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1月13日，一位老人迎来了他112歲的生日。令人痛惋的是，就在老人过完他的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平静地离去了……
他的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88岁之后，又试以撰文启蒙思想。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青果巷里走出的大师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周老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青果巷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那条小巷里就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门望族，但因曾祖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失败，家族就此衰败。17岁那年，周有光考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却正是家中最穷的时候。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极贵，在读者非富即贵，为让周有光上学，家中四处举债。第一天在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进入学校后，周有光接触到拉丁文，兴趣使然，自学了字母管理法，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为稳定后方经济，国民党政府在西南成立农本局，周有光带着妻儿去重庆工作。在被炮火撼动的中国大地上，周有光带着妻儿四处逃亡，直到抗战胜利，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华尔街工作。
当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一日寻上门来对他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周有光一听，当然要去！于是穿得精神抖擞上门拜访，却没想到爱因斯坦穿得极为随便，见了他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一番话将周有光点醒，此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虚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受“五四”文化洗礼的周有光，听说未来将是一个民主国家，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
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新华银行做秘书长，一边在复旦大学任教，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写下了备受关注的《新中国金融问题》。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但周有光怎么也想不到，在1955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速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2.半路出家的“汉语拼音之父”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苏联便想让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文改会革故鼎新，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创定了汉语拼音。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转行，周有光还幸运地躲开了“反右”。彼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周老却说很好，“不下放我，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当年在宁夏，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周老去宁夏前用脑过度，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这就叫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这与妻子张允和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3.相濡以沫的跨世纪爱情
说起周老和张允和的姻缘，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苏州九如巷。
张允和的曾祖父曾任江苏巡抚，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祖籍安徽合肥，于1918年迁居苏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号。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正好将这两条巷子联系了起来。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老妹妹的同学，因两家走得近，便常在一起玩耍。经历了一系列甜蜜后，到了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迟疑起来：“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张允和并不介意：“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1933年，两人举行婚礼，风风雨雨，一路扶持，从抗日战争到抗战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内乱，70年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直到晚年，两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每天都会喝两次红茶，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对方，周有光老人说：“古代有举案齐眉，我们这里没有案，有的是杯子，每一次喝茶之前，都要碰杯，这叫举杯齐眉。”
到了晚年，两人都是孩童脾性。周有光91岁时，收到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11岁的周有光爷爷生日快乐！”原来他自认为人活到80岁，已算“尽数”，后面要从头算起。张允和看到老伴儿的头发秃了，就会拿这件事来开他玩笑，周老摸了摸自己的脑门一笑，“我这是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对周老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在经历了半年的伤痛后，周老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此后，他的生活越来越简单，但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红茶。
4.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长寿老人
妻子去世后，儿子周晓平照顾起父亲。两人亲近数十载，被称作“兄弟父子”。2014年，周晓平动了两次大手术，来见父亲时，两人如久别重逢的老友，不但一起唱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歌，还唱了《马赛曲》。110岁的父亲和80岁的儿子，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万万没想到，就在一周后，周晓平离开了人世……
儿子的离去，再一次将周老推向孤独和悲伤的境地。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可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谁能想到，年过百岁，周老依然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出版了无数启蒙之作：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110岁《逝年如水》。如今，周老迎来自己112岁的生日，却依然求知求变，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得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成功向“现代”过渡的。这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提及长寿的秘诀，周老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是心胸豁达，处乱不惊;第二是于苦难中取乐，积极面对;第三是勤于思考，不断汲取新知;第四是以爱情滋润，互相敬重;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生活简朴，素茶淡饭。周老常说：“人的病都是吃出来的，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启示，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启示。
（摘自《今日头条》的《老黄说事》）
他的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88岁之后，又试以撰文启蒙思想。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青果巷里走出的大师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周老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青果巷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那条小巷里就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门望族，但因曾祖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失败，家族就此衰败。17岁那年，周有光考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却正是家中最穷的时候。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极贵，在读者非富即贵，为让周有光上学，家中四处举债。第一天在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进入学校后，周有光接触到拉丁文，兴趣使然，自学了字母管理法，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为稳定后方经济，国民党政府在西南成立农本局，周有光带着妻儿去重庆工作。在被炮火撼动的中国大地上，周有光带着妻儿四处逃亡，直到抗战胜利，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华尔街工作。
当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一日寻上门来对他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周有光一听，当然要去！于是穿得精神抖擞上门拜访，却没想到爱因斯坦穿得极为随便，见了他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一番话将周有光点醒，此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虚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受“五四”文化洗礼的周有光，听说未来将是一个民主国家，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
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新华银行做秘书长，一边在复旦大学任教，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写下了备受关注的《新中国金融问题》。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但周有光怎么也想不到，在1955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速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2.半路出家的“汉语拼音之父”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苏联便想让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文改会革故鼎新，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创定了汉语拼音。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转行，周有光还幸运地躲开了“反右”。彼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周老却说很好，“不下放我，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当年在宁夏，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周老去宁夏前用脑过度，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这就叫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这与妻子张允和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3.相濡以沫的跨世纪爱情
说起周老和张允和的姻缘，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苏州九如巷。
张允和的曾祖父曾任江苏巡抚，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祖籍安徽合肥，于1918年迁居苏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号。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正好将这两条巷子联系了起来。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老妹妹的同学，因两家走得近，便常在一起玩耍。经历了一系列甜蜜后，到了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迟疑起来：“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张允和并不介意：“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1933年，两人举行婚礼，风风雨雨，一路扶持，从抗日战争到抗战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内乱，70年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直到晚年，两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每天都会喝两次红茶，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对方，周有光老人说：“古代有举案齐眉，我们这里没有案，有的是杯子，每一次喝茶之前，都要碰杯，这叫举杯齐眉。”
到了晚年，两人都是孩童脾性。周有光91岁时，收到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11岁的周有光爷爷生日快乐！”原来他自认为人活到80岁，已算“尽数”，后面要从头算起。张允和看到老伴儿的头发秃了，就会拿这件事来开他玩笑，周老摸了摸自己的脑门一笑，“我这是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对周老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在经历了半年的伤痛后，周老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此后，他的生活越来越简单，但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红茶。
4.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长寿老人
妻子去世后，儿子周晓平照顾起父亲。两人亲近数十载，被称作“兄弟父子”。2014年，周晓平动了两次大手术，来见父亲时，两人如久别重逢的老友，不但一起唱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歌，还唱了《马赛曲》。110岁的父亲和80岁的儿子，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万万没想到，就在一周后，周晓平离开了人世……
儿子的离去，再一次将周老推向孤独和悲伤的境地。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可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谁能想到，年过百岁，周老依然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出版了无数启蒙之作：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110岁《逝年如水》。如今，周老迎来自己112岁的生日，却依然求知求变，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得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成功向“现代”过渡的。这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提及长寿的秘诀，周老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是心胸豁达，处乱不惊;第二是于苦难中取乐，积极面对;第三是勤于思考，不断汲取新知;第四是以爱情滋润，互相敬重;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生活简朴，素茶淡饭。周老常说：“人的病都是吃出来的，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启示，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启示。
（摘自《今日头条》的《老黄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