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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将黄金视为太阳的象征，黄金饰品一直承载着他们汹涌的热情和赞美，在制作上，他们又以惊人的创造力精打细算，从贴金箔、宝石镶嵌、金银花丝等，诸多工艺领人类文明之先，甚至对后世西方的首饰设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回望古埃及历代黄金饰品，每一款都闪着迷人而深邃的光芒。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生与死没有不可分割的界限，诸神、王朝和凡人的生命都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循环。然而，就在这近乎宿命论的昏黄笼罩下，古埃及的艺术却进发出了对太阳的无尽热爱。
古埃及人以一种珍贵的金属承载着这汹涌的热情和赞美，那就是黄金。
在黄金这桩事情上，古埃及人自文明之初就不马虎。巴勒莫的石刻史料提到：官员们“每年点数全国的黄金和耕地”。不过，开采加工技术以及金矿本身的性质都限制了产量，就为了这点金子有时还得和邻居“打破头”。开采出来的金子自然由法老们独占，然后再有限地分配给眷属和重臣们。有时候，法老们修造陵墓神庙时花费太大，以至于不得不依靠进口。著名的图坦卡门法老的内棺就用了330公斤黄金，相当于四五个成年人的重量。而十八王朝时（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每年进口的黄金（包括金银合金）在500公斤以上（图1）。
古王国，以金箔贴出金装
早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7年一公元前2190年），古埃及人就把黄金和太阳联系起来，法老们在登基时会为自己起一个“金荷鲁斯名”。这里的“金”象征的就是永恒、太阳。
不过，因为黄金得来不易，古埃及人用起来也是“精打细算”。
在没有大量进口黄金的年代，整器极为罕见。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黄金的延展性，将其制成金箔然后再加工。或卷作珠子，或锤牒上花纹，或覆于其他材料之上。自然，这些工艺做出来的成品中最常见的就是首饰了。古埃及人从文明之初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比如来自Nooo ed-Der第一王朝墓葬的一串串金蜗牛壳（图2），在其他文明还在费劲打磨石头、烧陶罐的时候，古埃及的首饰工匠们就想到了把金箔焊接成三维立体的“蜗牛壳”了。
金箔的强度决定了这一手法只能用于小饰品，而大件者则可以依靠贴金箔工艺。古王国时期的陪葬金饰中贴金箔工艺很常见，比如吉萨一处墓葬中出土的头环（图3），为青铜贴金箔。这个时候陪葬的首饰还略微有些“简陋”。一位名为Rawer II的官员墓中陪葬了一件金质的臂环，不过它实际上是一条两端开孔的金带，以绳子扎在手臂上。这些陪葬饰品或许都有生前对应的日常首饰，其中可能不乏纯金制品，但因为黄金的珍贵导致其被后人熔化再造，很少保存下来。此外，古王国时期陪葬用的宽项饰有时也会贴上金箔，以符合它和太阳的关联。
中王国，宝石镶嵌繁复起来
如果说贴金箔是较为简约的金工装饰，那么，在步入中王国时期后，古埃及的黄金装饰便变得繁复起来。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1年一公元前1665年）是古埃及首饰艺术和金饰加工工艺的爆发期。实际上对西方首饰艺术史来说，这个时期都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后世的工艺和灵感手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比如“景泰蓝”，即金属掐丝嵌珐琅工艺，是我国近代的传统手艺。但作为这种工艺的老祖先——金属嵌宝石工艺，却在中王国首饰设计中玩得最“溜”。
这种工艺使用的不是烧制的珐琅（玻璃釉）而是预先切割好的宝石片，因此对工匠的耐心和手法精准度要求极高。希特-哈索尔-由内特公主的金镶宝石胸饰（图4），使用了372片精细切割的红玉髓、青金石、天河石和绿松石，用于填充金箔“背板”上的纤细空间。
