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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有了新馆藏——填补文物收藏的一项空白——抗击非典犹如一场“会考”
北京国子监街孔庙，首都博物馆。
神态谦和、双手按于胸前的“孔子行教像”迎门而立，纵横排列、字迹古朴沉雄的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写满历史的斑驳，连同博物馆珍藏的西周铜器、元明清瓷器、阎立本的《七十二贤人画像》、郑板桥手书“四经”——首都博物馆以其珍贵的馆藏文物，先后吸引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王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法国和意大利的前任总理等前来参观游览。
而在2003年6月5日，博物馆里惯常古瓷器、古字画鉴定的专家们，却将一批难入“法眼”的物品作为“文物”收藏，它们是：全聚德烤鸭的包装盒，同仁堂的药品盒，宫颐府的蛋糕盒，北京市通信公司的电话卡，北京自来水集团的“京润泉”矿泉水和消毒液，三元集团系列奶制品的包装盒、慰问信、生日卡、入党申请书，还有134位一线医护人员的亲属留言、 行程万余里的“爱心快车”路线图，430多个白衣战士子女的签名幅等资料。
捐赠这些物品的是与“文物”从来“不搭界”的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而将这些“寻常之物”称为“非常珍品”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张大祯。
张大祯副局长在致辞中说：“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们，在非常时期开展的非常工作，使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们看到了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可以找到新的载体，开拓新的思路，搞出新的举措。你们为我们送来了非常时期的非常珍品，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同志们要精心收藏，精心保管，在适当的时间还要精心展示，使这些非常精品，体现出它的非常价值。”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史秋秋代表研究会接过由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安理颁发的红色《收藏证书》，证书上的文字清晰简洁：您们捐赠的抗击“非典”现代文物，已由我馆长期珍藏。
博物馆的另一位副馆长王武钰向史秋秋副会长表达了这样的感触：“今天我们不是简单地在颁发一本证书，而是在记录一段历史。抗击非典是当今中国的大事件，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一些企业的同志们在‘五月攻坚战’中，开展为一线医护人员亲属过生日的“与您心连心、与您同关爱”活动；向一线白衣战士子女赠送“六一”礼物和为一线捐赠急需内衣的活动。三个系列活动的资料完整丰富，填补了文物收藏的一项空白”。
出席捐赠仪式的有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的医护人员代表，有同仁堂、全聚德等企业的代表，有一线医护人员的家属，其中既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梳着两根翘翘辫儿的女孩儿。
会场气氛真挚感人。地坛医院副主任医师胥婕激动地说：“我们走上一线，心中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这份亲情。我父亲70多岁，母亲半身不遂，孩子只有四岁，家庭的重担都落到我父亲身上。5月13日是我父亲七十大寿，我不能送上一份蛋糕，心中十分歉疚。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有关企业替我送上了这份祝福，我心中特别的安慰”。说至动情处，她哽咽了。
初夏的阳光，明朗朗地流连在博物馆院内的汉白玉碑林中，据说198座石碑上镌刻着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考试名次，其中最著名的，有禁烟大臣林则徐，有李鸿章、曾国藩、翁同和等。
当年天下举人赴京赶考，先“会考”，再“殿试”，文章锦绣者便被皇家留名于此。
在抗击非典的五月攻坚战中，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们也以他们的勇气、热诚与作为填写了一份试卷。而今，当他们将这份试卷交付历史时，地点竟是如此的巧合。
“五一”假日有人在家坐不住——没有一家企业“打磕巴”——“爱心快车”载着生日祝福上路
5月1日那天下午，小伙子王新乐从八王坟乘地铁进城，车站大厅空荡荡的，整节车厢只坐了他一个人。
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有人一里一外戴着两个口罩来加固防线。这天公布的北京市疫情数字为：新增非典临床诊断病例122例，新增非典疑似病例96例。
这日子口，谁愿意出门呀？可是他不行，他是被史会长拽来的。
电话里，他曾请求：“咱们明天，明天再干行不行？”“不行，就今天！而且今天还得连夜把慰问卡赶制出来，明天就要发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此时的史秋秋正在驾车赶往办公室的路上，一贯做事风风火火的她与她的那些在家休假的部下们通话：“大家分头与企业联系，发动会员单位，搞一项社会公益活动。”
“社团性质的单位能够为抗非典做点什么实事？”——这是4月下旬以来时常困扰她的一个问题，SARS形势急迫，一线医护人员在浴血奋战，她却有一种“有劲儿使不上的感觉”。
她说，是电视新闻中一位医务人员的话语，让她的心“咣当一下”有了着落。那位男医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激动地说，自己在一线抢救病人是应尽的职责，可是原来打算给老母亲好好过生日，现在却连一束鲜花和蛋糕都不能送去，心里感到很内疚。
“我们替他们给家人过生日！”这时，一个想法在她脑中形成。她深知作为社团组织，既不象政府组织那样有权力，又不象公司企业那样有财力，“但是我们有二百多家会员单位，有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凭借我们与一些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我觉得有把握运作好这件事。”
但毕竟还处于非典疫情的上升期，“零指标”和“不添乱”是前提，否则就是帮倒忙。于是她电话请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贵伦，宋副部长仔细斟酌后表态：“这件事很有意义，应该支持，我拍板了，你干吧！”
就在5月1日这天上午，宋贵伦副部长几次通过传真件，动笔修改致一线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史秋秋副会长拿到定稿后，立即进入操作层面：与企业联系；与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联系；设计制作慰问卡和生日卡。
生日礼物首选鲜花，市园林局党委书记王风江果断决定“支持”，安排崇文门花店精心设计扎制了以红掌、剑兰、康乃馨、百合为主的高档花束，寓含“健康”、“百事好和”之意。每天清早现扎现捆，让鲜花传递园林职工的问候和祝福。
生日蛋糕通过市委商贸工委和市二商集团落实给“宫颐府”；烤鸭来自全聚德王府井烤鸭店；“同仁堂”贡献的是防非典中药和营养药品；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无偿印制生日贺卡和慰问信……
“我们从心里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提供目前市场紧俏的次氯酸纳消毒液和‘京润泉’矿泉水。”市自来水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梁丽，接到史秋秋副会长的电话，毫不迟疑而且未经请示就拍板表态。梁丽部长说“我们生产厂的领导和工人早就有这份心愿，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尽点力，但又不知以怎样的渠道进行，我们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心愿。我们生产的次氯酸纳消毒液，是生产‘84’消毒液的母液，市场急需，各地的卡车半夜就在厂门口排队等候拉货。不过为一线医护人员，我们愿意送货上门。”
5月2日上午，5000张印制精美的生日贺卡连同慰问信，陆续发送到全市19家定点医院，各医院又分别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一线人员。随后是登记、核实、反馈……
这时，北京市通信公司得知这项活动，积极参与，立即派人送来“亲情电话卡”，表示只为方便一线家属，并不在意已经发出的慰问卡上未及署名。
5月7日，是儿童医院护士长骆小京的女儿刘天阳16岁生日，她也成为接受“与您心连心、与您同关爱”慰问活动的第一人。
