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印度、伊拉克、伊朗则是失败的案例。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地缘政治；边缘地带；三农问题；成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5007806
追求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普遍战略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难题是能否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必然出现的“三农”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特定空间区域国家和地区的成败经验分析，总结出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参考机制。
一、关于“边缘地带”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假设
（一）“边缘地带”的概念
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其指的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一问题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奋斗历程中充满了特色鲜明的不同实践历程，关于其定义此不赘言。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1]6通俗地说，即从地理因素上对政治现象和活动进行解释。
地缘政治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曾涌现出德国的拉策尔、瑞典的契伦、英国的麦金德、美国的马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理论家与政治家。其理论基础有三部分：地理决定论、军事战略论、文明论。[1]7世界上的国家主要被划分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国际格局就是二者的斗争与发展，争夺焦点是“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控制权，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被称为“棋手”，处于战略要冲的中小国家为“支轴”。[2]
按照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属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有沿亚欧大陆海岸分布的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度、巴基斯坦、中东、英国等（布热津斯基的所谓“支点”可以认为是边缘地带中最重要的几个国家）。
（二）理论假设
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为何要选择这一视角，因为作为“外围地带”的非洲、拉美则从整体上看是缺乏成功案例的，属于普遍不太成功的区域，大洋洲虽然是地理上的外围，但目前一般放入海权国家的体系里考虑。而“边缘地带”则既有成功的鲜活案例，又有失败的明显教训，具有较大的对比分析价值，且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边缘地带属性，这一空间范围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参考借鉴。本文将通过对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等成功案例和对印度、伊拉克、伊朗等失败案例的对比分析，探讨其中的规律性现象。
笔者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后提出一个假设，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来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
二、成功的“边缘地带”
所谓成功的“边缘地带”国家（地区），指能够准确定位自身的“边缘地带”地缘特性并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被认为是二战后典型的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其实笔者认为，中国大陆也属于此列，但中国的案例又极为特殊，从向苏联“一边倒”到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又出现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说，涉及内容颇为复杂而深刻，当另专门撰文阐述，本文不作深入展开。
（一）“四小龙”和日本
研究“四小龙”的腾飞，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美国的援助与扶持——这正是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的，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他们在美国对抗苏、中的地缘棋局中意义最大的时期，一旦中美达成谅解后采取“一条线、一大片”（1）的反苏联同盟后，美国对其援助巧合地开始减少和停止了。“四小龙 ”都是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工业化发展的，而这些产业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是欧美市场是否对其开放，美国的扶持意义可见一般。并非说经济的崛起中其他因素不重要，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美国的资金援助和美欧市场这两个关键环节，“四小龙”和日本的起飞是难以想象的。
在1945年～1961年间，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军事援助超过20亿美元。[3]而在1960年，韩国的人口不过2500万，农村人口占58%，也即1455万。而此后美国的大部分援助改为长期贷款，即使如此，1962年～1971年间，韩国仍继续接受了5.5亿美元的美国PL480援助和6.9亿美元的AID援助。[4]到了1985年，韩国人口4080万，农村人口851万，城市人口3200万，二十多年的时间城市人口增加了约2000万。
1953年～1963年，美国对台湾援助29.4亿美元。[5]而台湾当时人口仅仅1000万左右。人均受援额约300美元。1985年台湾人口1900多万，农村人口340万，城市人口1600万，二十多年城市人口增加1200万。
美国在二战后占领日本，期间对日本提供的援助约达20亿美元。[6]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经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特需订货”的扶持。截至1955年，广义的特需订货达到36亿美元。日本在1955年的人口为8900万，农村人口有3900万； 到了1985年总人口1.2亿，城市人口9321万，三十年间城市人口增加5300万。
而香港和新加坡当时人口不过区区二三百万，新加坡面积不过是北京市的一半，属于典型的城市，谈不上什么“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即使这样，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仍把粮食自给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农业是长期薄弱的。 如此一看，作为二战后最成功地解决“三农”问题、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是东亚地区。当时“四小龙”和日本总人口不过1.2亿，其农村人口也只有6000万而已，而接受的援助至少在一百多亿美元。战后美国不过扶持了“四小龙”和日本总计至多1亿人口的城市化。而受扶持者的“三农”问题得以在工业化过程中顺利解决，总体生活富裕程度提高非常迅速。
另外，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土改都非常彻底，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这是其战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对比拉美和中东土改的不彻底性就会发现，美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而必须稳定当地社会才强力推行的。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1960年总人口6.5亿，农村人口约5.4亿，而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总计约14亿美元（中国还在1965年前全部还清）[7]，即使按照美国的最高估计也仅30亿美元[8]。中国大陆人均受援额仅为“四小龙”加日本同期的三十分之一。
