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浩，江苏邳州人，现居南京。作品见《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延河》《雨花》《牡丹》《读者》等海内外数百家报刊。著有文集《指间的沙》《给窗口加块玻璃》《万物有灵》《都将诗情付酩酊》等。
　　镇尺
　　镇尺，又称镇纸。大凡沾染点文气的东西往往会给人文质彬彬的感觉，镇尺却是另类，镇尺的本质是镇压，有用武的意思，用时髦的话说，是“文汉子”。
　　书房中，有时我会对着镇尺发呆，纷杂的有趣的想法就在这呆想中生发开去，随着思绪的天马行空，常會不自觉地发笑，幸好是独自在书房中，否则人们还以为是神经病，亦未可知。
　　刘向的《战国策魏策》中，有一则唐雎出使秦国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有个安陵的小诸侯国与大秦国为邻，秦王想找借口吞了它，就派使者去跟安陵的国君说，我们秦王想用五百里的地方来换你们的安陵，你不会不答应吧。安陵君觉得事态不容乐观，这明摆着是强拆嘛，赶紧把涉外谈判专家唐雎找来，紧急公关。
　　秦王明摆着是讹人，世人皆知，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你自身没有那个实力，只能小心行事，唐雎与秦王会晤，便把安陵之地的历史渊源都跟秦王谈了，历史，现实，法理都讲得很明澈，其实，秦王心里何尝不明白呢，听得不耐烦了，便对唐雎说，你知道吗？我要是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伏尸百万，血流成河”。唐雎也不甘示弱，唐雎的原话很震撼，引用于此，唐雎曰：“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话音未落，便从腰中拔出宝剑。
　　唐雎拔剑而起，实乃小说家言，我觉得唐雎从怀中拽出一方镇尺更符合人物的身份，酱色的尺余长的方条镇尺，沉香木的，对准着秦王的脑门，更具有戏剧性，唐雎就更可爱了，想此，我就会暗自地发笑。
　　曾读知堂写废名的文章，废名与熊十力是湖北老乡，对佛学都很有研究，熊十力住北平的二道桥时，废名常去熊十力的居所论佛，一日，大约是观点迥异，各执一词，“大声争论，忽而静止，接着二人就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而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
　　我读书有个癖好，往往脱离文本，别开生面，读此处时，我的思想便旁逸斜出了，我就想象他俩扭打的场面。假定二人坐在书案边玄谈，得意处击掌相庆，不合时，怒目相向，继而升级到擦枪走火，总觉得每人手里都会握着一条镇尺，想让对方开窍，想象着二人的额头顶着大包，相视抚掌大笑，着实是很好玩的。
　　关于镇尺，我有如此荒谬的想法，似乎是有渊源的，我最初的镇尺是两条角栗木，为了让木头雅点，或者说怕被当成废物给扔了，外边裹上一层报纸，女儿小的时候，常拿着玩，有时，女儿会用镇尺敲我，不分地方，我作痛苦状时，她乐得咯咯笑，天真的样子超级可爱，有时，姊妹俩以镇尺互殴为趣，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镇尺还有如此的用途。
　　镇尺，一个镇字，似乎道出它的本源，镇尺的发明，我曾有过这样的猜想，一些东西被发明出来，我以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生活需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若走累了，就会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我想当初古先民用毛笔写字时，案几上的纸会乱动，影响书写，于是，自然就会找个东西把纸张压住，这就是最早的镇尺，至于是什么东西，那就悉听尊便了。
　　兴趣使然，我到网上搜索一下镇尺条目，“镇尺，又称镇纸，即指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东西，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故也称作镇尺、压尺。最初的镇纸是不固定形状的。镇纸的起源是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信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果然与我想的差不多，只不过我又发现了它的别样用途——可当作一种攻防兼备的武器。