一辆崭新的、车头贴有四个红色大字的“爱心快车”，在北京五月天高地旷的路途上，启程。
从抗震到“抗萨”父女两代同赴国难——71岁的医生家属“请战”上一线——“我见过日本人怎样治霍力拉”——每个家庭都有感人的故事
送上鲜花，捧上蛋糕和烤鸭等生日礼品，点亮蜡烛，合着掌声的节拍，众人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又不乏几分喧闹的歌声，在五月里弥漫着消毒液味道的空气中飘荡。
接下来，用电话卡与在一线的亲人联线通话，这时女儿用娇嫩嫩的声音向隔离区的妈妈报告：“叔叔阿姨来咱们家给姥姥过生日啦！”听筒里传来白衣战士因惊喜、感激而哽噎的话语，再三感谢社会的理解、支持；感谢“这个活动”弥补了一个遗憾；决心用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回报社会——中国的寻常百姓，在这场灾难面前，识大体，举大义，心态通达。
这是“爱心快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慰问医护人员家庭时的“程序”。“程序”大抵相似，“内容”却各有不同，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动人的场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带着“精品烤鸭”、跟随“爱心快车”慰问了几个一线医护人员家庭后，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说了一句颇具“禅”味的语言：“在捐献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所获得了。”
⊙ 故事一
这是一个和睦的医生之家。
朝阳医院急诊室副主任刘淼冰医生的家，在十里堡一栋宽敞明亮的商品房内，父、母、两个叔叔一生从医；丈夫、妹妹也是医生。刘医生的老父亲刘汉林摊开手指，用带有鼻浊音的山西口音计算着女儿离家的日子：“她是4月17号走的……”。
而5月31日是老父亲70岁大寿。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会有一个丰盛的家庭聚餐，“最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大同人过生日一定要吃的黄米面炸糕”。
可是 SARS来了，女儿上了一线，按刘老先生的本意“这个生日就算了，不过了！”他身体瘦弱，却处事泰然。因此，5月31日上午，当二商集团党委书记田云龙和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将他簇拥在中央，击掌同唱生日歌，并同女儿通电话时，最激动的不是他这位寿星老，而是那个在前线为病人上呼吸机、切气管的女儿。
女儿托人捎来一封致“爱心人们” 的感谢信：“真诚地感谢你们为我父亲70岁生日送来的这份情深意重的祝福！我和我的家人将终生不忘！”
她表述自己在SARS突如其来时“决然走上前线”，有父辈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的父亲和叔叔作为山西省第一批外派医疗队赴唐山救灾……”
父女两代共赴国难的光荣行为，就发生在朝阳区十里堡这个普通的家庭。
“现在的条件比1976年不知强了多少倍！”当年的刘医生是山西省赴唐山医疗队的指导员兼副队长，“我们在唐山地震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救灾现场，伤员停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靠近树干，支根木棍，再搭块塑料布，就算遮阳挡雨了。最初几天喝不上水，井被砸塌了，只好喝池塘的水。住的条件更差，是玉米杆支的小窝棚，一个星期以后帐篷到了。”
女儿刘淼冰从那个时候起，就从父亲口中听到过各种有关抗震救灾的故事，譬如：
某个小伙子，从倒塌的楼房摔出去，居然平安无恙，他从瓦砾中“扒自己的家人”，结果救出了三十多人；
某位小姑娘，是卫生所的小护士，亲人都被砸死，她含着眼泪拼命工作，救治了很多伤员，受到上级嘉奖；
某位副县长，临阵逃脱，抢运自家财产，最后受到“制裁”。
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使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父母“不按时上下班”，那一定是在抢救病人。
而今，也成了“刘医生”的女儿没有临阵逃脱，像当年父亲奔赴唐山那样，奔赴了“抗萨”一线。不过现在可以每天和家里通电话，她67岁的老母亲对女儿极为信任：“对急救、呼吸机，她比我们懂得多，所以不用再多嘱咐什么。”母亲坦陈，女儿离家两个月，“真的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因为各种重症病人都见过。你怕病人，不行。”
母亲还要替女儿照顾外孙，17岁的高中生是这个医生之家的第三代人，不过他好象更喜欢理工科，特别是这场SARS，多日见不到父母，让他感觉“学医，责任太大。”
“可是，我们是救人性命呀！” 当年的儿科医生这样告诉外孙。
⊙ 故事二
友谊医院主治医生马越有一个“不安分”的父亲，不过直到她从非典病房撤出，休整，恢复正常上班，她对父亲的“不安分”，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她知道的：4年前父亲马富春从天坛医院院长的岗位退下之后，依然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不论寒暑。“医院的一些杂事、替人‘顶班’，他都愿意承担，要是有人问一些什么事，特别是老事儿，他乐着呢！”
曾经在军队医院工作三十多年的父亲“正统”而严厉。4月下旬，身为中医针灸大夫的马越，也准备进入隔离病房。“进病房我不怕，有一点犹豫的是，爱人在外地，孩子上小学，当时还没停课，我想能缓两天把孩子安排好。我父亲来电话说‘你不能有任何理由，必须去隔离病房！孩子交给我们。’”
马越进隔离病房当天给家里挂电话，父亲再次表示支持：“抗击非典是当前最大的事，我们当医生的不去，谁去？SARS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接触过鼠疫，关键要防护好。没预防，一定会受伤。”他还叮嘱女儿，用西医的思想对待，严格执行治疗方案……
马越医生认为来自父母的支持，使自己“没有压力，不紧张”。“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出色”。她说：“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帮我带孩子……”
5月11日，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刘智、芈连发代替她把这份感谢送回家，71岁的老父亲用“受宠若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在部队生活多年，生日的概念已经淡化。”他评价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家庭，深入到个人，深入到人心，很受感动。”
这时，他的角色是“一线医生家属”，其实他不太表露的内心正焦急地等待着：他要去掉“家属”二字，他要上一线！
就在女儿马越走进隔离病房几天后，前任马院长与现任天坛医院党委书记高晓兰面谈“请战”，随后又挂电话给卫生局党委领导，表达同样意愿。在得到两位领导的肯定、理解、安慰、劝慰之后，他提笔给市委宣传部蔡赴朝部长、王荔茹副部长写下一封言词恳切的“请战书”。
他向组织表示：自己曾经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保卫海防，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在全力支持女儿走进隔离病房后，作为一名从医50年的共产党员，将听从党的安排，召之即到。署名为：一名不退休的共产党员马富春。
事后，他这样解释自己愿望的可行性：我从军三十多年，家庭观念不是很重，我的家庭也有这样的素养；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是身体好，有经验，可以出谋划策参与救治管理……
——因为本文的写作，走出隔离病房多日的友谊医院主治医生马越，才知道父亲曾有过的强烈的“请战”行为；
——因为本文的写作，马越才知道平日总是“硬邦邦”军人作风的父亲，曾经“牵挂隔离病房、牵挂她，这也是人之常情”。马越甚至反问：“是吗？他这么说啦？”
——因为本文的刊出，马越才可能知道“平日话不多”的父亲，内心里的另一种骄傲：“我的专业是野战创伤，1966年参加援越抗美，救治了很多被弹片炸伤的越南平民，1967年回国探家时有了她，所以取名马越。想想挺有意思，抗美援朝我去了，抗美援越我也去了，‘抗非典’我年岁大了，可是马越上去了，有接班儿的了，心里很是宽慰 。”
马越没能看到，说这些话时，她的71岁、满头霜雪的老父亲脸上的喜色。
⊙ 故事三
金鱼池危改小区，几十栋淡绿色的回迁楼中，有一户是北京市急救中心司机辛春明的家。
5月8日，“爱心快车”驶进楼群，为辛春明66岁的父亲辛章杰祝寿，顿时，辛家比搬进新楼房时还要热闹、喜庆。