（二）以色列
以色列为西亚小国，地处亚、非结合部，接近交通咽喉要地苏伊士运河，是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中心。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不适宜农业发展，2/3的国土为沙漠和山地，人均水资源270吨，不足世界人均量的3%，人均耕地1亩。[9]1948年建国时仅60万人口，至今也不过700万，和香港差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1997年全国实现农业产值37亿美元，农产品出口8亿美元，全国6.7万个农业劳动力，1个农民可供养90个人，远高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水平。
总结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垦荒、修渠治沙，目标是解决吃饭穿衣的自给自足问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滴灌技术为核心的农业革命，带动粮食产量和沙漠改造成功。这是以色列农业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第二阶段基础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关键是依靠技术进步改变严峻的自然环境，以及政府对高新技术的大力推广。但问题是难道其他国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何以色列做得这么出色而迅速？
以色列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巨大的财力支持又是政府推动此工程的有力武器。众所周知，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的34年间，与阿拉伯世界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的时间为：1948、1956、1967、1973、1982，平均每7年打一仗），以色列不得不投入巨大的军事和国防开支，国内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应付。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频仍的环境下，以色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年的农业科研经费达8000多万美元[10]。
那么，以色列巨额的资金从哪里来？答案就是美国的援助。以色列是二战后美国的最大受援国，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占美国全部援助总额的30%以上。据计算，1949年～2006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达974.124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360.572亿美元。[11]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并非一开始就数额巨大，援助额度随双方的关系冷暖而变化。1949年～1965年期间，美国一共给予以色列约10.71亿美元的援助，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束，美以在中东局势变动下互相认识到对方的战略价值，美以“特殊关系”由此确立。而从1966年～1970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增至年均10.2亿美元。从1971年开始，美国对以色列年均援助20亿美元。而80年代，以色列当时人口也不过350万。
可以说以色列农业成功实现现代化的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也正是美国对其援助空前巨大的时期。在美国援助的支持下，技术开发、整治沙漠、推广节水灌溉和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农业革命等方略才得以实现。
（三）成功“边缘地带”的经验
总结这几个成功的边缘地带国家（地区）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现“三农”问题顺利解决的方法就是快速工业化进而增加城市就业岗位，最终实现快速城市化。但是这里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一是本身地缘位置极为突出，处于两大阵营争夺的前沿地带，因此获得美国的大力扶持，否则为什么尼加拉瓜、阿根廷、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中非、刚果等众多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获得这么大的支持？
二是人口规模不大，一般在几百万到一千多万之间。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扶持才容易出效果，受援地区才有突出的样板意义。只有一个日本人口规模较大，但也是自身已经从明治维新时代积累了近80年的工业化基础。否则为什么不去扶持与新加坡比邻的战略地缘重要但1961年就有9000万人口的印尼？同样的道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身为美国在南亚对抗苏、印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也没有这个“福气”了，墨西哥、巴西、埃及、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皆同此理，更不要说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约4.4亿人口的印度了。
三是坚定跟随背后的大国，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三、失败的“边缘地带”
所谓失败的“边缘国家”，指没有认清自身的“边缘地带”地缘特性，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遭受重大挫折的国家，比如印度、伊拉克、伊朗、越南。
（一）印度
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由于长期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本身一开始还不具备成为“棋手”国家的实力（当然未来的目标可以这样定），只能是作为边缘地带国家存在。身为本身实力有限的边缘地带国家，必须依托美苏两大强权中的一极才能自保以求发展。但印度一开始就打出“不结盟”运动的大旗并自当首领，建国后拒绝了美国的结盟邀请，美国无奈之下在上世纪50年代与巴基斯坦结盟抵抗苏联“南下”进入印度洋，印度顿时陷入尴尬的地缘安全困境，不得不与苏联靠拢，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不结盟原则。此后在南亚形成美、中、巴联手对抗苏、印的格局。印度的安全压力非常巨大，苏联解体后更是一时间失去战略依托。但此间国际关系的复杂变迁也给了印度一个机会，随着50年代末中印因为边界和西藏问题而关系逐渐恶化之际，此时美国恰好与苏联赫鲁晓夫政府缓和关系，腾出手来趁机拉拢印度对抗当时被认为美国主要对手的中国，以至于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形成了美苏共同支持印度反对中国的局面。 其后美国加大对印度的援助力度，在世界银行与美国的帮助下，印度开始了对解决自身“三农”问题十分重要的“绿色革命”。印度农业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改革（1947年～1965年），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期发展农业，但因为土改的不彻底效果并不显著；第二阶段是“绿色革命”（1966年～1985年），通过技术变革提高农业生产率，其起因正是第一阶段改革的效果并不好，且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粮食减产和农业危机。