　　文武之道，大约说的就是镇尺吧。
　　信笺
　　闲时，我常以理书为趣，一日，在书堆中发现一封信，抽出信笺，喜不自胜，信是庆龙兄写给我的，信笺在今天看来，古雅别致，十六开，竖行，红线格，信是毛笔书写的，略去内容，单看这信笺，便如对着一樽玉液琼浆，氤氲着的酒香，足以醉人了。
　　一般说来，内容决定形式，我觉得信笺是个例外，信笺本身就是内容，可以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剥离的完美的统一。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过一个小故事，过去，有一人外出谋生，妻儿老小在家留守，彼此沟通就要靠书信，妻子又不识字，何况收到信要付钱的，于是，他们想到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在信封上画个记号以报平安，如此一来，就不用付钱，也能互通消息。
　　过去，是收信人付邮资的，那些信封就是一张张传递思念的信笺，说到对方付邮资的事让我想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给杂志社投稿，一度就是杂志社付邮资。
　　信笺追溯起来，我觉得恐怕要追溯到上古时代，传说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张图，被伏羲氏获得了，于是，他便照着图描绘了八卦这就是所谓的“河图”，龙马是天使，也可以说最最早的邮递员了。
　　《史记·陈涉世家》讲述了陈胜吴广无奈反暴秦的故事，在起义前做了精心的策划，他们从鱼市上买来大鱼，在丝绢上用朱砂写着“陈胜王”，塞在鱼腹中，让戍卒们买着吃，以制造舆论。塞进鱼腹中的“帛书”，其实，也就是信笺。
　　说到帛书，不由地让我想到《汉书·苏武传》，汉武帝时，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囚胡地19年，矢志不改，几经周折，后来得以归汉，鸿雁传书之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匈奴单于迫于无奈，不得不放回苏武，这就是“鸿雁传书”典故的由来。
　　在我国古代，鱼雁可谓书信的代称。“关山梦魂长，鱼雁音尘少”“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等等，这些优美的诗句，无不给书信披上一层唯美而神圣的纱衣。 　　说到信笺的唯美，不能不提到红叶，艺术的魅力真是无穷的，有关《题诗红叶》的典故就有诸多版本，不妨在此，挑一个说说。
　　据《流红记》载：唐僖宗时，有个叫于佑的书生在御河边洗手，见一片红叶飘浮在水面，他顺手就将这片红叶捞了上来，见叶面上有一首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于佑很惊奇，便把这枚红叶珍藏在书箱之中，不时拿出来看看，对着那枚红叶，想入非非，于是，他也在一枚红叶上题了一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放到了御河中飘流进宫城。
　　故事到此还没有完结，后来，于祐与一姓韩的女子成了婚配，韩氏在于佑书箱中发现了一枚红叶，惊叹道：“这红叶题诗乃我所书，不知夫君又是如何得到？”于佑便如此这般讲给了她。韩氏听罢，说道：“我也在御河里捡到了一片题句的红叶，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她急忙打开自己的衣箱寻出了那片红叶，于祐接过来一看，惊愕万分。
　　估计漂流瓶就是受此启发，亦未可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曾一度时兴笔友，我也没能免俗，就像而今的人会申请个QQ号，书来信往，信笺都是十六开的，绿格或是红格横行的那种普通纸张，我所收到的信笺，有的是普通的便笺，有的是单位的笺纸，抬头都是单位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也算是给单位打广告了，不觉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今想来，梦幻般不真实，时光给它染上了传奇的色彩。