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领导向辛章杰先生——介绍前来祝寿的领导：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田大方， 市二商集团党委副书记刘卯庄，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辛先生很激动，他把“感谢领导关心” 说了一遍又一遍。
全聚德的师傅现场片鸭；鲜花、蛋糕、生日歌连同电视台记者录象，龙须沟边长大的辛先生说：“66年，头一回过这么隆重的生日！”
这让他产生两个联想：
社会对非典一线人员家属的关心，很像抗美援朝时敲锣打鼓给军属贴“光荣之家”；
由非典疫情就想到日本统治时期的霍力拉，“那时实行保甲制，保长或是甲长，发现霍力拉要报告日本人。那时也有隔离、封院儿，不许出入也不管你有没有吃喝，不象现在，隔离了又送吃的又送用的。我六七岁时，见过日本兵来拉霍力拉，把一个石灰袋子往病人脸上一盖一捂 ，那人还出声嚷嚷呢，就给抬走，扔到天坛南边的大坑里，活埋了。”
这样一对比，辛先生说：“天上地下。”
祝寿活动在当晚的北京新闻播出，乐坏了辛家老小。随后，街道办事处、小区物业、小孙女所在的学校，“来家慰问的好几拨，儿媳的单位百货大楼也很照顾，给了一个半月的长假。”
近日，辛先生的儿子辛春明从一线撤下，经休整可以返回离别两个月的家，那天他把消息告诉家里，对着电话机话筒大声说：“妈，我想吃炸酱面！”
故事N
天坛医院护士崔建与爱人陈晓宁结婚15载，每年的5月17日对于崔建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要绞尽脑汁来庆祝，因为那是丈夫的生日。1993年她在日本进修，相隔万水千山，她竟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丈夫点播了一首歌曲来祝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而今年的5月17日，SARS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使在非典病房值班的崔建将这个日子忘得一干二净。当晚结束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接到丈夫的电话，告知市里领导派“慰问团”来家，送来生日礼物和真诚的祝福，那蛋糕大、鲜花美，家里人都高兴、喜悦。电话这边，护士崔建流下泪水，她感觉到的，是亲人间的关怀，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300年天灾人祸总有同仁堂“出头”——生意冷清但每天点火烤鸭——宫颐府把公益的蛋糕做大——超越经济利益的“三元”
有人说 ，SARS有如一场风雪骤至，突如其来砸向多年来比较顺畅的、热气腾腾的经济发展建设。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冲击。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经受了一次洗礼。
不少企业的帐目写满负数——SARS亏损。
于是在5月1日下午，在疫情还在上升，谣言还在流传，口罩紧俏、市面清淡的情形下，在社会捐助的机器已经启动运转的压力下，在不容迟疑的时间里，决定“坐上”为一线医护人员家属过生日的“爱心快车”，需要拍板者兼具责任与果敢，不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的眼前，而放怀于企业社会形象的长久效益。
史秋秋说，当时如果有企业问：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礼品数量，我也不知道，一切取决于SARS疫情的拐点、转折点，这个最大的未知数。因此，这几家企业跟我们坐上的“爱心快车”，还原到当时具体的氛围下，实际是一顶“没底儿的轿子”，因此，他们的勇气、眼光和责任感就更加令人起敬……
那天，同史秋秋通过电话后，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田大方，从他8层的办公室下到2层药房——送给医护人员家属的礼品配药，是这位六千名同仁堂职工的领头人亲手抓出“样方”的。
SARS初起，板兰根在广东身价飙升，马上引起同仁堂高层领导的注意。4月中旬，同仁堂已经决定用1000万元回馈社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平抑突起的药材市场价格。田书记说：“任何情况下，同仁堂都要坚持品牌第一，所以宁可花高价买好药材，售出时又不能涨价，就要承担这中间的亏损。在“万众一心抗非典”晚会上，同仁堂又捐款100万元，这一方面说明同仁堂有这样的实力，同时也体现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堂训。历史上同仁堂就‘冬设粥厂夏施暑药’，每当疫情发生，都挺身而出尽一份社会责任，决不惟利是图发国难财，这是它能够存在334年最主要的原因。”
参加“爱心快车“为一线医护人员家属过生日，田书记认为这是个好题目，与同仁堂的公益理念一致，“我去了金鱼池的辛先生家，向一线人员家属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也体会到一线医护人员的不容易。”
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曾经是个军人，所以在SARS疫情急迫那些天也有一种冲动，想去慰问医护人员，这时候，接到研究会的电话，“当时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应该做，没犹豫，回过头来才考虑提供多少只鸭子的问题。”
李书记说当时的王府井金街，只有几个戴着口罩的保安在走动，SARS 对餐饮业的冲击最大，烤鸭店不上人，职工就轮休了。参加这个活动，厨师班长就得每天来上班，厨师也得提前两小时到岗，以保证“爱心快车”准时出发。“当时把这个情况跟厨师一说，大伙儿全赞成，不用做动员、讲道理。我们店经理寇向力正在香港，电话里听说也挺高兴：‘这事儿做的好，应该做！’我们一天最多时送9只精品烤鸭，可以说当时主要为这事儿点炉。”
后来，电视新闻播了，报纸也有报道，李书记剪下报纸贴到职工食堂，大家就觉得受鼓舞。“我们店前几年贷款翻盖，定位王府风格，豪华设施，所以一直是负债经营，5月份基本没生意。但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全聚德再亏损，该做的事也得做！”
还没到“八月十五”，二商集团领导就找到宫颐府。
宫颐府食品厂座落在西直门一居民区，属中型食品企业，但此时承担了集团领导的重托：生产优质的生日蛋糕，代表全体二商人向战斗在非典一线的白衣战士家属，表达敬意。
“我们把制作生日蛋糕，当作非常时期的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宫颐府食品厂种兰英书记回忆：当时社会上还有流言，有恐慌心理，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生日蛋糕卫生、安全，不出任何问题。”
很快，由书记亲自指挥、生产副厂长具体落实的“特供项目小组”成立，成员不仅在政治上可靠，技术上也是高手，“曾经参加全国大赛，获得过一、二等奖”。
特供项目小组实行了封闭式制作，从选料、采购、保管、制作到最后装盒，都由专人负责，器具加强消毒，专组专用 。
种书记对“特供”二字的解释是：选上乘原料，然后好中求精。
精心还表现在，每天根据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发来的“单子”，根据家属的年龄、性别，制作图案，松鹤用于老年人祝寿，动物造型给小朋友。
一只蛋糕，可谓用心良苦。种书记说：“医护人员在一线冒死同SARS搏斗，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事都不为过。”
如今，走进了134个一线医护人员家庭的淡黄色的宫颐府蛋糕盒，已被首都博物馆收藏。平日只能按垃圾处理掉的纸盒，一下子有了特殊涵义。
非典无情，“三元”有爱。
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北京佑安医院门前广场，成为少年儿童欢闹、雀跃的场所。
三元集团总经理张福平，将鲜花扎成的花环挂到孩子胸前，再将酸奶、果泥、巧克力等“三元”食品送到孩子们手中。
这天上午，三元集团派出三辆面包车，相继赴佑安、地坛、朝阳、协和4所医院，为430名一线白衣战士子女送去关爱与祝福。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儿童节，三元集团承担起了这样的职责：让孩子们快乐。
可是，就在此时，三元人自己正承受着被SARS突袭的切肤之痛：
行程数千里送货却遭“拒收”，被迫返运回京；
一张张退货单，使鲜奶、乳制品产销直落；
元旦时即着手进行、由全聚德专供九华山“五一黄金周”待客的50余万只商品鸭，在职工中"内部处理"；
20余万只待成长的“中雏鸭”被痛心地深埋；
……
危难关头，集团领导拍案疾声：“不能恐慌，不能信谣，SARS没什么可怕的，不能自己乱了阵脚！”
未乱阵脚的三元人，在坚守职责的同时，将两吨优质牛奶送到小汤山；35000箱牛奶和30多吨奶粉捐赠给卫生局、医院、公交、地铁等，并与中国医学基金会联合建立“三元健康关爱基金”、捐助10万元“天使基金”，直至与一线医护人员子女欢庆六一。
这些聪明的儿童，可能不会忘记这个非常节日，但愿他们在成年后的回忆中，能理解——有一种品质叫忍辱负重。
还应该提及的，有一家民营企业，得知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准备将慰问活动的全部照片、录象，制做成光盘和电子像册赠送给每个家庭和相关医院留作纪念，遂主动承担了制作费用，这家民营企业是北京优龙集团。