如果不是因为对抗中国使得自身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身价”提高，难以想象美国会对其在60年代突然增加援助。（2）但因为自身人口过于庞大和“土改”的不彻底，即使美国援助增加并实施“绿色革命”，但其成果也仅集中在少数地区，占播种面积70%的干旱地区大多没有开展“绿色革命”。 [12]“世界银行估计到1990年时，印度约有2.26亿到4.4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占世界穷人总数的35%～40%”。（3）印度的现代化是不成功的，缘于其地缘政治的相对次要、土改不彻底、人口超级巨大、得到的外国援助在发展工业上杯水车薪，还因为追求过度的战略目标而不得不把资金主要用于军事建设，民生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化解更是遥遥无期。
（二）伊拉克
伊拉克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处于中东的中心，以其为圆心，邻国伊朗、土耳其、叙利亚、沙特等地区强国正好组成小圆，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则组成大圆。 [13]中东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西方赖以维持高消费生活的物质基础，并且地处三大洲的交通枢纽位置，扼守咽喉要地，历来为西方霸权国家必争之地，同时还是进入所谓世界岛心脏地带的门户。
中东如此重要的地缘位置，而伊拉克又处中东的中心，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但或许也正是其不幸的根源。伊拉克地处肥沃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本来农业条件非常好，但因为长期为帝国主义压榨和剥夺，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旧是个贫穷的传统国家。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和输出，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夜之间暴富。其核心秘密在于成功地实现了石油国有化运动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欧佩克组织将石油价格提高了11倍。1973年～1981年间伊拉克积累的石油美元达到412.5亿美元 [14]，这对于一个仅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笔极其可观的财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给阵亡烈士及家属的抚恤是：战争伤残人员可以无偿得到一辆汽车，3000伊拉克第纳尔结婚赠款，无房者还可以免费获取一块宅基。然而迅速暴富的伊拉克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1980年两伊战争开始时，伊拉克的粮食自给率仅仅是15% [15]。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伊拉克富裕的关键，在于能够成功地将石油资源从列强手中收归国有，财富保留在国内从而迅速地实现高消费的生活。那为何1972年伊拉克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当年拉美的危地马拉、智利以及同为中东国家的伊朗都失败了呢？原因恰恰在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中东地区持续动荡，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在34年的时间里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打出来一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而埃及又是长期与苏联结好、反殖运动和不结盟运动的核心，美国此间需要借助伊拉克去分裂阿拉伯世界、打击埃及，所以宁愿舍弃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伊拉克难以获得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成功。这一阶段，伊拉克对自身的地缘价值的认识是清楚的，而且非常成功地加以利用，但随后因萨达姆总统出于对世界局势的错误判断，开始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则使自身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刚刚积累的财富还没来得及彻底改善农业和国家建设，就走上一条对外扩张招致灭亡的不归路，萨达姆本人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
（三）伊朗
作为昔日辉煌的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在二战中成功地通过引入美国而驱逐了长期对其进行争夺的英、苏势力，并在战后“一边倒”地跟随美国，巴列维王朝也曾经创造了表面华丽的“白色革命”。但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却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同时反对苏美两大强权，当时的领袖霍梅尼提出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作为反帝反殖的民族感情，这样的口号并非不能理解，但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实力政治（至少当时这一特征还是明显的），那时伊朗地处要冲而自身实力尚不足以同时对抗苏美。随后伊拉克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其展开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对其现代化发展打击沉重，最终霍梅尼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停火。
然而无论是伊朗还是伊拉克，都在这场战争中被严重削弱。新世纪里，美国在平定了伊拉克后兵锋直指伊朗，在巨大的压力下，其地缘战略实际上已经向俄中靠拢，以求自保。伊朗在二战后投靠美国，本来是有一个历史机遇期的，而且凭借石油美元的收入，可以很好地改善“三农”问题，但巴列维王朝却既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4），也没有遏制国内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最终被一个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所推翻。
（四）失败“边缘地带”的教训
总结失败的边缘地带国家的教训，从地缘政治角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没有认清自身的地缘特性和国家实力
这些国家没有认清自身的地缘特性和国家实力，希望能独立于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之外，甚至于抗衡两大强权。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小国或许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处于美苏争夺激烈的“边缘地带”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选择站到哪一边的可能，而绝无自己站一边的可能，伊朗、伊拉克如此，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实力相对大些的印度和埃及也如此，印度50年代中期后就选择靠拢苏联，而且是拒绝美国后发现自身安全顿时陷入危险后的不得已。埃及在四次中东战争后发现苏联靠不住，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后也毫不犹豫地联美反苏。但是在2011年的中东、北非地区动荡中，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这位昔日美国在埃及的铁杆盟友却狼狈下台并身陷囹圄，这也显示出美国的不可靠。
2.地缘斗争不够尖锐
南亚和中东其实都不是冷战期间美苏斗争的最激烈地区，而且都是美国明显占优势的地区。这样有利于当地保守势力阻挠土改等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比如中东地区，苏联在二战期间出兵伊朗，并借故在二战后想保留在伊朗的驻军，扩展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打通俄国历史上一直期望的南下通道，但在美英的联手压力下，在1946年便撤军了。对比苏联在中欧不顾美英反对仍坚决扩张，说明当时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实力是相对弱势的，整个冷战时期苏联都没能稳定长期地突破中东进入波斯湾和地中海，就是最好的明证。因为这样的地缘政治，使得中东地区的土改如拉美一样，普遍不彻底，而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中油价的提高，顿时增加的财富诱使一些国家对以石油为主的工业过度扶持，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 四、例外的“边缘地带”
