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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4日，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开幕式上公布，当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宣布获奖人是来自中国的作家曹文轩时，现场爆发出的热烈欢呼让曹文轩自己都有点惊讶：“当时在场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得，当亚当娜女士最后宣布安徒生奖是我的时候，在场的所有同胞们都欢呼、跳跃、尖叫，那个场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更让他吃惊的是，本以为这个事关“儿童”的奖项并不引人关注，却在得奖后“一秒钟收到了一百多条来自国内的祝贺短信”。
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该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设立，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国际安徒生奖为作家奖，一生只能获得一次，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此前曾有多位中国作家及插画家提名该奖，但从未有人最终得奖。如今，以《草房子》《火印》等众多作品被读者熟知的曹文轩经过评审会投票，从五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颁奖之前，曹老师说你们怎么都这么紧张和激动，我怎么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呢，获奖后曹老师也很平静，他对世界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判断，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但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是很有信心的。”随同曹文轩参加颁奖的“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副主任张昀韬告诉记者。
事实上，虽然曹文轩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儿童文学家，但在这个“IP时代”，他的作品既没有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每部作品的销售数字也并不能用“火爆”来形容，为什么是他？可能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的一番点评可以给我们答案：“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
对于这一次曹文轩的获奖，国人和媒体又一次陷入狂欢——一如之前莫言获得诺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自己的得奖，曹文轩比别人看得更透彻：“我看到获奖最大的理由是说，‘作者写出了别人无法写出的东西，它是独特的。利用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资源，而这个资源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作者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为写作的人准备了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而这恰恰印证了他一贯的观点——事实上，曹文轩从来都旗帜鲜明的强调，儿童文学中的“苦难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让他感奇怪的一点是，不少家长在避讳“苦难”这个主题。“家长们会把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忘记得一干二净，倒觉得孩子苦得很。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家长似乎认为，回避了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好像孩子就没有苦难了。他们完全回避了今天孩子们的真实情绪、状况，也回避了自己的过去。如果整个社会都强调孩子们太苦了，要给他们放松，这反而是不利于孩子们成长的。”
而在曹文轩看来，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君不见我们提到的那些儿童文学名著都是如此：在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里善良的小美人鱼和《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可怜的小女孩最终都难逃死亡的命运，而《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等也都不避讳那些成长过程中的淡淡的忧伤——这点忧伤的底色甚至吸引了不少成年人。“我还特别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七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五色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说起这个话题，曹文轩侃侃而谈：“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的，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曹文轩推出了他的儿童文学新著《火印》，出版3个月销量就达20万册。在这本写给孩子看的书里，他既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惨痛与血腥，也没有肆意展现敌我的仇恨与对立，但暗藏的悲剧却悄无声息地弥漫在字里行间——生命在瞬间湮灭，而勉强存活下来的生者，不仅要面对生死离别、阴阳两隔，自己的身体、情感、意识也变得残缺不全。如何拯救这一切，如何自救，在这样一个惨痛与悲哀到不能言表的时空中爱和爱的力量真的有实际作用？它能否消解一场战争？答案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对于这样的一本“儿童文学”，曹文轩有自己的见解：“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事实上，这应该也是曹文轩的肺腑之言。虽然早已功成名就，但来自苏北农村的曹文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他自己童年的记忆——曹文轩家乡在苏北，童年吃过糠和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曹文轩记得那时整天喝稀粥，半个月才能盼到一顿干饭。干饭只有几粒米，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曹文轩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他说：“童年苦难来的时候你是从内心拒绝的，一定会拒绝苦难。可是苦难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你是想象不到的。对于作家来讲，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好的儿童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
