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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帕慕克的《白色城堡》和《洛丽塔》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了嵌套式的叙事模式和扑朔迷离的讲述方式，叫读者难辨其真实性，反而身临其境。同时，又同样使用自传性的叙事结构，加强代入感，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另外，从内容方面讲， 两文都用隐喻的手法来表现了有关文明冲突的探讨，同时全文行文时萦绕着一种宿命的忧虑与无可奈何。因此，从两文有关文明冲突、嵌套式结构和宿命印记三方面进行比较，寻找出两部作品的共同性与相似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叙事相似性；嵌套式结构
自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于帕慕克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看来，国内有关帕慕克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上，而关注《白色城堡》的研究少之又少。偶有几篇研究《白色城堡》的，即使研究其叙事也只涉及作品自身，还没有将其与《洛丽塔》相比较的文章；另一方面，有关《洛丽塔》小说研究，将侧重点放在叙事方面的文章著述也并不多见。因此，从两文有关文明冲突、嵌套式结构和宿命印记三方面进行比较，寻找出两部作品的共同性与相似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嵌套式叙事结构
《白色城堡》的开篇，是一个名叫法鲁克的人为这部小说做的前言，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小说发现于一间“被人遗忘的档案室”，当时只是一本手稿。
跳出文本来看，我们发现，法鲁克是作者故意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代替作者讲述《白色城堡》的由来的人物。作者使用了一个作家们惯用的手法，将故事的主线以手稿的形式嵌套在了法鲁克的叙述中，完成了两个人物的转述。至此，读者彻底地被带入到了虚拟的小说语境里。“法鲁克对故事作者的追寻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也许那永远是心中的一座白色城堡，和个人、民族身份的迷失相对应。”
类似的，在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也运用了这种方式，开篇作者便化身为小约翰·雷博士，申明这本书是受委托人亨伯特·亨伯特的委托，在其死后为其整理书稿，并且出版。
和法鲁克相像，小约翰博士得到这本手稿时，“这篇手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动脉血栓症而去世，据他的案件开始的日期只有几天。”
同样都是已经死去的人的遗稿，不同的在于法鲁克得到手稿时，已是多年以后，手稿中的人物事件已经无从查证，而小约翰博士则不然，他知道亨伯特确确实实的存在，甚至知道手稿所记录的事情也是确实存在的，甚至于法院马上就要审理此案。
一目了然的，《白色城堡》和《洛丽塔》在选择正文的叙事方式方面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第一人称的自传性叙事方式。
《洛丽塔》在叙事之初便巧妙地设定了一个虚拟的读者群——陪审团和读者。“为了使读者对亨伯特产生既认同又拒绝的双重情感，纳博科夫采用了第一人称展开视角”，由小约翰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亨伯特是在完整的、自传式地讲述着他和洛的故事，从头到尾，虽然以第一人称叙述，但由于亨伯特已经是过来人身份，因此故事中常常出现诸如“今天我唯一懊悔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把‘342’号的钥匙悄悄放在办公室里，随后离开这个市镇，这个国家，这片大陆，甚至这个世界。”这样大段的自白式的忏悔。
与此不同的是，《白色城堡》在叙事上采取了传统的第一视角叙事模式，没有花样百出的局外人独白，没有预卜先知的能力，完全是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作为线索，逐层展开故事，引领读者身临其境。尽管文中的“我”提到过，这本书写于“我”退出政坛、隐居乡野后进行回忆而写的书，但是作者仍然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去写，直到写到故事的结尾，作者化身的“我”仍然在和读者周旋，不到最后一句坚决不透露全部故事。
二、两种文明冲突的探讨
（一）古老和年轻的冲突
在《洛丽塔》的跋文中，作者坦白地写到，由于《洛丽塔》前几章的一些叙事技巧，会让读者在一开始误以为自己读的是一本淫秽书籍，甚至他的朋友建议他匿名出版，因此先后投了四家出版社都以拒稿的结果而告终。
当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有些人认为此书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也有人说是“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一时间众说纷纭，不能定论。
鉴于故事的两个主角洛丽塔和亨伯特各自的身份——年轻的美国女孩和中年的欧洲教授，加之作者俄裔美籍的身份，使这两种说法更显得意味深长。
可以说，在刨除亨伯特由于精神问题而产生的呓语和欲望之外，亨伯特身上仍然保持着古老欧洲所惯有的绅士斯文和保守。欧洲社会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规矩和繁文缛节和堆叠多年的封建神学思想紧紧地将思绪翻飞的亨伯特的灵魂禁锢成为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如果我们将自己从精神病人的絮絮叨叨的自述中摘除出来，就会发现在外人看来亨伯特的确如此）。自幼在古老欧洲文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亨伯特身上无疑深深刻印着这种古老文明的烙印。
