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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王石如此推崇，荣德生何人？
把荣德生从故纸堆里拽出来的，是王石。
最近，王石对话创新工厂80后创业者之时，问大家：“中国现在企业家的水平，不包括你们80后，但包括我、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还低于上世纪民国初年工商界的水平——这样的判断，你们觉得是谦虚呢，还是就是这样的？”
王石顿了顿说：“我认为不如他们。”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这一刻，我认为是全场最迷人的时刻。”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向一群生于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创业者讲述他景仰的前辈企业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第一次借助言传身教的方式在流传：一个受人敬仰的前辈，在向一群无所顾忌的晚辈讲述他们已经不知道的历史。”
往事如烟，王石为自己的“不如”给出了三个理由。
其一，荣家用自己家族的钱修建了梅园，作为给这个城市的礼物。而直至今日，中国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为城市和公众留下类似的礼物，社会担当不如。
其二，荣家靠面粉起家，最初进口的是德国磨面机，但荣家是将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同步引进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公司从西方引入的设备，“很多放在荒地里生锈了，盲目引进设备，没考虑引进技术人员……（荣家）比我们20世纪80年代厉害多了”。
其三，荣老先生当时给政府提交过一个地域经济发展的建议书。“我一看，就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啊。如果不是抗日战争，那就提前五十年开发了。但他不是搞房地产的，是做面粉的。我一看就冒汗，没有他的气度和眼光。”
言语里，满满的钦佩。能得王石如此推崇，荣德生何人？
立命之道
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号乐农。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著有《乐农纪事》，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传言，他三岁尚不能开口说话，家人不免为之担心，莫非是个哑巴？邻人则嬉笑称之为“二木头”。其实，这些见诸报端和饭后谈资的描述并不可信，不过是时人带入话题的风趣之语。
荣家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与孔子有交往，先贤荣子琪是孔子七十二贤徒第五十九名。历史与血脉的源流总是纠缠不断。儒家思想在他血液里的流淌和传承，表现在他整日的青衫长褂和诚信不欺的商业上。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求特殊。
“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这是梅园里的荣德生警句。而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也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论做人做事，他都未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内涵。这在那个“西学东用”“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尤显可贵。
所以，当荣德生之子、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去世之时，王石的纪念文章里写道：荣家遵循的是最简单的商业原则“诚信”，这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
荣德生对诚信的孜孜以求，从以下两件事可见一斑。
其一，是在申新三厂筹办过程中，荣德生对栈房司磅说：“到年底结账，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的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这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就能偷我的。”
其二，1932～1933年，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之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倍增，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荣家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造成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至1935年4月，申新各厂负债超过了全部资产总额，资不抵债，荣氏兄弟“无日不在愁云惨雾之中”。事后，荣德生深有体会地说：“是年之多事，为生平未遇。思想正大，立论未错，垂危之局，卒保平稳，教育义务亦未稍停。余至今尚津津乐记，后之办事业者，必以诚心为心，富贵岂难事哉！”
荣德生毕其一生践行着诚信不欺。他曾手书对联曰：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
现在的无锡梅园，还悬挂着荣德生老先生的题诵豳堂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实业救国
本着“为天下人布芳馨”的信念，遵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传统，荣德生在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里，祭出“实业救国”的大旗。
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1900年，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做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改为茂新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荣德生的实业报国思想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当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苏省立宪公会会员开欢迎会于张家花园安恺第，荣德生亦参加欢迎会并与孙中山合影留念。辛亥革命成功这一伟大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推动荣氏兄弟发展实业、经世报国的强大动力。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兄弟抓住机遇，继续扩展企业，使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将设备、技术、人才一并引进，在无锡建立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的筹划，他们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了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了申新三、四厂。
从1912年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起，至1920年止，中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原来对华倾销的棉纱、面粉大量下降，为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契机。荣德生毅然决定大力扩充各厂设备规模，同时到各地考察，择地创建新厂。 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茂新、福新共12个粉厂，占全国面粉生产力的28%，被誉为“面粉大王”。其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荣氏兄弟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22年，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锭达13万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能成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固然在于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更得益于荣家兄弟的激流勇进、“滚雪球”式的疯狂扩张。尤其兄长荣宗敬，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荣德生虽不似兄长般急进，但骨子里也是“扩张”迷恋者。他说：“余留心社会经济，而主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