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也在采访中给出了他的答案：“首先必须是文学，这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距，只不过是因为考虑到儿童、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欣赏能力，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但就文学性来讲，它没有任何差异。”
在曹文轩看来，有些儿童文学写作者以为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们在文学的基本面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所以，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必须想着自己所要遵循的也是一切文学应该遵循的规则。“儿童文学里有一部分是小孩也喜欢看、大人也喜欢看的，我可能更喜欢这样一种文学。跟着现在的小孩身后跑，表现他们的新兴趣、新举动，我不太赞成这样一种写作姿态。我更希望做的是转过身去回望我走过来的路，把以往的生活变成写作资源。”曹文轩认为，如今的儿童文学写作中许多人花大量精力琢磨如何让小孩喜欢，却忘了儿童文学的读者实际上是塑造出来的。在我国，儿童文学是一个较晚才系统形成的文学门类，在没有儿童文学的时候，这个世界也运转正常，孩子们也正常长大——当然，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儿童文学，而是许多作者忘记了，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仅仅是儿童，这一读者群体是塑造出来的，而并不一定是天然存在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努力，用品质更好、更美的作品去塑造高品质的读者？“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让孩子踮起脚来够一下、跳一下，才能够到享用的苹果。” 曹文轩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同行常新港的认同，作为一名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的作品从1983年开始入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选本，是全国唯一一位每年都有作品入选的作家。“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应该给成长中的孩子讲人生。不是大人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儿童文学作家的眼光不是盯在校园里，而是关注孩子在生命中的成长。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用作品把孩子送上人生旅途而搭建的桥梁，是为孩子走向人生而提供的人生经验，是为孩子今后的人生提供充足的精神准备。这样的儿童文学，不管你写的是一百年前的故事，还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永远会剑指当下，引向未来。”在常新港看来，儿童文学作家不该仅仅是搞几个不关痛痒的故事，奶油蛋糕似的早餐，让孩子度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就是儿童文学了。儿童文学作家，应比其他领域里的作家，更需要文学的视野。只要纳入了文学的范畴，它就必须是丰富的，深刻的，隽永的。不然，它就仅仅是通俗读物了。
曾担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图书部主任、《少年世界》杂志副主编的作家徐鲁则回忆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儿童文学主要就是一种“大文学”写作。那个时候，少年文学、青春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主体，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比较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在写“少年文学”：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少年散文、少年诗。涉及的内容也比较深刻、丰富和复杂，甚至出现了一大批带着“先锋”和试验性质的探索作品，出版社还专门出版过具有探索风格、先锋风格的作品选集。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样的“大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了，儿童文学变得越写越低浅，内容和主题也愈加单一，最后导致了今天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类型化”。这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现状。另一方面，有不少阅读调查显示，初中高年级和高中时期的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再去阅读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了，他们常常会用“太幼稚”、“低浅”甚至“弱智”来笼统地评判当下的儿童文学。“这也可从反面说明，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底蕴、意味都应该更深刻更丰富’这方面，的确是出现了问题。”
而诗人出身、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儿童长篇小说《童年河》的作家赵丽宏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事实上他的《童年河》一直被争议的部分正是“这是一部成人的成长回忆，还是一本写给孩子的小说”——但这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成为同时感动了大读者和小读者的真诚佳作。在赵丽宏看来，自己固然是赞成儿童阅读需要“引导”的，“儿童文学市场竞争激烈，但媚俗倾向决不可取。孩子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但孩子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简单的快乐和纯粹的搞笑吗？孩子是一张白纸，需要成年人来引导，如果仅仅因为孩子喜欢搞笑就提供这些迎合孩子趣味的作品，一时可能会有好的发行量，但长远来看，对孩子没有益处，作品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是随着潮流的快速转移而被迅速抛弃。”但赵丽宏同时也认为，在作品中板着脸做出教育的姿态亦是不可取的一种创作倾向。“文学如果板着面孔来教育孩子，就不是高级的文学，孩子也会天然地抗拒。”在这位感性的诗人看来，高尚的情感不是靠教的，而是用好的文学、好的表现方式来展示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用最好的文字，讲孩子喜欢的故事，展现童心的世界，这才是好的儿童文学。
