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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家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方言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客家族群语言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客家人的移民路径有关。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看，客家移民路径选择的时序性和空间性对“客家”语言形成具有关键作用，清末民初客家人对客家移民的文化认同感的系统构建对客家移民属性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客家语言;客家移民;客家语言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125-05
目前學界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①、民俗文化传承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③等角度对客家语言的变异与文化走向、客家方言的丰富性和语言濒危的全球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是，把客家历史，特别是语言历史看成是多种文化要素在漫长历史互动过程中互相涵化④、有机整合的复合体进行研究的课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较其他汉民族方言群体而言，客家人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征与其语言文化的保持是否有关系，其移民过程和移民路径对客家语言的形成有无影响，其语言风格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为什么能在移居地的方言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而成为主流？尤其是这种特别的文化是如何在客家方言群体中发展和承传的？本文拟通过客家的移民历史和移民路径来探讨作为一种移民类型客家语言文化形成的原因，以期对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客家人迁徙的路径选择
客家文人徐旭曾早在18世纪初就提出客家源于“中原衣冠旧族”之说，后经客家学者罗香林系统阐发形成的“中原移民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并且赣粤闽地区的族谱中也有大量客家祖先来自中原的记载，如江浙地区的吴方言群体，基本上是以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运动中形成的“人口重建式”移民为主体的。陈寅恪在《东晋南朝的吴语》中说：“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⑥但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不是由某次迁徙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经过多次移民运动的酝酿、积淀和动态作用而最后形成的。因此，客家方言族群有其独自的历史线索可寻。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部分分布于四川、广西、海南和湖南等8个省区，200多个县市，还散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⑦先秦时期，炎黄和东夷是汉民族的主源，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民族的支源。秦汉以前，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很早就聚居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⑧根据移民史研究，早在秦代就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族群来到了闽粤赣毗邻地区，成为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据《汉书·高帝纪下》记
朱梦，女，郑州轻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郑州 450002）。载，“汉高帝已定天下，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⑨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明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就引用这段材料来证明秦代的移民曾波及到粤东惠州一带。⑩两汉之际，中原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平民百姓纷纷南迁。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南方一些郡国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增长了好几倍，这显然是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结果。[B11]早期赣闽粤地区的语言变化并没有文献记载，但根据秦汉唐在赣南、闽西、粤东设立郡县治理开发的历史可知，其语言文化应当保持有中原地区的语言特点。
西晋后期匈奴军发动战争，攻破晋都洛阳，俘虏晋帝，西晋灭亡。因战争发生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史称“永嘉之乱”[B12]。“永嘉之乱”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原人民南迁的高潮。此后，中原地区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直到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在这个长达百余年的混乱局面中，共有九十万中原地区的人民纷纷迁出，迁入地则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人口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B13]南迁的中原汉人流离失籍，托庇于大姓豪族之下，被称为“佃客”“浮客”，意即没有独立户籍的浮寄户。东晋元帝时，因失籍托庇的人增多，便下诏颁布了“给客”制度。[B14]
东晋之后，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迁浪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长江中游两岸，如唐中叶“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约有100万北方人民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B15]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农民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B16]像《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的描述：“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B17]唐朝开元年间，唐循忠在潮、虔、福间查检到三千余户“避役之民”，因而置汀州，簿籍上已出现“客户”一词，然尚属广义称谓，非纯为今之客家民系专称。[B18]
真正对闽粤赣毗邻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是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直至宋末元初的第四次南迁运动。彼时，金人入侵中原，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未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还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367户，[B19]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记载，仅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已剧增至6548户，潮州“客户”更多达17770户。[B20]这些“客”户在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有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汉人，换言之，构成后来客家方言群体的主体居民，是北宋末年以来的南迁移民。[B21]明末清初后，客家因人口繁衍和文化发展，与土著居民冲突不断，而居处地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等地以及粤中、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因此四川地区也有客家人聚居。 二、客家人迁移过程中客家方言的形成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客家文化的精髓和活化石。客家话是客家山歌的载体，是汉藏语系下的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伴随着客家意识产生而产生客家方言，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和进行身份辨识的工具之一。客家话也是唯一一种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B22]