　　怀念那些书来信往的日子，怀念那些信笺。
　　毛笔
　　笔，简体字，却简化得传神，竹子的笔管，羊毫的笔头，捏管走笔，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可见汉字的繁简之争论，实在是意义不大。
　　笔，在国人的思维里，指的就是毛笔，可谓国粹。造纸术都名列四大发明了，我实在为笔抱不平，或许造纸术与笔是同一个系统吧，笔便被造纸术代表了。不知我们的中华笔翻译成英文是哪个单词，倒是舶来的“pen”被翻译成了汉语的“钢笔”，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客人往往都待为座上宾，家里来了客人，都要好酒好菜地招待，唯恐招待不周，慢待了客人，哪怕是平日里节俭惯了的人家，也不得不奢侈一把，pen到了中华大地变成钢笔时，笔以礼相示，大约从此始自称“毛笔”了。
　　文化是有基因的，这恐怕不由人，我最初听神笔马良的故事时，在我的想象里，马良手中的笔就是一支毛笔，有一天，我莫名地想到这个故事，便暗自问自己，你凭什么无端地把马良的神笔想象成是毛笔呢？这么一问，真把自己问愣了，思来想去，勉强给自己一个文化基因说。
　　后来，我辅导几个初中学生写作文，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心血来潮，我就问他们，神笔马良绘画使用的是什么笔？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钢笔，莫名的失落，我很后悔问他们这个荒唐的问题，同时，也让我去反思。
　　过去，字代表着自己的脸面。入塾启蒙，都使用毛笔，毛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潜隐着儒家的气息，写毛笔字，需沉心静气，写字也是一种修身，所以古人说，字如其人。学人一生都不离毛笔，字自然不会写的太次，估计古人没有书法家一说，不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古人似乎个个都是书法家，再回头看看今天的书法家的字，这不能不说是“pen”，甚而“pc”的功劳，此一时，彼一时也，还好，毛笔字虽然基本上淡出了实用性，在汉语的国度里，依旧不可或缺，至少在小学阶段还开设着大字课。
　　传说毛笔是秦代蒙恬所造，其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制笔方法是将笔杆一头镂空成毛腔，笔头毛塞在腔内，毛笔还外加保护性大竹套，竹套中部两侧镂空，以便于取笔。毛笔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制作毛笔笔头的原料通常以羊毛、黄鼠狼尾毛（即狼毫）、山兔毛、香狸毛为多，猪棕、马尾、牛尾、鸡毛、鼠须、胎发等也广为使用。毛笔杆多用竹管，如青竹、紫竹、湘妃竹、罗汉竹……
　　我有一友就用小儿的胎毛制作一笔，以留作纪念，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曾问过他，用过否？可以蘸着清水试一试的，到底还是没有舍得用。汪曾祺有一文《晚翠园曲会》，文中有段文字谈及鼠须制笔的事，“胡小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學教书。云大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把他请到昆明来，在云大住了一些时。胡小石在云大、昆明写了不少字。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胡小石请人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须笔，准备带到重庆去，自用、送人。”一般文具店里所卖的毛笔，通常多是羊毫、狼毫笔。
　　毛笔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毛笔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写字本是寻常的事，而今，毛笔字称之为书法，汉字通过毛笔的书写，上升到了艺术的层面，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莫名地想到妙笔生花一词，我想那只生花的妙笔一定是毛笔，都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家，估计与荒疏毛笔不无关系。