“作品要成长，首先作家自己要成长”
作家黄蓓佳曾经在欣赏了国外一系列魔幻类、科技类儿童读物后深有感触，国外很多作家、编剧、导演，本身就是技术型的，他们逻辑思维的能力很强大，再加上对世界永远都抱有好奇之心，对科学着迷，又肯在素材积累上下死功夫、笨功夫，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去学习，少部分时间去写作，出手一部，必是精品。在她看来，对于一个儿童作家来说，“好奇”永远是最可珍贵的品质，有了一颗好奇的心，才会去热切地探索世界，对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技术更新有热情有兴趣，拿出很多的精力时间去充电学习，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保持最佳距离。但令黄蓓佳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儿童作家是完全经验型的，本色的，这样就难免过多的从自身出发，写作时绕不开自己的圈子，对于人类高科技的发明创造和新奇事物总是畏惧，本能地选择拒绝。“如果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自己就不看不想不学，惰性严重，只沉迷于自己的一点童年经历，并且只限于津津有味絮絮叨叨地还原生活，讲述生活，而不能冷静地理性地跳出生活，解释生活。这样如何能吸引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的少年儿童呢？”对此，黄蓓佳一阵见血地指出：“说到底，儿童文学作家跟不上儿童成长的步伐，是他们写得太多太快，写作上避重就轻，避繁就简，避深就浅。一句话，作品要成长，首先作家自己要成长。”
对于这个看法，专注儿童文学几十年、成功塑造了“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的秦文君深表赞同，“商业大潮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写作方式，现在一个稍有名气的作家，就有好几个出版社盯着，不是出书难，而是很难拒绝出版社。但我总觉得，只有作家用心写作，我们的作品才值得孩子们走心阅读，我们需要不断提供新的东西来让孩子走心阅读。”
秦文君说，如今的儿童文学领域，值得再一次提出“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概念，这个理念承袭自陈伯吹先生，所谓的“大文学”，首先有高贵的安静，没有这种安静、安详，作家写不出好东西。只有当一个写作者的境界到达高地，才可能有文学的高峰。这要求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有抗拒功利之心，不浮躁，同时也需要一种爱和勇气，把心放得很纯粹，将人类最真最好的东西写出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肯定是有才华的作品，而不是可有可无，能够任意编造的作品。作家不仅要用心写作，还要在技艺上不断磨练和提升，才能呈现更好的作品。而有了才华，也需要在艺术上能够呈现的智慧和追求。儿童文学作品要能唤起儿童的情怀，孩子在里面能看到纯正的心，闻到花香，看到光芒，唤起想象的翅膀。这都是孩子读儿童文学的密码。”
而上海优秀儿童图书奖、冰心奖获得者翌平也敏锐的察觉到，近些年市场对儿童文学畅销的理解和追求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除了已经凭借多年积累，在特定时代创作出的畅销作品外，现在的新作者很难再通过仿写、跟风某种畅销类型获得成功，特别是某些粗糙、缺乏智慧含量和拼凑充数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市场。儿童图书已从单一看重儿童读者的兴趣，逐步转移向兼顾老师、家长、儿童和社会多群体的需求，逐渐成熟的营销体系和阅读环境，要求出版社和作者拿出更高品质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文学性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佳作。“另外，国际上优秀的儿童图书引进功不可没，国际大奖童书系列被国内读者、作者和出版人广泛关注，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许多交流的样本。”同时，优秀的作品培育了整个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的阅读品味和修养，这反过来也形成了一种倒逼，对国内儿童文学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有中国的灯火，不要总点洋烛”
类似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以《三体》摘得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在博洛尼亚童书展上斩获的这枚童书界顶级大奖“国际安徒生奖”，堪称中国文学进军世界文学领域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更值得一提的是，曹文轩获得了1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的一致认可，这在国际安徒生奖评奖历史上十分罕见。然而曹文轩并没有过多地为自己的私人荣誉而激动，他的欣慰另有原因：“这一次得奖，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批评界一直不太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一直在贬低我们自己。批评界的声音在说到中国儿童文学时往往会看不上，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讲世界儿童文学，却不会讲自己写出来的儿童文学。其实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现在，所有的评委把票都毫无疑义地投给了同一个人，说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如此一致，曹文轩因此发出倡议：“在我看来，中国的批评界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对不好的作品坚持原则，严厉批评；二是要用欣赏西方儿童文学一样的心态来欣赏自己同胞的好作品，不然是不公平的。中国有中国的灯火，不要总是在点洋烛。”
事实上，在曹文轩看来，自己的此次获奖就是归功于“中国灯火”的影响力。“我不可能出现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七十年代，我只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曹文轩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家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之风扑面而来，中国的文学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曹文轩认为，没有这样一个还在不断提升的平台，在洼地上写作的他，是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投来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对这个平台要感恩，我要感谢中国文学界，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
