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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在“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了开国上将杨至成，标题是“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综观杨至成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这个标题高度概括了他对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卓越贡献……
从旧军队营部军需到
井冈山留守主任
杨至成，又名杨至诚，原名杨序清，1903年11月30日出生在贵州省三穗县青洞乡木界村一个侗族中农家庭，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家庭的不幸使杨至成从小就争强好胜，年仅15岁就考取了贵阳甲种农业学校（贵州省立农业中学）蚕科。1919年夏，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大潮中，他曾参加过贵州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爱国游行活动。3年求学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就读于南明中学的学生领袖周逸群，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认识到“农业救国”的梦想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空想。
1923年春天，为寻找救国道路，杨至成不顾亲人“好男不当兵”的劝告，在重庆加入了川滇黔联军第十八团，任营部军需（负责衣食住行），开始了他漫长的军队后勤生涯。在旧军队的两年内，他目睹了旧军队军需人员中饱私囊的贪婪，真切感受到官兵水火不容的危害，这对他树立“一切为了前线”的人民军队后勤思想有重要影响。
1926年3月，杨至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和著名共产党人许光达、赵尚志、张宗逊、陶铸等同窗共读，并再次与已经担任教官的共产党人周逸群相逢。在周逸群的影响帮助下，杨至成很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并很快推进到湖南、湖北，黄埔军校也创办了武汉分校，杨至成转学到武汉分校学习。
1927年3月，杨至成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第六团工作，任该团第二营第六连党代表。在他的宣传领导下，该连政治坚定，全部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过程中，杨至成率领第六连作为第一梯队，在周逸群领导下成功完成进攻南昌大较场的主攻任务。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挥戈南下，试图重占广东后再次北伐。10月上旬，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幸亏朱德临危不乱，在广东饶平重新整合起义军余部，艰难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1928年初，杨至成追随朱德进入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宜章县境。1月12日，在当地党组织的策应下，起义军冒着刺骨的寒风，开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城里没有敌人的主力，反革命的县长等见到朱德部，还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便大摆宴席“接风”。就在筵桌上，朱德下令杨至成等逮捕了这些反革命头子。在宜章，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官兵们撕掉了旧帽徽，颈上围上了红带子，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字样的大红旗迎风飘扬起来了。看着红旗和颈上的红围带，杨至成心潮澎湃，斗志昂扬。自此以后，在朱德、陈毅领导下，杨至成等起义官兵和当地党组织结合，在湘南各地展开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苏维埃政权，点燃起了“湘南暴动”的熊熊烈火。
1928年4月，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两军合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杨至成担任第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井冈山时期，担任连长可不简单。当时，粟裕也在第二十八团，他回忆过：“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主力打回湘南。于是，红四军主力南下，留一个营兵力留守井冈山，由杨至成兼任留守处主任。在敌人严密“会剿”的艰难条件下，杨至成既负责伤病员的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又担负后勤保障和前后方联络之责，走上了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第一线。
长汀突击做军服，红四军第一次统一军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杨至成被任命为军部副官长，负责部队的财务、粮秣、被服的筹措与分发。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粮草官”，杨至成鞍马劳顿。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福建长汀县城后进行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共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1200人，500多支枪。由于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只能穿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和沿途打土豪得来的衣服，导致部队服装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且大部分战士的军服已相当破旧，急需更换。所以，整编虽然完成，毛泽东仍然有遗憾：“部队是焕然了，但还没有一新啊！”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解放长汀时筹措的军饷和该县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立即赶制4000套军服下发部队。设计生产人民军队历史上首套统一制式服装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杨至成肩上。由于时间紧迫，他决定把设计军服样式和建设被服厂这两项工作同时抓起来。
杨至成先组织军需处有关人员参照当时苏联军服的样式，初步设计出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再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审定，最终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布质；军帽为八角形，缀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下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子上绣一圈黑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毛泽东说过，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领子上绣的一圈黑边是为悼念列宁逝世5周年；陈毅则对军服的颜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为了赶制军服，杨至成决定在已经被红军没收的福建土著军阀郭凤鸣创办的被服厂基础上，建立红军临时被服厂，主要生产军帽、军服、米袋、绑腿、干粮袋、子弹袋、被单、夹被、毛巾、袜子、背包以及红领章、红布帽徽等当时急需的军需品。同时，他到处招收缝纫工人和个体裁缝，并想办法维修了部分被损坏的设备。由于当时商店缺少灰布，杨至成就与当地染布坊老板达成协议，出钱让他们协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由于在短时间内要生产4000套军服，仅靠20多个裁缝师傅、12台缝纫机是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杨至成决定给雇佣的裁缝师傅增加工钱，让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个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同时，杨至成还找到当地的20多家私营店铺老板洽谈，委托他们帮助加工军服。在杨至成的积极努力下，红四军终于首次配发了统一制式的新军服：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一套灰军服、一顶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以及两双“陈嘉庚胶皮鞋”。 红四军官兵穿上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服，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军容一新，军威大振。他们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检阅。毛泽东称赞：“杨至成军需工作干得好。”朱德激动地说：“这是红军第一次穿上正规的军服。”
