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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企应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两会”前夕,政协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列举数据说明去年没有发生“国进民退”。他列举了下述数据:工业增加值,私企增18.7%,国企只增6.9%;总资产,私企增20.1%,国企只增14%;从业人数,私企增5.3%,国企只增0.8%;主业务收入,私企增18.7%,国企下降0.2%;总利润,私企增17.4%,国企下降4.5%。
随后,这位发言人反问:“国进民退”的印象怎么来的?可靠的还是这些数据!其意思非常清晰,2009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比国企快,怎么能说“国进民退”呢?
可惜,当场没有记者反问他,这组数据能证明其观点么?能说明中国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现象?稍有常识的人看了这组对比数据就会明白:私企效率高、贡献大;垄断了大量资源的国企效益低下、对国家的贡献不如私企!
国进民退之辩
看来,国进民退”的问题仍待厘清。
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配置资源时往国企倾斜还是向民企倾斜?这些都具体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方面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玻璃门”、“弹簧门”现象至今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越演越烈。非公经济36条基本没有落实。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挤占私企发展空间。这一点,在资源类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山西等地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是权力主导的,民企没有平等的谈判权,尽管官方竭力否认这是“国进民退”,但回避不了权力主导这一实质。
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之外,行政垄断有蔓延之势。去年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强化了权力配置资源的力度。四万亿财政投资投向国企,自不必说。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几千亿投资,也被中央政府几个部门“瓜分”,变成“部门项目”,让各地“跑部钱进”。金融信贷、资源也是首先满足国企和地方政府。私企贷款依然很难。
在市场竞争中,依然是不平等。金融危机后,国企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无边界地扩张,获取垄断利润后引发新的分配不公。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领导人的态度,而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企改革远未到位,甚至还没有破题。
改革难题
3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界37组的国企领导们对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世平的发言展开了“大批判”。张世平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披露,据全总去年职工收入专题调查,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很大,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达到18倍,呈现利益群体分化态势。这个发言得到绝大多数网民支持。但在37组却引起了国企老总的集体批判。中化集团总裁气愤地说:“作为全国总工会这样权威的机关,做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政协委员发言,经不起推敲,只能起到短暂的轰动效应。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接着,另一位国企老总补充说:“2007年,美国的CEO与一般员工的收入相差360倍,中国相差18倍,与国际上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说:“国企没搞好,大家口诛笔伐;搞好了,也口诛笔伐。这没有道理!”他说:“国企的领导不是国家的领导,我们把企业的效率和公平解决好了就行了,不能把我们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作比较啊。”他觉得意犹未尽,反问道:“为什么国企就不能比人家工资高呢?宪法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去年,我们交了140亿的税,上次交了50亿,总共200多亿的税交给国家了,国家应该拿这200亿去解决其他人的分配不公问题。”这一通牢骚引起了对整个国企生存状况的争论。有委员提出,现在都认为国企垄断,应该让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这根本没有道理!在场的民营企业委员、上海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站出来反对:“你讲的不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这是进步的声音!”这时,中国建筑老总当场要和王征PK。“退不退出,咱俩比赛,看你退出房地产还是我退出房地产?让市场来决定哪个企业能做!为什么只有民营企业可以搞房地产,国有企业就不可以做房地产?我们搞房地产,国家一分钱也没给,完全靠市场竞争!我今天能贷到钱,是我搞得好,搞得不好,工商银行行长肯定不会借钱给我!”他还说,我相信自己的观点见报后,会被扔鸡蛋,但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这些人辩论,那怕是明天被人扔鸡蛋!
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说明我们的国企老总认为他们垄断是天经地义的,拿高薪也是理所应当的。按照他们的思路,中国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
就在“两会”刚刚闭幕的3月15日,首都北京就拍出两块“地王”:蓟门桥一块地皮每平米2.9万元,单价地王为兵器集团下属公司拍得;另外一块在亦庄,总金额52.4亿元,为中信地产所得。有人估算,以后这些地块的房子,每米(应为平方米)至少得在4万元。
贡献之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真正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干什么?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的决定,要进一步细化,还要有所调整,让国企真正集中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集中去搞公共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保值增值。
深化国企改革,还必须把央企等大型国企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当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为1.34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近7000亿元。据财政部测算,央企今年上缴去年红利共计385亿元,收缴红利范围包括国资委旗下的129家企业以及直属国务院的中国烟草公司,收缴红利的比例只有收益的5.5%。
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11.3万户。国资委只管理其中128户央企和各级地方国企。在国资委管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包括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6000多家国企,中央一级的30多家国有金融企业,此外,还有铁路、烟草、邮政企业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由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这些企业的税后利润绝大部分均留在企业内部。此外,还有屡禁不止的党政机关兴建的酒店。这些国有企业,究竟归谁监管,管得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这几年,人们普遍认为国企效益提高了,对国家贡献大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2002-2009年国企、央企的营收与利润状况。
1998年,全国国企利润只有213亿元,2/3以上国企亏损。在“三年脱困”中,职工下岗、国家注资、国内外融资、债转股、中央动用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亿,真可谓举国之力了。还要看到,2009年的国企利润中,80%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政策亏损。国企占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这样的国企成绩,能证明国企改革到位了么?
我认为,要真正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首先要理清一个思路:我们为什么要国企?应当让国企干什么?怎么监管国企,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而不是内部人控制)企业?