“国家安徒生奖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曹老师非常重视这个奖。此次获奖一定会有好的影响。现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曹老师获奖会让大家看到文学性、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一定会得到国际的认可和国内读者的认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作方向。获奖这个事会鼓励大家越写越好。”此次陪同曹文轩同赴意大利的“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副主任张昀韬谈到，曹文轩此番获奖对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地位也有重大意义。“国际安徒生奖将全世界的儿童用文学这样美好的方式连结在一起，让儿童从文学、从图书中了解其他国家的孩子的生活和文化；既让他们感受丰富的美好，也让他们了解曾经和现在依旧存在的贫困、病弱和不同。曹文轩先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将让中国的故事、思想和生活，越过国与国的边界，走进无数个小小的家庭。”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曹文轩并不认为功劳是自己的：“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贡献。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曾遭受过无数的灾难。我在好几年前就说过，当造物主把这样的命运赋予这个国家、民族的时候，也决定若干年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会转化为你们的财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所有预期转化为财富的良好时刻。”
事实上，“文学走出去”是我国出版界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方针，虽然一直和国外作品的大量被引进相比数量上大大不如，但曹文轩这一次在国际的得奖却与之息息相关——我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及其作品数量庞大，但却极少有像曹文轩这样，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的——截至2016年初，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共计资助曹文轩《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羽毛》《红瓦》等近20部作品的多语种翻译出版，累计资助总金额达到400万元。曹文轩也是和国外插画家合作最多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以他的文字作品为基础、邀请世界各地插画家合作的“中国种子世界花”项目让中国内容和国际表达完美结合，让他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小读者。在张昀韬看来，和国外插画家合作，能了解国外图画书创作的秘密，“我们知道了一本地道的图画书，不是简单地为故事配上插画，还要有很多补白。”更重要的是，中国出版人以前对中国故事是否具有国际化的感染力尚存犹疑，而在和国际出版社的多次合作中她发现，对方其实很乐于让读者了解不同国家孩子的生活，“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最可贵”。
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借着这一次“国际安徒生奖”的契机走得更远——将一个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的儿童听，向人们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独特的中国故事。英国《独立报》曾经有一段话：英国的孩子将会看到英国以外的小孩不曾看到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特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该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设立，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国际安徒生奖为作家奖，一生只能获得一次，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此前曾有多位中国作家及插画家提名该奖，但从未有人最终得奖。如今，以《草房子》《火印》等众多作品被读者熟知的曹文轩经过评审会投票，从五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颁奖之前，曹老师说你们怎么都这么紧张和激动，我怎么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呢，获奖后曹老师也很平静，他对世界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判断，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但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是很有信心的。”随同曹文轩参加颁奖的“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副主任张昀韬告诉记者。
事实上，虽然曹文轩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儿童文学家，但在这个“IP时代”，他的作品既没有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每部作品的销售数字也并不能用“火爆”来形容，为什么是他？可能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的一番点评可以给我们答案：“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
对于这一次曹文轩的获奖，国人和媒体又一次陷入狂欢——一如之前莫言获得诺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自己的得奖，曹文轩比别人看得更透彻：“我看到获奖最大的理由是说，‘作者写出了别人无法写出的东西，它是独特的。利用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资源，而这个资源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作者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为写作的人准备了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而这恰恰印证了他一贯的观点——事实上，曹文轩从来都旗帜鲜明的强调，儿童文学中的“苦难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让他感奇怪的一点是，不少家长在避讳“苦难”这个主题。“家长们会把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忘记得一干二净，倒觉得孩子苦得很。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家长似乎认为，回避了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好像孩子就没有苦难了。他们完全回避了今天孩子们的真实情绪、状况，也回避了自己的过去。如果整个社会都强调孩子们太苦了，要给他们放松，这反而是不利于孩子们成长的。”