胸饰也是中王国开始王室和贵族最重要的陪葬首饰之一。和宽项饰相比，它们又是另外一种华丽。如梅瑞瑞特公主的胸饰（图5）则描绘了阿蒙内姆哈特三世法老殴打贝都因人（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的场景。这些游牧民曾在古王国末期对法老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怀恨在心的古埃及人即使在首饰上仍不忘记拿他们“撒气”。
古埃及人喜欢红配绿的大胆配色，不过这些大俗之色在黄金的调校下，结合细腻的造型，瞬间“高大上”起来（图6）。透过他们，让人可以直观地去想象，几千年前的那些古埃及王族曾是如何地金碧辉煌、如天神下凡。这些色彩更是被古埃及人赋予了各种神性或“魔法”力量——太阳赐予金色，红色象征血液和生命力，蓝色象征天空和大海，而绿色则象征复活和重生。
中王国时期的配色对整个西方的首饰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希腊、罗马人的首饰上也常常可以看到金色衬托下的红配绿撞色。而中王国首饰设计的另一大特色是动物、贝壳和圣书文字等大量元素的完美融合。金嵌宝、锤牒、錾刻等多种技法组合运用，使这些元素浑然一体，或充满了韵律感（图7）。
新王国，小饰品更具生活情趣
新王国时期（尤其是十九王朝后）的工匠作了一些改进，手法更为细腻，首饰的体量也不再一味追求宽大，不过开始往“厚”里做文章。
拉美西斯二世陪葬的一件羊头隼护身符（图8），镶嵌的宝石片更为细小，隼躯精悍了不少。最为引人注目的隼头却是突起于躯干之上，相比于早先的纯平面处理显然更具震撼力和现实感。此物很可能于崇拜阿蒙神的仪式上佩戴。相比之下另一件羊头隼的胸饰则明显是单纯的陪葬品：金纯度不高，镶嵌的也是较为廉价的费昂斯和玻璃。十九王朝末期的一件项链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工艺—金银花丝。以金丝交叠后焊接成珠子和矢车菊形的小坠（图9）。宋元女性的头面上非常流行这种金工，不过这件项链可比宋元更早了2000年。
除了复杂的大型首饰设计，新王国的工匠们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制作各种材料的小玩意儿——护身符小雕件。而这也为首饰设计提供了更多灵活性。
德国的古埃及文物巨贩西奥多格拉夫收藏了一件混串护身符项链，来数数看有多少不同的护身符种类吧：各种材料的荷鲁斯之眼、棕榈叶形金坠、哈索尔头形金坠、赫神金坠、弯月托满月金坠、双眼镜蛇托日金坠、纸莎草柱金坠、陶瑞特金坠、Seschot神金坠、红碧石伊西斯结和莲花坠……
鲜为人知的是，近代流行世界的印记戒指的源头也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出现了两类重要的戒指形制：直接雕刻戒面的贵金属（绝大部分为金质）戒指，和镶嵌可翻转圣甲虫的戒指（图10）。圣甲虫是太阳神凯普里的化身，象征重生，是古埃及人最喜爱的护身符之一，也是印章的常见形制。或许在第二中间期或者新王国早期，古埃及工匠们想到了将其镶嵌在戒指上，平时甲虫的背部朝外，守护着佩戴者，而需要时则将带有刻纹的底部翻出并借助戒环施力钤印。
衰落期，最后的荣光
第三中间期的古埃及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上都处于迅速衰落中，而这也是古埃及文化最后的辉煌。
第二十一和二十王朝是利比亚人建立的，作为外族统治者，他们对3000年的古埃及文化可谓尽力维护。当然，利比亚法老们的目的也很明确，要获得贵族和祭司的支持，就必然要打“古埃及旗”。不过，王国的分裂和动荡还是不可避免。
这两个王朝的法老陵墓发现于塔尼斯，其中陪葬了难以计数的金饰（图11）。由于古埃及的祖先们已然获得了过于辉煌的成就，这两个不太合格的继承者只能效仿，以及用更多金子装饰。但这些都已无法挽回古埃及金工不断衰落的颓势。
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进入古埃及后，他选择祭拜沙漠中的阿蒙神庙，并自称阿蒙之子，以获得业已式微的古埃及祭司的支持。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托勒密开始统治一個“希腊化”的古埃及，曾经漫长而古老的辉煌似乎早已化作烟云。热爱太阳的人们仍将享有太阳的恩赐，只不过它不再名叫拉、阿蒙、阿吞或者荷鲁斯……