1930年，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把闽西的红十二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德、毛泽东决定抽调杨至成出任该军副官长（副官处主任），以加强新型军队所必需的新型后勤建设。在主持后勤工作的杨至成领导下，红十二军后勤建设蒸蒸日上，“减少了游击性，颇有正规红军气势”。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五军和何长工的红八军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红三军团）。8月23日，两军团在湖南浏阳县境内会师，汇编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等学校合并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未到职）、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等先后担任校长，杨至成出任校务部长，负责这所“当时共产党人创办的最大规模的军校”的后勤事宜，从此又开始涉猎军事教育部门的后勤工作。作为军校后勤总管，杨至成可谓事无巨细，连校址选定在江西瑞金县城的钟氏宗祠、刘氏宗祠和同善社等地方都是他决定的。
主抓中央苏区军需生产，不遗余力保障反“围剿”
1932年3月，中革军委设立总兵站，负责红军的后勤运输工作，杨至成担任总兵站主任。同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杨至成又任部长兼政委。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生产出用以武装自己、打击敌人的军用物资，红一方面军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军工厂20多个。这些军工厂都归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领导，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杨至成为办好这些工厂耗费了不少精力。
在中央苏区内，红军创办的军需工业除了织布厂、弹棉厂、斗笠厂、草鞋厂及卫生材料厂外，最主要的是军委直属的第一被服厂（即军委被服总厂）和第二、第三被服厂。被服总厂和其他工厂一样，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四五台缝纫机，后来通过缴获补充了一批设备，又招收了一批技术人员，使工厂初具规模。1933年5月，为加强中央苏区军需工业的生产能力，中革军委命令福建军区被服厂迁到瑞金，并入军委被服总厂，使总厂的工人达到700多人，缝纫机达100多台，可年产单军服3万至10万套，棉军服3万至5万套。在1933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被服厂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峰，1933年的生产任务提前完成，红军官兵都穿上了新棉衣。1934年的夏服在3月份已生产出需要量的80%，后来连五六月份扩充的5万多名新兵也都配发了新军服。
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经济封锁也日益严密，红军急需的军需物资极度匮乏。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杨至成要求总供给部人员想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满足日益增加的军事物资需求。一是利用缴获，筹集原料。每次打了胜仗，杨至成都及时组织后勤部门工作人员仔细清查战利品，注意搜寻军工生产紧缺的原料。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棉布5000多匹、棉花3万多公斤，都成了红军被服厂的优质原料。二是深入敌后，秘密采购。1934年初，杨至成先后让总供给部派出由30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特务队，在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带领下，分头行动，多次潜入国民党统治区，接运从福建厦门、漳州等城市秘密采购的物资，其中有大量布匹、药材和食盐等物资及原材料，使苏区物资匮乏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三是开展劳动竞赛，增产节约。在原材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各工厂按照杨至成的要求，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支援前线红军。他们按工种和年龄的区别，开展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车间与车间、厂与厂的竞赛，并进行定期评比。共青团还组织了轻骑队（即生产突击队），发现哪里生产成绩不好，就到哪里去突击，有力地促进了军需生产。中革军委第二被服厂（即长汀被服厂）采取以小拼大、旧棉翻新、旧布料翻做被套的办法，节约了大量布匹和棉花。工人们每天加班加点义务劳动1.5个小时，可以增产60套军服，每月节省的布料可缝制360套军服。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源源不断地保障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与此同时，杨至成领导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杨至成”词条中高度肯定了他的贡献：“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由于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表示怀疑，杨至成连遭打击：1932年9月，被撤销总兵站部主任一职；1933年6月，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职务也被撤销。这时，已被削去军队指挥权但仍然有巨大影响的毛泽东，为他讲了不少公道话，才解除了他的险恶处境，让他继续从事后勤工作。
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贵州三穗，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13年没有机会回家的杨至成对母亲的思念更加强烈。一天上午，部队正要行军出发，周恩来把他叫去：“至成同志，这是你家乡三穗，我批准你带上一个连，回去看看家人吧！”杨至成真想见到母亲，但他当时仍在为红军的后勤保障奔波，有许多工作丢不下，终于放弃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1937年冬天，他得知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当天晚上挥泪写下了挽联悼念母亲：
八千里长征，
报国即为报母；
四十年矢志，
教子亦是教人。
“要不是杨至成，你彭大将军恐怕就没有力气去横刀立马啰！”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复出，他力主起用杨至成，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负责打开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后续部队的任务。受命之后，杨至成率领先遣工作团仅在遵义、桐梓两地就筹集到银元6.7万元，另有大量粮食、布匹、药品、黄金等，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准备了较充实的物质条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后，部队人员大量增加，供给更加困难。由林伯渠、叶季壮、杨至成组成的“筹粮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在毛儿盖、黑水等地筹集到粮食115万多斤和一些羊肉、牛肉，保证了北上红军通过人迹罕见的草地，并使人员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35年9月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同月，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杨至成担任支队后勤部长。当时，毛泽东曾跟彭德怀幽默地说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你彭大将军。但是，要不是杨至成，你彭大将军恐怕就没有力气去横刀立马啰！”毛泽东寥寥数语，把杨至成在红军长征中的贡献说得淋漓尽致。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杨至成担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此时，正值严冬，陕北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解决初到陕北的战士的冬衣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经过一年的长征，部队的后勤保障几近弹尽粮绝，解决这么多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谈何容易！一时间，部队因气候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很快，杨至成把一份报告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包括向红十五军团暂借）。