而在曹文轩看来，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君不见我们提到的那些儿童文学名著都是如此：在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里善良的小美人鱼和《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可怜的小女孩最终都难逃死亡的命运，而《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等也都不避讳那些成长过程中的淡淡的忧伤——这点忧伤的底色甚至吸引了不少成年人。“我还特别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七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五色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说起这个话题，曹文轩侃侃而谈：“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的，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曹文轩推出了他的儿童文学新著《火印》，出版3个月销量就达20万册。在这本写给孩子看的书里，他既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惨痛与血腥，也没有肆意展现敌我的仇恨与对立，但暗藏的悲剧却悄无声息地弥漫在字里行间——生命在瞬间湮灭，而勉强存活下来的生者，不仅要面对生死离别、阴阳两隔，自己的身体、情感、意识也变得残缺不全。如何拯救这一切，如何自救，在这样一个惨痛与悲哀到不能言表的时空中爱和爱的力量真的有实际作用？它能否消解一场战争？答案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对于这样的一本“儿童文学”，曹文轩有自己的见解：“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事实上，这应该也是曹文轩的肺腑之言。虽然早已功成名就，但来自苏北农村的曹文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他自己童年的记忆——曹文轩家乡在苏北，童年吃过糠和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曹文轩记得那时整天喝稀粥，半个月才能盼到一顿干饭。干饭只有几粒米，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曹文轩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他说：“童年苦难来的时候你是从内心拒绝的，一定会拒绝苦难。可是苦难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你是想象不到的。对于作家来讲，童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好的儿童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
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也在采访中给出了他的答案：“首先必须是文学，这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距，只不过是因为考虑到儿童、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欣赏能力，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但就文学性来讲，它没有任何差异。”
在曹文轩看来，有些儿童文学写作者以为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们在文学的基本面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所以，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必须想着自己所要遵循的也是一切文学应该遵循的规则。“儿童文学里有一部分是小孩也喜欢看、大人也喜欢看的，我可能更喜欢这样一种文学。跟着现在的小孩身后跑，表现他们的新兴趣、新举动，我不太赞成这样一种写作姿态。我更希望做的是转过身去回望我走过来的路，把以往的生活变成写作资源。”曹文轩认为，如今的儿童文学写作中许多人花大量精力琢磨如何让小孩喜欢，却忘了儿童文学的读者实际上是塑造出来的。在我国，儿童文学是一个较晚才系统形成的文学门类，在没有儿童文学的时候，这个世界也运转正常，孩子们也正常长大——当然，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儿童文学，而是许多作者忘记了，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仅仅是儿童，这一读者群体是塑造出来的，而并不一定是天然存在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努力，用品质更好、更美的作品去塑造高品质的读者？“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让孩子踮起脚来够一下、跳一下，才能够到享用的苹果。” 曹文轩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同行常新港的认同，作为一名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常新港的作品从1983年开始入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选本，是全国唯一一位每年都有作品入选的作家。“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应该给成长中的孩子讲人生。不是大人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儿童文学作家的眼光不是盯在校园里，而是关注孩子在生命中的成长。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用作品把孩子送上人生旅途而搭建的桥梁，是为孩子走向人生而提供的人生经验，是为孩子今后的人生提供充足的精神准备。这样的儿童文学，不管你写的是一百年前的故事，还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永远会剑指当下，引向未来。”在常新港看来，儿童文学作家不该仅仅是搞几个不关痛痒的故事，奶油蛋糕似的早餐，让孩子度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就是儿童文学了。儿童文学作家，应比其他领域里的作家，更需要文学的视野。只要纳入了文学的范畴，它就必须是丰富的，深刻的，隽永的。不然，它就仅仅是通俗读物了。
