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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缺血年年补。几经起伏，201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65%、11.35%、10.75%，处于历史较好水平。但喜忧参半，资本结构质量的失衡令各家银行不得放松丝毫警惕
强监管下，商业银行发展由“拼规模”向“拼资本”转变，业务与资本指标密切相关，在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资本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资本使用效率，加強风险防控，成为2018年银行资本新规“落地年”的新课题
就当前数据来看，绝大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能够达标，但不可否认，商业银行内源资本补充仍显不足，多数外部资本补充工具较为单一。在监管趋严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逐步加大，特别是中小银行外部资本补充工具非常有限，存在不合规风险
从银监会下调拨备红线，推行“一行一策”差异化监管，到五部委发文鼓励创新，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完成资本充足率达标，业内认为，部分创新型资本补充工具的出现，有望让商业银行外部资本补充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一边是监管政策的松绑支持，一边是银行花式补血的欲言又止。
根据银监会资本新规过渡期安排，到2018年底，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9.5%和8.5%，其他银行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少1个百分点（见表1），这促使近年不断提速的银行补血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不限于IPO、可转债、定增、优先股、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等创新工具等方式，2018年开年至今，银行花式补血层出不穷。由于从2013年逐步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开始，过渡期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步提高，所以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也在逐步增大。
但市场上并不都是坏消息，监管政策的松动为银行对抗现实困难带来曙光。
2月28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7号文”），明确将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到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到1.5%～2.5%；并在调整区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对此，业内认为，这除了加速银行不良释放与核销外，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补充起到间接作用，但由于需结合现场、非现场检查情况，给出差异化拨备达标要求，不确定性高，所以利好落实到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贡献尚无法估计。
随后，“一行三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出支持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扩大投资主体范围、改进资本工具发行审批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
那么，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哪些公司徘徊在危险的边缘？它们将如何融资？还原银行补血的背后，银行的小动作也正透露出它们的秘密。
根据Wind不完全统计，近200家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仍有49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在12%以下，86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下，39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9%以下。
它们当中，有的三项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在监管红线之上，但腾挪空间有限；有的逼近监管红线，贴地飞行；还有个别时间点落在红线之下，有不达标的合规风险，相互之间分化严重。
以包商银行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其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49%、7.33%、7.33%。以2016年底过渡期要求比照，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低于最低要求的9.7%和7.7%，不达标；如以2017年底过渡期要求比照，上述两项数据依旧不及相关要求的10.1%和8.1%，依旧存在不合规风险。
同样，上市银行依旧会存在此类问题。例如2017年三季度末，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9%、一级资本充足率8.95%，江苏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8.63%、资本充足率10.95%，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91%，甘肃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8.55%，均逼近监管要求的下限。
“资本充足率指标接近监管红线，短期规模扩张将受资本金制约，一般银行方面会积极改善。”某资深金融人士表示。
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3月28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并不高，正在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的方式有效补充资本，资本预期充足。本次140亿元非公开发行A股未来实施和落地后，将有效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助推本行加快战略转型步伐，为股东创造更多资本回报的同时，推动本行长期可持续发展。”
而江苏银行方面告诉记者，公司已在2017年11月发行2亿股优先股，补充其他一级资本199.78亿元。“过渡期内，银行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合理安排资本充足率水平，各年末资本充足率均达到过渡期后的监管标准。”江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以来，公司共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公开上市、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充各级资本。除了去年发行的优先股，2014年、2016年，还先后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补充二级资本120亿元，并通过A股上市补充核心一级资本71.29亿元。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北京银行、甘肃银行也在积极行动。2017年12月，北京银行通过定增实现募资206亿元；而今年1月，甘肃银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称将全部上市所募款项用来补充资本金，支持业务可持续发展。 “国有大行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资本补充的迫切性相对不高。大行债券发行空间较大，各类资本工具选择的余地也大。城农商行介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之间，机构内部差异比较大，资本充足水平参差不齐。而股份制行整体资本充足状态堪忧，且部分机构核心一级资本长远看有缺口，资本（特别是含金量高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存在一定的迫切性。此外，股份制二级资本债发行空间相对较小，这进一步限制了资本补充工具的选择。” 兴业研究策略分析师郭益忻指出（见07版图1）。