于是，毛泽东笔走龙蛇：
“海东同志：
你好！
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即日”
杨至成带着这张便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飞奔至红十五军团驻地，找军团长徐海东借款。杨至成亲自上门借钱，徐海东终生难忘：“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泽东同志批的条子，要借2500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7000元。我说留下2000元，其他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
有了5000块银元，杨至成立即忙活开了：组织后勤部门筹资采购布料3000匹、棉花4000公斤、毛皮2000张，并在瓦窑堡等地建立了被服厂；缝纫工不够，就把当地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帮助加工制作；还向各部队发放了部分棉布和棉花，发动官兵自己缝制。到1935年底，杨至成领导并组织制作棉衣4000件、棉裤4800件、皮衣300余件、棉鞋900双，终于使刚到陕北的官兵尤其是一线战斗部队官兵人人都穿上了暖和的冬服。
1936年春天，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不断发展红军和扩大苏区，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山西战役。战役打响前，根据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指示，杨至成组织兵工厂加紧生产，达到月生产手榴弹2000枚、炸药500斤、子弹1万发的规模，满足了部队的急需。战役打响后，他组织后勤人员跟随红军部队实行运动保障。他要求后勤部门，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做到哪里。由于杨至成的出色组织和指挥，东征战役的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受到红军官兵的好评。
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西方野战军战斗期间，杨至成在吴起镇选择适当地点成立了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工厂，成功保障了西征战役。同时，根据毛泽东指示“注意收集大批兵工材料、硝、磺、钢、铁、铜、牛皮及布匹、洋纱、棉花、羊毛等”，为红一方面军后勤工作大发展做准备。
从延安奔赴莫斯科，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学员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迁移前，毛泽东对后勤工作作了指示：“至诚至少集中二百只牲口，从十六日起驮粮来杨家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窑舍及粮食。”杨至成殚精竭虑，在这次中共中央机关迁移的过程中，圆满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交给的任务。
1936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不久，中革军委任命杨至成担任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成为“全军的后勤总管”。当时，毛泽东曾幽默地对杨至成说过，“我负责‘发人’（调兵遣将），你负责‘发粮’（后勤保障），谁‘发’不出来，就打谁的板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至成出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区司令员，既负责全军后勤运筹大计，又操持两延防务。接受任命后，他立即带领部队进驻延川、延长两县，保卫延安的东大门。在完成任务之余，他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种粮食、养猪羊，开发石油，不仅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负担，还为边区军民提供了照明用油和汽车用油，为巩固根据地、支持八路军东征抗日作出贡献。
长征胜利以后，解决大龄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成为领导所关心的问题，罗荣桓曾找女同志谈话，为部属牵线搭桥做工作。因为延安“半边天”奇缺，找对象很困难，罗荣桓就与兼任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的杨至成联系——因为他那里有个女生队（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女干部）。与杨至成共事过的莫文骅回忆说：“杨司令也是热心肠，他用汽车送10多名女同志来延安见面，后来，都与老干部组成家庭了。”
1937年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开学，全校学员达到1200多人。随着新学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学校要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舍，学校校舍越来越紧张，学校领导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等就打报告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指示，这是后勤问题，让杨至成去解决。很快，杨至成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他也很快找到解决方案，“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杨至成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号召全校教师、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挖窑洞。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晚年，莫文骅曾深情回忆说：“10月22日晨，全校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地开赴城北门外凤凰山，在其左边半山腰上，开始挖土窑洞。罗瑞卿和我、刘亚楼、杨至成（校务部部长）等学校领导同志，都参加劳动。毛主席对抗大自己动手建校舍给予了热情鼓励：‘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出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1938年初，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和部队中挑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红都莫斯科边养病边学习，为将来的持久抗战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由于在连年战争中曾5次负伤，杨至成被列入了赴苏人员名单中。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杨至成接受了组织上的关怀。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找他谈话：“至成同志，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到国外去看看病，把身体养好，再学习一些新东西，开阔一下眼界，提高提高，以便将来挑起更重的担子嘛！”于是，杨至成告别首长、告别战友、告别妻儿，与刘亚楼、李天佑等同志一起，踏上了赴苏的道路。
1939年夏，杨至成身体开始全面好转，先后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理论和后方勤务），掌握了较系统的军事、政治、后勤知识，为后来的军政生涯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全力以赴建设东北军需工业，确保部队“穿得暖”