社团的作用被爱心放大——10岁的雅茜至今喊“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思想和政治可以从人性出发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在此已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几位同志就在议论：护士节能为一线做点什么？
研究会的同志偶然得知，一线医护人员内衣、内裤告急，因为上一线时本来就走得急，来不及准备；更重要的是，从 SARS病房值班出来，所穿衣物许多都要销毁，内衣裤的消耗量可以想见。据说一些女同胞尤为难以启齿。
其实此时，内衣裤已不属于平常时期人们羞于开口的隐私了，而是涉及到一线医护人员安全的“大公”问题。
怎么办？研究会的同志先行超市打探，买来样品，轻轻薄薄的一次性纸内裤，很适用于SARS病房。
此时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找资金，只有捐款一条路。
这些平日工作热情不低、工资收入却不高的机关工作人员，纷纷解囊，离退休的老同志也不甘人后。最后，30名同志共捐、筹款３万元，３万元捐款的定向用途：买纸内裤。
经与厂家“讨价”、协商，得到理解支持，180箱计６万多件纸内裤，装了满满一卡车，在与市卫生局联系后送到北京胸科医院和同仁医院，这天恰逢同仁医院对口支援酒仙桥医院的48名白衣战士启程，院党委书记张盼弟激动地说：“你们想得真周到，送得真及时……”
的确，从耳闻到付诸事实，不过两天多，却解决了一线纸内裤的一时之需。所以有人说，这是社团办事效率上的优势，不必进入政府层层审批的程序。
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也许是此次“爱心快车”的一大贡献。客观地说，任何政府的职能都不可能是无限的，那么在非主战场的边缘地带，非政府组织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譬如“过生日”、过“六一”，譬如纸内裤。
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公茂虹博士还认为，SARS引发了社会对危机机制的思考，从发展的眼光看，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一支力量，可以分担社会风险，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困。
市二商集团党委书记田云龙在参加“爱心快车”活动时说：“单独送这些蛋糕不算什么，但是单独蛋糕搭上“爱心快车”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同仁堂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金永年认为：“这次的爱心活动，如果由一个企业牵头会很困难，社团组织就有优势，可以调动各个层面的力量，整合会员的资源优势。”
对这次活动，市委副书记、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龙新民曾经批示：“三项工作做得都很好”。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一副会长蔡赴朝也做出批示：“思研会这项活动的确抓得很实在”。
10岁的席雅茜懂事、可爱，父亲席佳宁是北京胸科医院主治医师， 母亲是胸科医院医生去了北大校医院支援，夫妇俩都去了一线 ，把孩子扔在家里。雅茜只好跟着来北京打工的表姐 ，住在表姐的男朋友家。
5月13日是雅茜10岁生日，她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原来以为你们能回来为我过生日，可你们却打来电话说不行，真是让我好伤心，好遗憾……”
就在小雅茜伤心、遗憾之际，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张慧玲接到雅茜父亲的电话，“爱心快车”往返七十公里找到雅茜表姐的男朋友家，在封闭的村子外面，将生日礼物送给她。当天，雅茜在电话里告诉爸爸、告诉妈妈：“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来给我过生日啦！”从此，“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在雅茜清脆的童音里小溪流水般自然流淌。想必在雅茜纯真的心灵里，“思想政治”一定是美好的，是在她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来到她身边、给她帮助的人。她对10岁生日的记忆，已经同“思想政治”结为一体。
只是不知，将来有一天她真的懂得了“思想政治”，会有怎样的内心活动？会有与今天不同的理解吗？
“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是10岁雅茜自然而独特的创造，她把这样两组概念打通、连接，其行为本身，已经值得“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们思考。
市自来水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长梁丽，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剖析“爱心快车”：“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的‘爱心快车’活动，是非常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表达方式，是思想政治工作向社会、向医生家庭的延伸，一直温暖到人的心里。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是有优势的，和平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去关心人。”
如果说，SARS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历史性遭遇，那么它理应推动我们社会的历史性进步，SARS期间的成功与挫折，都可以转化为认识，我们不能忽视SARS的认识价值。譬如“爱心快车”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向人的精神层面延拓，可以关照人的精神需求；
服务不一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但一定是它不可或缺的职能；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真正有志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有所作为。
……
“爱心快车”结束使命那一天，有人落泪了，当众，是男士。
研究会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关金利，是“爱心快车”的“主驾驶”，当初将这四个大字贴上他那辆新崭崭、银灰色本田奥德赛的车头时，他很是不舍、不愿，担心不干胶在车上留下印痕，“伤漆”。他说：“开始时，天天盼着揭下来，还想，揭不下来怎么办？”一个月以后北京的SARS疫情有效控制，“爱心快车”活动圆满结束，终于可以揭下那四个大字了，人高马大的老关却当众落泪了。他说：“这字一揭下来，活动结束了，这心里好象没着落了。”如今那几个大字，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当众动容的还有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刘学君、梁立明，梁子解释，哭是由于心情复杂，不想让活动结束。老刘则一板一眼地进行活动总结：“办实事的切入点好；研究会的声誉提高，社会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感情逐渐失控……
参加活动的人都说：“只要参与，就会被感动”；“本来是去送温暖的，没想到，很多次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人家。”
……
刘晓冬是地坛医院的护士长，短发、圆脸，一副近视镜，在孔庙，首都博物馆的捐赠仪式上，她坐在声音哽咽的同事胥婕身旁。刘晓冬发言说：我进非典病房的第一天，就上了36小时的班，下班以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我的父亲送我一句话，我父母亲是老师，他们用林则徐的诗鼓励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就在刘晓冬朗读这句诗的时候，初夏的阳光正明朗朗地流连在院内汉白玉的“进士提名碑”上，其中一位，正是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进士及第，那正是福建侯官人，后以虎门销烟传名于世的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的境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2003，北京“抗萨”，动人心弦的壮歌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桩桩……