1.客家语言对隋唐以前中原古汉语的继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有“书同文”政策，但是却没有进行“语同音”，所以中国历史上汉语的语音变化比较大。据考证，客家方言至今保留有大量中原古代汉语语音特征，如《诗经》第一人称“卬”字，与客語第一人称口语“亻厓”的本源书面语“我（吾）”是同源字，因为客语“亻厓”的读音纽韵归类属顽母[]、拜韵[ai]，正好与《中原音韵》阳平声疑母[]、来韵[ai]相吻合。由此可见，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客家方言虽然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的词语不多，[B23]却还大量地保留着两汉时期典籍中古汉语的一些词语。如“经”字，《说文》中解释说：“经，织也。”[B24]本意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经”字仍在客家方言中使用，指织布，与《说文》中对“经”的解释意义相同。魏晋隋唐时期典籍中出现的词语，在客家方言中也有显著的反映，是客家方言的主流。[B25]例如，唐朝杜荀鹤《自遣》诗“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B26]中的“争”字，与客家方言中“争”的意义相同，都解释为“相差”的意思。
“赋”“比”“兴”是客家山歌的主要修辞手法，这是因为客家山歌较多地继承了《诗经》的“十五国风”特色。不同于“客家”，“畲”作为族称，是由于当时“畲”民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命名的。由于畲族文化与客家文化长期的相互融合，在畲族山歌中也能看出《诗经》中的艺术痕迹，如“思想阿妹千百番，一日唔得一日完;上昼唔得下昼过，下昼唔得日落山”。但与畲族山歌相比，客家山歌还有许多其他《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双关”有两种情况，一是谐音双关，二是邂逅双关。“榄子打花花揽花，郎就揽下妹揽上。牵起新尾等郎揽，等郎一揽就回家。”这首山歌用的就是谐音双关，“揽”与“榄”同音，都是拥抱的意思。客家山歌的独特手法还有重章叠句，或叫“重叠”手法。如：“好牛耕田唔使牵，好马上阵唔使鞭。好石磨刀唔使水，好妹连郎唔使钱。”这里每句叠“好”和“唔使”二字，与《小雅·采薇》中的叠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B27]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在畲族山歌中，这种“双关”和“叠句”几乎是看不到的。[B28]
2.宋元时期客家语言的分化与整合
唐末至两宋时经400余年，中原汉语已发生了不少变化，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也经历了旧质的消亡和新质补充的过程。唐末宋初时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在古楚语中的一支——傒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B29]因此，沙迦尔《论客赣方言》认为赣语与客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从音系对比来看，客方言与赣方言大同小异，为此罗常培先生对客家先民三次南迁和江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B30]赣北、赣中地区临江近湖、地势开阔，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迁，赣江—大庾岭通道的开凿，推动了中央政权向这里的进一步渗透，古赣语不断受到北方方言的冲击和儒学的渗透，从而演变成今天的赣方言。[B31]从居民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角度来说，赣语应属于古南方方言的范畴。相比之下，客家先民迁入的赣南、闽西山区反而因地处闭塞，同外界交流较少，与赣语渐行渐远，逐渐形成赣南客家话。[B32]李如龙先生提出：“和语音差异相比较，客赣方言的词汇语法差异更能显示出方言区域的界限。”在他调查的1462个词语中，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753个，客方言与赣方言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的有319个，在语法上客赣方言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B33]
“客家”一词在两宋时期被正式使用，成为固定称谓，“客家话”的名称也应运而生了。[B34]明代《永乐大典》引宋代《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B35]宋代的潮州梅州之间相当于今天的大埔丰顺等地，皆是今天的客语地区，可推断早在唐末宋初时期客家方言已经有所演变。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随着逃租避役者进入闽西，再随佃耕的移民来到粤东。在闽西，和当地的闽粤族人及苗蛮先民的语言融合为闽西客家话;到粤东，则与当地的土著——南粤族人的语言融合成为梅县客家话。[B36]现在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所说的客语言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从客方言的标志性特点考察，客家人的迁徙都有过先聚后散的经历，他们先聚于赣南闽西，再聚于粤东粤北，然后四散于湖南、四川、广西等地。[B37]
三、客家语言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与族群整合
族群的形成除语言、经济、文化等条件外，自我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嘉庆镇平（蕉岭）举人黄钊，著有《石窟一征》一书，他在卷七、八《方言》中，记载了镇平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黄钊在他的方志中用包括《尔雅》《说文》《左传》等先秦古籍论证本地方言与正统文化的关系。但纵观全文，黄钊只是通过记载语音考其来源。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呼”，如：“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拨。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揖曰唱喏，诺，土音读如也。”[B38]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是客话，这说明，黄钊在考释蕉岭方言时，并没有客家意识。
清代开始，以嘉应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地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客家知识分子通过对客家语言源流的考证，把“来自中原”作为自身文化历史的起点和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其实与文化正统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B39]如客家文人徐旭增在《丰湖杂记》中说：“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B40]林达泉在其《客说》中详细论述了客家起源问题，“客为唐虞三代之遗，避乱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盖官韵为历代之元音，客音为先民之逸韵，故自吻合无间。”“客之源流，殆讬始于汉季，盛于东晋六朝，而极于南宋。”[B41]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客家话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从“土音”变成“客话”，“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之以上各州县人谓‘客家’，谓其话谓‘客话’”[B42]。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关于“客家”这一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来的。