这些问题不疏理清楚,各说各的理,只能在争吵声中贻误改革的时机。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两会”前夕,政协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列举数据说明去年没有发生“国进民退”。他列举了下述数据:工业增加值,私企增18.7%,国企只增6.9%;总资产,私企增20.1%,国企只增14%;从业人数,私企增5.3%,国企只增0.8%;主业务收入,私企增18.7%,国企下降0.2%;总利润,私企增17.4%,国企下降4.5%。
随后,这位发言人反问:“国进民退”的印象怎么来的?可靠的还是这些数据!其意思非常清晰,2009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比国企快,怎么能说“国进民退”呢?
可惜,当场没有记者反问他,这组数据能证明其观点么?能说明中国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现象?稍有常识的人看了这组对比数据就会明白:私企效率高、贡献大;垄断了大量资源的国企效益低下、对国家的贡献不如私企!
国进民退之辩
看来,国进民退”的问题仍待厘清。
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配置资源时往国企倾斜还是向民企倾斜?这些都具体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方面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玻璃门”、“弹簧门”现象至今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越演越烈。非公经济36条基本没有落实。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挤占私企发展空间。这一点,在资源类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山西等地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是权力主导的,民企没有平等的谈判权,尽管官方竭力否认这是“国进民退”,但回避不了权力主导这一实质。
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除了自然垄断行业之外,行政垄断有蔓延之势。去年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强化了权力配置资源的力度。四万亿财政投资投向国企,自不必说。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几千亿投资,也被中央政府几个部门“瓜分”,变成“部门项目”,让各地“跑部钱进”。金融信贷、资源也是首先满足国企和地方政府。私企贷款依然很难。
在市场竞争中,依然是不平等。金融危机后,国企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无边界地扩张,获取垄断利润后引发新的分配不公。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领导人的态度,而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企改革远未到位,甚至还没有破题。
改革难题
3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界37组的国企领导们对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世平的发言展开了“大批判”。张世平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披露,据全总去年职工收入专题调查,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很大,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达到18倍,呈现利益群体分化态势。这个发言得到绝大多数网民支持。但在37组却引起了国企老总的集体批判。中化集团总裁气愤地说:“作为全国总工会这样权威的机关,做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政协委员发言,经不起推敲,只能起到短暂的轰动效应。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接着,另一位国企老总补充说:“2007年,美国的CEO与一般员工的收入相差360倍,中国相差18倍,与国际上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说:“国企没搞好,大家口诛笔伐;搞好了,也口诛笔伐。这没有道理!”他说:“国企的领导不是国家的领导,我们把企业的效率和公平解决好了就行了,不能把我们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作比较啊。”他觉得意犹未尽,反问道:“为什么国企就不能比人家工资高呢?宪法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去年,我们交了140亿的税,上次交了50亿,总共200多亿的税交给国家了,国家应该拿这200亿去解决其他人的分配不公问题。”这一通牢骚引起了对整个国企生存状况的争论。有委员提出,现在都认为国企垄断,应该让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这根本没有道理!在场的民营企业委员、上海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站出来反对:“你讲的不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这是进步的声音!”这时,中国建筑老总当场要和王征PK。“退不退出,咱俩比赛,看你退出房地产还是我退出房地产?让市场来决定哪个企业能做!为什么只有民营企业可以搞房地产,国有企业就不可以做房地产?我们搞房地产,国家一分钱也没给,完全靠市场竞争!我今天能贷到钱,是我搞得好,搞得不好,工商银行行长肯定不会借钱给我!”他还说,我相信自己的观点见报后,会被扔鸡蛋,但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这些人辩论,那怕是明天被人扔鸡蛋!
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说明我们的国企老总认为他们垄断是天经地义的,拿高薪也是理所应当的。按照他们的思路,中国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
就在“两会”刚刚闭幕的3月15日,首都北京就拍出两块“地王”:蓟门桥一块地皮每平米2.9万元,单价地王为兵器集团下属公司拍得;另外一块在亦庄,总金额52.4亿元,为中信地产所得。有人估算,以后这些地块的房子,每米(应为平方米)至少得在4万元。
贡献之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真正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干什么?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的决定,要进一步细化,还要有所调整,让国企真正集中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集中去搞公共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保值增值。
深化国企改革,还必须把央企等大型国企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当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为1.34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近7000亿元。据财政部测算,央企今年上缴去年红利共计385亿元,收缴红利范围包括国资委旗下的129家企业以及直属国务院的中国烟草公司,收缴红利的比例只有收益的5.5%。
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11.3万户。国资委只管理其中128户央企和各级地方国企。在国资委管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包括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6000多家国企,中央一级的30多家国有金融企业,此外,还有铁路、烟草、邮政企业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由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这些企业的税后利润绝大部分均留在企业内部。此外,还有屡禁不止的党政机关兴建的酒店。这些国有企业,究竟归谁监管,管得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这几年,人们普遍认为国企效益提高了,对国家贡献大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2002-2009年国企、央企的营收与利润状况。
1998年,全国国企利润只有213亿元,2/3以上国企亏损。在“三年脱困”中,职工下岗、国家注资、国内外融资、债转股、中央动用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亿,真可谓举国之力了。还要看到,2009年的国企利润中,80%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政策亏损。国企占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这样的国企成绩,能证明国企改革到位了么?
我认为,要真正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首先要理清一个思路:我们为什么要国企?应当让国企干什么?怎么监管国企,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而不是内部人控制)企业?
这些问题不疏理清楚,各说各的理,只能在争吵声中贻误改革的时机。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