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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乔迁的大地艺术“鲜红·树祭”，在安徽宿州五柳风景区正式向公众和媒体开放。早在今年三四月间，乔迁就和我就这次艺术创作做过多次交流。我听取了乔迁的创作理念和意图，并看过他设计的效果图，对他这次创作非常期待。但我对作品能否最终完成，完成后能否获得预期效果，仍然有些担心。因为要完成这件作品，除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外，还有许多人际关系需要疏通，尤其是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要避免当地居民的抵触。对于皖北农村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当代艺术，我实在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是，乔迁很有信心完成这些工作。在此之前，乔迁已经有了好几次做大地艺术的经历，比如2003年他在老家做了一件名叫“守望乡村”的大地艺术作品，在一百亩地麦田里做了八百多个稻草人，场面十分壮观。与“鲜红·树祭”最接近的作品，是他2008年在门头沟做的题为“鲜红”的大地艺术，他用红布将几十棵槐树的树干裹了起来。绿树红布，引人瞩目。有了做这些大地艺术的经历，乔迁对于如何说服当地民众参与他的艺术创作，有他自己的一套有效的办法。
当我走进五柳风景区，远远看见裹满红布的枯水柳，一种似曾相识的经验被唤醒：它与我在乔迁的效果图上看见的情景很相似。近百株枯死的水柳，被红布包裹起来，场面十分壮观。就实现了设计效果来说，乔迁至少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衡量一件作品是否成功，我们可以看它的社会反响，审美效果，艺术目的，但是这些指标多半是外在的。内在的指标，是看艺术家的意图和目标，是否实现。换句话说，是看作品的“完成度”。这个内在指标，对于大规模的装置和大地艺术来说，尤其重要。至于一些艺术家，将失败视为作品的效果，也实属无奈之举，免不了有些油腔滑调。
我忍不住第一个冲进了柳树林。在树林里行走，与在照片上观看，感受完全不同。成片枯死的水柳，给我们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还有嗅觉、听觉的和触觉上的。这片枯死的柳树，给我们的感觉冲击，是全身的。而裹上的红布，又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祭奠仪式感。乔迁在创作过程中，在“鲜红”后面加上了“树祭”，一定是感受到了这种仪式感。红布的介入，给死寂的枯树林带来了强烈的干预。一种巨大的不和谐感和冲击力，在树林中蔓延。我瞬间有种幻觉，感到自己如同幽灵。
红布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复杂的含义，既象征喜庆，也象征危险，还象征革命。对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红布的意义就要简单得多，他们很难为一块红布去疯狂。因此，当乔迁最初用红布包裹树木的时候，我更多地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于唤起一个时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乔迁之所以用红布去包裹绿树，而不是青石头，或者灰房子，我想更多地是出于策略考虑，比如红绿搭配，可能在颜色上更有戏剧性。包裹树木也没有包裹建筑那么困难。当然，也许更多的是偶然机缘，让乔迁找到了用红布包裹绿树的灵感。总之，在乔迁的作品“鲜红”中，我更关注的是红布，而不是绿树。就像朱青生的“漆山”和谷文达的“天堂红灯”一样，最突出的元素是红，是红所象征的革命意义，是红所积淀的集体记忆。
但是，当我看到一些黑色的枯树梢从红布的包裹中倔强地探出头来，我在红与黑之间看到了一种平衡和张力。乔迁这次包裹枯柳的作品，比2008年包裹槐树的那件作品，要深刻许多。它不仅是唤起我们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我们对环境的反思。乔迁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老话题，巧妙地嫁接到国际当代艺术的一个新话题上来，将革命意识与环保意识连接起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革命可能没有环保重要。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许多看不见的危机，就潜伏在我们周围，随时都有可能致人死命。成片枯死的水柳，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比柳树更容易成活的植物了。常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抛开这句话所蕴含的机缘巧合的含义之外，它也表明柳树这种植物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就是这种无心栽插都能成荫的植物，在今天都遭遇成片枯死的厄运，由此可见今天的环境已经恶劣到何等的程度！成片枯死的树木，经过乔迁的红布包裹之后，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我们的生态危机意识由此得到了强化。
但我更看重的，是乔迁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意思。尽管乔迁这次仍然是用红布包裹树木，但颜色对比不是红与绿，而是红与黑。黑色在这里象征死亡，红色相应地象征对生命的挽歌。死亡终结了生命的所有意义，因而也突出了生命的唯一意义。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活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告诫的那样，好好活着，比所有的哲学问题都重要。当乔迁用红布耐心地包裹干枯的树干，其中表达的也许就有对死亡的敬畏。