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和在莫斯科学习的李立三等搭乘苏联的一架军用飞机回到中国东北。回国当月，他就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在完成四平保卫战的后勤供给后，他迅速领导后勤部门向北转移，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建立军工厂36个，建起培养后勤人才的学校5所，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供给人才，为落实中央军委“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决策提供了雄厚的后勤保障能力。接着，他又参与领导后勤部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东北夏季攻势战役的前线供给，为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军已被迫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东北人民解放军完全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年底前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展开战略决战。罗荣桓曾经说过：“东北天气酷寒，许多时候‘穿得暖’比‘吃得饱’还重要。可以这样说，‘穿得暖’是打胜仗的前提。”5月，为确保我军“穿得暖”，东北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军需生产部，任命杨至成为部长，主要负责军服、被装的生产与管理，保障我东北部队的被装供应。杨至成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接管东北各地的46个军需工厂和20多个仓库。他根据部队驻防情况，分别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安东（今丹东）设立5个工厂管理局，分管驻地的各军需工厂和仓库。为了使军需生产迅速运转起来，杨至成决定对整个军需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通过组织整顿，把接收的46个工厂整合为32个，理顺了生产机构，提高了效率；通过思想整顿，从部机关到各个管理局、各个工厂全体工作人员上下一条心，团结一致为生产；通过技术整顿，规范了服装规格款式，从被服生产标准化；通过质量整顿，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指标和检查制度，使生产走向正规化。
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接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紧急生产70万套冬装（每套包括衣、鞋、帽、手套等），必须在初冬之前配发到部队，以保障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1948年8月上旬，正当各军需工厂日夜加班突击生产时，林彪、罗荣桓指示杨至成：增加30万套冬装的生产任务，时间不能后延。9月上旬，林彪、罗荣桓又命令：再增加20万套冬装，以满足作战中俘虏的需要。任务增加了70%以上，杨至成没有说一个“不”字。为了完成任务，他亲自下工厂组织生产，在生产一线与工人技师一起认真筹划、计算生产，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确保完成生产任务。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在我军于9月发起辽沈战役前夕，100多万套里外三新的冬装陆续配发到各作战部队。10月17日，当长春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率领下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时，林彪、罗荣桓指示杨至成：争取在几天内给起义官兵换上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只用了3天，3万套崭新的冬装便配发到第六十军起义官兵手中。这一年的冬装生产供应，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打的第一场保障攻坚战。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说：“今年的冬装是部队最满意的一年，也是军需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年！”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准备新的战斗。1948年12月，杨至成接到上级通知，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这样提及杨至成：“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成）。”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后，中央军委鉴于东北野战军军需生产部被服生产能力强、质量好，决定由杨至成主持生产5万套棉衣，以支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及时换发冬装。杨至成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有关工厂连续奋战5昼夜完成了任务，并将这些冬装及时运交华北部队。为此，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专门致电林彪、罗荣桓，对他们的热情支援表示感谢。
“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
1949年5月，第四野战军和中原军区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称中南军区），杨至成任军需生产部部长。为了支援大军进军华南，缩短后勤补给线，必须建立中南地区的军需工业。6月，杨至成率军需部进驻华中重镇武汉。此时，军需生产部面临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接收国民党军溃逃时留下的军需工厂和仓库，并尽快加以整修，恢复生产；二是根据需要和部队驻防情况，在中南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新的配套的军需工厂。为此，杨至成一边派人到上海等地购置新的机器设备，一边招收工人进行培训和厂房建设。在他的努力下，武汉地区的几个军需工厂仅用2个月就恢复了生产，半年后中南地区已有11座军需工厂投入生产。这些新建的军需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至成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主持接收了武昌的裕华、申新、震寰3个大纺纱厂，这不但有助于地方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还为军需被装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布匹等原材料。
1950年8月，中南军区决定将军需生产部合并到后勤部，由杨至成任军区后勤部部长。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杨至成和中南军区后勤部的工作人员决心从人力、物力上全力以赴，做志愿军的坚强后盾。杨至成曾在东北工作多年，知道朝鲜的冬天和中国东北一样寒冷，所以在布置军需工厂给志愿军生产棉衣时，要求大家像支援辽沈战役生产棉衣那样，每件产品都要做到结实、保暖、好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至成领导中南军区后勤部先后供应志愿军棉衣、单衣496万多套，各种军鞋437万多双。 军需物资的另一大项，是粮秣给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粮库空虚，各地粮食供应都很紧张，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区、各部队为志愿军筹措给养物资，以供朝鲜前线急需。杨至成在中南军区军粮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带领军需部的工作人员，先后为志愿军筹措供应大米78万斤、小米95万斤、面粉161万斤、干菜32万斤、马料140万斤，肉食品及食油一批。
有一次，中央军委又给中南军区下达了向朝鲜前线提供250万斤炒米的紧急任务。炒米是一种最简便的干粮，志愿军官兵在前线就是靠着一把炒米一把雪坚持战斗的。杨至成接到任务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把任务分给驻武汉地区的部队、机关、工厂和学校共同完成。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投毒，保证炒米质量，各单位的党组织对每个参加制作炒米的人员都进行了政治审查。在炒米、装米过程中，各级后勤部的工作人员不断巡视检查，及时宣传指导。经过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终于提前完成炒米任务。 1954年9月，杨至成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部长叶剑英），负责监察海陆空三军各项建设和全军后勤财务工作，这是对他在军队中，尤其是后勤工作方面的充分肯定。1955年9月，由于赫赫“后勤之功”，杨至成在我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仅有的3个少数民族上将，也是这次授衔中惟一的一位贵州籍上将），人称“后勤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秋天，毛泽东接见杨至成，亲切地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革命成功了。但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毛主席的话，肯定了杨至成的长处，肯定了他的工作，给杨至成很大的鼓舞。
从1958年起，由于领导过军事院校的后勤工作，杨至成历任军事科学院（叶剑英担任院长）副院长、我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主要负责后勤保障事宜。期间，他还担任过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为国家安全进言献策。
1967年2月3日，“文革”狂潮正炽之时，不断受到冲击的杨至成终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在京举行追悼会，中央军委的悼词中说：“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军的一个损失。”开追悼会时，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粟裕等全程参加。