另一方面，洛丽塔的身上也确确实实地融合了相对于有着漫长历史的欧洲而言显得过分年轻的美国的精神。洛丽塔开放、活泼、勇于尝试新事物，甚至有些粗鲁而不懂礼仪（这也恰恰是亨伯特所迷恋的特质），就像年轻的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束缚，自由、奔放，令外乡人充满好奇。洛丽塔缺乏信仰，自幼丧父，缺乏管教，如同当年被放逐的开荒者，摸索着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因此，我们不妨将亨伯特和洛丽塔的纠缠看作是古老文明与年轻文明的冲突与碰撞，在这种碰撞与交汇中，我们可以形象的感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融合与抗拒。
（二）东方和西方的冲突
土耳其是一个在文化上无比瑰丽同时又无比尴尬的国度，它处在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一方面在历史上属于东方文明，另一方面，在1925年的夏天，凯末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之后，土耳其开始从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变得向现代西方文明靠拢。其尴尬就在于，抛弃了传统东方文化身份的土耳其一直努力跻身的西方世界，似乎却并不承认其西方国家的身份。 作为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经辉煌而今却已经破败的帝国首都的帕慕克，一早就注意到了土耳其在文明上的尴尬地位和关于两种文明冲突的夹缝下，无根而迷惘的问题，并力图以文字表现出来。
长相极为相似的霍加和“我”就分别代表了传统的东方文明和外来的现代的西方文明。就像镜子的两面，“西方作为东方的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东方身上的特征，在西方的这面镜子中东方人可以读出自己”。在文本中，帕慕克恰好安排了霍加和“我”一起站在镜子前照镜子的情节，由于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我们不能知道霍加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们不难从“我”的心理活动中推测出来。
到最终在武器陷落于沼泽、计划无法执行后，霍加和“我”进行了身份的转换，霍加完全放弃了自己土耳其人的身份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心心念念的西方社会，取代了“我”的位置，写了大量介绍土耳其的书，赢得了荣誉和财富，完成了“我”的梦想，甚至重新娶回了“我”的未婚妻。至此，作者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土耳人在完全西化后所能够得到的美好前景。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位功成名就的成功者，究竟是霍加还是“我”呢？在完全放弃并失去了东方土耳其身份后，“霍加”便不再存在了。
帕慕克借助霍加和“我”的奇遇来做了一个实验，一个有关身份的失去和得到的实验，而结果，就留给读者去体会与思考了。
三、无法逃离的宿命执念
在《洛丽塔》这个故事的开端，亨伯特首先回忆了童年时期的另一件事，一个属于亨伯特童年记忆的事情，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曾经遇见一个名叫安娜贝尔的女孩，并陷入了热恋，只可惜，安娜贝尔死在了约会未完成的那个夏天。按照亨伯特的自述，安娜贝尔的死引起了他的震惊，使那个夏天的挫折成为了噩梦般的回忆萦绕心头，成为他青春岁月里再无法醉心于任何风流韵事的永久障碍。
亨伯特认为，是安娜贝尔的死为他日后精神错乱埋下了诱因，与此同时，他也将与安娜贝尔的相遇看成是命运的安排——安娜贝尔的出现和死去，只是为了洛丽塔出现于他的生命里。
这个早夭的姑娘，在亨伯特的一生里起到了具有转折性的作用，将亨伯特一把推离了预定的人生轨迹，奔向了属于和洛丽塔一起的另一条路。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力，让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毫无疑问正是洛丽塔。作者无形之中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命运的玄妙和不可抗拒，与面对命运时的无奈。亨伯特与洛丽塔的相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当他爱上洛丽塔时，才更加显得顺理成章。相应的，当我们读罢全文，回过头来去看这一段故事时，我们才不胜唏嘘，平添几分凄冷。
类似的，《白色城堡》中也以第一主人公的口吻发出过对命运的感叹。
在《白色城堡》的开篇，帕慕克这样写道：“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的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是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的某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是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并不知道故事的走向和发展脉络的我们，读至此处只当作是作者的一句感叹之语，并没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读完全本，回过头来看，才明白个中深意。
读罢《白色城堡》掩卷而思，读者的心间多半会充斥着一种淡淡萦绕、挥之不去的怅惘，除却帕慕克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帝国斜阳的忧伤”，这本书使我们心生忧虑更多是由于帕慕克字里行间若有若无透露出来的，对于命运不可抵抗的无奈和宿命感。
霍加与“我”的相遇就有着一种宿命的色彩。对于这个长相与自己相差无几，性格却迥然不同的土耳其人，“我”的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中一次又一次地暗示，“我”与霍加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的，无论“我”做了什么，抗争什么，都无法阻止命运朝既定的轨迹滑去。
