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道论中的时空观

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u075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先秦诸子中,老庄对时空问题的言说较为丰赡透彻.老子将“道”推到宇宙本源的高度,将“万物”与“时空”都涵摄于其中,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因此,老子的宇宙创生论、道论、德论中都自然涵盖了他的时空观念.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恒久无限且往复变动的时间本身,是“宇宙时间”;而“德”则是自然天“道”下落到世间人事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过程,是“历史时间”.老子以车辐、埏埴、户牖、盅、橐籥等日常器物为空间喻象,阐明了宇宙天地的虚空本质.道既是虚空的,也是广大无限的,这是老子空间观念的重要义项.庄子在老子的宇宙时空、历史时空之外,开启了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生命时空”,主要体现在其生死观、时命观、心理时空等方面.庄子以大鹏视角为我们敞开了一个阔大、高渺、无限的宇宙时空,是对老子时空观的深化.老庄的时空观对我国后世的文学、绘画、建筑等艺术审美体验及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其他文献
近代以来,京津唐煤矿地区环境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中国历届政府对这些地区都进行过治理.从晚清到民国,由于时代的局限,取得的成效有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京津唐煤矿地区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直到21世纪前十年,由于各种原因,京津唐煤矿地区的环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全面根本的治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京津唐煤矿地区在环境治理上加强了制度化建设和法制化建设,治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环境污染情况大大改善,长期困扰京津唐煤矿地区的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而,由于
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而明人张大龄的《唐藩镇指掌》、清人华湛恩的《唐藩镇表》、黄大华的《唐藩镇年表》、万斯同的《唐边镇年表》和《唐镇十道节度使表》更是唐代藩镇问题研究的专著.到了近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某种示范性.伊格尔顿认为,唯有唤起新、异感觉的文本才有资格称为“文学事件”.策略即符号化策略,表现为形式和内容边界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历史、现实、意识形态等作为策略化过程中的潜文本存在于文学的世界里.策略使文学摆脱了外在世界的纠缠,获得了自我指涉性.伊格尔顿的探讨说明:真正的理论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文学性的发现.理论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生成,共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
后理论作为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理论形态,其性质也是一种理论.它从理论中继承了批判精神,也继承了探究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文传统.它与理论的不同是从理论的扩张状态回归到文学领域,这种回归不是倒退到前理论状态,而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理论的思考,推进理论的文学化,探索理论与文学从我-他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以及理论思维与文学思维的融合,以文学与理论重叠的问题框架探究现实世界.后理论的文学化发展路径不仅是理论构想,它也是对文化理论的泡沫化与人文精神缺失的反省与纠正.在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当下论、跨界诗学、新唯美主义
21世纪以来史学界、社会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风风火火,成就斐然.常建华教授是这一研究中成绩突出者,主编有《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颇受好评;又在科学出版社推出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系列”,计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 2019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 2021年) ,有力推动了日常生活史研究;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著作《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 2021年) ,对自己的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式”概念就成为文论界用以讨论、分析、反思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高频关键词.在“范式”概念及相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中,学界存在着诸多差异、分歧和模糊之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库恩所提出的“范式”的原初意义的偏离.库恩强调“范式”是以“范例”为标志、由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种更大的理解框架.将paradigm译为“典范”而不是“范式”,或许可以更好地凸显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与在实际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范式”所
《庄子》“三言”中的“寓言”“重言”主要以文体的形式存在,而“卮言”的样态则相对较复杂,大体呈现三种面相:“卮言”首先作为一种言说姿态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卮言”主要继承“优语”传统,俳优言说通常呈现谐隐滑稽的特征,最终使《庄子》文本弥漫“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次,《庄子》“寓言”“重言”呈现“藉外论之”的文体特征,而作为文体意义上的“卮言”则承继“合语”的言说特征,表现为对“道”的直接言说,具体指《庄子》中那些直接论述性的文本;最后,《庄子》借鉴俳优散漫言说的方式,赋予“卮言”独特的文本结构
先秦儒家之所谓“士”,为仁义之士兼“异能之士”,即士之为士不仅要有以民为本的政治品德,而且要有安邦治国的行政才能.先秦儒家要求王侯公卿尊师重道、礼贤下士,而后者之得为如此,在其因竞相争雄而不能不竞相“养而择士”.先秦儒家于士之“养”态度鲜明,一是“可食而食之”,即指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就如同农夫种粟米,工匠造轮车,商人通有无,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亦是自“食”其“功”因而无可厚非;二是“富贵不能淫”,即强调士以“君子当功受赏”为晋身之正道,而断乎“不可以货取”.
要对以“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等为关键词的当代文学理论进行追本溯源式思考,就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生产机制作必要的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将“言说语境”和“叙事方式”作为思考问题的角度,无疑能够将问题聚焦于“生产机制”这一中心话题之中.一方面,从言说语境的流变来看,近代来以来文学理论的言说语境经历了一个从“现代性”到“消费”的变化过程.尽管“现代性”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但当代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言说语境,既是近代以来所生成的“现代性”语境在当代的流变,也是对现代性话语的传承与呼应.而
近几年来,有关后人类的言说已经变得蔚为大观.在这个过程中,新物质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引导学者由迷恋语言转向重视物质,继而回归身体与生活世界.虽然生态理论大家海瑟曾于2008年宣告“后身体”时代已经来临,但这个回归的过程非但没有终止,而且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精神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人类美学必然落实到身体的维度.恰如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的那样,有机体与机器将结合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后人类,而这意味着承认人是一种身体性存在.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物质生态女性主义者阿莱默将赛博格视为人类、机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