英国是“边缘地带”国家，但其明显不符合本文所提的理论假设，属于本理论假设的“例外情况”。对此，如何看待本文的理论假设和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历史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首先，英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在二战前，即19世纪。本文的理论假设主要集中参考的案例是二战后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英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国际环境不是两个世界强权争霸的阶段，当时尚未形成对一个对全球有霸权支配意义的国家。英国本身是在自身崛起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向全世界殖民和剥夺发展中国家。本文假设的是两个（或更多）全球强权国际环境下的规律。
其三，英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过程中，而本文的假设所涵盖的主要是“晚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所以英国的经验对于本假设不具有根本颠覆性的冲击，但具有参考价值。
五、结语
根据笔者对地缘政治的分析，小国的崛起经验不足以为我们所长期借鉴，因为客观上不存在那样的国际环境。而同时小国难以做到的现代化方式，也并非我们就不能考虑。依附理论并未被“四小龙”所证伪，“四小龙”均为小型国家和地区，其发展取决于外力扶持程度及自身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这种发展道路不足为大型国家所效仿，更不足为“棋手”国家所崇拜。[16]中国作为天然的“棋手”国家不可能长期仰霸权的鼻息过日子，“一边倒”的策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论中国自己如何看待自身，霸权国家已经把我们当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了。是否敢于率领第三世界以及一切反霸力量创建国际新秩序，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取得必需的资源，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地缘政治现实。“三农”问题还是宜放在国际视野内考虑，希望长期安于国内的思路恐怕最后更加被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时代在变化，原来的美苏争霸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在美苏中选择一个结盟以期获得大量外部援助的阶段已经过去。并且，中国也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的基础，而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一强”。现在是“一超多强”，虽然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泥潭和本身经济危机之中，可是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也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隐忧，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不能早下结论说“一超”处于不断衰落之中，像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假装经济衰退，却以“七伤拳”的手法瘫痪了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实现了长达20年的“谁与争锋”独霸世界的阶段。中国必须对国际格局和自身问题有深刻的洞见和长远的战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方才有可能最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
本假设的当代意义在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通过准确地分析国际关系结构的特点，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在强权斗争的间隙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这种选择，在美苏争霸的时期是以“结盟一家”为具体操作，但“一超多强”的现阶段，是以“多方结盟”制约“一超”为具体操作。即中国只可能有“合纵”的生路，而绝无“连横”的生路。“连横”可得一时之喘息，却必然形成美国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有鸟尽弓藏的必然性。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六国、北宋联合金灭辽、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最后的结果都是以自身随后被灭为结局。
注释：
（1）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的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见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年1月5日。
（2）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71：186.“据统计，1947～1959年的十二年中，美国给予的援助为17亿美元，而在1959-1962年的四年中，美国答应和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40亿美元。”
（3）《印度主权》杂志，1992年9～10月号，26页。
（4）哈安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2.在1963年巴列维政权启动“白色革命”前，伊朗全部1900万公顷耕地中，90%为外在地主所有，土改后大地主仍占有全部耕地的47%。土改并不惠及占乡村人口三分之一的无租佃权的最贫苦农民。
参考文献：
[1]国玉奇.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6.
[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4.
[3]姜万吉.韩国现代史[M].陈文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16.
[4]董向荣.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影响[J].当代韩国，2003年冬季号.
[5]赵洪磊.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及其运用[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5.
[6]尹秀枝.美国扶植与日本经济的崛起[J].求是学刊，2000，（3）：115-118.
[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28.
[8]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G].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99.
[9]贺骁勇.以色列农业的特点及启示[J].理论导刊，2000，（4）：42-44.
[10]李丹.以色列农业的启示[J].农村经济，1999，（1）：31-33.
[11]刘军，张雪鹏.美国对以色列援助初探[J].西亚非洲，2007，（4）：29-35.
[12]史美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比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11.
[13]孙德刚，赵伟明.中东棋盘上的伊拉克战略地位浅析[J].阿拉伯世界，2003，（5）：10-13.
[14]郝东.石油美元对伊拉克经济的影响[J].阿拉伯世界，2004，（1）：33-35.
[15]杜幼康.伊拉克的战时经济[J].阿拉伯世界，1987，（3）：20-22.
[16]刘炳辉.地缘政治对二战后各国土改彻底性的影响[J].古今农业，2011，（4）：20-26.
