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选项需慎重对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他指出，周边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需要的正是一种创新。朝鲜半岛是我国维护国家稳定、提升大国作为的重要周边板块。近年来，中国以“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为原则，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与周边其他各板块相比，我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半岛问题似乎成为我国外交事务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立足当前半岛现实，钩沉半岛局势演变历程，笔者认为，我国在半岛策略选择上，对以下几个路径需要慎重对待。
　　一是维持现状，继续对半岛问题进行“冷处理”。此种选择的结果是，在朝鲜拥核决心一再强化的状态下，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对抗-缓和-再对抗”的政治军事博弈将持续，而这种玩火游戏若持续下去，很有可能出现危机局势“螺旋式上升”且不可控的态势，使东北亚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局面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利的，不仅加大东北老工业基地国际经济合作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直接危及周边稳定，损害国家核心利益。
　　二是对朝政策向“传统”回归，增大对朝贸易和共同开发，避免无核化努力严重疏离朝鲜。尽管国内学界对朝鲜有朝一日实行“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愿望思维”，但具有传统社会主义深刻烙印的朝鲜，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现实、领袖权威与政治系统、国家方略与时代趋势等领域所存在的不协调性，即使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将持续困扰其国家稳定发展及变革，而且“改革开放”与“弃核”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2009?2012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若中朝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达不成共识且分歧加剧，中国的所有努力均有可能化为泡影。尤其重要的是，朝鲜接二连三的核导试验必然会将中国置于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之下。
　　三是迎合美国的对朝政策，加入“无底线”制裁朝鲜的行列。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朝鲜体制得以稳定的重要外部变量，但我们一贯认为，制裁是阻止朝鲜核导计划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美国的朝核立场并不局限于朝鲜发展核导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朝核问题已融入其更大的战略考量当中。经验表明，东北亚区域依然冷战阴云笼罩，而大国博弈是主线条。假如出现朝鲜体制崩溃等半岛格局的重大变化，获取更多战略红利的至少肯定不是中国。
　　由此看来，中国半岛政策的困难确实在不断加重。朝鲜与美日韩之间空前对立，爆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时常出现。而中国出自自身战略利益而做出的相关举措，被美日韩错误地认为是中方站在“不受欢迎的国家朝鲜”这一边。因此，除俄罗斯之外，中国同几个与朝鲜核武相关国家的关系处于空前疏离状态，而实际上朝鲜问题也正蚀耗着中国利益。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前面所列的半岛政策假设性路径的共同点就是遵循一种“守势型”思路来考虑半岛局势，欠缺“更加积极有为”战略性思考。

需要更宏大的战略考量

　　笔者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需要更为宏大的战略考量，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寻求大国责任及地缘安全之间的均衡点。中国对朝政策现实所面临的战略困境，无非是大国责任与地缘政治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然而，朝鲜偏执的對外认知、在核导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以及美韩的“借题发挥”，促使半岛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持续缩小我国在半岛问题上的战略空间。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外交困境并不仅仅是半岛局势这一客观要素造成的，换个角度来讲，正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孰重孰轻的命题一样，这是步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自我困境所导致的在半岛问题上的两难。
　　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大国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随之而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半岛的战略利益更加多元化。中国需要创新外交思路，实现从“反应式”向“塑造式”的转变。而且，能注入多大政治投入，能下多大政治决心，这应该是我们主导半岛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对朝鲜半岛存在一定的思维定势，要实现理念的创新及转型，尚需一定的时间和讨论语境。因此，我们首先要从策略层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提升朝鲜半岛这一板块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亚太地区，中国有南海、东海（包括台湾）、朝鲜半岛等三大战略板块。从国家利益层级来看，南海、东海属于核心利益，而朝鲜半岛则是“有重大利益关切”之地。有人认为，比起南海、东海，半岛问题有“讨价还价”空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欧盟之外的全球四大力量聚集在半岛周围，利害关系盘根错节。而且，历史事实表明，半岛问题处理不当，甚至影响国家存亡。
　　第二，建构迅速、有效、统一的应对机制。要正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建构能够及时协调国家各功能部门立场和利害关系，能够第一时间及时、主动跟进事态进展、提升决策效率的协调机制。尤其是在处理朝鲜事务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与“正常国家关系”相匹配的决策机制。
　　第三，要有战略定力，在朝核问题上要有底线思维，并且方法要多元。朝鲜核导计划已进入收尾阶段。而2018年是朝鲜建国70周年，2019年又是中朝建交70周年。按照中韩建交以来中朝关系发展轨迹，在不远的将来，“拥核，且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朝鲜以重大纪念日为契机，主动开展全方位友好外交的可能性较大。对此，我们应做好如何同“拥核朝鲜”打交道的准备。需要清楚的是，只要我们默认朝鲜拥核地位，那么东北亚核武的“潘多拉魔盒”就会随之被打开，大国协调下的核控秩序就会崩溃。因此，应事先明确告知朝鲜拥核可能给其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把制裁与美韩军演问题相互挂钩，为削减朝鲜外部威胁提供政治支持，以实际行动推动“双暂停”倡议的具体实施。
　　第四，加强中俄协调，把两国的对朝政策规制在双方合作框架之内。半岛问题复杂多变，是个系统性问题。尽管中美关系是涉半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不应忽略俄罗斯在该区域的政治角色和作用。虽然俄罗斯在对朝问题上比较超然，但一些出于战略驱动的外交作为，足以让正处于战略调整阶段的有关国家高度警惕。2017年7月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了中俄在处理半岛事务上形成的共识。不过，由于对美以及各自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俄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战略考量不甚一致。协调双方立场、交换利益，促使双方在具体行动上达成一致，对管控半岛局面，并进而在这一问题上占据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在半岛问题上，要明确战略目标，展开“更加积极有为”的半岛政策。这些年来，尽管中国致力于维持和发展与朝韩双方的合作关系，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但剧烈对抗的半岛内部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中滋生的半岛国家的内在机理，使这些国家无法消除对我国的战略疑虑。中国与半岛两国关系存在结构性缺陷，这些深层次因素影响着中国与半岛各方的深入发展。明确目标，展示“以我为主”“更加积极有为”的战略姿态，应是中国塑造周边、巩固和提升大国地位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