北京国子监街孔庙，首都博物馆。
神态谦和、双手按于胸前的“孔子行教像”迎门而立，纵横排列、字迹古朴沉雄的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写满历史的斑驳，连同博物馆珍藏的西周铜器、元明清瓷器、阎立本的《七十二贤人画像》、郑板桥手书“四经”——首都博物馆以其珍贵的馆藏文物，先后吸引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王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法国和意大利的前任总理等前来参观游览。
而在2003年6月5日，博物馆里惯常古瓷器、古字画鉴定的专家们，却将一批难入“法眼”的物品作为“文物”收藏，它们是：全聚德烤鸭的包装盒，同仁堂的药品盒，宫颐府的蛋糕盒，北京市通信公司的电话卡，北京自来水集团的“京润泉”矿泉水和消毒液，三元集团系列奶制品的包装盒、慰问信、生日卡、入党申请书，还有134位一线医护人员的亲属留言、 行程万余里的“爱心快车”路线图，430多个白衣战士子女的签名幅等资料。
捐赠这些物品的是与“文物”从来“不搭界”的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而将这些“寻常之物”称为“非常珍品”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张大祯。
张大祯副局长在致辞中说：“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们，在非常时期开展的非常工作，使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们看到了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可以找到新的载体，开拓新的思路，搞出新的举措。你们为我们送来了非常时期的非常珍品，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同志们要精心收藏，精心保管，在适当的时间还要精心展示，使这些非常精品，体现出它的非常价值。”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史秋秋代表研究会接过由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安理颁发的红色《收藏证书》，证书上的文字清晰简洁：您们捐赠的抗击“非典”现代文物，已由我馆长期珍藏。
博物馆的另一位副馆长王武钰向史秋秋副会长表达了这样的感触：“今天我们不是简单地在颁发一本证书，而是在记录一段历史。抗击非典是当今中国的大事件，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一些企业的同志们在‘五月攻坚战’中，开展为一线医护人员亲属过生日的“与您心连心、与您同关爱”活动；向一线白衣战士子女赠送“六一”礼物和为一线捐赠急需内衣的活动。三个系列活动的资料完整丰富，填补了文物收藏的一项空白”。
出席捐赠仪式的有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的医护人员代表，有同仁堂、全聚德等企业的代表，有一线医护人员的家属，其中既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梳着两根翘翘辫儿的女孩儿。
会场气氛真挚感人。地坛医院副主任医师胥婕激动地说：“我们走上一线，心中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这份亲情。我父亲70多岁，母亲半身不遂，孩子只有四岁，家庭的重担都落到我父亲身上。5月13日是我父亲七十大寿，我不能送上一份蛋糕，心中十分歉疚。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有关企业替我送上了这份祝福，我心中特别的安慰”。说至动情处，她哽咽了。
初夏的阳光，明朗朗地流连在博物馆院内的汉白玉碑林中，据说198座石碑上镌刻着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考试名次，其中最著名的，有禁烟大臣林则徐，有李鸿章、曾国藩、翁同和等。
当年天下举人赴京赶考，先“会考”，再“殿试”，文章锦绣者便被皇家留名于此。
在抗击非典的五月攻坚战中，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们也以他们的勇气、热诚与作为填写了一份试卷。而今，当他们将这份试卷交付历史时，地点竟是如此的巧合。
“五一”假日有人在家坐不住——没有一家企业“打磕巴”——“爱心快车”载着生日祝福上路
5月1日那天下午，小伙子王新乐从八王坟乘地铁进城，车站大厅空荡荡的，整节车厢只坐了他一个人。
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有人一里一外戴着两个口罩来加固防线。这天公布的北京市疫情数字为：新增非典临床诊断病例122例，新增非典疑似病例96例。
这日子口，谁愿意出门呀？可是他不行，他是被史会长拽来的。
电话里，他曾请求：“咱们明天，明天再干行不行？”“不行，就今天！而且今天还得连夜把慰问卡赶制出来，明天就要发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此时的史秋秋正在驾车赶往办公室的路上，一贯做事风风火火的她与她的那些在家休假的部下们通话：“大家分头与企业联系，发动会员单位，搞一项社会公益活动。”
“社团性质的单位能够为抗非典做点什么实事？”——这是4月下旬以来时常困扰她的一个问题，SARS形势急迫，一线医护人员在浴血奋战，她却有一种“有劲儿使不上的感觉”。
她说，是电视新闻中一位医务人员的话语，让她的心“咣当一下”有了着落。那位男医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激动地说，自己在一线抢救病人是应尽的职责，可是原来打算给老母亲好好过生日，现在却连一束鲜花和蛋糕都不能送去，心里感到很内疚。
“我们替他们给家人过生日！”这时，一个想法在她脑中形成。她深知作为社团组织，既不象政府组织那样有权力，又不象公司企业那样有财力，“但是我们有二百多家会员单位，有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凭借我们与一些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我觉得有把握运作好这件事。”
但毕竟还处于非典疫情的上升期，“零指标”和“不添乱”是前提，否则就是帮倒忙。于是她电话请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贵伦，宋副部长仔细斟酌后表态：“这件事很有意义，应该支持，我拍板了，你干吧！”
就在5月1日这天上午，宋贵伦副部长几次通过传真件，动笔修改致一线医护人员的慰问信，史秋秋副会长拿到定稿后，立即进入操作层面：与企业联系；与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联系；设计制作慰问卡和生日卡。
生日礼物首选鲜花，市园林局党委书记王风江果断决定“支持”，安排崇文门花店精心设计扎制了以红掌、剑兰、康乃馨、百合为主的高档花束，寓含“健康”、“百事好和”之意。每天清早现扎现捆，让鲜花传递园林职工的问候和祝福。
生日蛋糕通过市委商贸工委和市二商集团落实给“宫颐府”；烤鸭来自全聚德王府井烤鸭店；“同仁堂”贡献的是防非典中药和营养药品；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无偿印制生日贺卡和慰问信……
“我们从心里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提供目前市场紧俏的次氯酸纳消毒液和‘京润泉’矿泉水。”市自来水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梁丽，接到史秋秋副会长的电话，毫不迟疑而且未经请示就拍板表态。梁丽部长说“我们生产厂的领导和工人早就有这份心愿，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尽点力，但又不知以怎样的渠道进行，我们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心愿。我们生产的次氯酸纳消毒液，是生产‘84’消毒液的母液，市场急需，各地的卡车半夜就在厂门口排队等候拉货。不过为一线医护人员，我们愿意送货上门。”
5月2日上午，5000张印制精美的生日贺卡连同慰问信，陆续发送到全市19家定点医院，各医院又分别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一线人员。随后是登记、核实、反馈……
这时，北京市通信公司得知这项活动，积极参与，立即派人送来“亲情电话卡”，表示只为方便一线家属，并不在意已经发出的慰问卡上未及署名。
5月7日，是儿童医院护士长骆小京的女儿刘天阳16岁生日，她也成为接受“与您心连心、与您同关爱”慰问活动的第一人。
一辆崭新的、车头贴有四个红色大字的“爱心快车”，在北京五月天高地旷的路途上，启程。
从抗震到“抗萨”父女两代同赴国难——71岁的医生家属“请战”上一线——“我见过日本人怎样治霍力拉”——每个家庭都有感人的故事