1997年初，窦孝鹏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杨至成将军》，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艺术的手法真实地勾勒了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
从旧军队营部军需到
井冈山留守主任
杨至成，又名杨至诚，原名杨序清，1903年11月30日出生在贵州省三穗县青洞乡木界村一个侗族中农家庭，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家庭的不幸使杨至成从小就争强好胜，年仅15岁就考取了贵阳甲种农业学校（贵州省立农业中学）蚕科。1919年夏，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大潮中，他曾参加过贵州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爱国游行活动。3年求学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就读于南明中学的学生领袖周逸群，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认识到“农业救国”的梦想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空想。
1923年春天，为寻找救国道路，杨至成不顾亲人“好男不当兵”的劝告，在重庆加入了川滇黔联军第十八团，任营部军需（负责衣食住行），开始了他漫长的军队后勤生涯。在旧军队的两年内，他目睹了旧军队军需人员中饱私囊的贪婪，真切感受到官兵水火不容的危害，这对他树立“一切为了前线”的人民军队后勤思想有重要影响。
1926年3月，杨至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和著名共产党人许光达、赵尚志、张宗逊、陶铸等同窗共读，并再次与已经担任教官的共产党人周逸群相逢。在周逸群的影响帮助下，杨至成很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并很快推进到湖南、湖北，黄埔军校也创办了武汉分校，杨至成转学到武汉分校学习。
1927年3月，杨至成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第六团工作，任该团第二营第六连党代表。在他的宣传领导下，该连政治坚定，全部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过程中，杨至成率领第六连作为第一梯队，在周逸群领导下成功完成进攻南昌大较场的主攻任务。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挥戈南下，试图重占广东后再次北伐。10月上旬，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幸亏朱德临危不乱，在广东饶平重新整合起义军余部，艰难转战闽粤赣湘边界。
1928年初，杨至成追随朱德进入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宜章县境。1月12日，在当地党组织的策应下，起义军冒着刺骨的寒风，开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城里没有敌人的主力，反革命的县长等见到朱德部，还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便大摆宴席“接风”。就在筵桌上，朱德下令杨至成等逮捕了这些反革命头子。在宜章，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官兵们撕掉了旧帽徽，颈上围上了红带子，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字样的大红旗迎风飘扬起来了。看着红旗和颈上的红围带，杨至成心潮澎湃，斗志昂扬。自此以后，在朱德、陈毅领导下，杨至成等起义官兵和当地党组织结合，在湘南各地展开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苏维埃政权，点燃起了“湘南暴动”的熊熊烈火。
1928年4月，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两军合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杨至成担任第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井冈山时期，担任连长可不简单。当时，粟裕也在第二十八团，他回忆过：“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主力打回湘南。于是，红四军主力南下，留一个营兵力留守井冈山，由杨至成兼任留守处主任。在敌人严密“会剿”的艰难条件下，杨至成既负责伤病员的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又担负后勤保障和前后方联络之责，走上了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第一线。
长汀突击做军服，红四军第一次统一军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杨至成被任命为军部副官长，负责部队的财务、粮秣、被服的筹措与分发。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粮草官”，杨至成鞍马劳顿。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福建长汀县城后进行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共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1200人，500多支枪。由于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只能穿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和沿途打土豪得来的衣服，导致部队服装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且大部分战士的军服已相当破旧，急需更换。所以，整编虽然完成，毛泽东仍然有遗憾：“部队是焕然了，但还没有一新啊！”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解放长汀时筹措的军饷和该县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立即赶制4000套军服下发部队。设计生产人民军队历史上首套统一制式服装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杨至成肩上。由于时间紧迫，他决定把设计军服样式和建设被服厂这两项工作同时抓起来。
杨至成先组织军需处有关人员参照当时苏联军服的样式，初步设计出具有红军特色的军服，再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审定，最终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布质；军帽为八角形，缀红五星帽徽；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下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子上绣一圈黑边；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毛泽东说过，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领子上绣的一圈黑边是为悼念列宁逝世5周年；陈毅则对军服的颜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为了赶制军服，杨至成决定在已经被红军没收的福建土著军阀郭凤鸣创办的被服厂基础上，建立红军临时被服厂，主要生产军帽、军服、米袋、绑腿、干粮袋、子弹袋、被单、夹被、毛巾、袜子、背包以及红领章、红布帽徽等当时急需的军需品。同时，他到处招收缝纫工人和个体裁缝，并想办法维修了部分被损坏的设备。由于当时商店缺少灰布，杨至成就与当地染布坊老板达成协议，出钱让他们协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由于在短时间内要生产4000套军服，仅靠20多个裁缝师傅、12台缝纫机是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杨至成决定给雇佣的裁缝师傅增加工钱，让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个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同时，杨至成还找到当地的20多家私营店铺老板洽谈，委托他们帮助加工军服。在杨至成的积极努力下，红四军终于首次配发了统一制式的新军服：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一套灰军服、一顶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以及两双“陈嘉庚胶皮鞋”。 红四军官兵穿上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服，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军容一新，军威大振。他们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检阅。毛泽东称赞：“杨至成军需工作干得好。”朱德激动地说：“这是红军第一次穿上正规的军服。”