不过，通过几年不断地补血，整个银行业资本充足指标也在相应走高（见07版图2）。
从整个银行业看，银监会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较上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3.65%，较上年末上升0.37个百分点。但郭益忻认为，虽然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较高，但资本内部结构组成不尽合理。
根据监管要求，银行资本划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又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根据《商业银行管理法》相关规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方法包括：IPO、定增、转股后的可转债，优先股可以补充其他一级资本，而二级资本债可用于补充二级资本。
“一是其他一级资本厚度不足。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和银监会的设想，其他一级资本应当达到 1%。而去年四季度末实际仅有0.6%，这还是历史最好水平。这主要因为目前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仅优先股一种，且发行人必须是上市银行。二是二级资本偏多。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和银监会的设想，二级资本较为合适的比例应控制在2%。而去年四季度末实际达到 2.3%的较高水平。这可能因为一方面银行提取的拨备较为充足，超额拨备做了部分贡献；另一方面二级资本债发行门槛低，补充效率高。所以，对目前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其背后的真实质量，我们应该有更为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郭益忻说。
但从目前的融资工具来讲，创新仍在探索之中。“目前银行资本的补充方式主要有IPO、可转债、定增、优先股、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等。但是可转债、定增只有上市银行能够开展。对于没有上市的银行来说，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是更现实的补充资本方式。”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石大龙表示。
在郭益忻看来，目前的资本补充工具各有长短：二级资本债门槛较低，发行效率较高，成本相对可控，但资本含金量较低，且受债券发行比例限制；优先股可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含金量尚可，但发行效率一般，且由于股息支付是税后列支，成本高；可转债转股后可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含金量最高，但未转股之前票面利率较低，转股进程存在不确定性，受债券发行上限制约，转债转股成功与否与其估值水平关联；而IPO作为最为正统的资本补充形式，补充资本含金量最高，但募集成本最高，效率较低，且已上市银行通过定增途径补充资本还要受到期限（相邻两次不得短于18个月）、价格等方面的限制（见表2）。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解决银行长期的资本需求？据悉，前述“一行三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正是讨论融资工具的创新。
据了解，《意见》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积极扩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充分发挥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补优势，有效运用境内外市场资源，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发行资本工具，通过多种渠道稳步扩大资本工具的发行规模；二是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总结经验并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三是扩大投资者群体。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主体；四是简化资本工具发行的审批程序。优化资本工具发行审批流程，完善储架发行机制。
《意见》提出，商业银行应将资本补充与资本规划相结合，统筹考虑资产增值、结构调整、内部资本留存、外部环境等因素，科学合理设定资本补充计划。
对此，中金公司固收团队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能够在境内使用的资本工具有普通股（包括IPO、定增、配股、可转债等转股类证券转股）、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最常用、体量最大）。相对海外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内仍缺乏足够的资本补充手段，其中尤其缺乏的是，能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永续债，以及强制转股类的资本工具。
“海外经验表明，规模较大、资产负债表更为健康的银行会更早地发行资本债，这与国内监管机构首先在国有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推进资本工具创新一致，且海外的减记型工具相对于转股型工具更受投资者欢迎。”在郭益忻看来，目前二级资本相对偏厚，而其他一级资本相对不足，因而创新的方向应首先是其他一级资本债，减记型工具（减记牺牲资本债投资者保全股东）已在二级资本上有了良好的实践基础，接受度相对更高。转股型工具（转股稀释股东权益，但更利好高等级债权人）牵涉面广，个性化因素更多，推广难度更大，从简化的角度交流，减记型工具更易推广。
“当前银行业采取各种方式补充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约束压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理财业务监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银行资本占用的需求增加。”石大龙说。
“现在只是密集式的补血，还未到资本的集中消耗期，叠加宏观审慎监管（MPA）、表外业务回表，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本压力还将持续，这也是当下银行补血忙的原因。”在业内看来，如今银行面临建立长效资本补充机制和资本有效使用机制的问题。
“资管新规即将落地，如存量非标必须入表，将带来额外的资本消耗。未来市场对银行资本要求越来越高，既要发展，又要效率，如何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做到专业、集约、高效，对银行是巨大的挑战。”上述资深金融人士表述道。
“同业业务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对资本的节约。去通道、回归信贷，本质上是风险收益逐步对等的过程，这意味着之前计提不足的资本将逐渐补上。某种意义上说，除非大幅度縮表，银行回归传统信贷的过程将是资本耗用加剧的过程。”郭益忻向记者表示。
伴随着年报的推出，《投资者报》记者发现，部分银行在严控风险的同时，开始将资本使用效率摆在重要的位置。
“截至2017年年末，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02%，较上年提升1.28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3.58%，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41%和8.61%。同时，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也在2017年先后完成了1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和100亿元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工作，资本的有效补充确保了公司后续的稳健发展。”宁波银行告诉《投资者报》记者，2017年度公司在强化资本预算约束的前提下，不断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统筹经济资本配置，资本使用效率获得提升。
