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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纹饰艺术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透过青铜纹饰，研究者可以获取先民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审美取向等信息。它是现代人了解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深层次了解和研究中华文明、中华艺术，人们必须从源头上去找寻、从青铜时代的青铜纹饰艺术去研究。这是弘扬和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工程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殷墟青铜器纹饰艺术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艺术同属商代，但由于文化渊源、地域情结、历史沿革、自然崇拜、宗教体系等一些特殊因素，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别与聯系。因此，当下对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艺术与殷墟青铜器纹饰艺术的对比研究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案。
三星堆青铜器和殷墟青铜器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珍贵宝物，它们都是考古学家研究青铜文化的重点对象。生活写实类花纹、龙凤鸟和各类动物花纹、几何花纹和兽面纹及各类兽体变形花纹这四类花纹是殷墟青铜器的主要花纹，三星堆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具有和殷墟青铜器较为类似的纹饰，而非青铜容器的其他青铜雕像和许多青铜饰件都具有明显的蜀地特色，因而表现出与殷墟青铜器所不同的纹饰。一方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和殷墟青铜器纹饰有着类似的体现，展现出浓墨重彩的中原殷商文化，极有可能是受殷商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但是，细致查看，人们仍能发现一些细小的差别，如花纹的呈现形式、普遍略微内敛的圈足、不尽相同的制造工艺等。另一方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雕像群等非容器类青铜器，是商代蜀文化的代表，特色鲜明，与殷墟青铜器纹饰存在较大区别，也体现了二者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
一、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特征的关联性
与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文化不同，三星堆青铜器的文化形式好像横空出世，翻阅巴蜀青铜的整个历史轨迹考，人们竟无法找到该文化发展演变的蛛丝马迹。专家甚至考证了巴蜀的非青铜器的文化形式，也没有找到与三星堆像群有关的痕迹，从一定程度上可推测，这批青铜器的表现形式不属于原始的巴蜀文化。可是，青铜雕像群器物的表面纹路与青铜器皿上的纹路极为相似，所以人们推断该群像是对青铜器皿纹路的临摹。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殷墟青铜礼器具有极为相近的图案。殷墟青铜器纹饰中兽面纹及各种兽体变形纹饰较多，而自三星堆两个墓坑挖掘出的青铜器皿也布满了大量兽面纹饰并且还出现了大量雷纹、弦纹和云纹等在中原地区流行一时图案。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器文饰受到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纹饰艺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它也与殷墟所代表的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纹饰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即都通常在青铜器的表面雕刻几何纹、兽面纹、云雷纹等花纹来装点。
（一）兽面纹的相似性
据记载，最早的兽面纹出现在良渚文化的玉石和龙山文化的瓷器上，经过夏商等朝代传承发展形成了人们如今看见的青铜纹饰，这类花饰用扭曲的线条化作变幻的动物纹，提取动物的某点特征进行抽象处理，我国经典的青铜纹路就这样一步步产生。例如，三星堆圆罍多为直颈、折肩、侈口，圈足较高，有下半部内敛成相对隐约的略微规律的圆柱形深腹。这些都与殷墟出土的罍大为相似。从足部上至肩部，都刻有大面积的兽面纹，而殷墟青铜礼器上最常出现的涡纹、夔纹等也出现在三星堆的罍上。观看《殷墟青铜器上纹饰的断代研究》可发现，三星堆青铜群像中罍和尊等礼器上的兽面纹都能够在该书中找到相似体，而且绝大多数同殷商与礼器上雕刻的兽面图案相似相近，只是存在微小的区别和变幻，这也证明三星堆纹饰受到了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并在承袭殷商文化时将川蜀古地或者其他元素融入其中。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铜尊上的兽面纹和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妇好墓中的长颈铜尊有许多三角纹饰刻在颈部，而三星堆礼器颈部却相对平整，线条较为简化，仅饰以三道弦纹。这是三星堆青铜器纹饰受到中原青铜纹饰影响的表现。
（二）三星堆青铜器中的殷商文化元素