1930年，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把闽西的红十二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德、毛泽东决定抽调杨至成出任该军副官长（副官处主任），以加强新型军队所必需的新型后勤建设。在主持后勤工作的杨至成领导下，红十二军后勤建设蒸蒸日上，“减少了游击性，颇有正规红军气势”。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五军和何长工的红八军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红三军团）。8月23日，两军团在湖南浏阳县境内会师，汇编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等学校合并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未到职）、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等先后担任校长，杨至成出任校务部长，负责这所“当时共产党人创办的最大规模的军校”的后勤事宜，从此又开始涉猎军事教育部门的后勤工作。作为军校后勤总管，杨至成可谓事无巨细，连校址选定在江西瑞金县城的钟氏宗祠、刘氏宗祠和同善社等地方都是他决定的。
主抓中央苏区军需生产，不遗余力保障反“围剿”
1932年3月，中革军委设立总兵站，负责红军的后勤运输工作，杨至成担任总兵站主任。同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杨至成又任部长兼政委。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生产出用以武装自己、打击敌人的军用物资，红一方面军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军工厂20多个。这些军工厂都归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领导，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杨至成为办好这些工厂耗费了不少精力。
在中央苏区内，红军创办的军需工业除了织布厂、弹棉厂、斗笠厂、草鞋厂及卫生材料厂外，最主要的是军委直属的第一被服厂（即军委被服总厂）和第二、第三被服厂。被服总厂和其他工厂一样，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四五台缝纫机，后来通过缴获补充了一批设备，又招收了一批技术人员，使工厂初具规模。1933年5月，为加强中央苏区军需工业的生产能力，中革军委命令福建军区被服厂迁到瑞金，并入军委被服总厂，使总厂的工人达到700多人，缝纫机达100多台，可年产单军服3万至10万套，棉军服3万至5万套。在1933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被服厂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峰，1933年的生产任务提前完成，红军官兵都穿上了新棉衣。1934年的夏服在3月份已生产出需要量的80%，后来连五六月份扩充的5万多名新兵也都配发了新军服。
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经济封锁也日益严密，红军急需的军需物资极度匮乏。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杨至成要求总供给部人员想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满足日益增加的军事物资需求。一是利用缴获，筹集原料。每次打了胜仗，杨至成都及时组织后勤部门工作人员仔细清查战利品，注意搜寻军工生产紧缺的原料。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棉布5000多匹、棉花3万多公斤，都成了红军被服厂的优质原料。二是深入敌后，秘密采购。1934年初，杨至成先后让总供给部派出由30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特务队，在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带领下，分头行动，多次潜入国民党统治区，接运从福建厦门、漳州等城市秘密采购的物资，其中有大量布匹、药材和食盐等物资及原材料，使苏区物资匮乏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三是开展劳动竞赛，增产节约。在原材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各工厂按照杨至成的要求，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支援前线红军。他们按工种和年龄的区别，开展个人与个人、组与组、车间与车间、厂与厂的竞赛，并进行定期评比。共青团还组织了轻骑队（即生产突击队），发现哪里生产成绩不好，就到哪里去突击，有力地促进了军需生产。中革军委第二被服厂（即长汀被服厂）采取以小拼大、旧棉翻新、旧布料翻做被套的办法，节约了大量布匹和棉花。工人们每天加班加点义务劳动1.5个小时，可以增产60套军服，每月节省的布料可缝制360套军服。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源源不断地保障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与此同时，杨至成领导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杨至成”词条中高度肯定了他的贡献：“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由于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表示怀疑，杨至成连遭打击：1932年9月，被撤销总兵站部主任一职；1933年6月，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职务也被撤销。这时，已被削去军队指挥权但仍然有巨大影响的毛泽东，为他讲了不少公道话，才解除了他的险恶处境，让他继续从事后勤工作。
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贵州三穗，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13年没有机会回家的杨至成对母亲的思念更加强烈。一天上午，部队正要行军出发，周恩来把他叫去：“至成同志，这是你家乡三穗，我批准你带上一个连，回去看看家人吧！”杨至成真想见到母亲，但他当时仍在为红军的后勤保障奔波，有许多工作丢不下，终于放弃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1937年冬天，他得知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当天晚上挥泪写下了挽联悼念母亲：
八千里长征，
报国即为报母；
四十年矢志，
教子亦是教人。
“要不是杨至成，你彭大将军恐怕就没有力气去横刀立马啰！”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复出，他力主起用杨至成，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负责打开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后续部队的任务。受命之后，杨至成率领先遣工作团仅在遵义、桐梓两地就筹集到银元6.7万元，另有大量粮食、布匹、药品、黄金等，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准备了较充实的物质条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后，部队人员大量增加，供给更加困难。由林伯渠、叶季壮、杨至成组成的“筹粮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在毛儿盖、黑水等地筹集到粮食115万多斤和一些羊肉、牛肉，保证了北上红军通过人迹罕见的草地，并使人员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35年9月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同月，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杨至成担任支队后勤部长。当时，毛泽东曾跟彭德怀幽默地说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你彭大将军。但是，要不是杨至成，你彭大将军恐怕就没有力气去横刀立马啰！”毛泽东寥寥数语，把杨至成在红军长征中的贡献说得淋漓尽致。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杨至成担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此时，正值严冬，陕北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解决初到陕北的战士的冬衣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经过一年的长征，部队的后勤保障几近弹尽粮绝，解决这么多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谈何容易！一时间，部队因气候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很快，杨至成把一份报告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包括向红十五军团暂借）。
于是，毛泽东笔走龙蛇：
“海东同志：
你好！
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即日”