在“我”刚刚被捕，两个土耳其人准备对“我”处以死刑的时候，“我”曾想像自己在自家花园的后窗向外张望的情形，这是一段色彩鲜艳具有画面感的描写，可是并不会令读者印象深刻。直到整个故事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这一段景物描写突然再次出现，来自欧洲的远游者见过已经成为“我”的霍加，来“我”扮演的霍加的隐居之地拜访，当“我”试图将真相告诉给远游者时，远游者并不相信，直到他读到了手稿中的这段关于花园后窗的描写，同时看到了真真正正的，“我”家花园后窗的景色。是的，“我”最终在土耳其的隐居之地将当年脑中的景致再现了出来，而更加神奇的是，远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霍加也做了同样的事。
读至此处，别说远游者，甚至连我们都不得不相信，拥有如此默契的霍加和“我”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无从抗拒。
四、讨论
《白色城堡》和《洛丽塔》在叙事方面，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处，问世多年却少有人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白》和《洛》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了嵌套式的叙事模式，采用扑朔迷离的讲述方式，叫读者难辨其真实性。同时，又同样使用自传性的叙事结构，加强代入感，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另外，从内容方面讲， 两文都用隐喻的手法来表现了有关文明冲突的探讨，同时全文行文时萦绕着一种宿命的忧虑与无可奈何。这些都是两文的相似性。
注释：
帕慕克、陈众议等著.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上海三联书店，200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罗桂保著.《洛丽塔》的叙事技巧分析[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郑春光著.永远无法抵达的白色城堡[J].帕慕克在十字路口.上海三联书店，200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帕慕克著.白色城堡[M].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帕慕克著.白色城堡[M].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169.
[2]帕慕克，陈众议，等著.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 上海三联书店，2009：155-167.
[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51 .
[4]罗桂保著.《洛丽塔》 的叙事技巧分析[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5]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30.
[6]裴蓓著.文化视角下《白色城堡》的解读[J].世界文学评论，2009.
[7]郑春光著.永远无法抵达的白色城堡[J].帕慕克在十字路口.上海三联书店，2009：155-167 .
关键词：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叙事相似性；嵌套式结构
自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对于帕慕克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看来，国内有关帕慕克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上，而关注《白色城堡》的研究少之又少。偶有几篇研究《白色城堡》的，即使研究其叙事也只涉及作品自身，还没有将其与《洛丽塔》相比较的文章；另一方面，有关《洛丽塔》小说研究，将侧重点放在叙事方面的文章著述也并不多见。因此，从两文有关文明冲突、嵌套式结构和宿命印记三方面进行比较，寻找出两部作品的共同性与相似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嵌套式叙事结构
《白色城堡》的开篇，是一个名叫法鲁克的人为这部小说做的前言，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小说发现于一间“被人遗忘的档案室”，当时只是一本手稿。
跳出文本来看，我们发现，法鲁克是作者故意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代替作者讲述《白色城堡》的由来的人物。作者使用了一个作家们惯用的手法，将故事的主线以手稿的形式嵌套在了法鲁克的叙述中，完成了两个人物的转述。至此，读者彻底地被带入到了虚拟的小说语境里。“法鲁克对故事作者的追寻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也许那永远是心中的一座白色城堡，和个人、民族身份的迷失相对应。”
类似的，在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也运用了这种方式，开篇作者便化身为小约翰·雷博士，申明这本书是受委托人亨伯特·亨伯特的委托，在其死后为其整理书稿，并且出版。
和法鲁克相像，小约翰博士得到这本手稿时，“这篇手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动脉血栓症而去世，据他的案件开始的日期只有几天。”
同样都是已经死去的人的遗稿，不同的在于法鲁克得到手稿时，已是多年以后，手稿中的人物事件已经无从查证，而小约翰博士则不然，他知道亨伯特确确实实的存在，甚至知道手稿所记录的事情也是确实存在的，甚至于法院马上就要审理此案。
一目了然的，《白色城堡》和《洛丽塔》在选择正文的叙事方式方面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第一人称的自传性叙事方式。