（编辑/雷之焕）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生与死没有不可分割的界限，诸神、王朝和凡人的生命都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循环。然而，就在这近乎宿命论的昏黄笼罩下，古埃及的艺术却进发出了对太阳的无尽热爱。
古埃及人以一种珍贵的金属承载着这汹涌的热情和赞美，那就是黄金。
在黄金这桩事情上，古埃及人自文明之初就不马虎。巴勒莫的石刻史料提到：官员们“每年点数全国的黄金和耕地”。不过，开采加工技术以及金矿本身的性质都限制了产量，就为了这点金子有时还得和邻居“打破头”。开采出来的金子自然由法老们独占，然后再有限地分配给眷属和重臣们。有时候，法老们修造陵墓神庙时花费太大，以至于不得不依靠进口。著名的图坦卡门法老的内棺就用了330公斤黄金，相当于四五个成年人的重量。而十八王朝时（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每年进口的黄金（包括金银合金）在500公斤以上（图1）。
古王国，以金箔贴出金装
早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7年一公元前2190年），古埃及人就把黄金和太阳联系起来，法老们在登基时会为自己起一个“金荷鲁斯名”。这里的“金”象征的就是永恒、太阳。
不过，因为黄金得来不易，古埃及人用起来也是“精打细算”。
在没有大量进口黄金的年代，整器极为罕见。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黄金的延展性，将其制成金箔然后再加工。或卷作珠子，或锤牒上花纹，或覆于其他材料之上。自然，这些工艺做出来的成品中最常见的就是首饰了。古埃及人从文明之初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比如来自Nooo ed-Der第一王朝墓葬的一串串金蜗牛壳（图2），在其他文明还在费劲打磨石头、烧陶罐的时候，古埃及的首饰工匠们就想到了把金箔焊接成三维立体的“蜗牛壳”了。
金箔的强度决定了这一手法只能用于小饰品，而大件者则可以依靠贴金箔工艺。古王国时期的陪葬金饰中贴金箔工艺很常见，比如吉萨一处墓葬中出土的头环（图3），为青铜贴金箔。这个时候陪葬的首饰还略微有些“简陋”。一位名为Rawer II的官员墓中陪葬了一件金质的臂环，不过它实际上是一条两端开孔的金带，以绳子扎在手臂上。这些陪葬饰品或许都有生前对应的日常首饰，其中可能不乏纯金制品，但因为黄金的珍贵导致其被后人熔化再造，很少保存下来。此外，古王国时期陪葬用的宽项饰有时也会贴上金箔，以符合它和太阳的关联。
中王国，宝石镶嵌繁复起来
如果说贴金箔是较为简约的金工装饰，那么，在步入中王国时期后，古埃及的黄金装饰便变得繁复起来。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1年一公元前1665年）是古埃及首饰艺术和金饰加工工艺的爆发期。实际上对西方首饰艺术史来说，这个时期都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后世的工艺和灵感手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比如“景泰蓝”，即金属掐丝嵌珐琅工艺，是我国近代的传统手艺。但作为这种工艺的老祖先——金属嵌宝石工艺，却在中王国首饰设计中玩得最“溜”。
这种工艺使用的不是烧制的珐琅（玻璃釉）而是预先切割好的宝石片，因此对工匠的耐心和手法精准度要求极高。希特-哈索尔-由内特公主的金镶宝石胸饰（图4），使用了372片精细切割的红玉髓、青金石、天河石和绿松石，用于填充金箔“背板”上的纤细空间。
胸饰也是中王国开始王室和贵族最重要的陪葬首饰之一。和宽项饰相比，它们又是另外一种华丽。如梅瑞瑞特公主的胸饰（图5）则描绘了阿蒙内姆哈特三世法老殴打贝都因人（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的场景。这些游牧民曾在古王国末期对法老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怀恨在心的古埃及人即使在首饰上仍不忘记拿他们“撒气”。