送上鲜花，捧上蛋糕和烤鸭等生日礼品，点亮蜡烛，合着掌声的节拍，众人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又不乏几分喧闹的歌声，在五月里弥漫着消毒液味道的空气中飘荡。
接下来，用电话卡与在一线的亲人联线通话，这时女儿用娇嫩嫩的声音向隔离区的妈妈报告：“叔叔阿姨来咱们家给姥姥过生日啦！”听筒里传来白衣战士因惊喜、感激而哽噎的话语，再三感谢社会的理解、支持；感谢“这个活动”弥补了一个遗憾；决心用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回报社会——中国的寻常百姓，在这场灾难面前，识大体，举大义，心态通达。
这是“爱心快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慰问医护人员家庭时的“程序”。“程序”大抵相似，“内容”却各有不同，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动人的场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带着“精品烤鸭”、跟随“爱心快车”慰问了几个一线医护人员家庭后，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说了一句颇具“禅”味的语言：“在捐献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所获得了。”
⊙ 故事一
这是一个和睦的医生之家。
朝阳医院急诊室副主任刘淼冰医生的家，在十里堡一栋宽敞明亮的商品房内，父、母、两个叔叔一生从医；丈夫、妹妹也是医生。刘医生的老父亲刘汉林摊开手指，用带有鼻浊音的山西口音计算着女儿离家的日子：“她是4月17号走的……”。
而5月31日是老父亲70岁大寿。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会有一个丰盛的家庭聚餐，“最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大同人过生日一定要吃的黄米面炸糕”。
可是 SARS来了，女儿上了一线，按刘老先生的本意“这个生日就算了，不过了！”他身体瘦弱，却处事泰然。因此，5月31日上午，当二商集团党委书记田云龙和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将他簇拥在中央，击掌同唱生日歌，并同女儿通电话时，最激动的不是他这位寿星老，而是那个在前线为病人上呼吸机、切气管的女儿。
女儿托人捎来一封致“爱心人们” 的感谢信：“真诚地感谢你们为我父亲70岁生日送来的这份情深意重的祝福！我和我的家人将终生不忘！”
她表述自己在SARS突如其来时“决然走上前线”，有父辈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的父亲和叔叔作为山西省第一批外派医疗队赴唐山救灾……”
父女两代共赴国难的光荣行为，就发生在朝阳区十里堡这个普通的家庭。
“现在的条件比1976年不知强了多少倍！”当年的刘医生是山西省赴唐山医疗队的指导员兼副队长，“我们在唐山地震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救灾现场，伤员停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靠近树干，支根木棍，再搭块塑料布，就算遮阳挡雨了。最初几天喝不上水，井被砸塌了，只好喝池塘的水。住的条件更差，是玉米杆支的小窝棚，一个星期以后帐篷到了。”
女儿刘淼冰从那个时候起，就从父亲口中听到过各种有关抗震救灾的故事，譬如：
某个小伙子，从倒塌的楼房摔出去，居然平安无恙，他从瓦砾中“扒自己的家人”，结果救出了三十多人；
某位小姑娘，是卫生所的小护士，亲人都被砸死，她含着眼泪拼命工作，救治了很多伤员，受到上级嘉奖；
某位副县长，临阵逃脱，抢运自家财产，最后受到“制裁”。
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使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父母“不按时上下班”，那一定是在抢救病人。
而今，也成了“刘医生”的女儿没有临阵逃脱，像当年父亲奔赴唐山那样，奔赴了“抗萨”一线。不过现在可以每天和家里通电话，她67岁的老母亲对女儿极为信任：“对急救、呼吸机，她比我们懂得多，所以不用再多嘱咐什么。”母亲坦陈，女儿离家两个月，“真的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因为各种重症病人都见过。你怕病人，不行。”
母亲还要替女儿照顾外孙，17岁的高中生是这个医生之家的第三代人，不过他好象更喜欢理工科，特别是这场SARS，多日见不到父母，让他感觉“学医，责任太大。”
“可是，我们是救人性命呀！” 当年的儿科医生这样告诉外孙。
⊙ 故事二
友谊医院主治医生马越有一个“不安分”的父亲，不过直到她从非典病房撤出，休整，恢复正常上班，她对父亲的“不安分”，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她知道的：4年前父亲马富春从天坛医院院长的岗位退下之后，依然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不论寒暑。“医院的一些杂事、替人‘顶班’，他都愿意承担，要是有人问一些什么事，特别是老事儿，他乐着呢！”
曾经在军队医院工作三十多年的父亲“正统”而严厉。4月下旬，身为中医针灸大夫的马越，也准备进入隔离病房。“进病房我不怕，有一点犹豫的是，爱人在外地，孩子上小学，当时还没停课，我想能缓两天把孩子安排好。我父亲来电话说‘你不能有任何理由，必须去隔离病房！孩子交给我们。’”
马越进隔离病房当天给家里挂电话，父亲再次表示支持：“抗击非典是当前最大的事，我们当医生的不去，谁去？SARS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接触过鼠疫，关键要防护好。没预防，一定会受伤。”他还叮嘱女儿，用西医的思想对待，严格执行治疗方案……
马越医生认为来自父母的支持，使自己“没有压力，不紧张”。“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出色”。她说：“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帮我带孩子……”
5月11日，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刘智、芈连发代替她把这份感谢送回家，71岁的老父亲用“受宠若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在部队生活多年，生日的概念已经淡化。”他评价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家庭，深入到个人，深入到人心，很受感动。”
这时，他的角色是“一线医生家属”，其实他不太表露的内心正焦急地等待着：他要去掉“家属”二字，他要上一线！
就在女儿马越走进隔离病房几天后，前任马院长与现任天坛医院党委书记高晓兰面谈“请战”，随后又挂电话给卫生局党委领导，表达同样意愿。在得到两位领导的肯定、理解、安慰、劝慰之后，他提笔给市委宣传部蔡赴朝部长、王荔茹副部长写下一封言词恳切的“请战书”。
他向组织表示：自己曾经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保卫海防，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在全力支持女儿走进隔离病房后，作为一名从医50年的共产党员，将听从党的安排，召之即到。署名为：一名不退休的共产党员马富春。
事后，他这样解释自己愿望的可行性：我从军三十多年，家庭观念不是很重，我的家庭也有这样的素养；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是身体好，有经验，可以出谋划策参与救治管理……
——因为本文的写作，走出隔离病房多日的友谊医院主治医生马越，才知道父亲曾有过的强烈的“请战”行为；
——因为本文的写作，马越才知道平日总是“硬邦邦”军人作风的父亲，曾经“牵挂隔离病房、牵挂她，这也是人之常情”。马越甚至反问：“是吗？他这么说啦？”
——因为本文的刊出，马越才可能知道“平日话不多”的父亲，内心里的另一种骄傲：“我的专业是野战创伤，1966年参加援越抗美，救治了很多被弹片炸伤的越南平民，1967年回国探家时有了她，所以取名马越。想想挺有意思，抗美援朝我去了，抗美援越我也去了，‘抗非典’我年岁大了，可是马越上去了，有接班儿的了，心里很是宽慰 。”
马越没能看到，说这些话时，她的71岁、满头霜雪的老父亲脸上的喜色。
⊙ 故事三
金鱼池危改小区，几十栋淡绿色的回迁楼中，有一户是北京市急救中心司机辛春明的家。
5月8日，“爱心快车”驶进楼群，为辛春明66岁的父亲辛章杰祝寿，顿时，辛家比搬进新楼房时还要热闹、喜庆。
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领导向辛章杰先生——介绍前来祝寿的领导：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田大方， 市二商集团党委副书记刘卯庄，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辛先生很激动，他把“感谢领导关心” 说了一遍又一遍。