据说，五柳景区下面有许多汉墓。因盗墓挖掘出来的汉砖，随处可见。乔迁的“鲜红·树祭”不仅是唱给死去的柳树的挽歌，也是唱给无数死去的亡灵的挽歌。在经历了政治意识，生态意识到生命意识的巡礼之后，乔迁的这块红布因为携带太多沉重的内容而让人窒息，幸亏五柳景区有空旷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呼吸困难。观看乔迁“鲜红·树祭”大地艺术作品，我体会到了精神压抑与身体畅快之间的冲浪感觉。我的心情在起伏，久久不能平复。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策展人）
当我走进五柳风景区，远远看见裹满红布的枯水柳，一种似曾相识的经验被唤醒：它与我在乔迁的效果图上看见的情景很相似。近百株枯死的水柳，被红布包裹起来，场面十分壮观。就实现了设计效果来说，乔迁至少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衡量一件作品是否成功，我们可以看它的社会反响，审美效果，艺术目的，但是这些指标多半是外在的。内在的指标，是看艺术家的意图和目标，是否实现。换句话说，是看作品的“完成度”。这个内在指标，对于大规模的装置和大地艺术来说，尤其重要。至于一些艺术家，将失败视为作品的效果，也实属无奈之举，免不了有些油腔滑调。
我忍不住第一个冲进了柳树林。在树林里行走，与在照片上观看，感受完全不同。成片枯死的水柳，给我们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还有嗅觉、听觉的和触觉上的。这片枯死的柳树，给我们的感觉冲击，是全身的。而裹上的红布，又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祭奠仪式感。乔迁在创作过程中，在“鲜红”后面加上了“树祭”，一定是感受到了这种仪式感。红布的介入，给死寂的枯树林带来了强烈的干预。一种巨大的不和谐感和冲击力，在树林中蔓延。我瞬间有种幻觉，感到自己如同幽灵。
红布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复杂的含义，既象征喜庆，也象征危险，还象征革命。对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红布的意义就要简单得多，他们很难为一块红布去疯狂。因此，当乔迁最初用红布包裹树木的时候，我更多地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于唤起一个时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乔迁之所以用红布去包裹绿树，而不是青石头，或者灰房子，我想更多地是出于策略考虑，比如红绿搭配，可能在颜色上更有戏剧性。包裹树木也没有包裹建筑那么困难。当然，也许更多的是偶然机缘，让乔迁找到了用红布包裹绿树的灵感。总之，在乔迁的作品“鲜红”中，我更关注的是红布，而不是绿树。就像朱青生的“漆山”和谷文达的“天堂红灯”一样，最突出的元素是红，是红所象征的革命意义，是红所积淀的集体记忆。
但是，当我看到一些黑色的枯树梢从红布的包裹中倔强地探出头来，我在红与黑之间看到了一种平衡和张力。乔迁这次包裹枯柳的作品，比2008年包裹槐树的那件作品，要深刻许多。它不仅是唤起我们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我们对环境的反思。乔迁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老话题，巧妙地嫁接到国际当代艺术的一个新话题上来，将革命意识与环保意识连接起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革命可能没有环保重要。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许多看不见的危机，就潜伏在我们周围，随时都有可能致人死命。成片枯死的水柳，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比柳树更容易成活的植物了。常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抛开这句话所蕴含的机缘巧合的含义之外，它也表明柳树这种植物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就是这种无心栽插都能成荫的植物，在今天都遭遇成片枯死的厄运，由此可见今天的环境已经恶劣到何等的程度！成片枯死的树木，经过乔迁的红布包裹之后，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我们的生态危机意识由此得到了强化。
但我更看重的，是乔迁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意思。尽管乔迁这次仍然是用红布包裹树木，但颜色对比不是红与绿，而是红与黑。黑色在这里象征死亡，红色相应地象征对生命的挽歌。死亡终结了生命的所有意义，因而也突出了生命的唯一意义。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活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告诫的那样，好好活着，比所有的哲学问题都重要。当乔迁用红布耐心地包裹干枯的树干，其中表达的也许就有对死亡的敬畏。
据说，五柳景区下面有许多汉墓。因盗墓挖掘出来的汉砖，随处可见。乔迁的“鲜红·树祭”不仅是唱给死去的柳树的挽歌，也是唱给无数死去的亡灵的挽歌。在经历了政治意识，生态意识到生命意识的巡礼之后，乔迁的这块红布因为携带太多沉重的内容而让人窒息，幸亏五柳景区有空旷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呼吸困难。观看乔迁“鲜红·树祭”大地艺术作品，我体会到了精神压抑与身体畅快之间的冲浪感觉。我的心情在起伏，久久不能平复。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