古蜀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历经夏、商、周三代传千年。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虽然蜀地交通闭塞，但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联系，交流不曾中断过。殷商时期，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密切，古蜀文化吸收了许多商文化因素，全面促进了民族文化大融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特色鲜明，在融合商文化因素之余，也体现了古蜀文化的鲜明地域色彩。因此，这批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
从器物纹饰上看，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借用了中原青铜器纹饰素材。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堆青铜器上有大量龙形器物和装饰物，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柱形器、龙形饰件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形挂饰。而以动物造型出现的羽翅兽件、兽面上夔龙的形象也很常见。“龙”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青铜器中之所以出现许多龙的图案，是因为在中原地区人们都崇拜龙，有着龙文化的信仰，这就证明古蜀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另外，三星堆青铜器上绘制了大量云雷纹，而云雷纹则是殷商铜器、陶器上最主要的一种纹饰。这也可以证明古蜀文化对商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二、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特征的差异性
（一）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地域特色
虽然三星堆青铜礼器类型较少，形制简单，但是创造三星堆文化的先民也糅合了自己的地方特色。从三星堆青铜器的纹饰艺术可以看出，先民在铸造青铜器时，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聪明才智，精巧地利用差异，采用“求同存异”的理念，并没有对殷墟的青铜器纹路、图案进行复刻，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打破图形僵化的同时保持了器物审美风格的一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器，在纹饰上一方面受到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艺术的影响，保留了兽面纹及其他常见纹饰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兽面纹共分为两类，一是三星堆酒器上的兽面纹，二是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图案。这两类兽面纹表现了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一大特色，就是三星堆青铜器纹饰与中原地区的殷商青铜器纹饰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延续。这两类兽面纹也大不相同，第一类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兽面纹（除了青铜罍腹的兽面纹口是横贯的之外）十分相像。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之所以口部横贯，是因为想要加强视觉效果从而使得艺术风格浮夸、奇特怪异。第二类就是与二里头的铜牌饰十分相像的三星堆铜牌饰兽面纹图案，两者之间有着统一的形象特征、工艺手法等。 三星堆先民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是令人十分敬佩的，他们在纹饰图案领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灵感与天赋，将大多没有独立意义的纹路装饰于不同物种的身体部位，如羽毛、鳞片等，使得青铜器更富有生机。三星堆青铜器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的一大不同点在于前者更多依靠器物自身而后者则脱离器物独立发挥，形成许多有自身含义的纹路。
（二）三星堆青铜人像纹饰艺术独树一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青铜食器、青铜酒器、青铜水器、青铜兵器、青铜乐器以及青铜工具等，但缺少青铜人像、雕像。与之不同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数量远远超过殷墟，青铜人像不止数量多且种类繁多，形态各不相同。从这些青铜器所表现的活动场景来看，这些青铜人像主要是礼仪祭祀所用。在我国考古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堪称里程碑的重大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像便是其中一个。研究发现，这些青铜人像的表现手法是十分夸张的，五官突出成为其一大特色。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纹饰大致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用以体现人像服饰衣着，二就是青铜像的不同部位的裝饰。三星堆遗址中独特的青铜器类别就是青铜人像，造型各异但五官突出，表情大多雷同，形象偏陌生化，加上先民创造的纹饰使得这些青铜人像独具魅力，它们正是艺术造诣高深的三星堆先民的智慧结晶。青铜人像上不同的纹饰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展现当时民俗文化的同时又能让现代人看到当时的礼仪场景。