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20世纪20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客方言》一书，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为中原古音，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人罗翙云《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B43]。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中的中原古音之遗韵，但《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族群色彩。清朝大臣黄遵宪（广东梅州人）将西方传教士基于人种学和民族学而形成的客家论述与客家士族的“中原之说”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论述了“族群”这个客家文化的特殊模式，诠释了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当下价值。他在《梅州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诟谇之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而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心区的，其族群特征也是在客家人文化系统构建过程中缓慢形成的。自客家学者徐旭曾起，“来自中原”一说的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实际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在当代方言群中，通过客家学者罗香林条理化和理论化，大大加强了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加速了客家理论研究成果大众化的过程。当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发生明显变异时，这些带有“地域士大夫”色彩的移民文化经验，无疑为客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四、结语
在客家研究的热潮中，有关“客家的形成”和“客家方言的性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认识。从客家移民的角度对客家方言做认真负责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客家语言和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客家方言的历史变迁，印证了客家文化源头中的这种时空两维（历史和地域）的多元性。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客家在迁徙移民过程中所建构的一整套知识和话语，通过对移民史、语音词汇、客家山歌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加集中地把握中国文化整体演进中的时序性和阶段性，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来看，通过对移民动因、地域环境、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作用，以及这种相互间联系与作用的内在依据。
客家方言既然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对客家方言在移民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结构、传播环境和社会功能做全面深入的剖析，从而更好地挖掘蕴含于客家民系中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艺术想象和文化意识，更好地展示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推动客家民系乃至人类社会更加科学发展、和谐共进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客家方言分布很散，跨省越海、特点各异，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同系属方言的方言岛分布，其内部的差异不仅仅是因迁徙和源流因素形成，往往还是反映其与不同的本地方言接触而发生不同类型、不同方向演变的线索，其中人口规模、分布区域以至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注释
①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练春招：《客家方言“粄”类词与客家民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言》2017年第2期。
④关于“涵化”（acculturation）这一学术用语，以美国人类学家的界说最具有代表性。早在1936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M.J.赫斯科维茨就在他和R.雷德菲尔德、R.林顿两人合著的《涵化研究备忘录》中对“涵化”下了定义，认为：“涵化”指的是“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的现象”。
⑤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⑥陈寅恪：《东晋南朝的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6页。
⑦李宏新等：《潮汕史稿》，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⑧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⑨根据刘孝标《辨命论》“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於中县”以及许景先《奉和御制春台望》“睿德在青阳，高居视中县”等书可判断这里所谓“中县之民”也就是中原地区的人民。
⑩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举纲与发凡》，《历史地理》第十辑。
[B11]熊武一、周家法总编：《軍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2000年，第779—780页。
[B1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永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220页。
[B13]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B14]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乱与中原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合刊。
[B15]王承文：《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4页。
[B16]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第810页。
[B17]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5页。
[B18]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605—607页。
[B19]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3215页。
[B20]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207—221页。
[B21]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
[B22]伍荣蓉：《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源流研究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B23]练春招：《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略》，《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9期。