摘要：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印度、伊拉克、伊朗则是失败的案例。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地缘政治；边缘地带；三农问题；成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5007806
追求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普遍战略目标，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难题是能否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必然出现的“三农”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特定空间区域国家和地区的成败经验分析，总结出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参考机制。
一、关于“边缘地带”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假设
（一）“边缘地带”的概念
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其指的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一问题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奋斗历程中充满了特色鲜明的不同实践历程，关于其定义此不赘言。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1]6通俗地说，即从地理因素上对政治现象和活动进行解释。
地缘政治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曾涌现出德国的拉策尔、瑞典的契伦、英国的麦金德、美国的马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理论家与政治家。其理论基础有三部分：地理决定论、军事战略论、文明论。[1]7世界上的国家主要被划分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国际格局就是二者的斗争与发展，争夺焦点是“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控制权，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被称为“棋手”，处于战略要冲的中小国家为“支轴”。[2]
按照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属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有沿亚欧大陆海岸分布的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度、巴基斯坦、中东、英国等（布热津斯基的所谓“支点”可以认为是边缘地带中最重要的几个国家）。
（二）理论假设
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为何要选择这一视角，因为作为“外围地带”的非洲、拉美则从整体上看是缺乏成功案例的，属于普遍不太成功的区域，大洋洲虽然是地理上的外围，但目前一般放入海权国家的体系里考虑。而“边缘地带”则既有成功的鲜活案例，又有失败的明显教训，具有较大的对比分析价值，且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边缘地带属性，这一空间范围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参考借鉴。本文将通过对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等成功案例和对印度、伊拉克、伊朗等失败案例的对比分析，探讨其中的规律性现象。
笔者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后提出一个假设，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来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成功解决。
二、成功的“边缘地带”
所谓成功的“边缘地带”国家（地区），指能够准确定位自身的“边缘地带”地缘特性并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被认为是二战后典型的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其实笔者认为，中国大陆也属于此列，但中国的案例又极为特殊，从向苏联“一边倒”到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又出现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说，涉及内容颇为复杂而深刻，当另专门撰文阐述，本文不作深入展开。
（一）“四小龙”和日本
研究“四小龙”的腾飞，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美国的援助与扶持——这正是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的，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他们在美国对抗苏、中的地缘棋局中意义最大的时期，一旦中美达成谅解后采取“一条线、一大片”（1）的反苏联同盟后，美国对其援助巧合地开始减少和停止了。“四小龙 ”都是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工业化发展的，而这些产业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是欧美市场是否对其开放，美国的扶持意义可见一般。并非说经济的崛起中其他因素不重要，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美国的资金援助和美欧市场这两个关键环节，“四小龙”和日本的起飞是难以想象的。
在1945年～1961年间，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军事援助超过20亿美元。[3]而在1960年，韩国的人口不过2500万，农村人口占58%，也即1455万。而此后美国的大部分援助改为长期贷款，即使如此，1962年～1971年间，韩国仍继续接受了5.5亿美元的美国PL480援助和6.9亿美元的AID援助。[4]到了1985年，韩国人口4080万，农村人口851万，城市人口3200万，二十多年的时间城市人口增加了约2000万。
1953年～1963年，美国对台湾援助29.4亿美元。[5]而台湾当时人口仅仅1000万左右。人均受援额约300美元。1985年台湾人口1900多万，农村人口340万，城市人口1600万，二十多年城市人口增加1200万。
美国在二战后占领日本，期间对日本提供的援助约达20亿美元。[6]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经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特需订货”的扶持。截至1955年，广义的特需订货达到36亿美元。日本在1955年的人口为8900万，农村人口有3900万； 到了1985年总人口1.2亿，城市人口9321万，三十年间城市人口增加5300万。
而香港和新加坡当时人口不过区区二三百万，新加坡面积不过是北京市的一半，属于典型的城市，谈不上什么“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即使这样，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仍把粮食自给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农业是长期薄弱的。 如此一看，作为二战后最成功地解决“三农”问题、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是东亚地区。当时“四小龙”和日本总人口不过1.2亿，其农村人口也只有6000万而已，而接受的援助至少在一百多亿美元。战后美国不过扶持了“四小龙”和日本总计至多1亿人口的城市化。而受扶持者的“三农”问题得以在工业化过程中顺利解决，总体生活富裕程度提高非常迅速。
另外，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土改都非常彻底，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这是其战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对比拉美和中东土改的不彻底性就会发现，美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而必须稳定当地社会才强力推行的。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1960年总人口6.5亿，农村人口约5.4亿，而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总计约14亿美元（中国还在1965年前全部还清）[7]，即使按照美国的最高估计也仅30亿美元[8]。中国大陆人均受援额仅为“四小龙”加日本同期的三十分之一。