古埃及人喜欢红配绿的大胆配色，不过这些大俗之色在黄金的调校下，结合细腻的造型，瞬间“高大上”起来（图6）。透过他们，让人可以直观地去想象，几千年前的那些古埃及王族曾是如何地金碧辉煌、如天神下凡。这些色彩更是被古埃及人赋予了各种神性或“魔法”力量——太阳赐予金色，红色象征血液和生命力，蓝色象征天空和大海，而绿色则象征复活和重生。
中王国时期的配色对整个西方的首饰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希腊、罗马人的首饰上也常常可以看到金色衬托下的红配绿撞色。而中王国首饰设计的另一大特色是动物、贝壳和圣书文字等大量元素的完美融合。金嵌宝、锤牒、錾刻等多种技法组合运用，使这些元素浑然一体，或充满了韵律感（图7）。
新王国，小饰品更具生活情趣
新王国时期（尤其是十九王朝后）的工匠作了一些改进，手法更为细腻，首饰的体量也不再一味追求宽大，不过开始往“厚”里做文章。
拉美西斯二世陪葬的一件羊头隼护身符（图8），镶嵌的宝石片更为细小，隼躯精悍了不少。最为引人注目的隼头却是突起于躯干之上，相比于早先的纯平面处理显然更具震撼力和现实感。此物很可能于崇拜阿蒙神的仪式上佩戴。相比之下另一件羊头隼的胸饰则明显是单纯的陪葬品：金纯度不高，镶嵌的也是较为廉价的费昂斯和玻璃。十九王朝末期的一件项链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工艺—金银花丝。以金丝交叠后焊接成珠子和矢车菊形的小坠（图9）。宋元女性的头面上非常流行这种金工，不过这件项链可比宋元更早了2000年。
除了复杂的大型首饰设计，新王国的工匠们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制作各种材料的小玩意儿——护身符小雕件。而这也为首饰设计提供了更多灵活性。
德国的古埃及文物巨贩西奥多格拉夫收藏了一件混串护身符项链，来数数看有多少不同的护身符种类吧：各种材料的荷鲁斯之眼、棕榈叶形金坠、哈索尔头形金坠、赫神金坠、弯月托满月金坠、双眼镜蛇托日金坠、纸莎草柱金坠、陶瑞特金坠、Seschot神金坠、红碧石伊西斯结和莲花坠……
鲜为人知的是，近代流行世界的印记戒指的源头也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出现了两类重要的戒指形制：直接雕刻戒面的贵金属（绝大部分为金质）戒指，和镶嵌可翻转圣甲虫的戒指（图10）。圣甲虫是太阳神凯普里的化身，象征重生，是古埃及人最喜爱的护身符之一，也是印章的常见形制。或许在第二中间期或者新王国早期，古埃及工匠们想到了将其镶嵌在戒指上，平时甲虫的背部朝外，守护着佩戴者，而需要时则将带有刻纹的底部翻出并借助戒环施力钤印。
衰落期，最后的荣光
第三中间期的古埃及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上都处于迅速衰落中，而这也是古埃及文化最后的辉煌。
第二十一和二十王朝是利比亚人建立的，作为外族统治者，他们对3000年的古埃及文化可谓尽力维护。当然，利比亚法老们的目的也很明确，要获得贵族和祭司的支持，就必然要打“古埃及旗”。不过，王国的分裂和动荡还是不可避免。
这两个王朝的法老陵墓发现于塔尼斯，其中陪葬了难以计数的金饰（图11）。由于古埃及的祖先们已然获得了过于辉煌的成就，这两个不太合格的继承者只能效仿，以及用更多金子装饰。但这些都已无法挽回古埃及金工不断衰落的颓势。
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进入古埃及后，他选择祭拜沙漠中的阿蒙神庙，并自称阿蒙之子，以获得业已式微的古埃及祭司的支持。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托勒密开始统治一個“希腊化”的古埃及，曾经漫长而古老的辉煌似乎早已化作烟云。热爱太阳的人们仍将享有太阳的恩赐，只不过它不再名叫拉、阿蒙、阿吞或者荷鲁斯……
（编辑/雷之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