曾担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图书部主任、《少年世界》杂志副主编的作家徐鲁则回忆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儿童文学主要就是一种“大文学”写作。那个时候，少年文学、青春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主体，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比较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在写“少年文学”：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少年散文、少年诗。涉及的内容也比较深刻、丰富和复杂，甚至出现了一大批带着“先锋”和试验性质的探索作品，出版社还专门出版过具有探索风格、先锋风格的作品选集。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样的“大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了，儿童文学变得越写越低浅，内容和主题也愈加单一，最后导致了今天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类型化”。这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现状。另一方面，有不少阅读调查显示，初中高年级和高中时期的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再去阅读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了，他们常常会用“太幼稚”、“低浅”甚至“弱智”来笼统地评判当下的儿童文学。“这也可从反面说明，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底蕴、意味都应该更深刻更丰富’这方面，的确是出现了问题。”
而诗人出身、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儿童长篇小说《童年河》的作家赵丽宏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事实上他的《童年河》一直被争议的部分正是“这是一部成人的成长回忆，还是一本写给孩子的小说”——但这并没有影响这部作品成为同时感动了大读者和小读者的真诚佳作。在赵丽宏看来，自己固然是赞成儿童阅读需要“引导”的，“儿童文学市场竞争激烈，但媚俗倾向决不可取。孩子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但孩子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简单的快乐和纯粹的搞笑吗？孩子是一张白纸，需要成年人来引导，如果仅仅因为孩子喜欢搞笑就提供这些迎合孩子趣味的作品，一时可能会有好的发行量，但长远来看，对孩子没有益处，作品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是随着潮流的快速转移而被迅速抛弃。”但赵丽宏同时也认为，在作品中板着脸做出教育的姿态亦是不可取的一种创作倾向。“文学如果板着面孔来教育孩子，就不是高级的文学，孩子也会天然地抗拒。”在这位感性的诗人看来，高尚的情感不是靠教的，而是用好的文学、好的表现方式来展示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用最好的文字，讲孩子喜欢的故事，展现童心的世界，这才是好的儿童文学。
“作品要成长，首先作家自己要成长”
作家黄蓓佳曾经在欣赏了国外一系列魔幻类、科技类儿童读物后深有感触，国外很多作家、编剧、导演，本身就是技术型的，他们逻辑思维的能力很强大，再加上对世界永远都抱有好奇之心，对科学着迷，又肯在素材积累上下死功夫、笨功夫，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去学习，少部分时间去写作，出手一部，必是精品。在她看来，对于一个儿童作家来说，“好奇”永远是最可珍贵的品质，有了一颗好奇的心，才会去热切地探索世界，对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技术更新有热情有兴趣，拿出很多的精力时间去充电学习，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保持最佳距离。但令黄蓓佳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儿童作家是完全经验型的，本色的，这样就难免过多的从自身出发，写作时绕不开自己的圈子，对于人类高科技的发明创造和新奇事物总是畏惧，本能地选择拒绝。“如果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自己就不看不想不学，惰性严重，只沉迷于自己的一点童年经历，并且只限于津津有味絮絮叨叨地还原生活，讲述生活，而不能冷静地理性地跳出生活，解释生活。这样如何能吸引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的少年儿童呢？”对此，黄蓓佳一阵见血地指出：“说到底，儿童文学作家跟不上儿童成长的步伐，是他们写得太多太快，写作上避重就轻，避繁就简，避深就浅。一句话，作品要成长，首先作家自己要成长。”
对于这个看法，专注儿童文学几十年、成功塑造了“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的秦文君深表赞同，“商业大潮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写作方式，现在一个稍有名气的作家，就有好几个出版社盯着，不是出书难，而是很难拒绝出版社。但我总觉得，只有作家用心写作，我们的作品才值得孩子们走心阅读，我们需要不断提供新的东西来让孩子走心阅读。”
秦文君说，如今的儿童文学领域，值得再一次提出“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概念，这个理念承袭自陈伯吹先生，所谓的“大文学”，首先有高贵的安静，没有这种安静、安详，作家写不出好东西。只有当一个写作者的境界到达高地，才可能有文学的高峰。这要求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有抗拒功利之心，不浮躁，同时也需要一种爱和勇气，把心放得很纯粹，将人类最真最好的东西写出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肯定是有才华的作品，而不是可有可无，能够任意编造的作品。作家不仅要用心写作，还要在技艺上不断磨练和提升，才能呈现更好的作品。而有了才华，也需要在艺术上能够呈现的智慧和追求。儿童文学作品要能唤起儿童的情怀，孩子在里面能看到纯正的心，闻到花香，看到光芒，唤起想象的翅膀。这都是孩子读儿童文学的密码。”
而上海优秀儿童图书奖、冰心奖获得者翌平也敏锐的察觉到，近些年市场对儿童文学畅销的理解和追求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除了已经凭借多年积累，在特定时代创作出的畅销作品外，现在的新作者很难再通过仿写、跟风某种畅销类型获得成功，特别是某些粗糙、缺乏智慧含量和拼凑充数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市场。儿童图书已从单一看重儿童读者的兴趣，逐步转移向兼顾老师、家长、儿童和社会多群体的需求，逐渐成熟的营销体系和阅读环境，要求出版社和作者拿出更高品质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文学性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佳作。“另外，国际上优秀的儿童图书引进功不可没，国际大奖童书系列被国内读者、作者和出版人广泛关注，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许多交流的样本。”同时，优秀的作品培育了整个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的阅读品味和修养，这反过来也形成了一种倒逼，对国内儿童文学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有中国的灯火，不要总点洋烛”