强监管下，商业银行发展由“拼规模”向“拼资本”转变，业务与资本指标密切相关，在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资本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资本使用效率，加強风险防控，成为2018年银行资本新规“落地年”的新课题
就当前数据来看，绝大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能够达标，但不可否认，商业银行内源资本补充仍显不足，多数外部资本补充工具较为单一。在监管趋严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逐步加大，特别是中小银行外部资本补充工具非常有限，存在不合规风险
从银监会下调拨备红线，推行“一行一策”差异化监管，到五部委发文鼓励创新，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完成资本充足率达标，业内认为，部分创新型资本补充工具的出现，有望让商业银行外部资本补充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一边是监管政策的松绑支持，一边是银行花式补血的欲言又止。
根据银监会资本新规过渡期安排，到2018年底，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9.5%和8.5%，其他银行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少1个百分点（见表1），这促使近年不断提速的银行补血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不限于IPO、可转债、定增、优先股、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等创新工具等方式，2018年开年至今，银行花式补血层出不穷。由于从2013年逐步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开始，过渡期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步提高，所以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也在逐步增大。
但市场上并不都是坏消息，监管政策的松动为银行对抗现实困难带来曙光。
2月28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7号文”），明确将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到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到1.5%～2.5%；并在调整区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对此，业内认为，这除了加速银行不良释放与核销外，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补充起到间接作用，但由于需结合现场、非现场检查情况，给出差异化拨备达标要求，不确定性高，所以利好落实到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贡献尚无法估计。
随后，“一行三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出支持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扩大投资主体范围、改进资本工具发行审批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
那么，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哪些公司徘徊在危险的边缘？它们将如何融资？还原银行补血的背后，银行的小动作也正透露出它们的秘密。
压力：补血混战 分化加剧
根据Wind不完全统计，近200家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仍有49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在12%以下，86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下，39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9%以下。
它们当中，有的三项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在监管红线之上，但腾挪空间有限；有的逼近监管红线，贴地飞行；还有个别时间点落在红线之下，有不达标的合规风险，相互之间分化严重。
以包商银行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其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49%、7.33%、7.33%。以2016年底过渡期要求比照，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低于最低要求的9.7%和7.7%，不达标；如以2017年底过渡期要求比照，上述两项数据依旧不及相关要求的10.1%和8.1%，依旧存在不合规风险。
同样，上市银行依旧会存在此类问题。例如2017年三季度末，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9%、一级资本充足率8.95%，江苏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8.63%、资本充足率10.95%，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91%，甘肃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8.55%，均逼近监管要求的下限。
“资本充足率指标接近监管红线，短期规模扩张将受资本金制约，一般银行方面会积极改善。”某资深金融人士表示。
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3月28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并不高，正在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的方式有效补充资本，资本预期充足。本次140亿元非公开发行A股未来实施和落地后，将有效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助推本行加快战略转型步伐，为股东创造更多资本回报的同时，推动本行长期可持续发展。”
而江苏银行方面告诉记者，公司已在2017年11月发行2亿股优先股，补充其他一级资本199.78亿元。“过渡期内，银行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合理安排资本充足率水平，各年末资本充足率均达到过渡期后的监管标准。”江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以来，公司共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公开上市、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充各级资本。除了去年发行的优先股，2014年、2016年，还先后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补充二级资本120亿元，并通过A股上市补充核心一级资本71.29亿元。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北京银行、甘肃银行也在积极行动。2017年12月，北京银行通过定增实现募资206亿元；而今年1月，甘肃银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称将全部上市所募款项用来补充资本金，支持业务可持续发展。 “国有大行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资本补充的迫切性相对不高。大行债券发行空间较大，各类资本工具选择的余地也大。城农商行介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之间，机构内部差异比较大，资本充足水平参差不齐。而股份制行整体资本充足状态堪忧，且部分机构核心一级资本长远看有缺口，资本（特别是含金量高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存在一定的迫切性。此外，股份制二级资本债发行空间相对较小，这进一步限制了资本补充工具的选择。” 兴业研究策略分析师郭益忻指出（见07版图1）。