（二）以色列
以色列为西亚小国，地处亚、非结合部，接近交通咽喉要地苏伊士运河，是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中心。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不适宜农业发展，2/3的国土为沙漠和山地，人均水资源270吨，不足世界人均量的3%，人均耕地1亩。[9]1948年建国时仅60万人口，至今也不过700万，和香港差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1997年全国实现农业产值37亿美元，农产品出口8亿美元，全国6.7万个农业劳动力，1个农民可供养90个人，远高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水平。
总结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垦荒、修渠治沙，目标是解决吃饭穿衣的自给自足问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滴灌技术为核心的农业革命，带动粮食产量和沙漠改造成功。这是以色列农业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第二阶段基础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关键是依靠技术进步改变严峻的自然环境，以及政府对高新技术的大力推广。但问题是难道其他国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何以色列做得这么出色而迅速？
以色列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巨大的财力支持又是政府推动此工程的有力武器。众所周知，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的34年间，与阿拉伯世界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的时间为：1948、1956、1967、1973、1982，平均每7年打一仗），以色列不得不投入巨大的军事和国防开支，国内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应付。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频仍的环境下，以色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年的农业科研经费达8000多万美元[10]。
那么，以色列巨额的资金从哪里来？答案就是美国的援助。以色列是二战后美国的最大受援国，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占美国全部援助总额的30%以上。据计算，1949年～2006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达974.124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360.572亿美元。[11]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并非一开始就数额巨大，援助额度随双方的关系冷暖而变化。1949年～1965年期间，美国一共给予以色列约10.71亿美元的援助，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束，美以在中东局势变动下互相认识到对方的战略价值，美以“特殊关系”由此确立。而从1966年～1970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增至年均10.2亿美元。从1971年开始，美国对以色列年均援助20亿美元。而80年代，以色列当时人口也不过350万。
可以说以色列农业成功实现现代化的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也正是美国对其援助空前巨大的时期。在美国援助的支持下，技术开发、整治沙漠、推广节水灌溉和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农业革命等方略才得以实现。
（三）成功“边缘地带”的经验
总结这几个成功的边缘地带国家（地区）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现“三农”问题顺利解决的方法就是快速工业化进而增加城市就业岗位，最终实现快速城市化。但是这里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一是本身地缘位置极为突出，处于两大阵营争夺的前沿地带，因此获得美国的大力扶持，否则为什么尼加拉瓜、阿根廷、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中非、刚果等众多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获得这么大的支持？
二是人口规模不大，一般在几百万到一千多万之间。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扶持才容易出效果，受援地区才有突出的样板意义。只有一个日本人口规模较大，但也是自身已经从明治维新时代积累了近80年的工业化基础。否则为什么不去扶持与新加坡比邻的战略地缘重要但1961年就有9000万人口的印尼？同样的道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身为美国在南亚对抗苏、印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也没有这个“福气”了，墨西哥、巴西、埃及、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皆同此理，更不要说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约4.4亿人口的印度了。
三是坚定跟随背后的大国，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三、失败的“边缘地带”
所谓失败的“边缘国家”，指没有认清自身的“边缘地带”地缘特性，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遭受重大挫折的国家，比如印度、伊拉克、伊朗、越南。
（一）印度
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由于长期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本身一开始还不具备成为“棋手”国家的实力（当然未来的目标可以这样定），只能是作为边缘地带国家存在。身为本身实力有限的边缘地带国家，必须依托美苏两大强权中的一极才能自保以求发展。但印度一开始就打出“不结盟”运动的大旗并自当首领，建国后拒绝了美国的结盟邀请，美国无奈之下在上世纪50年代与巴基斯坦结盟抵抗苏联“南下”进入印度洋，印度顿时陷入尴尬的地缘安全困境，不得不与苏联靠拢，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不结盟原则。此后在南亚形成美、中、巴联手对抗苏、印的格局。印度的安全压力非常巨大，苏联解体后更是一时间失去战略依托。但此间国际关系的复杂变迁也给了印度一个机会，随着50年代末中印因为边界和西藏问题而关系逐渐恶化之际，此时美国恰好与苏联赫鲁晓夫政府缓和关系，腾出手来趁机拉拢印度对抗当时被认为美国主要对手的中国，以至于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形成了美苏共同支持印度反对中国的局面。 其后美国加大对印度的援助力度，在世界银行与美国的帮助下，印度开始了对解决自身“三农”问题十分重要的“绿色革命”。印度农业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改革（1947年～1965年），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期发展农业，但因为土改的不彻底效果并不显著；第二阶段是“绿色革命”（1966年～1985年），通过技术变革提高农业生产率，其起因正是第一阶段改革的效果并不好，且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粮食减产和农业危机。