类似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以《三体》摘得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在博洛尼亚童书展上斩获的这枚童书界顶级大奖“国际安徒生奖”，堪称中国文学进军世界文学领域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更值得一提的是，曹文轩获得了1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的一致认可，这在国际安徒生奖评奖历史上十分罕见。然而曹文轩并没有过多地为自己的私人荣誉而激动，他的欣慰另有原因：“这一次得奖，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批评界一直不太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一直在贬低我们自己。批评界的声音在说到中国儿童文学时往往会看不上，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讲世界儿童文学，却不会讲自己写出来的儿童文学。其实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现在，所有的评委把票都毫无疑义地投给了同一个人，说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如此一致，曹文轩因此发出倡议：“在我看来，中国的批评界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对不好的作品坚持原则，严厉批评；二是要用欣赏西方儿童文学一样的心态来欣赏自己同胞的好作品，不然是不公平的。中国有中国的灯火，不要总是在点洋烛。”
事实上，在曹文轩看来，自己的此次获奖就是归功于“中国灯火”的影响力。“我不可能出现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七十年代，我只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曹文轩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家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之风扑面而来，中国的文学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曹文轩认为，没有这样一个还在不断提升的平台，在洼地上写作的他，是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投来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对这个平台要感恩，我要感谢中国文学界，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
“国家安徒生奖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曹老师非常重视这个奖。此次获奖一定会有好的影响。现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曹老师获奖会让大家看到文学性、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一定会得到国际的认可和国内读者的认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作方向。获奖这个事会鼓励大家越写越好。”此次陪同曹文轩同赴意大利的“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副主任张昀韬谈到，曹文轩此番获奖对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地位也有重大意义。“国际安徒生奖将全世界的儿童用文学这样美好的方式连结在一起，让儿童从文学、从图书中了解其他国家的孩子的生活和文化；既让他们感受丰富的美好，也让他们了解曾经和现在依旧存在的贫困、病弱和不同。曹文轩先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将让中国的故事、思想和生活，越过国与国的边界，走进无数个小小的家庭。”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曹文轩并不认为功劳是自己的：“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贡献。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曾遭受过无数的灾难。我在好几年前就说过，当造物主把这样的命运赋予这个国家、民族的时候，也决定若干年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会转化为你们的财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所有预期转化为财富的良好时刻。”
事实上，“文学走出去”是我国出版界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方针，虽然一直和国外作品的大量被引进相比数量上大大不如，但曹文轩这一次在国际的得奖却与之息息相关——我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及其作品数量庞大，但却极少有像曹文轩这样，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的——截至2016年初，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共计资助曹文轩《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羽毛》《红瓦》等近20部作品的多语种翻译出版，累计资助总金额达到400万元。曹文轩也是和国外插画家合作最多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以他的文字作品为基础、邀请世界各地插画家合作的“中国种子世界花”项目让中国内容和国际表达完美结合，让他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小读者。在张昀韬看来，和国外插画家合作，能了解国外图画书创作的秘密，“我们知道了一本地道的图画书，不是简单地为故事配上插画，还要有很多补白。”更重要的是，中国出版人以前对中国故事是否具有国际化的感染力尚存犹疑，而在和国际出版社的多次合作中她发现，对方其实很乐于让读者了解不同国家孩子的生活，“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最可贵”。
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借着这一次“国际安徒生奖”的契机走得更远——将一个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的儿童听，向人们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独特的中国故事。英国《独立报》曾经有一段话：英国的孩子将会看到英国以外的小孩不曾看到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特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