改变：创新工具有望推出
不过，通过几年不断地补血，整个银行业资本充足指标也在相应走高（见07版图2）。
从整个银行业看，银监会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较上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3.65%，较上年末上升0.37个百分点。但郭益忻认为，虽然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较高，但资本内部结构组成不尽合理。
根据监管要求，银行资本划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又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根据《商业银行管理法》相关规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方法包括：IPO、定增、转股后的可转债，优先股可以补充其他一级资本，而二级资本债可用于补充二级资本。
“一是其他一级资本厚度不足。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和银监会的设想，其他一级资本应当达到 1%。而去年四季度末实际仅有0.6%，这还是历史最好水平。这主要因为目前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仅优先股一种，且发行人必须是上市银行。二是二级资本偏多。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和银监会的设想，二级资本较为合适的比例应控制在2%。而去年四季度末实际达到 2.3%的较高水平。这可能因为一方面银行提取的拨备较为充足，超额拨备做了部分贡献；另一方面二级资本债发行门槛低，补充效率高。所以，对目前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其背后的真实质量，我们应该有更为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郭益忻说。
但从目前的融资工具来讲，创新仍在探索之中。“目前银行资本的补充方式主要有IPO、可转债、定增、优先股、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等。但是可转债、定增只有上市银行能够开展。对于没有上市的银行来说，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债券是更现实的补充资本方式。”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石大龙表示。
在郭益忻看来，目前的资本补充工具各有长短：二级资本债门槛较低，发行效率较高，成本相对可控，但资本含金量较低，且受债券发行比例限制；优先股可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含金量尚可，但发行效率一般，且由于股息支付是税后列支，成本高；可转债转股后可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含金量最高，但未转股之前票面利率较低，转股进程存在不确定性，受债券发行上限制约，转债转股成功与否与其估值水平关联；而IPO作为最为正统的资本补充形式，补充资本含金量最高，但募集成本最高，效率较低，且已上市银行通过定增途径补充资本还要受到期限（相邻两次不得短于18个月）、价格等方面的限制（见表2）。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解决银行长期的资本需求？据悉，前述“一行三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正是讨论融资工具的创新。
据了解，《意见》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积极扩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充分发挥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补优势，有效运用境内外市场资源，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发行资本工具，通过多种渠道稳步扩大资本工具的发行规模；二是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总结经验并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三是扩大投资者群体。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主体；四是简化资本工具发行的审批程序。优化资本工具发行审批流程，完善储架发行机制。
《意见》提出，商业银行应将资本补充与资本规划相结合，统筹考虑资产增值、结构调整、内部资本留存、外部环境等因素，科学合理设定资本补充计划。
对此，中金公司固收团队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能够在境内使用的资本工具有普通股（包括IPO、定增、配股、可转债等转股类证券转股）、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最常用、体量最大）。相对海外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内仍缺乏足够的资本补充手段，其中尤其缺乏的是，能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永续债，以及强制转股类的资本工具。
“海外经验表明，规模较大、资产负债表更为健康的银行会更早地发行资本债，这与国内监管机构首先在国有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推进资本工具创新一致，且海外的减记型工具相对于转股型工具更受投资者欢迎。”在郭益忻看来，目前二级资本相对偏厚，而其他一级资本相对不足，因而创新的方向应首先是其他一级资本债，减记型工具（减记牺牲资本债投资者保全股东）已在二级资本上有了良好的实践基础，接受度相对更高。转股型工具（转股稀释股东权益，但更利好高等级债权人）牵涉面广，个性化因素更多，推广难度更大，从简化的角度交流，减记型工具更易推广。
办法：拼资本+拼效率
“当前银行业采取各种方式补充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约束压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理财业务监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银行资本占用的需求增加。”石大龙说。
“现在只是密集式的补血，还未到资本的集中消耗期，叠加宏观审慎监管（MPA）、表外业务回表，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本压力还将持续，这也是当下银行补血忙的原因。”在业内看来，如今银行面临建立长效资本补充机制和资本有效使用机制的问题。
“资管新规即将落地，如存量非标必须入表，将带来额外的资本消耗。未来市场对银行资本要求越来越高，既要发展，又要效率，如何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做到专业、集约、高效，对银行是巨大的挑战。”上述资深金融人士表述道。
“同业业务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对资本的节约。去通道、回归信贷，本质上是风险收益逐步对等的过程，这意味着之前计提不足的资本将逐渐补上。某种意义上说，除非大幅度縮表，银行回归传统信贷的过程将是资本耗用加剧的过程。”郭益忻向记者表示。
伴随着年报的推出，《投资者报》记者发现，部分银行在严控风险的同时，开始将资本使用效率摆在重要的位置。
“截至2017年年末，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02%，较上年提升1.28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3.58%，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41%和8.61%。同时，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也在2017年先后完成了1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和100亿元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工作，资本的有效补充确保了公司后续的稳健发展。”宁波银行告诉《投资者报》记者，2017年度公司在强化资本预算约束的前提下，不断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统筹经济资本配置，资本使用效率获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