《洛丽塔》在叙事之初便巧妙地设定了一个虚拟的读者群——陪审团和读者。“为了使读者对亨伯特产生既认同又拒绝的双重情感，纳博科夫采用了第一人称展开视角”，由小约翰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亨伯特是在完整的、自传式地讲述着他和洛的故事，从头到尾，虽然以第一人称叙述，但由于亨伯特已经是过来人身份，因此故事中常常出现诸如“今天我唯一懊悔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把‘342’号的钥匙悄悄放在办公室里，随后离开这个市镇，这个国家，这片大陆，甚至这个世界。”这样大段的自白式的忏悔。
与此不同的是，《白色城堡》在叙事上采取了传统的第一视角叙事模式，没有花样百出的局外人独白，没有预卜先知的能力，完全是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作为线索，逐层展开故事，引领读者身临其境。尽管文中的“我”提到过，这本书写于“我”退出政坛、隐居乡野后进行回忆而写的书，但是作者仍然是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去写，直到写到故事的结尾，作者化身的“我”仍然在和读者周旋，不到最后一句坚决不透露全部故事。
二、两种文明冲突的探讨
（一）古老和年轻的冲突
在《洛丽塔》的跋文中，作者坦白地写到，由于《洛丽塔》前几章的一些叙事技巧，会让读者在一开始误以为自己读的是一本淫秽书籍，甚至他的朋友建议他匿名出版，因此先后投了四家出版社都以拒稿的结果而告终。
当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有些人认为此书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也有人说是“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一时间众说纷纭，不能定论。
鉴于故事的两个主角洛丽塔和亨伯特各自的身份——年轻的美国女孩和中年的欧洲教授，加之作者俄裔美籍的身份，使这两种说法更显得意味深长。
可以说，在刨除亨伯特由于精神问题而产生的呓语和欲望之外，亨伯特身上仍然保持着古老欧洲所惯有的绅士斯文和保守。欧洲社会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规矩和繁文缛节和堆叠多年的封建神学思想紧紧地将思绪翻飞的亨伯特的灵魂禁锢成为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如果我们将自己从精神病人的絮絮叨叨的自述中摘除出来，就会发现在外人看来亨伯特的确如此）。自幼在古老欧洲文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亨伯特身上无疑深深刻印着这种古老文明的烙印。
另一方面，洛丽塔的身上也确确实实地融合了相对于有着漫长历史的欧洲而言显得过分年轻的美国的精神。洛丽塔开放、活泼、勇于尝试新事物，甚至有些粗鲁而不懂礼仪（这也恰恰是亨伯特所迷恋的特质），就像年轻的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束缚，自由、奔放，令外乡人充满好奇。洛丽塔缺乏信仰，自幼丧父，缺乏管教，如同当年被放逐的开荒者，摸索着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因此，我们不妨将亨伯特和洛丽塔的纠缠看作是古老文明与年轻文明的冲突与碰撞，在这种碰撞与交汇中，我们可以形象的感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融合与抗拒。
（二）东方和西方的冲突
土耳其是一个在文化上无比瑰丽同时又无比尴尬的国度，它处在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一方面在历史上属于东方文明，另一方面，在1925年的夏天，凯末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之后，土耳其开始从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变得向现代西方文明靠拢。其尴尬就在于，抛弃了传统东方文化身份的土耳其一直努力跻身的西方世界，似乎却并不承认其西方国家的身份。 作为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经辉煌而今却已经破败的帝国首都的帕慕克，一早就注意到了土耳其在文明上的尴尬地位和关于两种文明冲突的夹缝下，无根而迷惘的问题，并力图以文字表现出来。
长相极为相似的霍加和“我”就分别代表了传统的东方文明和外来的现代的西方文明。就像镜子的两面，“西方作为东方的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东方身上的特征，在西方的这面镜子中东方人可以读出自己”。在文本中，帕慕克恰好安排了霍加和“我”一起站在镜子前照镜子的情节，由于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我们不能知道霍加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们不难从“我”的心理活动中推测出来。
到最终在武器陷落于沼泽、计划无法执行后，霍加和“我”进行了身份的转换，霍加完全放弃了自己土耳其人的身份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心心念念的西方社会，取代了“我”的位置，写了大量介绍土耳其的书，赢得了荣誉和财富，完成了“我”的梦想，甚至重新娶回了“我”的未婚妻。至此，作者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土耳人在完全西化后所能够得到的美好前景。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位功成名就的成功者，究竟是霍加还是“我”呢？在完全放弃并失去了东方土耳其身份后，“霍加”便不再存在了。
帕慕克借助霍加和“我”的奇遇来做了一个实验，一个有关身份的失去和得到的实验，而结果，就留给读者去体会与思考了。
三、无法逃离的宿命执念
在《洛丽塔》这个故事的开端，亨伯特首先回忆了童年时期的另一件事，一个属于亨伯特童年记忆的事情，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曾经遇见一个名叫安娜贝尔的女孩，并陷入了热恋，只可惜，安娜贝尔死在了约会未完成的那个夏天。按照亨伯特的自述，安娜贝尔的死引起了他的震惊，使那个夏天的挫折成为了噩梦般的回忆萦绕心头，成为他青春岁月里再无法醉心于任何风流韵事的永久障碍。