[B24]许慎著，秦向前编译：《说文解字精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B25]庄初升：《从方言词汇看客家民系的历史形成》，《韶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B26]杜荀鹤：《自遣》，《全唐诗》卷六九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64页。
[B27]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72页。
[B28]温美姬：《客家山歌的语言学研究》，《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B29]刘纶鑫、田志军：《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4期。
[B30]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
[B31]黄洁琼：《从移民运动到文化传播：客家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化》，《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B32]温昌衍：《客家方言》，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B33]刘纶鑫：《客赣方言面面观——兼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东方文化》1995年第2期。
[B34]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7—79页。
[B35]解缙、姚广孝：《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第2450页。
[B36]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方言》1998年第1期。
[B37]谢栋元：《客家话形成的三个阶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B38]黄香铁：《石窟一征》，广东蕉岭黄睦记重刊，1930年，第10页。
[B39]王东、杨杨：《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从“地方性知识”到“客家学”》，《史林》2019年第3期。
[B40]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台北南天书，1965年，第297页。
[B41]林达泉：《客说》，温廷敬辑著：《茶阳三家文抄》，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辑第2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131—135页。
[B42]温仲和：《嘉应州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B43]罗翙云：《客方言》，南江涛选编：《汉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2页。
责任编辑：何 参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Hakka Migration Path and the Formation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Song Hongli Zhu Meng
Abstract：Hakka people are a unique group in the Han nationality. Hakka dialec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group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tudy of Hakka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Hakka language family is related to the choice of migration path by ancient Hakka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ime sequence and space of Hakka migrants′ path-choic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Hakka" dialect，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Hakka cultural ident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Hakka immigrants′ attributes.
Key words：Hakka dialect; Hakka migration; construction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dentity
关键词：客家语言;客家移民;客家语言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125-05
目前學界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①、民俗文化传承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③等角度对客家语言的变异与文化走向、客家方言的丰富性和语言濒危的全球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是，把客家历史，特别是语言历史看成是多种文化要素在漫长历史互动过程中互相涵化④、有机整合的复合体进行研究的课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较其他汉民族方言群体而言，客家人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征与其语言文化的保持是否有关系，其移民过程和移民路径对客家语言的形成有无影响，其语言风格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为什么能在移居地的方言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而成为主流？尤其是这种特别的文化是如何在客家方言群体中发展和承传的？本文拟通过客家的移民历史和移民路径来探讨作为一种移民类型客家语言文化形成的原因，以期对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客家人迁徙的路径选择
客家文人徐旭曾早在18世纪初就提出客家源于“中原衣冠旧族”之说，后经客家学者罗香林系统阐发形成的“中原移民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并且赣粤闽地区的族谱中也有大量客家祖先来自中原的记载，如江浙地区的吴方言群体，基本上是以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运动中形成的“人口重建式”移民为主体的。陈寅恪在《东晋南朝的吴语》中说：“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⑥但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不是由某次迁徙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经过多次移民运动的酝酿、积淀和动态作用而最后形成的。因此，客家方言族群有其独自的历史线索可寻。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部分分布于四川、广西、海南和湖南等8个省区，200多个县市，还散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⑦先秦时期，炎黄和东夷是汉民族的主源，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民族的支源。秦汉以前，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很早就聚居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⑧根据移民史研究，早在秦代就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族群来到了闽粤赣毗邻地区，成为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据《汉书·高帝纪下》记