（三）殷墟青铜器纹饰的王权和礼制
中华民族的青铜文化是为了规范和完善礼乐制度、突显王室的尊贵，它的核心是殷王族和周王族的青铜文明，包括王室权力与礼制，这是它最大的特征。青铜器的使用群体只有统治阶级，而且青铜器因阶级不同而不同，因此它不仅刻有繁缛的纹饰，还具有凝重和森严的气息，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稳定统治秩序；第二，彰显王室的尊贵，同时说明礼制的威严。从殷代中期到春秋中期，青铜器的饰纹缺乏灵活性，大多传承风俗，或者跟随习惯，大部分饰纹都是兽面纹、凤鸟纹或者两者相结合含有其他意蕴的作品——窃曲纹等。所有青铜器的纹饰毫无新意，如出一辙，因为王室权力的威严使艺术失去了灵活性，这种氛围使得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效仿古希腊青铜文化，既难以彰显人性之美，也难以如希腊神话般浪漫。长期以来，一个错觉始终萦绕在后人脑海中，人们普遍认为殷周时期没有神话，其实只是因为威严的王权和礼制遏制了神话艺术的发展，如“虎食人”等艺术的压制。直到战国时期，随着王权和礼乐制度的发展，一些神话思想得到解放并逐渐活跃起来，其中便包括青铜器艺术。《山海经》等艺术作品并非即兴之作，而是冲破王权和礼乐制度束缚的产物。
（四）殷墟青铜器纹饰的组合性
纹饰组合的含义大体是：几种不同的纹饰组合共同存在于青铜器上。无论是同类型或相似的青铜器，还是同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组合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殷墟曾经出土过一批高质量的青铜器，不仅出现浮雕、三维立体装饰，而且一些装饰与器具上的阴阳线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纹饰主题。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郭家庄与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前者出土方尊的肩部兽头，不仅刻有浮雕，而且能够自由移动。后者出土的铜方壶的肩膀鸟首，不仅具有立体性，而且翅膀与尾巴的饰纹都是阳线。这两种器物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装饰主题来源于两类不同的手法；第二，浮雕和立体来源于一种手法，即纹饰组合。无论是哪一时期出土的殷墟器物，都具有独特的纹饰组合，饰纹组合基本不同，即便相同的组合也大多来源于同一时期同种器物，或者具有同一用途和作用，这些纹饰组合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通常情况下只有辅助性纹饰不同。除此之外，时代性是纹饰组合的隐性特点，无论是同墓还是同领域出土的器类，纹饰组合都具有一定的集中性。
三、结语
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艺术既有相似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分析当时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地文化的交流背景，人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纹饰艺术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此，探索两地青铜器纹饰出现差异性与关联性的原因将成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四川音乐学院）
三星堆青铜器和殷墟青铜器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珍贵宝物，它们都是考古学家研究青铜文化的重点对象。生活写实类花纹、龙凤鸟和各类动物花纹、几何花纹和兽面纹及各类兽体变形花纹这四类花纹是殷墟青铜器的主要花纹，三星堆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具有和殷墟青铜器较为类似的纹饰，而非青铜容器的其他青铜雕像和许多青铜饰件都具有明显的蜀地特色，因而表现出与殷墟青铜器所不同的纹饰。一方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和殷墟青铜器纹饰有着类似的体现，展现出浓墨重彩的中原殷商文化，极有可能是受殷商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但是，细致查看，人们仍能发现一些细小的差别，如花纹的呈现形式、普遍略微内敛的圈足、不尽相同的制造工艺等。另一方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雕像群等非容器类青铜器，是商代蜀文化的代表，特色鲜明，与殷墟青铜器纹饰存在较大区别，也体现了二者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
一、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特征的关联性
与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文化不同，三星堆青铜器的文化形式好像横空出世，翻阅巴蜀青铜的整个历史轨迹考，人们竟无法找到该文化发展演变的蛛丝马迹。专家甚至考证了巴蜀的非青铜器的文化形式，也没有找到与三星堆像群有关的痕迹，从一定程度上可推测，这批青铜器的表现形式不属于原始的巴蜀文化。可是，青铜雕像群器物的表面纹路与青铜器皿上的纹路极为相似，所以人们推断该群像是对青铜器皿纹路的临摹。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殷墟青铜礼器具有极为相近的图案。殷墟青铜器纹饰中兽面纹及各种兽体变形纹饰较多，而自三星堆两个墓坑挖掘出的青铜器皿也布满了大量兽面纹饰并且还出现了大量雷纹、弦纹和云纹等在中原地区流行一时图案。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器文饰受到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纹饰艺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它也与殷墟所代表的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纹饰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即都通常在青铜器的表面雕刻几何纹、兽面纹、云雷纹等花纹来装点。