　　笔筒
　　夏日，在河岸边看水，是件极有意思的事情，说这话，时光已退后三十多年之前，那时，我还是个无所事事的少年，暑期没事，最喜欢跑到河边的大柳树下看河水，河水暴涨时，平日里温顺的河水，此时变得暴躁异常，浑黄的水流，一股一股的，交织，冲撞，似乎在河道里拧麻花；大团大团的水沫，碰碰车般，相互撞击着，急促前行，那是河水的中流。那时，我还没有学到中流砥柱这个成语，河边的水流，应该叫末流，或称之为非主流，在河边回旋着，大大小小的泉眼生生灭灭，无穷尽，搅动着人们的目光……
　　主流，浩浩荡荡，次流，跌荡回环，形成一派夏日河流的峥嵘气象。有时，我就想生活也像这条夏日小河一样，无论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这是某日我对着书桌上笔筒时的遐思。
　　笔筒，在生活中，确乎是不堪大用，不过，若有一天书桌上少了它的存在，肯定有不方便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说看上去无用的笔筒，书桌上少了它，首先毛笔会表示不满，那是它的安身的家园。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肠胃没有食物消化时，水果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连生活的点缀都算不上；而今，水果是生活的必需品，不可或缺，我就想若有一天，笔筒也能像水果一样，那就好了。有时，我也会纳闷，在生活清苦的年代，人们滋滋地追求精神生活，青灯黄卷，渔歌樵吟，而今，文学都边缘化了。文学边缘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灵魂别被物质赶到边缘去，别把科技人为地拔高，一只简易笔筒比MP3更有内涵，更有沧桑，更有故事。 　　我书桌上的那只笔筒，竹质的，说白了，就是一节毛竹筒子。每每用手去触及它，我都会想起儿时的筷子笼，想到曾经的锅屋（厨房）行条棒，它们与我的笔筒一脉相连。
　　有关我的笔筒来历，纯属无中生有，此中故事，说来话长。过去，农村是大集体制度，除了少量的私留田，其余的东西都是集体的，当然也包括树木。当时，锅屋是简易草棚，不避风雨，父亲想盖间锅屋，苦于没有木棒，有族人如此这般密语父亲，于是，家里就多了几根六七米长的毛竹，后来，我才知道有亲戚在水利局当仓库保管员。
　　把毛竹截成一截截，当木棒用，剩下的竹筒，被父亲收拾起来，其中一只被制成了筷笼，洗刷干净的筷子，往筷笼里一放，用起来卫生、方便，没有想到的事，若干年后，我喜欢了书法，一门心思想要只笔筒，那些被遗忘的竹筒终于被父亲想起来了，父亲把那些竹筒找出来，让我挑一只做笔筒。
　　海选，精选，锁定。我心爱的笔筒就这么诞生了，它伴随着我一路成长。开始，它作为笔筒，放在我家土坯墙的墙槛上，朴素，本色。因为一只毛笔的驻扎，它就成笔筒了，君子不器，竹筒原也是不器的，今天它成了我的器皿，是幸，还是不幸？它不言，我就更无法言说了。不过对我来说，我是幸运的，拥有了它，满足了我的快乐。后来，我看着它光洁的表面，便在它的表面上打起了主意，镌刻了一株兰花草，调和了草绿色的颜料，兰花草便栩栩如生了起来，而后，一友来玩，我让他在兰花草边，题上“兰草”并落款，此时，笔筒里毛笔已成家族，蔚为大观了。
　　后来，有朋友赠我过笔筒，木制品，陶制品，根雕制品，五花八门，都无缘我的书桌。书桌上，依旧摆放着我的毛竹的笔筒，那只笔筒，对我来说已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同水果，不可或缺了。
　　也许笔筒向来都是生活中的非主流，这点，它有些像文学作品，文学有什么用呢？饿时，不能充饥；冷了，无法挡寒，可它的用处或许是无用吧，就像空气与阳光一样，平时，没有人去留意它，忽略它们的存在，一旦缺失却是致命的。
　　笔筒，养着生花的笔，描绘纷杂的生活。
　　砚台