朱梦，女，郑州轻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郑州 450002）。载，“汉高帝已定天下，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⑨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明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就引用这段材料来证明秦代的移民曾波及到粤东惠州一带。⑩两汉之际，中原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平民百姓纷纷南迁。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南方一些郡国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增长了好几倍，这显然是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结果。[B11]早期赣闽粤地区的语言变化并没有文献记载，但根据秦汉唐在赣南、闽西、粤东设立郡县治理开发的历史可知，其语言文化应当保持有中原地区的语言特点。
西晋后期匈奴军发动战争，攻破晋都洛阳，俘虏晋帝，西晋灭亡。因战争发生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史称“永嘉之乱”[B12]。“永嘉之乱”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原人民南迁的高潮。此后，中原地区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直到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在这个长达百余年的混乱局面中，共有九十万中原地区的人民纷纷迁出，迁入地则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人口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B13]南迁的中原汉人流离失籍，托庇于大姓豪族之下，被称为“佃客”“浮客”，意即没有独立户籍的浮寄户。东晋元帝时，因失籍托庇的人增多，便下诏颁布了“给客”制度。[B14]
东晋之后，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迁浪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长江中游两岸，如唐中叶“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约有100万北方人民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B15]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农民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B16]像《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的描述：“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B17]唐朝开元年间，唐循忠在潮、虔、福间查检到三千余户“避役之民”，因而置汀州，簿籍上已出现“客户”一词，然尚属广义称谓，非纯为今之客家民系专称。[B18]
真正对闽粤赣毗邻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是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直至宋末元初的第四次南迁运动。彼时，金人入侵中原，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未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还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367户，[B19]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记载，仅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已剧增至6548户，潮州“客户”更多达17770户。[B20]这些“客”户在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有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汉人，换言之，构成后来客家方言群体的主体居民，是北宋末年以来的南迁移民。[B21]明末清初后，客家因人口繁衍和文化发展，与土著居民冲突不断，而居处地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等地以及粤中、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因此四川地区也有客家人聚居。 二、客家人迁移过程中客家方言的形成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客家文化的精髓和活化石。客家话是客家山歌的载体，是汉藏语系下的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伴随着客家意识产生而产生客家方言，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和进行身份辨识的工具之一。客家话也是唯一一种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B22]
1.客家语言对隋唐以前中原古汉语的继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有“书同文”政策，但是却没有进行“语同音”，所以中国历史上汉语的语音变化比较大。据考证，客家方言至今保留有大量中原古代汉语语音特征，如《诗经》第一人称“卬”字，与客語第一人称口语“亻厓”的本源书面语“我（吾）”是同源字，因为客语“亻厓”的读音纽韵归类属顽母[]、拜韵[ai]，正好与《中原音韵》阳平声疑母[]、来韵[ai]相吻合。由此可见，客家方言与上古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客家方言虽然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的词语不多，[B23]却还大量地保留着两汉时期典籍中古汉语的一些词语。如“经”字，《说文》中解释说：“经，织也。”[B24]本意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经”字仍在客家方言中使用，指织布，与《说文》中对“经”的解释意义相同。魏晋隋唐时期典籍中出现的词语，在客家方言中也有显著的反映，是客家方言的主流。[B25]例如，唐朝杜荀鹤《自遣》诗“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B26]中的“争”字，与客家方言中“争”的意义相同，都解释为“相差”的意思。
“赋”“比”“兴”是客家山歌的主要修辞手法，这是因为客家山歌较多地继承了《诗经》的“十五国风”特色。不同于“客家”，“畲”作为族称，是由于当时“畲”民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命名的。由于畲族文化与客家文化长期的相互融合，在畲族山歌中也能看出《诗经》中的艺术痕迹，如“思想阿妹千百番，一日唔得一日完;上昼唔得下昼过，下昼唔得日落山”。但与畲族山歌相比，客家山歌还有许多其他《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双关”有两种情况，一是谐音双关，二是邂逅双关。“榄子打花花揽花，郎就揽下妹揽上。牵起新尾等郎揽，等郎一揽就回家。”这首山歌用的就是谐音双关，“揽”与“榄”同音，都是拥抱的意思。客家山歌的独特手法还有重章叠句，或叫“重叠”手法。如：“好牛耕田唔使牵，好马上阵唔使鞭。好石磨刀唔使水，好妹连郎唔使钱。”这里每句叠“好”和“唔使”二字，与《小雅·采薇》中的叠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B27]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在畲族山歌中，这种“双关”和“叠句”几乎是看不到的。[B28]
2.宋元时期客家语言的分化与整合
唐末至两宋时经400余年，中原汉语已发生了不少变化，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也经历了旧质的消亡和新质补充的过程。唐末宋初时期，南下至江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在古楚语中的一支——傒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古赣语。[B29]因此，沙迦尔《论客赣方言》认为赣语与客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从音系对比来看，客方言与赣方言大同小异，为此罗常培先生对客家先民三次南迁和江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B30]赣北、赣中地区临江近湖、地势开阔，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迁，赣江—大庾岭通道的开凿，推动了中央政权向这里的进一步渗透，古赣语不断受到北方方言的冲击和儒学的渗透，从而演变成今天的赣方言。[B31]从居民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角度来说，赣语应属于古南方方言的范畴。相比之下，客家先民迁入的赣南、闽西山区反而因地处闭塞，同外界交流较少，与赣语渐行渐远，逐渐形成赣南客家话。[B32]李如龙先生提出：“和语音差异相比较，客赣方言的词汇语法差异更能显示出方言区域的界限。”在他调查的1462个词语中，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753个，客方言与赣方言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的有319个，在语法上客赣方言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B33]