（一）兽面纹的相似性
据记载，最早的兽面纹出现在良渚文化的玉石和龙山文化的瓷器上，经过夏商等朝代传承发展形成了人们如今看见的青铜纹饰，这类花饰用扭曲的线条化作变幻的动物纹，提取动物的某点特征进行抽象处理，我国经典的青铜纹路就这样一步步产生。例如，三星堆圆罍多为直颈、折肩、侈口，圈足较高，有下半部内敛成相对隐约的略微规律的圆柱形深腹。这些都与殷墟出土的罍大为相似。从足部上至肩部，都刻有大面积的兽面纹，而殷墟青铜礼器上最常出现的涡纹、夔纹等也出现在三星堆的罍上。观看《殷墟青铜器上纹饰的断代研究》可发现，三星堆青铜群像中罍和尊等礼器上的兽面纹都能够在该书中找到相似体，而且绝大多数同殷商与礼器上雕刻的兽面图案相似相近，只是存在微小的区别和变幻，这也证明三星堆纹饰受到了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并在承袭殷商文化时将川蜀古地或者其他元素融入其中。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铜尊上的兽面纹和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妇好墓中的长颈铜尊有许多三角纹饰刻在颈部，而三星堆礼器颈部却相对平整，线条较为简化，仅饰以三道弦纹。这是三星堆青铜器纹饰受到中原青铜纹饰影响的表现。
（二）三星堆青铜器中的殷商文化元素
古蜀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历经夏、商、周三代传千年。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虽然蜀地交通闭塞，但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联系，交流不曾中断过。殷商时期，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密切，古蜀文化吸收了许多商文化因素，全面促进了民族文化大融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特色鲜明，在融合商文化因素之余，也体现了古蜀文化的鲜明地域色彩。因此，这批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
从器物纹饰上看，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借用了中原青铜器纹饰素材。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堆青铜器上有大量龙形器物和装饰物，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柱形器、龙形饰件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形挂饰。而以动物造型出现的羽翅兽件、兽面上夔龙的形象也很常见。“龙”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青铜器中之所以出现许多龙的图案，是因为在中原地区人们都崇拜龙，有着龙文化的信仰，这就证明古蜀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另外，三星堆青铜器上绘制了大量云雷纹，而云雷纹则是殷商铜器、陶器上最主要的一种纹饰。这也可以证明古蜀文化对商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二、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特征的差异性
（一）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地域特色
虽然三星堆青铜礼器类型较少，形制简单，但是创造三星堆文化的先民也糅合了自己的地方特色。从三星堆青铜器的纹饰艺术可以看出，先民在铸造青铜器时，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聪明才智，精巧地利用差异，采用“求同存异”的理念，并没有对殷墟的青铜器纹路、图案进行复刻，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打破图形僵化的同时保持了器物审美风格的一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器，在纹饰上一方面受到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艺术的影响，保留了兽面纹及其他常见纹饰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兽面纹共分为两类，一是三星堆酒器上的兽面纹，二是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图案。这两类兽面纹表现了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一大特色，就是三星堆青铜器纹饰与中原地区的殷商青铜器纹饰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延续。这两类兽面纹也大不相同，第一类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兽面纹（除了青铜罍腹的兽面纹口是横贯的之外）十分相像。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之所以口部横贯，是因为想要加强视觉效果从而使得艺术风格浮夸、奇特怪异。第二类就是与二里头的铜牌饰十分相像的三星堆铜牌饰兽面纹图案，两者之间有着统一的形象特征、工艺手法等。 三星堆先民的艺术造诣可以说是令人十分敬佩的，他们在纹饰图案领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灵感与天赋，将大多没有独立意义的纹路装饰于不同物种的身体部位，如羽毛、鳞片等，使得青铜器更富有生机。三星堆青铜器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纹饰的一大不同点在于前者更多依靠器物自身而后者则脱离器物独立发挥，形成许多有自身含义的纹路。