　　从前，一位番邦使者来到中国，朝堂之上递呈国书，皇上一看，满纸的鬼画符，愣是不识一字。传阅文武百官，也都面面相觑，一个劲地摇头。面对夷使的一脸傲慢，皇上的脸面有些挂不住，此时，有一大臣进言皇上，说有一人保准能看懂，那还不赶紧地去叫，磨叽个毛线啊！皇上是真急了，此人就是李白，正在御花园里喝酒呢，于是，一路踩着云朵就來到了朝堂，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趔趄险些把夷使撞趴下，李白接过“蛮书”，眯着醉眼一扫，乜斜着夷使言道，就这小儿科，也敢拿到中土大唐来忽悠人，说罢，回头跟皇上说，让俺立马回书一封，不过有个条件，得让高力士为俺脱靴，杨国忠给俺磨墨。
　　这是儿时，我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听时，便很好奇地问父亲，什么是磨墨？我这么一问，又让我增了不少知识，知道了文房四宝，知道了砚台。勤学多问自有学问，父亲为了让我更直观地了解什么是砚台，他神秘兮兮地从老屋的土墙洞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层层油纸，我看到一方浑身黑乎乎的黑陶砚台，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砚台，父亲说，这玩意儿属于“四旧”，外人见了会被没收的。
　　我记事时起，从来就没有见到父亲用过砚台，估计答案也就在这儿了，父亲说这是爷爷用过的遗物。我没有见过爷爷，我出生时爷爷早已作古，自然无法见他老人家用砚台磨墨写字。爷爷是位郎中，在我们那一带还有点名气，估计爷爷用这块黑陶砚台抄写过不少汤头歌诀。到了我学写大字时，就更没有见过谁人使用过砚台了。
　　读书时，三年级抑或四年级，记不清楚了，每周开设一节大字课，那时也没有什么描红本子，老师发给我们一本大字薄，十六开，左翻页，大方格，米字虚线，一页可书写十个大字，上下各五个。本子发下来了，笔墨自备，毛笔，墨水都是在大队商店里买的，依稀记得墨水瓶乃扁四方的厚厚的玻璃瓶，纸标签贴在瓶面上，上有“墨汁”二字，行楷，色红，字迹醒目而好看。
　　每到上大字课的时候，头都大了，怕写。我们那时叫写大字为抹大字，一个“抹”字，太妙了，很形象地体现了当时写大字的状态。后来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明子的舅给明子相了面，又让他站起来走两步，喊上几嗓子，便断言明子将是好和尚，让他启蒙识字。“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读此，不觉会心一笑。
　　平日走在上学路上，没有个正行，有大字课这天，都会不自觉地老实了起来，因为手里端着个墨汁瓶子，不敢造次。老师几乎每堂课都要反复地讲执笔要领，可是握惯了铅笔、钢笔的手，就是不听使唤，怎么也握不好毛笔。过去，写大字之前，都要描红的，鲁迅先生有一文《孔乙己》，孔乙己的名字的出处就是来自描红本，现在的小学生又恢复了描红。我们读书那会适逢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学制要缩短，这一缩短就把描红给缩水掉了。老师的示范字，也不用毛笔写，是书写在黑板上的，粗体的粉笔字，写着“科学不怕艰，攻书不怕难”之类的字样，让学生照着葫芦画瓢。
　　可以想见，上大字课，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毛笔在手里有千斤之重，只有胡乱地涂抹。不过，见到老师在黑黑的大字上画上红圈，心里还是很得意的。我的毛笔字是钢笔体，自认为钢笔字不错，所以对毛笔字倒是有点自信，当然，这自信都来自老师的红圈圈，鼓励是好事，有时却会适得其反，看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很重要。
　　多年后，因我的文章屡见报刊，被一单位聘去做文书，上班伊始，领导让我写几幅宣传标语贴在会议室里。因为自信有钢笔字的底子，没认为毛笔字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见过一些书法家写的毛笔字，总觉得不以为然，总觉得让自己写，不一定比他们差。及至让我来写，方知字不是乱写的，自视甚高，实乃眼高手低，孤陋得可笑。回头再看书家的字，乍看不咋地，越看越耐看，越看越有味，看自己的字，猛一看似那么一回事，仔细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的首次书法秀，领导看了看，笑了笑，说，先这样吧。