“客家”一词在两宋时期被正式使用，成为固定称谓，“客家话”的名称也应运而生了。[B34]明代《永乐大典》引宋代《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B35]宋代的潮州梅州之间相当于今天的大埔丰顺等地，皆是今天的客语地区，可推断早在唐末宋初时期客家方言已经有所演变。宋末元初的大迁徙中，客家人随着逃租避役者进入闽西，再随佃耕的移民来到粤东。在闽西，和当地的闽粤族人及苗蛮先民的语言融合为闽西客家话;到粤东，则与当地的土著——南粤族人的语言融合成为梅县客家话。[B36]现在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所说的客语言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从客方言的标志性特点考察，客家人的迁徙都有过先聚后散的经历，他们先聚于赣南闽西，再聚于粤东粤北，然后四散于湖南、四川、广西等地。[B37]
三、客家语言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与族群整合
族群的形成除语言、经济、文化等条件外，自我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嘉庆镇平（蕉岭）举人黄钊，著有《石窟一征》一书，他在卷七、八《方言》中，记载了镇平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黄钊在他的方志中用包括《尔雅》《说文》《左传》等先秦古籍论证本地方言与正统文化的关系。但纵观全文，黄钊只是通过记载语音考其来源。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呼”，如：“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拨。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揖曰唱喏，诺，土音读如也。”[B38]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是客话，这说明，黄钊在考释蕉岭方言时，并没有客家意识。
清代开始，以嘉应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地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客家知识分子通过对客家语言源流的考证，把“来自中原”作为自身文化历史的起点和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其实与文化正统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B39]如客家文人徐旭增在《丰湖杂记》中说：“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B40]林达泉在其《客说》中详细论述了客家起源问题，“客为唐虞三代之遗，避乱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盖官韵为历代之元音，客音为先民之逸韵，故自吻合无间。”“客之源流，殆讬始于汉季，盛于东晋六朝，而极于南宋。”[B41]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客家话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从“土音”变成“客话”，“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之以上各州县人谓‘客家’，谓其话谓‘客话’”[B42]。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关于“客家”这一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来的。
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20世纪20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客方言》一书，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为中原古音，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人罗翙云《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B43]。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中的中原古音之遗韵，但《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族群色彩。清朝大臣黄遵宪（广东梅州人）将西方传教士基于人种学和民族学而形成的客家论述与客家士族的“中原之说”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论述了“族群”这个客家文化的特殊模式，诠释了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当下价值。他在《梅州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诟谇之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而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心区的，其族群特征也是在客家人文化系统构建过程中缓慢形成的。自客家学者徐旭曾起，“来自中原”一说的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实际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在当代方言群中，通过客家学者罗香林条理化和理论化，大大加强了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加速了客家理论研究成果大众化的过程。当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发生明显变异时，这些带有“地域士大夫”色彩的移民文化经验，无疑为客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四、结语
在客家研究的热潮中，有关“客家的形成”和“客家方言的性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认识。从客家移民的角度对客家方言做认真负责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客家语言和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客家方言的历史变迁，印证了客家文化源头中的这种时空两维（历史和地域）的多元性。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客家在迁徙移民过程中所建构的一整套知识和话语，通过对移民史、语音词汇、客家山歌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加集中地把握中国文化整体演进中的时序性和阶段性，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来看，通过对移民动因、地域环境、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作用，以及这种相互间联系与作用的内在依据。
客家方言既然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对客家方言在移民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结构、传播环境和社会功能做全面深入的剖析，从而更好地挖掘蕴含于客家民系中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艺术想象和文化意识，更好地展示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推动客家民系乃至人类社会更加科学发展、和谐共进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客家方言分布很散，跨省越海、特点各异，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同系属方言的方言岛分布，其内部的差异不仅仅是因迁徙和源流因素形成，往往还是反映其与不同的本地方言接触而发生不同类型、不同方向演变的线索，其中人口规模、分布区域以至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注释
