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曾指出：“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是主体，“两制”是派生，两者的关系十分明确。而“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則属于“两制”的层次和内容。因此，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主权，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基本法的基础上，坚持“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原則，以此促进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今天，如果只谈民主、不讲爱国；只看澳门、不顾国家，这样的价值观就是片面和缺失的，就谈不上是核心。只有把民主诉求、把澳门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爱国爱澳”，澳人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价值。
　　最近，闲得无聊，翻阅了亚历山大·汉米尔顿 、约翰·杰伊 、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曾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结集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书中提出一种“大国理论”，核心是反对在一个多民族的疆域辽阔之大国施行“直接民主”。并强调：滥用自由与滥用权力一样，都可能危及自由。
　　从当前的形势看，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经济运行模式的危机，更是其理论遵从的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西方某些理论的缺陷，它们在实践中的“触礁搁浅”，要求人们必须打破对这些教条的顶礼膜拜。“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三大流传甚广的西方预言，在今日看来，将难以摆脱其落空的现实命运。
　　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家应为政治家和国家管理政府提供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政治家和国家政府管理国家，要以理论为依据，发挥上层建筑、国家和政府的聪明才智，开创性地发挥管理才能，管理好国家，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满足国民生活消费日益不断增长提高的消费需要，这样的政府才能受到全体国民的拥护和爱戴。主宰人类未来的国家，一定是那些“最有思想”的国家，而不是“最霸道”的国家。中国不曾以“霸道”的方式成就它昔日的辉煌，同样也不会以“霸道”的方式成就它未来的“强大”。《周易·系辞》中有云：有亲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贤人之德，可大則贤人之业。就澳门来说，一个起码的认知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而“自治”不是“独立”，“两制”不是“两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全国……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丘吉尔的话无不给人警醒：以“文化”与“思想”而强大，就是“大国理论”的“新维度”，它可弥补西方“霸道型”大国理论之不足。当然，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严酷的事实告诫我们，中国期待理论智慧，澳门期待理论智慧。因为“今天的中国”，不代表“过去的中国”，也不代表“未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