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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85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她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此奖。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本土做出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由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立志寻蒿”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文讲述的是她青年时期的人生故事。
她与一般女孩的兴趣不一样,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结婚后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先生打理
1955年,经过4年学习,屠呦呦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李廷钊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许多同学提出要到朝鲜战场上去参战。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都去朝鲜战场,当前国家亟须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该继续学习深造。”因此,李廷钊大学毕业后未能去朝鲜,而是去苏联留学深造。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
李廷钊在马鞍山钢铁厂工作期间,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让大女儿上托儿所全托班,把小女儿送到宁波由外公外婆照看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李敏,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李军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李军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印象,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呢?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曾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1958年毛主席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著名批示,1959年她有幸参加由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培训班
1958年10月11日,国家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
1959年10月,屠呦呦参加工作4年后,成为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
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屠呦呦不但掌握了中医药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中医临床学习。根据自己的专业,屠呦呦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中药材的品种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感性认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极具开创性的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并能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她与一般女孩的兴趣不一样,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结婚后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先生打理
1955年,经过4年学习,屠呦呦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李廷钊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许多同学提出要到朝鲜战场上去参战。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都去朝鲜战场,当前国家亟须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该继续学习深造。”因此,李廷钊大学毕业后未能去朝鲜,而是去苏联留学深造。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
李廷钊在马鞍山钢铁厂工作期间,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63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让大女儿上托儿所全托班,把小女儿送到宁波由外公外婆照看
虽然在家中角色有所不同,但婚后屠呦呦两口子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字——奉献。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李敏,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李军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李军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印象,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呢?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曾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1958年毛主席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著名批示,1959年她有幸参加由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培训班
1958年10月11日,国家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
1959年10月,屠呦呦参加工作4年后,成为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
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屠呦呦不但掌握了中医药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中医临床学习。根据自己的专业,屠呦呦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中药材的品种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感性认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极具开创性的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并能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