全聚德的师傅现场片鸭；鲜花、蛋糕、生日歌连同电视台记者录象，龙须沟边长大的辛先生说：“66年，头一回过这么隆重的生日！”
这让他产生两个联想：
社会对非典一线人员家属的关心，很像抗美援朝时敲锣打鼓给军属贴“光荣之家”；
由非典疫情就想到日本统治时期的霍力拉，“那时实行保甲制，保长或是甲长，发现霍力拉要报告日本人。那时也有隔离、封院儿，不许出入也不管你有没有吃喝，不象现在，隔离了又送吃的又送用的。我六七岁时，见过日本兵来拉霍力拉，把一个石灰袋子往病人脸上一盖一捂 ，那人还出声嚷嚷呢，就给抬走，扔到天坛南边的大坑里，活埋了。”
这样一对比，辛先生说：“天上地下。”
祝寿活动在当晚的北京新闻播出，乐坏了辛家老小。随后，街道办事处、小区物业、小孙女所在的学校，“来家慰问的好几拨，儿媳的单位百货大楼也很照顾，给了一个半月的长假。”
近日，辛先生的儿子辛春明从一线撤下，经休整可以返回离别两个月的家，那天他把消息告诉家里，对着电话机话筒大声说：“妈，我想吃炸酱面！”
故事N
天坛医院护士崔建与爱人陈晓宁结婚15载，每年的5月17日对于崔建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要绞尽脑汁来庆祝，因为那是丈夫的生日。1993年她在日本进修，相隔万水千山，她竟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丈夫点播了一首歌曲来祝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而今年的5月17日，SARS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使在非典病房值班的崔建将这个日子忘得一干二净。当晚结束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接到丈夫的电话，告知市里领导派“慰问团”来家，送来生日礼物和真诚的祝福，那蛋糕大、鲜花美，家里人都高兴、喜悦。电话这边，护士崔建流下泪水，她感觉到的，是亲人间的关怀，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300年天灾人祸总有同仁堂“出头”——生意冷清但每天点火烤鸭——宫颐府把公益的蛋糕做大——超越经济利益的“三元”
有人说 ，SARS有如一场风雪骤至，突如其来砸向多年来比较顺畅的、热气腾腾的经济发展建设。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冲击。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经受了一次洗礼。
不少企业的帐目写满负数——SARS亏损。
于是在5月1日下午，在疫情还在上升，谣言还在流传，口罩紧俏、市面清淡的情形下，在社会捐助的机器已经启动运转的压力下，在不容迟疑的时间里，决定“坐上”为一线医护人员家属过生日的“爱心快车”，需要拍板者兼具责任与果敢，不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的眼前，而放怀于企业社会形象的长久效益。
史秋秋说，当时如果有企业问：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礼品数量，我也不知道，一切取决于SARS疫情的拐点、转折点，这个最大的未知数。因此，这几家企业跟我们坐上的“爱心快车”，还原到当时具体的氛围下，实际是一顶“没底儿的轿子”，因此，他们的勇气、眼光和责任感就更加令人起敬……
那天，同史秋秋通过电话后，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田大方，从他8层的办公室下到2层药房——送给医护人员家属的礼品配药，是这位六千名同仁堂职工的领头人亲手抓出“样方”的。
SARS初起，板兰根在广东身价飙升，马上引起同仁堂高层领导的注意。4月中旬，同仁堂已经决定用1000万元回馈社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平抑突起的药材市场价格。田书记说：“任何情况下，同仁堂都要坚持品牌第一，所以宁可花高价买好药材，售出时又不能涨价，就要承担这中间的亏损。在“万众一心抗非典”晚会上，同仁堂又捐款100万元，这一方面说明同仁堂有这样的实力，同时也体现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堂训。历史上同仁堂就‘冬设粥厂夏施暑药’，每当疫情发生，都挺身而出尽一份社会责任，决不惟利是图发国难财，这是它能够存在334年最主要的原因。”
参加“爱心快车“为一线医护人员家属过生日，田书记认为这是个好题目，与同仁堂的公益理念一致，“我去了金鱼池的辛先生家，向一线人员家属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也体会到一线医护人员的不容易。”
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党总支书记李亚茹曾经是个军人，所以在SARS疫情急迫那些天也有一种冲动，想去慰问医护人员，这时候，接到研究会的电话，“当时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应该做，没犹豫，回过头来才考虑提供多少只鸭子的问题。”
李书记说当时的王府井金街，只有几个戴着口罩的保安在走动，SARS 对餐饮业的冲击最大，烤鸭店不上人，职工就轮休了。参加这个活动，厨师班长就得每天来上班，厨师也得提前两小时到岗，以保证“爱心快车”准时出发。“当时把这个情况跟厨师一说，大伙儿全赞成，不用做动员、讲道理。我们店经理寇向力正在香港，电话里听说也挺高兴：‘这事儿做的好，应该做！’我们一天最多时送9只精品烤鸭，可以说当时主要为这事儿点炉。”
后来，电视新闻播了，报纸也有报道，李书记剪下报纸贴到职工食堂，大家就觉得受鼓舞。“我们店前几年贷款翻盖，定位王府风格，豪华设施，所以一直是负债经营，5月份基本没生意。但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全聚德再亏损，该做的事也得做！”
还没到“八月十五”，二商集团领导就找到宫颐府。
宫颐府食品厂座落在西直门一居民区，属中型食品企业，但此时承担了集团领导的重托：生产优质的生日蛋糕，代表全体二商人向战斗在非典一线的白衣战士家属，表达敬意。
“我们把制作生日蛋糕，当作非常时期的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宫颐府食品厂种兰英书记回忆：当时社会上还有流言，有恐慌心理，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生日蛋糕卫生、安全，不出任何问题。”
很快，由书记亲自指挥、生产副厂长具体落实的“特供项目小组”成立，成员不仅在政治上可靠，技术上也是高手，“曾经参加全国大赛，获得过一、二等奖”。
特供项目小组实行了封闭式制作，从选料、采购、保管、制作到最后装盒，都由专人负责，器具加强消毒，专组专用 。
种书记对“特供”二字的解释是：选上乘原料，然后好中求精。
精心还表现在，每天根据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发来的“单子”，根据家属的年龄、性别，制作图案，松鹤用于老年人祝寿，动物造型给小朋友。
一只蛋糕，可谓用心良苦。种书记说：“医护人员在一线冒死同SARS搏斗，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事都不为过。”
如今，走进了134个一线医护人员家庭的淡黄色的宫颐府蛋糕盒，已被首都博物馆收藏。平日只能按垃圾处理掉的纸盒，一下子有了特殊涵义。
非典无情，“三元”有爱。
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北京佑安医院门前广场，成为少年儿童欢闹、雀跃的场所。
三元集团总经理张福平，将鲜花扎成的花环挂到孩子胸前，再将酸奶、果泥、巧克力等“三元”食品送到孩子们手中。
这天上午，三元集团派出三辆面包车，相继赴佑安、地坛、朝阳、协和4所医院，为430名一线白衣战士子女送去关爱与祝福。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儿童节，三元集团承担起了这样的职责：让孩子们快乐。
可是，就在此时，三元人自己正承受着被SARS突袭的切肤之痛：
行程数千里送货却遭“拒收”，被迫返运回京；
一张张退货单，使鲜奶、乳制品产销直落；
元旦时即着手进行、由全聚德专供九华山“五一黄金周”待客的50余万只商品鸭，在职工中"内部处理"；
20余万只待成长的“中雏鸭”被痛心地深埋；
……
危难关头，集团领导拍案疾声：“不能恐慌，不能信谣，SARS没什么可怕的，不能自己乱了阵脚！”
未乱阵脚的三元人，在坚守职责的同时，将两吨优质牛奶送到小汤山；35000箱牛奶和30多吨奶粉捐赠给卫生局、医院、公交、地铁等，并与中国医学基金会联合建立“三元健康关爱基金”、捐助10万元“天使基金”，直至与一线医护人员子女欢庆六一。
这些聪明的儿童，可能不会忘记这个非常节日，但愿他们在成年后的回忆中，能理解——有一种品质叫忍辱负重。
还应该提及的，有一家民营企业，得知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准备将慰问活动的全部照片、录象，制做成光盘和电子像册赠送给每个家庭和相关医院留作纪念，遂主动承担了制作费用，这家民营企业是北京优龙集团。