如果不是因为对抗中国使得自身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身价”提高，难以想象美国会对其在60年代突然增加援助。（2）但因为自身人口过于庞大和“土改”的不彻底，即使美国援助增加并实施“绿色革命”，但其成果也仅集中在少数地区，占播种面积70%的干旱地区大多没有开展“绿色革命”。 [12]“世界银行估计到1990年时，印度约有2.26亿到4.4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占世界穷人总数的35%～40%”。（3）印度的现代化是不成功的，缘于其地缘政治的相对次要、土改不彻底、人口超级巨大、得到的外国援助在发展工业上杯水车薪，还因为追求过度的战略目标而不得不把资金主要用于军事建设，民生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化解更是遥遥无期。
（二）伊拉克
伊拉克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处于中东的中心，以其为圆心，邻国伊朗、土耳其、叙利亚、沙特等地区强国正好组成小圆，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则组成大圆。 [13]中东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西方赖以维持高消费生活的物质基础，并且地处三大洲的交通枢纽位置，扼守咽喉要地，历来为西方霸权国家必争之地，同时还是进入所谓世界岛心脏地带的门户。
中东如此重要的地缘位置，而伊拉克又处中东的中心，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但或许也正是其不幸的根源。伊拉克地处肥沃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本来农业条件非常好，但因为长期为帝国主义压榨和剥夺，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旧是个贫穷的传统国家。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和输出，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夜之间暴富。其核心秘密在于成功地实现了石油国有化运动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欧佩克组织将石油价格提高了11倍。1973年～1981年间伊拉克积累的石油美元达到412.5亿美元 [14]，这对于一个仅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笔极其可观的财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给阵亡烈士及家属的抚恤是：战争伤残人员可以无偿得到一辆汽车，3000伊拉克第纳尔结婚赠款，无房者还可以免费获取一块宅基。然而迅速暴富的伊拉克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1980年两伊战争开始时，伊拉克的粮食自给率仅仅是15% [15]。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伊拉克富裕的关键，在于能够成功地将石油资源从列强手中收归国有，财富保留在国内从而迅速地实现高消费的生活。那为何1972年伊拉克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当年拉美的危地马拉、智利以及同为中东国家的伊朗都失败了呢？原因恰恰在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中东地区持续动荡，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在34年的时间里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打出来一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而埃及又是长期与苏联结好、反殖运动和不结盟运动的核心，美国此间需要借助伊拉克去分裂阿拉伯世界、打击埃及，所以宁愿舍弃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伊拉克难以获得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成功。这一阶段，伊拉克对自身的地缘价值的认识是清楚的，而且非常成功地加以利用，但随后因萨达姆总统出于对世界局势的错误判断，开始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则使自身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刚刚积累的财富还没来得及彻底改善农业和国家建设，就走上一条对外扩张招致灭亡的不归路，萨达姆本人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
（三）伊朗
作为昔日辉煌的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在二战中成功地通过引入美国而驱逐了长期对其进行争夺的英、苏势力，并在战后“一边倒”地跟随美国，巴列维王朝也曾经创造了表面华丽的“白色革命”。但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却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同时反对苏美两大强权，当时的领袖霍梅尼提出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作为反帝反殖的民族感情，这样的口号并非不能理解，但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实力政治（至少当时这一特征还是明显的），那时伊朗地处要冲而自身实力尚不足以同时对抗苏美。随后伊拉克在美国的支持下与其展开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对其现代化发展打击沉重，最终霍梅尼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停火。
然而无论是伊朗还是伊拉克，都在这场战争中被严重削弱。新世纪里，美国在平定了伊拉克后兵锋直指伊朗，在巨大的压力下，其地缘战略实际上已经向俄中靠拢，以求自保。伊朗在二战后投靠美国，本来是有一个历史机遇期的，而且凭借石油美元的收入，可以很好地改善“三农”问题，但巴列维王朝却既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4），也没有遏制国内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最终被一个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所推翻。
（四）失败“边缘地带”的教训
总结失败的边缘地带国家的教训，从地缘政治角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没有认清自身的地缘特性和国家实力
这些国家没有认清自身的地缘特性和国家实力，希望能独立于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之外，甚至于抗衡两大强权。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小国或许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处于美苏争夺激烈的“边缘地带”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选择站到哪一边的可能，而绝无自己站一边的可能，伊朗、伊拉克如此，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实力相对大些的印度和埃及也如此，印度50年代中期后就选择靠拢苏联，而且是拒绝美国后发现自身安全顿时陷入危险后的不得已。埃及在四次中东战争后发现苏联靠不住，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后也毫不犹豫地联美反苏。但是在2011年的中东、北非地区动荡中，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这位昔日美国在埃及的铁杆盟友却狼狈下台并身陷囹圄，这也显示出美国的不可靠。
2.地缘斗争不够尖锐
南亚和中东其实都不是冷战期间美苏斗争的最激烈地区，而且都是美国明显占优势的地区。这样有利于当地保守势力阻挠土改等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比如中东地区，苏联在二战期间出兵伊朗，并借故在二战后想保留在伊朗的驻军，扩展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打通俄国历史上一直期望的南下通道，但在美英的联手压力下，在1946年便撤军了。对比苏联在中欧不顾美英反对仍坚决扩张，说明当时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实力是相对弱势的，整个冷战时期苏联都没能稳定长期地突破中东进入波斯湾和地中海，就是最好的明证。因为这样的地缘政治，使得中东地区的土改如拉美一样，普遍不彻底，而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中油价的提高，顿时增加的财富诱使一些国家对以石油为主的工业过度扶持，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 四、例外的“边缘地带”