亨伯特认为，是安娜贝尔的死为他日后精神错乱埋下了诱因，与此同时，他也将与安娜贝尔的相遇看成是命运的安排——安娜贝尔的出现和死去，只是为了洛丽塔出现于他的生命里。
这个早夭的姑娘，在亨伯特的一生里起到了具有转折性的作用，将亨伯特一把推离了预定的人生轨迹，奔向了属于和洛丽塔一起的另一条路。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力，让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毫无疑问正是洛丽塔。作者无形之中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命运的玄妙和不可抗拒，与面对命运时的无奈。亨伯特与洛丽塔的相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当他爱上洛丽塔时，才更加显得顺理成章。相应的，当我们读罢全文，回过头来去看这一段故事时，我们才不胜唏嘘，平添几分凄冷。
类似的，《白色城堡》中也以第一主人公的口吻发出过对命运的感叹。
在《白色城堡》的开篇，帕慕克这样写道：“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的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是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的某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是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并不知道故事的走向和发展脉络的我们，读至此处只当作是作者的一句感叹之语，并没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读完全本，回过头来看，才明白个中深意。
读罢《白色城堡》掩卷而思，读者的心间多半会充斥着一种淡淡萦绕、挥之不去的怅惘，除却帕慕克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帝国斜阳的忧伤”，这本书使我们心生忧虑更多是由于帕慕克字里行间若有若无透露出来的，对于命运不可抵抗的无奈和宿命感。
霍加与“我”的相遇就有着一种宿命的色彩。对于这个长相与自己相差无几，性格却迥然不同的土耳其人，“我”的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中一次又一次地暗示，“我”与霍加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的，无论“我”做了什么，抗争什么，都无法阻止命运朝既定的轨迹滑去。
在“我”刚刚被捕，两个土耳其人准备对“我”处以死刑的时候，“我”曾想像自己在自家花园的后窗向外张望的情形，这是一段色彩鲜艳具有画面感的描写，可是并不会令读者印象深刻。直到整个故事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这一段景物描写突然再次出现，来自欧洲的远游者见过已经成为“我”的霍加，来“我”扮演的霍加的隐居之地拜访，当“我”试图将真相告诉给远游者时，远游者并不相信，直到他读到了手稿中的这段关于花园后窗的描写，同时看到了真真正正的，“我”家花园后窗的景色。是的，“我”最终在土耳其的隐居之地将当年脑中的景致再现了出来，而更加神奇的是，远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霍加也做了同样的事。
读至此处，别说远游者，甚至连我们都不得不相信，拥有如此默契的霍加和“我”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无从抗拒。
四、讨论
《白色城堡》和《洛丽塔》在叙事方面，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处，问世多年却少有人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白》和《洛》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了嵌套式的叙事模式，采用扑朔迷离的讲述方式，叫读者难辨其真实性。同时，又同样使用自传性的叙事结构，加强代入感，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另外，从内容方面讲， 两文都用隐喻的手法来表现了有关文明冲突的探讨，同时全文行文时萦绕着一种宿命的忧虑与无可奈何。这些都是两文的相似性。
注释：
帕慕克、陈众议等著.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上海三联书店，200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罗桂保著.《洛丽塔》的叙事技巧分析[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郑春光著.永远无法抵达的白色城堡[J].帕慕克在十字路口.上海三联书店，200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帕慕克著.白色城堡[M].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帕慕克著.白色城堡[M].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169.
[2]帕慕克，陈众议，等著.帕慕克在十字路口[C]. 上海三联书店，2009：155-167.
[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51 .
[4]罗桂保著.《洛丽塔》 的叙事技巧分析[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
[5]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30.
[6]裴蓓著.文化视角下《白色城堡》的解读[J].世界文学评论，2009.
[7]郑春光著.永远无法抵达的白色城堡[J].帕慕克在十字路口.上海三联书店，2009：15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