社团的作用被爱心放大——10岁的雅茜至今喊“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思想和政治可以从人性出发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在此已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几位同志就在议论：护士节能为一线做点什么？
研究会的同志偶然得知，一线医护人员内衣、内裤告急，因为上一线时本来就走得急，来不及准备；更重要的是，从 SARS病房值班出来，所穿衣物许多都要销毁，内衣裤的消耗量可以想见。据说一些女同胞尤为难以启齿。
其实此时，内衣裤已不属于平常时期人们羞于开口的隐私了，而是涉及到一线医护人员安全的“大公”问题。
怎么办？研究会的同志先行超市打探，买来样品，轻轻薄薄的一次性纸内裤，很适用于SARS病房。
此时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找资金，只有捐款一条路。
这些平日工作热情不低、工资收入却不高的机关工作人员，纷纷解囊，离退休的老同志也不甘人后。最后，30名同志共捐、筹款３万元，３万元捐款的定向用途：买纸内裤。
经与厂家“讨价”、协商，得到理解支持，180箱计６万多件纸内裤，装了满满一卡车，在与市卫生局联系后送到北京胸科医院和同仁医院，这天恰逢同仁医院对口支援酒仙桥医院的48名白衣战士启程，院党委书记张盼弟激动地说：“你们想得真周到，送得真及时……”
的确，从耳闻到付诸事实，不过两天多，却解决了一线纸内裤的一时之需。所以有人说，这是社团办事效率上的优势，不必进入政府层层审批的程序。
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也许是此次“爱心快车”的一大贡献。客观地说，任何政府的职能都不可能是无限的，那么在非主战场的边缘地带，非政府组织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譬如“过生日”、过“六一”，譬如纸内裤。
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公茂虹博士还认为，SARS引发了社会对危机机制的思考，从发展的眼光看，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的一支力量，可以分担社会风险，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困。
市二商集团党委书记田云龙在参加“爱心快车”活动时说：“单独送这些蛋糕不算什么，但是单独蛋糕搭上“爱心快车”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同仁堂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金永年认为：“这次的爱心活动，如果由一个企业牵头会很困难，社团组织就有优势，可以调动各个层面的力量，整合会员的资源优势。”
对这次活动，市委副书记、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龙新民曾经批示：“三项工作做得都很好”。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一副会长蔡赴朝也做出批示：“思研会这项活动的确抓得很实在”。
10岁的席雅茜懂事、可爱，父亲席佳宁是北京胸科医院主治医师， 母亲是胸科医院医生去了北大校医院支援，夫妇俩都去了一线 ，把孩子扔在家里。雅茜只好跟着来北京打工的表姐 ，住在表姐的男朋友家。
5月13日是雅茜10岁生日，她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原来以为你们能回来为我过生日，可你们却打来电话说不行，真是让我好伤心，好遗憾……”
就在小雅茜伤心、遗憾之际，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张慧玲接到雅茜父亲的电话，“爱心快车”往返七十公里找到雅茜表姐的男朋友家，在封闭的村子外面，将生日礼物送给她。当天，雅茜在电话里告诉爸爸、告诉妈妈：“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来给我过生日啦！”从此，“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在雅茜清脆的童音里小溪流水般自然流淌。想必在雅茜纯真的心灵里，“思想政治”一定是美好的，是在她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来到她身边、给她帮助的人。她对10岁生日的记忆，已经同“思想政治”结为一体。
只是不知，将来有一天她真的懂得了“思想政治”，会有怎样的内心活动？会有与今天不同的理解吗？
“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是10岁雅茜自然而独特的创造，她把这样两组概念打通、连接，其行为本身，已经值得“思想政治的叔叔阿姨”们思考。
市自来水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长梁丽，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剖析“爱心快车”：“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的‘爱心快车’活动，是非常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表达方式，是思想政治工作向社会、向医生家庭的延伸，一直温暖到人的心里。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是有优势的，和平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去关心人。”
如果说，SARS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历史性遭遇，那么它理应推动我们社会的历史性进步，SARS期间的成功与挫折，都可以转化为认识，我们不能忽视SARS的认识价值。譬如“爱心快车”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向人的精神层面延拓，可以关照人的精神需求；
服务不一定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但一定是它不可或缺的职能；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真正有志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有所作为。
……
“爱心快车”结束使命那一天，有人落泪了，当众，是男士。
研究会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关金利，是“爱心快车”的“主驾驶”，当初将这四个大字贴上他那辆新崭崭、银灰色本田奥德赛的车头时，他很是不舍、不愿，担心不干胶在车上留下印痕，“伤漆”。他说：“开始时，天天盼着揭下来，还想，揭不下来怎么办？”一个月以后北京的SARS疫情有效控制，“爱心快车”活动圆满结束，终于可以揭下那四个大字了，人高马大的老关却当众落泪了。他说：“这字一揭下来，活动结束了，这心里好象没着落了。”如今那几个大字，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当众动容的还有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刘学君、梁立明，梁子解释，哭是由于心情复杂，不想让活动结束。老刘则一板一眼地进行活动总结：“办实事的切入点好；研究会的声誉提高，社会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感情逐渐失控……
参加活动的人都说：“只要参与，就会被感动”；“本来是去送温暖的，没想到，很多次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人家。”
……
刘晓冬是地坛医院的护士长，短发、圆脸，一副近视镜，在孔庙，首都博物馆的捐赠仪式上，她坐在声音哽咽的同事胥婕身旁。刘晓冬发言说：我进非典病房的第一天，就上了36小时的班，下班以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我的父亲送我一句话，我父母亲是老师，他们用林则徐的诗鼓励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就在刘晓冬朗读这句诗的时候，初夏的阳光正明朗朗地流连在院内汉白玉的“进士提名碑”上，其中一位，正是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进士及第，那正是福建侯官人，后以虎门销烟传名于世的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的境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2003，北京“抗萨”，动人心弦的壮歌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桩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