（二）三星堆青铜人像纹饰艺术独树一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青铜食器、青铜酒器、青铜水器、青铜兵器、青铜乐器以及青铜工具等，但缺少青铜人像、雕像。与之不同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数量远远超过殷墟，青铜人像不止数量多且种类繁多，形态各不相同。从这些青铜器所表现的活动场景来看，这些青铜人像主要是礼仪祭祀所用。在我国考古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堪称里程碑的重大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像便是其中一个。研究发现，这些青铜人像的表现手法是十分夸张的，五官突出成为其一大特色。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纹饰大致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用以体现人像服饰衣着，二就是青铜像的不同部位的裝饰。三星堆遗址中独特的青铜器类别就是青铜人像，造型各异但五官突出，表情大多雷同，形象偏陌生化，加上先民创造的纹饰使得这些青铜人像独具魅力，它们正是艺术造诣高深的三星堆先民的智慧结晶。青铜人像上不同的纹饰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展现当时民俗文化的同时又能让现代人看到当时的礼仪场景。
（三）殷墟青铜器纹饰的王权和礼制
中华民族的青铜文化是为了规范和完善礼乐制度、突显王室的尊贵，它的核心是殷王族和周王族的青铜文明，包括王室权力与礼制，这是它最大的特征。青铜器的使用群体只有统治阶级，而且青铜器因阶级不同而不同，因此它不仅刻有繁缛的纹饰，还具有凝重和森严的气息，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稳定统治秩序；第二，彰显王室的尊贵，同时说明礼制的威严。从殷代中期到春秋中期，青铜器的饰纹缺乏灵活性，大多传承风俗，或者跟随习惯，大部分饰纹都是兽面纹、凤鸟纹或者两者相结合含有其他意蕴的作品——窃曲纹等。所有青铜器的纹饰毫无新意，如出一辙，因为王室权力的威严使艺术失去了灵活性，这种氛围使得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效仿古希腊青铜文化，既难以彰显人性之美，也难以如希腊神话般浪漫。长期以来，一个错觉始终萦绕在后人脑海中，人们普遍认为殷周时期没有神话，其实只是因为威严的王权和礼制遏制了神话艺术的发展，如“虎食人”等艺术的压制。直到战国时期，随着王权和礼乐制度的发展，一些神话思想得到解放并逐渐活跃起来，其中便包括青铜器艺术。《山海经》等艺术作品并非即兴之作，而是冲破王权和礼乐制度束缚的产物。
（四）殷墟青铜器纹饰的组合性
纹饰组合的含义大体是：几种不同的纹饰组合共同存在于青铜器上。无论是同类型或相似的青铜器，还是同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组合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殷墟曾经出土过一批高质量的青铜器，不仅出现浮雕、三维立体装饰，而且一些装饰与器具上的阴阳线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纹饰主题。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郭家庄与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前者出土方尊的肩部兽头，不仅刻有浮雕，而且能够自由移动。后者出土的铜方壶的肩膀鸟首，不仅具有立体性，而且翅膀与尾巴的饰纹都是阳线。这两种器物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装饰主题来源于两类不同的手法；第二，浮雕和立体来源于一种手法，即纹饰组合。无论是哪一时期出土的殷墟器物，都具有独特的纹饰组合，饰纹组合基本不同，即便相同的组合也大多来源于同一时期同种器物，或者具有同一用途和作用，这些纹饰组合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通常情况下只有辅助性纹饰不同。除此之外，时代性是纹饰组合的隐性特点，无论是同墓还是同领域出土的器类，纹饰组合都具有一定的集中性。
三、结语
殷墟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纹饰艺术既有相似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分析当时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地文化的交流背景，人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纹饰艺术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此，探索两地青铜器纹饰出现差异性与关联性的原因将成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四川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