英国是“边缘地带”国家，但其明显不符合本文所提的理论假设，属于本理论假设的“例外情况”。对此，如何看待本文的理论假设和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历史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首先，英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在二战前，即19世纪。本文的理论假设主要集中参考的案例是二战后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英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国际环境不是两个世界强权争霸的阶段，当时尚未形成对一个对全球有霸权支配意义的国家。英国本身是在自身崛起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向全世界殖民和剥夺发展中国家。本文假设的是两个（或更多）全球强权国际环境下的规律。
其三，英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过程中，而本文的假设所涵盖的主要是“晚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所以英国的经验对于本假设不具有根本颠覆性的冲击，但具有参考价值。
五、结语
根据笔者对地缘政治的分析，小国的崛起经验不足以为我们所长期借鉴，因为客观上不存在那样的国际环境。而同时小国难以做到的现代化方式，也并非我们就不能考虑。依附理论并未被“四小龙”所证伪，“四小龙”均为小型国家和地区，其发展取决于外力扶持程度及自身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这种发展道路不足为大型国家所效仿，更不足为“棋手”国家所崇拜。[16]中国作为天然的“棋手”国家不可能长期仰霸权的鼻息过日子，“一边倒”的策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论中国自己如何看待自身，霸权国家已经把我们当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了。是否敢于率领第三世界以及一切反霸力量创建国际新秩序，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取得必需的资源，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地缘政治现实。“三农”问题还是宜放在国际视野内考虑，希望长期安于国内的思路恐怕最后更加被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时代在变化，原来的美苏争霸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在美苏中选择一个结盟以期获得大量外部援助的阶段已经过去。并且，中国也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的基础，而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一强”。现在是“一超多强”，虽然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泥潭和本身经济危机之中，可是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也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和隐忧，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不能早下结论说“一超”处于不断衰落之中，像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假装经济衰退，却以“七伤拳”的手法瘫痪了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实现了长达20年的“谁与争锋”独霸世界的阶段。中国必须对国际格局和自身问题有深刻的洞见和长远的战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方才有可能最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
本假设的当代意义在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通过准确地分析国际关系结构的特点，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在强权斗争的间隙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这种选择，在美苏争霸的时期是以“结盟一家”为具体操作，但“一超多强”的现阶段，是以“多方结盟”制约“一超”为具体操作。即中国只可能有“合纵”的生路，而绝无“连横”的生路。“连横”可得一时之喘息，却必然形成美国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有鸟尽弓藏的必然性。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六国、北宋联合金灭辽、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最后的结果都是以自身随后被灭为结局。
注释：
（1）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的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见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年1月5日。
（2）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71：186.“据统计，1947～1959年的十二年中，美国给予的援助为17亿美元，而在1959-1962年的四年中，美国答应和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40亿美元。”
（3）《印度主权》杂志，1992年9～10月号，26页。
（4）哈安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2.在1963年巴列维政权启动“白色革命”前，伊朗全部1900万公顷耕地中，90%为外在地主所有，土改后大地主仍占有全部耕地的47%。土改并不惠及占乡村人口三分之一的无租佃权的最贫苦农民。
参考文献：
[1]国玉奇.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6.
[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4.
[3]姜万吉.韩国现代史[M].陈文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16.
[4]董向荣.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影响[J].当代韩国，2003年冬季号.
[5]赵洪磊.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及其运用[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5.
[6]尹秀枝.美国扶植与日本经济的崛起[J].求是学刊，2000，（3）：115-118.
[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28.
[8]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G].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99.
[9]贺骁勇.以色列农业的特点及启示[J].理论导刊，2000，（4）：42-44.
[10]李丹.以色列农业的启示[J].农村经济，1999，（1）：31-33.
[11]刘军，张雪鹏.美国对以色列援助初探[J].西亚非洲，2007，（4）：29-35.
[12]史美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比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11.
[13]孙德刚，赵伟明.中东棋盘上的伊拉克战略地位浅析[J].阿拉伯世界，2003，（5）：10-13.
[14]郝东.石油美元对伊拉克经济的影响[J].阿拉伯世界，2004，（1）：33-35.
[15]杜幼康.伊拉克的战时经济[J].阿拉伯世界，1987，（3）：20-22.
[16]刘炳辉.地缘政治对二战后各国土改彻底性的影响[J].古今农业，2011，（4）：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