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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使当代修辞学从传统的束缚中走 了出来，不再局限于对劝说和论辩的修辞术和修辞法结构的研究，而是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在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修辞学与哲学传统上的分离得到了修复，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东方以中国的孔子为代表，西方则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两者既有差异，也有共同之处，本文从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出发，研究国内修辞学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 修辞学 国内 发展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修辞实践规模的壮大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面，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当代西方修辞学对修辞的本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恢复修辞学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当代修辞学发展的一股动力;其二，哲学家、修辞学家 努力地修补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其三，重新认 识了修辞的作用，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使人类摆脱现代 社会的种种困扰。修辞学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门已经衰落了100多年的古老学科重新出现生机，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
一、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自古以来，柏拉图就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大敌。尽管当代修辞学已经证明，柏拉图当初之所以排斥修辞学，是因为他鄙视修辞学的实践性，以示他捍卫“理想修辞学” 的纯洁性，但诡辩论的紧箍咒从此就一直套在修辞学的头上。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 “好” 的修辞学免受糟蹋而建立起 来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其后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中，在学术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修辞活动当作是劝说与诱导的艺术，用于说服他人，使他人的信仰与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综观修辞学的整个历史， 修辞学即使不被认为是诡辩论，也被认为只是演说或写作的工具，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或者添加剂，并不是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
当代修辞学观念更新，修辞不再是话语的附加物，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就有的，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人类具有独特的、运用符号传递经验的本领。这种符号不像低等动物交往中使用的标记与信号，它不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世界状况的报告，而且是人类自己形成的、甚至在没 有刺激的情况下也能接受的世界画图与概念。符号不直接与现实紧密相连，而是介入人为代表，所以用于叙述或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多或少取决于使用符号的人有意识的选择。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动地把经验转为对等符号的生物。总而言之，人类不仅被修辞包围，而且受到修辞的约束，与修辞密不可分。
新修辞学关于修辞本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修辞 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古往今来人们的偏见，为修辞学平了反。随着人类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修辞动物的观点被普遍接受，长期笼罩在修辞学头上的阴云消散了。尽管修辞仍有好坏之分，但修辞活动本身不再是虚假的、有害 的，不会使劝说者或被劝说者堕落，丧失人性; 相反，修辞学成为一门体面的、受人尊敬而且值 得尊敬的学问。
二、国内修辞学史上的先锋
孔子是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在中国，他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实，孔子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哲学、伦理 学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针对语言运用，他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这些散布在他言论中的思想，虽然不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那样完整，但不乏系统性。当然，这种系统性是建立在后人的整理和解读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修”“辞”二字第一次被合在一起使用，是在《周易 · 乾 》中孔子所说的话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的言论中与修辞相关的主要是言语行为的社会功能、言语与社会道德 的关系、言语行为的道德准则、言语行为与语境的关系、言语行为的标准以及言语的理解等问题。这些言论是关于人类如何使用语言的，从现代修辞学角度看，应该属于修辞学范畴。孔子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保留在《论语》中，其他典籍中也有零散的论述。其修辞学思想主要存在于哲学层面，是一种概括的论述，当然也不乏实践性，因为在孔子的私塾教育中设有 “言语 ”一科。所谓 “言语 ”，大致可以理解为如何运用语言，应该相当于今天我 们所说的修辞。但是，在具体的修辞实践层面，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孔子所留下的可供人们研究的详细资料。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的两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他们相距遥远，彼此没有来往，社会制度也不相同，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综观其修辞学思想，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也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之处。这对我们理解人类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当代修辞学研究中的文化传统差异，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两种文化中的修辞学比较
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相差不多，他们所关涉的核心问题都是语言运用，但是其修辞学思想却存在很大差异。
1.社会背景和研究立意不同。首先，综观两者的修辞理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基本立论基础和研究指向不同。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周朝面临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缺乏民主秩序。各诸侯国纷纷想摆脱周天子的辖制。在此情况下，孔子学 说的基本立意在于进身入世，以期通过伦理教化整顿纲纪，挽救败落中的周朝礼制系统。因此，其修辞思想中贯穿了对个人及统治者言语修养的关注，特别是言说的伦理问题。可以说，孔子的修辞思想是为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服务的，是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在言说领域中的体现。在孔子的修辞思想中，看不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关于各种演讲的精密阐述，因为在孔子所处的社会中缺乏进行演说的社会基础。社会事务决定于权力，而不是民主程序，因此公共演说既不会产生，也没有用武之地，更无从谈起对公共演说的研究和探讨，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式的修辞学。 2.领域、方法差异。孔子的修辞学思想主要是 通过相关的言论来体现的，其所关涉的主要是言语 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伦理功能，言语准则、言语与语境 的关系以及话语理解等。孔子的论述是感悟式的、概括性的，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研究演说，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有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而且有完整的研究方法。他采用分析、概括、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演说类型、修辞式推论、受众、风格，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不同于孔子零珠碎玉式的论述。