对于荣家兄弟不断克服困难、扩大实业、永不满足的动力和雄心，荣德生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这样的眼光和策略，与传统的“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以往商人因为对官府的依赖，在其发家致富后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于官场的奉迎，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当时的条件下，荣德生恪守“不与官家搭界”的家训，即使难免“低帽过府衙，见官矮半截”，也不改实业救国的初衷。
关于实业扩张，在他70岁寿庆时仍念念不忘：“余以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一人进厂，则举家无可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他日时平若键，此志不改。”
这样的思想格局，或许得益于荣德生在广东河补抽税局任职期间阅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事业杂志》等不少西方书刊，目睹了外国人在香港、广州等地经营的近代企业兴旺发达，大批外国面粉免税进口、倾销中国市场和大量白银外流的情景，悟出了“创新事业”就是兴办实业的意念。
正是实业救国之心，才促使荣德生投资于工厂的技术和效率提高。
荣德生孙女荣智和说：“祖父一生坚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荣德生曾表示：“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应尽吾一分忠实之心，做一分忠实之事业。”
遗香未央
办实业赚了钱，就要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是荣德生一生的信念。荣德生热衷于兴办教育、造桥铺路、捐建图书馆。他晚年对同乡史家钱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实际上，荣德生的风骨和品行多年之后还在遗泽后人。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工商会议。荣德生被推选为江苏代表赴京参会，与代表共议兴国大计。他一人就提出三个提案，会议全部通过。他的提案，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高度重视。“内阁总理赵秉钧派秘书长至会，谈此事之必行。”会议结束后不久，荣德生又立即撰拟《无锡之将来》一文，自印1000册广为散发。这份对无锡未来发展的探讨，穿越百年时光后，让王石惊叹荣德生这个前人的怀抱和眼光。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而荣德生不仅捐款捐物，而且下令荣氏名下的公益铁工厂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制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供抗日部队作战使用。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之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又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铮铮铁骨，时人莫不钦佩。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氏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同仁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榜样的力量”。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族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他还在无锡《人报》上公开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变化，我决不离锡。”他说：“我若一走，几万个小烟囱将无法出烟，因此我决不离锡一步。”荣德生不但自己留下不走，而且坚决制止了申新三厂个别主持人企图将2万纱锭拆运台湾的错误行动，并指示将合丰公司已经运抵台湾的54只马达全部运回上海。他密令各厂：“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凡已迁往香港、台湾、广州的设备和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在他管辖的企业内，大大减少了迁厂逃资的损失。
荣德生“一生低首拜梅花”。人们说起他，梅园是绕不开的话题。梅园系荣德生一手所建，爱之深自不必说。但荣老先生爱梅园，更爱祖国。1947年，荣先生委派申新三厂厂长郑翔德修理梅园，从上海买来雪松、龙柏等植于园中。旧历闰二月十四日，他来到梅园看修理园子。瞥见樱花盛开，烂漫如云，他说：“今看此花，尤未能忘昔日之痛耳！”从观赏日本樱花联想到日军蹂躏中华之暴行，拳拳爱国之心在焉。
而今，梅园尚在，梅花年年傲立枝头，凌寒怒放。可是，世间已无荣德生。
把荣德生从故纸堆里拽出来的，是王石。
最近，王石对话创新工厂80后创业者之时，问大家：“中国现在企业家的水平，不包括你们80后，但包括我、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还低于上世纪民国初年工商界的水平——这样的判断，你们觉得是谦虚呢，还是就是这样的？”
王石顿了顿说：“我认为不如他们。”
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这一刻，我认为是全场最迷人的时刻。”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向一群生于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创业者讲述他景仰的前辈企业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第一次借助言传身教的方式在流传：一个受人敬仰的前辈，在向一群无所顾忌的晚辈讲述他们已经不知道的历史。”
往事如烟，王石为自己的“不如”给出了三个理由。
其一，荣家用自己家族的钱修建了梅园，作为给这个城市的礼物。而直至今日，中国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为城市和公众留下类似的礼物，社会担当不如。
其二，荣家靠面粉起家，最初进口的是德国磨面机，但荣家是将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同步引进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多公司从西方引入的设备，“很多放在荒地里生锈了，盲目引进设备，没考虑引进技术人员……（荣家）比我们20世纪80年代厉害多了”。
其三，荣老先生当时给政府提交过一个地域经济发展的建议书。“我一看，就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啊。如果不是抗日战争，那就提前五十年开发了。但他不是搞房地产的，是做面粉的。我一看就冒汗，没有他的气度和眼光。”
言语里，满满的钦佩。能得王石如此推崇，荣德生何人？
立命之道
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号乐农。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著有《乐农纪事》，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传言，他三岁尚不能开口说话，家人不免为之担心，莫非是个哑巴？邻人则嬉笑称之为“二木头”。其实，这些见诸报端和饭后谈资的描述并不可信，不过是时人带入话题的风趣之语。
荣家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与孔子有交往，先贤荣子琪是孔子七十二贤徒第五十九名。历史与血脉的源流总是纠缠不断。儒家思想在他血液里的流淌和传承，表现在他整日的青衫长褂和诚信不欺的商业上。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求特殊。
“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这是梅园里的荣德生警句。而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也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论做人做事，他都未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内涵。这在那个“西学东用”“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尤显可贵。
所以，当荣德生之子、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去世之时，王石的纪念文章里写道：荣家遵循的是最简单的商业原则“诚信”，这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
荣德生对诚信的孜孜以求，从以下两件事可见一斑。
其一，是在申新三厂筹办过程中，荣德生对栈房司磅说：“到年底结账，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的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这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就能偷我的。”