杨至成带着这张便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飞奔至红十五军团驻地，找军团长徐海东借款。杨至成亲自上门借钱，徐海东终生难忘：“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泽东同志批的条子，要借2500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7000元。我说留下2000元，其他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
有了5000块银元，杨至成立即忙活开了：组织后勤部门筹资采购布料3000匹、棉花4000公斤、毛皮2000张，并在瓦窑堡等地建立了被服厂；缝纫工不够，就把当地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帮助加工制作；还向各部队发放了部分棉布和棉花，发动官兵自己缝制。到1935年底，杨至成领导并组织制作棉衣4000件、棉裤4800件、皮衣300余件、棉鞋900双，终于使刚到陕北的官兵尤其是一线战斗部队官兵人人都穿上了暖和的冬服。
1936年春天，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不断发展红军和扩大苏区，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山西战役。战役打响前，根据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指示，杨至成组织兵工厂加紧生产，达到月生产手榴弹2000枚、炸药500斤、子弹1万发的规模，满足了部队的急需。战役打响后，他组织后勤人员跟随红军部队实行运动保障。他要求后勤部门，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做到哪里。由于杨至成的出色组织和指挥，东征战役的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受到红军官兵的好评。
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西方野战军战斗期间，杨至成在吴起镇选择适当地点成立了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工厂，成功保障了西征战役。同时，根据毛泽东指示“注意收集大批兵工材料、硝、磺、钢、铁、铜、牛皮及布匹、洋纱、棉花、羊毛等”，为红一方面军后勤工作大发展做准备。
从延安奔赴莫斯科，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学员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迁移前，毛泽东对后勤工作作了指示：“至诚至少集中二百只牲口，从十六日起驮粮来杨家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窑舍及粮食。”杨至成殚精竭虑，在这次中共中央机关迁移的过程中，圆满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交给的任务。
1936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不久，中革军委任命杨至成担任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成为“全军的后勤总管”。当时，毛泽东曾幽默地对杨至成说过，“我负责‘发人’（调兵遣将），你负责‘发粮’（后勤保障），谁‘发’不出来，就打谁的板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至成出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区司令员，既负责全军后勤运筹大计，又操持两延防务。接受任命后，他立即带领部队进驻延川、延长两县，保卫延安的东大门。在完成任务之余，他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种粮食、养猪羊，开发石油，不仅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负担，还为边区军民提供了照明用油和汽车用油，为巩固根据地、支持八路军东征抗日作出贡献。
长征胜利以后，解决大龄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成为领导所关心的问题，罗荣桓曾找女同志谈话，为部属牵线搭桥做工作。因为延安“半边天”奇缺，找对象很困难，罗荣桓就与兼任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的杨至成联系——因为他那里有个女生队（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女干部）。与杨至成共事过的莫文骅回忆说：“杨司令也是热心肠，他用汽车送10多名女同志来延安见面，后来，都与老干部组成家庭了。”
1937年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开学，全校学员达到1200多人。随着新学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学校要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舍，学校校舍越来越紧张，学校领导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等就打报告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指示，这是后勤问题，让杨至成去解决。很快，杨至成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他也很快找到解决方案，“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杨至成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号召全校教师、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挖窑洞。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晚年，莫文骅曾深情回忆说：“10月22日晨，全校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地开赴城北门外凤凰山，在其左边半山腰上，开始挖土窑洞。罗瑞卿和我、刘亚楼、杨至成（校务部部长）等学校领导同志，都参加劳动。毛主席对抗大自己动手建校舍给予了热情鼓励：‘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出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1938年初，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和部队中挑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红都莫斯科边养病边学习，为将来的持久抗战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由于在连年战争中曾5次负伤，杨至成被列入了赴苏人员名单中。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杨至成接受了组织上的关怀。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找他谈话：“至成同志，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到国外去看看病，把身体养好，再学习一些新东西，开阔一下眼界，提高提高，以便将来挑起更重的担子嘛！”于是，杨至成告别首长、告别战友、告别妻儿，与刘亚楼、李天佑等同志一起，踏上了赴苏的道路。
1939年夏，杨至成身体开始全面好转，先后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理论和后方勤务），掌握了较系统的军事、政治、后勤知识，为后来的军政生涯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全力以赴建设东北军需工业，确保部队“穿得暖”
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和在莫斯科学习的李立三等搭乘苏联的一架军用飞机回到中国东北。回国当月，他就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在完成四平保卫战的后勤供给后，他迅速领导后勤部门向北转移，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建立军工厂36个，建起培养后勤人才的学校5所，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供给人才，为落实中央军委“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决策提供了雄厚的后勤保障能力。接着，他又参与领导后勤部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东北夏季攻势战役的前线供给，为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军已被迫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东北人民解放军完全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年底前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展开战略决战。罗荣桓曾经说过：“东北天气酷寒，许多时候‘穿得暖’比‘吃得饱’还重要。可以这样说，‘穿得暖’是打胜仗的前提。”5月，为确保我军“穿得暖”，东北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军需生产部，任命杨至成为部长，主要负责军服、被装的生产与管理，保障我东北部队的被装供应。杨至成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接管东北各地的46个军需工厂和20多个仓库。他根据部队驻防情况，分别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安东（今丹东）设立5个工厂管理局，分管驻地的各军需工厂和仓库。为了使军需生产迅速运转起来，杨至成决定对整个军需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通过组织整顿，把接收的46个工厂整合为32个，理顺了生产机构，提高了效率；通过思想整顿，从部机关到各个管理局、各个工厂全体工作人员上下一条心，团结一致为生产；通过技术整顿，规范了服装规格款式，从被服生产标准化；通过质量整顿，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指标和检查制度，使生产走向正规化。
