲起这时，情绪平静，声音有些低沉，语气中透出一丝悲壮，“这些年，南街村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在争议中完善的。对社会上的争议，我们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心为群众，万难能解开的态度。”
不过，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村民大多数还保持着传统的、保守的甚至封建的思想观念和作风，自身也还存在很多问题。
尽管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宏斌始终不愿放弃，“我们认为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也不是让人民为我们服务。现在党的宗旨信念没有变，基本路线没有变，尤其是共产党三个字的前两个字没有变。共产二字没有变成私产，所以南街村共产党员就在南街村大胆提出要把南街村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山村”。
据统计，南街村的集体经济20多年增长了2100多倍。但这种人民公社式的发展可持续吗？此前有媒体披露南街村已经负债达数亿元，银行贷款偿还也出现瓶颈。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分析，“南街村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相比可能有些落后，理念也跟当前的社会环境相矛盾。在村内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让村民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在实行村的理念时跟外部冲突太大，可能无法与外部接轨。结果在对接上就出现问题，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还有一批类似于南街村这样依靠农村集体制创造神话的村庄。在夏学銮看来，这些村子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权威核心，“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他们都有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在当地都有着绝对的权威，大家都听他的，跟他走，所以能维持南街村红旗不倒30多年”。
“到了这儿就如同走近一个主题公园。”这是一位日本记者在采访南街村时的感慨。听上去有些啼笑皆非，但也五味杂陈。不由得想起离开南街村时，有日本记者问：“这次的票，多少钱一张？”也许南街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关注，而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