其二，1932～1933年，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之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倍增，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荣家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造成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至1935年4月，申新各厂负债超过了全部资产总额，资不抵债，荣氏兄弟“无日不在愁云惨雾之中”。事后，荣德生深有体会地说：“是年之多事，为生平未遇。思想正大，立论未错，垂危之局，卒保平稳，教育义务亦未稍停。余至今尚津津乐记，后之办事业者，必以诚心为心，富贵岂难事哉！”
荣德生毕其一生践行着诚信不欺。他曾手书对联曰：意诚言必中，心正思无邪。
现在的无锡梅园，还悬挂着荣德生老先生的题诵豳堂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实业救国
本着“为天下人布芳馨”的信念，遵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传统，荣德生在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里，祭出“实业救国”的大旗。
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1900年，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做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改为茂新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荣德生的实业报国思想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当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苏省立宪公会会员开欢迎会于张家花园安恺第，荣德生亦参加欢迎会并与孙中山合影留念。辛亥革命成功这一伟大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推动荣氏兄弟发展实业、经世报国的强大动力。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兄弟抓住机遇，继续扩展企业，使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将设备、技术、人才一并引进，在无锡建立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经过几年的筹划，他们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了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了申新三、四厂。
从1912年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起，至1920年止，中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原来对华倾销的棉纱、面粉大量下降，为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契机。荣德生毅然决定大力扩充各厂设备规模，同时到各地考察，择地创建新厂。 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茂新、福新共12个粉厂，占全国面粉生产力的28%，被誉为“面粉大王”。其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荣氏兄弟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22年，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锭达13万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能成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固然在于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更得益于荣家兄弟的激流勇进、“滚雪球”式的疯狂扩张。尤其兄长荣宗敬，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荣德生虽不似兄长般急进，但骨子里也是“扩张”迷恋者。他说：“余留心社会经济，而主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
对于荣家兄弟不断克服困难、扩大实业、永不满足的动力和雄心，荣德生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这样的眼光和策略，与传统的“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以往商人因为对官府的依赖，在其发家致富后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于官场的奉迎，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当时的条件下，荣德生恪守“不与官家搭界”的家训，即使难免“低帽过府衙，见官矮半截”，也不改实业救国的初衷。
关于实业扩张，在他70岁寿庆时仍念念不忘：“余以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一人进厂，则举家无可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他日时平若键，此志不改。”
这样的思想格局，或许得益于荣德生在广东河补抽税局任职期间阅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事业杂志》等不少西方书刊，目睹了外国人在香港、广州等地经营的近代企业兴旺发达，大批外国面粉免税进口、倾销中国市场和大量白银外流的情景，悟出了“创新事业”就是兴办实业的意念。
正是实业救国之心，才促使荣德生投资于工厂的技术和效率提高。
荣德生孙女荣智和说：“祖父一生坚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荣德生曾表示：“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应尽吾一分忠实之心，做一分忠实之事业。”
遗香未央
办实业赚了钱，就要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是荣德生一生的信念。荣德生热衷于兴办教育、造桥铺路、捐建图书馆。他晚年对同乡史家钱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就是那座长桥而已。”实际上，荣德生的风骨和品行多年之后还在遗泽后人。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工商会议。荣德生被推选为江苏代表赴京参会，与代表共议兴国大计。他一人就提出三个提案，会议全部通过。他的提案，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高度重视。“内阁总理赵秉钧派秘书长至会，谈此事之必行。”会议结束后不久，荣德生又立即撰拟《无锡之将来》一文，自印1000册广为散发。这份对无锡未来发展的探讨，穿越百年时光后，让王石惊叹荣德生这个前人的怀抱和眼光。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而荣德生不仅捐款捐物，而且下令荣氏名下的公益铁工厂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制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供抗日部队作战使用。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之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又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铮铮铁骨，时人莫不钦佩。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氏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同仁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榜样的力量”。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族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他还在无锡《人报》上公开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变化，我决不离锡。”他说：“我若一走，几万个小烟囱将无法出烟，因此我决不离锡一步。”荣德生不但自己留下不走，而且坚决制止了申新三厂个别主持人企图将2万纱锭拆运台湾的错误行动，并指示将合丰公司已经运抵台湾的54只马达全部运回上海。他密令各厂：“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凡已迁往香港、台湾、广州的设备和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在他管辖的企业内，大大减少了迁厂逃资的损失。
荣德生“一生低首拜梅花”。人们说起他，梅园是绕不开的话题。梅园系荣德生一手所建，爱之深自不必说。但荣老先生爱梅园，更爱祖国。1947年，荣先生委派申新三厂厂长郑翔德修理梅园，从上海买来雪松、龙柏等植于园中。旧历闰二月十四日，他来到梅园看修理园子。瞥见樱花盛开，烂漫如云，他说：“今看此花，尤未能忘昔日之痛耳！”从观赏日本樱花联想到日军蹂躏中华之暴行，拳拳爱国之心在焉。
而今，梅园尚在，梅花年年傲立枝头，凌寒怒放。可是，世间已无荣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