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接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紧急生产70万套冬装（每套包括衣、鞋、帽、手套等），必须在初冬之前配发到部队，以保障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1948年8月上旬，正当各军需工厂日夜加班突击生产时，林彪、罗荣桓指示杨至成：增加30万套冬装的生产任务，时间不能后延。9月上旬，林彪、罗荣桓又命令：再增加20万套冬装，以满足作战中俘虏的需要。任务增加了70%以上，杨至成没有说一个“不”字。为了完成任务，他亲自下工厂组织生产，在生产一线与工人技师一起认真筹划、计算生产，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确保完成生产任务。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在我军于9月发起辽沈战役前夕，100多万套里外三新的冬装陆续配发到各作战部队。10月17日，当长春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率领下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时，林彪、罗荣桓指示杨至成：争取在几天内给起义官兵换上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只用了3天，3万套崭新的冬装便配发到第六十军起义官兵手中。这一年的冬装生产供应，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打的第一场保障攻坚战。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说：“今年的冬装是部队最满意的一年，也是军需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年！”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准备新的战斗。1948年12月，杨至成接到上级通知，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这样提及杨至成：“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成）。”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后，中央军委鉴于东北野战军军需生产部被服生产能力强、质量好，决定由杨至成主持生产5万套棉衣，以支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及时换发冬装。杨至成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有关工厂连续奋战5昼夜完成了任务，并将这些冬装及时运交华北部队。为此，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专门致电林彪、罗荣桓，对他们的热情支援表示感谢。
“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
1949年5月，第四野战军和中原军区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称中南军区），杨至成任军需生产部部长。为了支援大军进军华南，缩短后勤补给线，必须建立中南地区的军需工业。6月，杨至成率军需部进驻华中重镇武汉。此时，军需生产部面临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接收国民党军溃逃时留下的军需工厂和仓库，并尽快加以整修，恢复生产；二是根据需要和部队驻防情况，在中南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新的配套的军需工厂。为此，杨至成一边派人到上海等地购置新的机器设备，一边招收工人进行培训和厂房建设。在他的努力下，武汉地区的几个军需工厂仅用2个月就恢复了生产，半年后中南地区已有11座军需工厂投入生产。这些新建的军需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至成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主持接收了武昌的裕华、申新、震寰3个大纺纱厂，这不但有助于地方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还为军需被装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布匹等原材料。
1950年8月，中南军区决定将军需生产部合并到后勤部，由杨至成任军区后勤部部长。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杨至成和中南军区后勤部的工作人员决心从人力、物力上全力以赴，做志愿军的坚强后盾。杨至成曾在东北工作多年，知道朝鲜的冬天和中国东北一样寒冷，所以在布置军需工厂给志愿军生产棉衣时，要求大家像支援辽沈战役生产棉衣那样，每件产品都要做到结实、保暖、好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至成领导中南军区后勤部先后供应志愿军棉衣、单衣496万多套，各种军鞋437万多双。 军需物资的另一大项，是粮秣给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粮库空虚，各地粮食供应都很紧张，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区、各部队为志愿军筹措给养物资，以供朝鲜前线急需。杨至成在中南军区军粮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带领军需部的工作人员，先后为志愿军筹措供应大米78万斤、小米95万斤、面粉161万斤、干菜32万斤、马料140万斤，肉食品及食油一批。
有一次，中央军委又给中南军区下达了向朝鲜前线提供250万斤炒米的紧急任务。炒米是一种最简便的干粮，志愿军官兵在前线就是靠着一把炒米一把雪坚持战斗的。杨至成接到任务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把任务分给驻武汉地区的部队、机关、工厂和学校共同完成。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投毒，保证炒米质量，各单位的党组织对每个参加制作炒米的人员都进行了政治审查。在炒米、装米过程中，各级后勤部的工作人员不断巡视检查，及时宣传指导。经过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终于提前完成炒米任务。 1954年9月，杨至成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部长叶剑英），负责监察海陆空三军各项建设和全军后勤财务工作，这是对他在军队中，尤其是后勤工作方面的充分肯定。1955年9月，由于赫赫“后勤之功”，杨至成在我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仅有的3个少数民族上将，也是这次授衔中惟一的一位贵州籍上将），人称“后勤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秋天，毛泽东接见杨至成，亲切地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革命成功了。但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毛主席的话，肯定了杨至成的长处，肯定了他的工作，给杨至成很大的鼓舞。
从1958年起，由于领导过军事院校的后勤工作，杨至成历任军事科学院（叶剑英担任院长）副院长、我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主要负责后勤保障事宜。期间，他还担任过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为国家安全进言献策。
1967年2月3日，“文革”狂潮正炽之时，不断受到冲击的杨至成终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在京举行追悼会，中央军委的悼词中说：“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军的一个损失。”开追悼会时，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粟裕等全程参加。
1997年初，窦孝鹏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杨至成将军》，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艺术的手法真实地勾勒了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