3.修辞观念差异。孔子的修辞言论中并没有关于修辞的确切定义。但是，从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以及其他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 “修辞 ”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言语行为，是一种恰当的言语行为。比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 说：“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虽然这段话语中的“质”“文”并非完全指修辞的内容与形式，但至少可以包含了人的思想品德和外在言行相和谐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话语的内容与形式相切合的修辞思想。可以说，孔子所说 的 “修辞 ”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当的言语行为。当然，这种修辞观的基本取向是一般的言语行为，并非专指演讲和论辩。
4.不同的思想体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 辞学思想体系不同。孔子的修辞学思想散落在其言论主要是 《论语 》中。虽然看上去很零碎，但仍不乏 一定的系统性。其修辞思想关涉了修辞的内涵、修辞的社会功能、修辞的原则、修辞与语境的关系、话语理解等方面。其中修辞伦理是最重要的。
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依然有些相同或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修辞观指向中的共谋——积极有效的语言行为。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在基本内涵、外延和体系方面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探讨的都是关于如何提高语言运用的效果、效率的。无论是演说，还是日常交往，都需要能动地运用 语言。
2.两者都强调听众在修辞中的决定作用，都重视区分不同受众与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言语要切合受众的智力层次和就关涉了受众的层次差异。亚里士多德则详细分析了受众的年龄差异和个性差异，以及各种心理范畴，比如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出身高贵的人、富 人、当权者等的个性特点。
3.共同的伦理追求。除上述方面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都十分重视修辞伦理，都强调了修辞的善，强调了修辞应该诚实、真实，都强调了修辞者的人格、道德品质在修辞中的重要作用和对修辞效果的重要影响。孔子主张言语要符合礼、仁、忠、信，要言行一致，反对花言巧语，反对言行不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他反对智者派滥用修辞术。亚里士多德认为，议事演说的目的在于利弊，法庭演说的目的在于公正与不公正，展示性演说的目的在于高尚和丑恶。
四、结语
总之，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人类言语活动的可言说性和规律性，虽然他们的研究立意和具体内容、方法不同，但是都是关于如何 使用语言的。他们都探讨了语言运用在各种社会领域中的功能，都强调了受众的重要作用，都阐述了修辞的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所不同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修辞学是宏观的、概括的、抽象的，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修辞学则是具体的、分析的和实用的。这种传统在后世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后世东西方修辞学尤其是现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状况显示，两者的发展表现出 一定的借鉴、融合趋势。东方现当代修辞学也注重具体的实用技术、技巧，西方修辞学则表现出强烈的哲学思辨趋势。这种相互借鉴和融合，无疑会成为世界新修辞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的研究方法[J].汉语学习，1995，（1）.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3]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5]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宗廷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张宗正.理论修辞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西方 修辞学 国内 发展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修辞实践规模的壮大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面，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当代西方修辞学对修辞的本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恢复修辞学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当代修辞学发展的一股动力;其二，哲学家、修辞学家 努力地修补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其三，重新认 识了修辞的作用，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使人类摆脱现代 社会的种种困扰。修辞学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门已经衰落了100多年的古老学科重新出现生机，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
一、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自古以来，柏拉图就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大敌。尽管当代修辞学已经证明，柏拉图当初之所以排斥修辞学，是因为他鄙视修辞学的实践性，以示他捍卫“理想修辞学” 的纯洁性，但诡辩论的紧箍咒从此就一直套在修辞学的头上。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 “好” 的修辞学免受糟蹋而建立起 来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其后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中，在学术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修辞活动当作是劝说与诱导的艺术，用于说服他人，使他人的信仰与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综观修辞学的整个历史， 修辞学即使不被认为是诡辩论，也被认为只是演说或写作的工具，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或者添加剂，并不是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
当代修辞学观念更新，修辞不再是话语的附加物，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就有的，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人类具有独特的、运用符号传递经验的本领。这种符号不像低等动物交往中使用的标记与信号，它不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世界状况的报告，而且是人类自己形成的、甚至在没 有刺激的情况下也能接受的世界画图与概念。符号不直接与现实紧密相连，而是介入人为代表，所以用于叙述或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多或少取决于使用符号的人有意识的选择。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动地把经验转为对等符号的生物。总而言之，人类不仅被修辞包围，而且受到修辞的约束，与修辞密不可分。
新修辞学关于修辞本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修辞 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古往今来人们的偏见，为修辞学平了反。随着人类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修辞动物的观点被普遍接受，长期笼罩在修辞学头上的阴云消散了。尽管修辞仍有好坏之分，但修辞活动本身不再是虚假的、有害 的，不会使劝说者或被劝说者堕落，丧失人性; 相反，修辞学成为一门体面的、受人尊敬而且值 得尊敬的学问。
二、国内修辞学史上的先锋