①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练春招：《客家方言“粄”类词与客家民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言》2017年第2期。
④关于“涵化”（acculturation）这一学术用语，以美国人类学家的界说最具有代表性。早在1936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M.J.赫斯科维茨就在他和R.雷德菲尔德、R.林顿两人合著的《涵化研究备忘录》中对“涵化”下了定义，认为：“涵化”指的是“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的现象”。
⑤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⑥陈寅恪：《东晋南朝的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6页。
⑦李宏新等：《潮汕史稿》，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⑧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⑨根据刘孝标《辨命论》“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於中县”以及许景先《奉和御制春台望》“睿德在青阳，高居视中县”等书可判断这里所谓“中县之民”也就是中原地区的人民。
⑩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举纲与发凡》，《历史地理》第十辑。
[B11]熊武一、周家法总编：《軍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2000年，第779—780页。
[B1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永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220页。
[B13]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B14]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乱与中原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合刊。
[B15]王承文：《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4页。
[B16]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第810页。
[B17]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5页。
[B18]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605—607页。
[B19]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3215页。
[B20]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207—221页。
[B21]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
[B22]伍荣蓉：《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源流研究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B23]练春招：《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略》，《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9期。
[B24]许慎著，秦向前编译：《说文解字精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B25]庄初升：《从方言词汇看客家民系的历史形成》，《韶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B26]杜荀鹤：《自遣》，《全唐诗》卷六九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64页。
[B27]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72页。
[B28]温美姬：《客家山歌的语言学研究》，《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B29]刘纶鑫、田志军：《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4期。
[B30]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
[B31]黄洁琼：《从移民运动到文化传播：客家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化》，《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B32]温昌衍：《客家方言》，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B33]刘纶鑫：《客赣方言面面观——兼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东方文化》1995年第2期。
[B34]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7—79页。
[B35]解缙、姚广孝：《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第2450页。
[B36]王福堂：《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方言》1998年第1期。
[B37]谢栋元：《客家话形成的三个阶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B38]黄香铁：《石窟一征》，广东蕉岭黄睦记重刊，1930年，第10页。
[B39]王东、杨杨：《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从“地方性知识”到“客家学”》，《史林》2019年第3期。
[B40]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辑著：《客家史料汇篇》，台北南天书，1965年，第297页。
[B41]林达泉：《客说》，温廷敬辑著：《茶阳三家文抄》，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辑第2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131—135页。
[B42]温仲和：《嘉应州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B43]罗翙云：《客方言》，南江涛选编：《汉方言研究文献辑刊》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2页。
责任编辑：何 参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Hakka Migration Path and the Formation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Song Hongli Zhu Meng
Abstract：Hakka people are a unique group in the Han nationality. Hakka dialec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group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tudy of Hakka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Hakka language family is related to the choice of migration path by ancient Hakka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ime sequence and space of Hakka migrants′ path-choic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Hakka" dialect，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Hakka cultural ident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Hakka immigrants′ attributes.
Key words：Hakka dialect; Hakka migration; construction of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