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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85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她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此奖。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本土做出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由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立志寻蒿”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文讲述的是她青年时期的人生故事。
她与一般女孩的兴趣不一样，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结婚后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先生打理
1955年，经过4年学习，屠呦呦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李廷钊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许多同学提出要到朝鲜战场上去参战。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都去朝鲜战场，当前国家亟须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该继续学习深造。”因此，李廷钊大学毕业后未能去朝鲜，而是去苏联留学深造。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
李廷钊在马鞍山钢铁厂工作期间，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让大女儿上托儿所全托班，把小女儿送到宁波由外公外婆照看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李敏，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李军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李军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印象，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呢？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曾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1958年毛主席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著名批示，1959年她有幸参加由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培训班
1958年10月11日，国家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
1959年10月，屠呦呦参加工作4年后，成为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
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屠呦呦不但掌握了中医药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中医临床学习。根据自己的专业，屠呦呦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中药材的品种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感性认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极具开创性的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并能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她与一般女孩的兴趣不一样，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结婚后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先生打理
1955年，经过4年学习，屠呦呦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李廷钊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许多同学提出要到朝鲜战场上去参战。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都去朝鲜战场，当前国家亟须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该继续学习深造。”因此，李廷钊大学毕业后未能去朝鲜，而是去苏联留学深造。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
李廷钊在马鞍山钢铁厂工作期间，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让大女儿上托儿所全托班，把小女儿送到宁波由外公外婆照看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李敏，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李军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李军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印象，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呢？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曾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1958年毛主席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著名批示，1959年她有幸参加由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培训班
1958年10月11日，国家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
1959年10月，屠呦呦参加工作4年后，成为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
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屠呦呦不但掌握了中医药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中医临床学习。根据自己的专业，屠呦呦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中药材的品种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感性认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极具开创性的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并能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