孔子是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在中国，他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实，孔子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哲学、伦理 学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针对语言运用，他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这些散布在他言论中的思想，虽然不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那样完整，但不乏系统性。当然，这种系统性是建立在后人的整理和解读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修”“辞”二字第一次被合在一起使用，是在《周易 · 乾 》中孔子所说的话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的言论中与修辞相关的主要是言语行为的社会功能、言语与社会道德 的关系、言语行为的道德准则、言语行为与语境的关系、言语行为的标准以及言语的理解等问题。这些言论是关于人类如何使用语言的，从现代修辞学角度看，应该属于修辞学范畴。孔子的修辞学思想主要保留在《论语》中，其他典籍中也有零散的论述。其修辞学思想主要存在于哲学层面，是一种概括的论述，当然也不乏实践性，因为在孔子的私塾教育中设有 “言语 ”一科。所谓 “言语 ”，大致可以理解为如何运用语言，应该相当于今天我 们所说的修辞。但是，在具体的修辞实践层面，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孔子所留下的可供人们研究的详细资料。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的两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他们相距遥远，彼此没有来往，社会制度也不相同，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综观其修辞学思想，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也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之处。这对我们理解人类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当代修辞学研究中的文化传统差异，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两种文化中的修辞学比较
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相差不多，他们所关涉的核心问题都是语言运用，但是其修辞学思想却存在很大差异。
1.社会背景和研究立意不同。首先，综观两者的修辞理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基本立论基础和研究指向不同。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周朝面临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缺乏民主秩序。各诸侯国纷纷想摆脱周天子的辖制。在此情况下，孔子学 说的基本立意在于进身入世，以期通过伦理教化整顿纲纪，挽救败落中的周朝礼制系统。因此，其修辞思想中贯穿了对个人及统治者言语修养的关注，特别是言说的伦理问题。可以说，孔子的修辞思想是为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服务的，是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在言说领域中的体现。在孔子的修辞思想中，看不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关于各种演讲的精密阐述，因为在孔子所处的社会中缺乏进行演说的社会基础。社会事务决定于权力，而不是民主程序，因此公共演说既不会产生，也没有用武之地，更无从谈起对公共演说的研究和探讨，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式的修辞学。 2.领域、方法差异。孔子的修辞学思想主要是 通过相关的言论来体现的，其所关涉的主要是言语 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伦理功能，言语准则、言语与语境 的关系以及话语理解等。孔子的论述是感悟式的、概括性的，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研究演说，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有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而且有完整的研究方法。他采用分析、概括、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演说类型、修辞式推论、受众、风格，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不同于孔子零珠碎玉式的论述。
3.修辞观念差异。孔子的修辞言论中并没有关于修辞的确切定义。但是，从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以及其他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 “修辞 ”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言语行为，是一种恰当的言语行为。比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 说：“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虽然这段话语中的“质”“文”并非完全指修辞的内容与形式，但至少可以包含了人的思想品德和外在言行相和谐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话语的内容与形式相切合的修辞思想。可以说，孔子所说 的 “修辞 ”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当的言语行为。当然，这种修辞观的基本取向是一般的言语行为，并非专指演讲和论辩。
4.不同的思想体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 辞学思想体系不同。孔子的修辞学思想散落在其言论主要是 《论语 》中。虽然看上去很零碎，但仍不乏 一定的系统性。其修辞思想关涉了修辞的内涵、修辞的社会功能、修辞的原则、修辞与语境的关系、话语理解等方面。其中修辞伦理是最重要的。
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依然有些相同或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修辞观指向中的共谋——积极有效的语言行为。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在基本内涵、外延和体系方面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探讨的都是关于如何提高语言运用的效果、效率的。无论是演说，还是日常交往，都需要能动地运用 语言。
2.两者都强调听众在修辞中的决定作用，都重视区分不同受众与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言语要切合受众的智力层次和就关涉了受众的层次差异。亚里士多德则详细分析了受众的年龄差异和个性差异，以及各种心理范畴，比如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出身高贵的人、富 人、当权者等的个性特点。
3.共同的伦理追求。除上述方面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都十分重视修辞伦理，都强调了修辞的善，强调了修辞应该诚实、真实，都强调了修辞者的人格、道德品质在修辞中的重要作用和对修辞效果的重要影响。孔子主张言语要符合礼、仁、忠、信，要言行一致，反对花言巧语，反对言行不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他反对智者派滥用修辞术。亚里士多德认为，议事演说的目的在于利弊，法庭演说的目的在于公正与不公正，展示性演说的目的在于高尚和丑恶。
四、结语
总之，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人类言语活动的可言说性和规律性，虽然他们的研究立意和具体内容、方法不同，但是都是关于如何 使用语言的。他们都探讨了语言运用在各种社会领域中的功能，都强调了受众的重要作用，都阐述了修辞的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所不同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修辞学是宏观的、概括的、抽象的，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修辞学则是具体的、分析的和实用的。这种传统在后世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后世东西方修辞学尤其是现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状况显示，两者的发展表现出 一定的借鉴、融合趋势。东方现当代修辞学也注重具体的实用技术、技巧，西方修辞学则表现出强烈的哲学思辨趋势。这种相互借鉴和融合，无疑会成为世界新修辞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的研究方法[J].汉语学习，1995，（1）.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3]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5]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宗廷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张宗正.理论修辞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