　　这之后，我便到街头的旧书摊上陶一本柳公权的《玄碑塔》，每天抽空临摹练字，废旧报纸就有了用武之地。不临帖不知道，临帖练字要沉心静气，书法可以修身，字如其人，古人不与欺也。笔墨需功夫，需历练，可惜我临写一段时日，字好像写出点意思了，俗事缠身，也就荒疏了，现在都没有勇气拿笔了。 　　我临写玄碑塔时，用废旧报纸，买一瓶500克装的墨汁，用时往小白瓷碗里倒一些，小白瓷碗就起到了砚台的作用了。我这是写着玩的，像我这么个写法，估计难有修身之效，凡事都有学问，都有考究，有时，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书法要有书法的环境，书房，书桌，纸笔砚瓦，镇纸，最好能焚香沐浴……
　　曾读知堂的《买墨小记》，方晓墨中原来也有大学问，墨也远非而今的墨汁，“我的买墨是压根儿不足道的。不但不曾见过邵格之，连吴天章也都没有，怎么够得上说墨，我只是买一点儿来用用罢了。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适了。”佳墨可以作为古董，“从前有人说买不起古董，得货布及龟鹤齐寿钱，制作精好，可以当作小铜器看，我也曾这样做，又搜集过三五古砖，算是小石刻。这些墨原非佳品，总也可以当墨玩了，何况多是先哲乡贤的手泽，岂非很好的小古董乎。”
　　墨品的高下，讲究胶轻、烟细、杆熟……一磨便可知晓，磨墨就需用砚台，墨与砚如同形影，就像秤与砣，彼此无法失去依靠，否则确会失去其存在的实用意义。
　　董桥喜欢把玩石砚，他有一文《砚边笺注》，文章写到两方砚台，一方石榴百子砚，“大不盈掌，水坑子石，色青灰而带紫蓝，镌大小石榴六枚。大石榴化成砚堂，抚不留手，还长出绿豆小的一颗石眼，比砚侧那潭累累石榴浆果还要小；砚底正中隐然一钟宿存花萼。砚头深刻老枝蔓叶，绕向砚背；大的那枚石榴拨开对生叶片，绽为墨池，池内又是一簇浆果。另一枚则款款相依，果皮上分明一轮昏黄的石眼，牵连一片嫩叶，呵护叶下的小石榴。一幅砚面辄成宋人工笔花卉团扇……”
　　另一块端溪太璞砚，“似方似圆，就天然形琢砻，周侧与砚堂磨治得活润素雅，再以虫蛀为池，错错落落得砂小数潭。整块砚石不见秋雨之痕却自呈新霁之气，古朴浑厚，凝重流畅，从中想见当年石工裸体铺伏爬入砚坑取石的雄毅精神。”
　　看似写他的两段砚缘，实乃抒发其一生为文的慨叹，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事迁流，风气蜕变，灯下摩挲这块凝英紫石，虽然深为其纤巧灵秀之姿色所动，却也联想到年来自己对文学艺术求精求细，避俗避滥，未免背晦。可惜习性难改，早岁追求空灵的笔性确是戒除了，竟一心想在自然平实处经营恬静闲澹的风人之致。于是，有缘玩赏榴开百子砚，诚然重温几许少年听雨的凄美旧梦；品鉴案头另一块张廷济铭殷去楼所藏端溪太璞砚，不免有微醉之乐，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了！”
　　而今，有这份闲情的人恐怕不多了，快节奏的生活，谁还会有闲心去细细赏玩一块石砚，即便是有空闲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像董桥先生这般深刻的感悟。想来多是为了装点自己，以示有雅好，少俗气，其结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文房之寶的砚台，据说始于战国时期，有关砚台的专著，诸如欧阳修的《砚谱》、米芾的《砚史》、唐洵的《砚录》等等诸如此类，成为小众又小众的文字了。
　　当年我练字时，心血来潮，曾问父亲找那方黑陶砚台，因家中老屋几经翻盖，竟然寻它不着了，看来我是与其有缘无分了。当下，都是用电脑敲字，纸笔基本都要闲置了，省略了，钢笔大有遭淘汰的可能，毛笔更成了务虚之品，砚台怕是走得更远，远到人们的怀旧里了。
　　我一友，是位书法家，在他的案头见一方砚台，却从未用过，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摆设。砚台，已经失去其实用的意义，脱实入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有时，我就想人们因何如此急匆匆地追赶着人生，乃至灵魂追赶不上肉身，形同行尸走肉，何妨于书房之中，拿起一块墨，在砚台上慢慢地研，慢慢地磨，然后想想如何去书写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人”字，这一撇一捺，孰长孰短呢。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