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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大米白面
大连港，这个城市最东端紧临大海的码头，因为有了它所以有了这个城市；因为有了它世界知道了大连。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舟船进出，百余年的海浪潮汐不知迎送了多少人员往来。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苦难劳工，从这里开始，用双手一件件搬起了港口吞吐，用肩膀一步步扛出了车船运输。
解放前，这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大连港红房子。
红房子所代表的大连港，不仅与这个城市相关，也与我们家族密不可分。这里是我二大爷、我父亲、也是我工作一生的地方。
我家一直保存一摞解放前往返于山东老家和大连港红房子之间的信。其中一封是1932年从大连港红房子邮局寄出，因邮路不畅而不知碾转多长时间，直到1934年我爷爷才收到。上面记录了我二大爷李吉振和同村本家兄弟两人背井离乡，从穷山沟徒步到济南乘车，再坐船到大连港红房子后的情况。信里说：只要在这里肯出力就有大米白面吃，就能吃饱饭，还能吃上肉，还有听戏的地方，住在成排成排的红色砖砌大瓦房里，门和窗上面是一种透明能看见外面、还不透风叫玻璃的洋东西。冬天屋中央有一排火墙，烧得火红火红，很暖和。这里生活很好，让我爷爷放心，最后让我父亲到大连港红房子找他，还说在大连能找到媳妇，给定亲，不用我爷爷操心。
1935年，只有16岁，从没出过山村，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拿着这封来信，独自一人，两眼摸黑，坐船来到大连，凭着信上的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大连港红房子。父亲说过，刚来大连那天，我二大爷在码头干活，是红房子管理站和同乡会接待的，先洗澡、后吃饭。他们把父亲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把火全烧了，给了一套新的让换上。后来才知道烧衣服、洗澡是消毒防传染病，否则不让进门住宿。
二大爷看到我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猪肉，就一连几天领着他到寺儿沟饭店，吃够为止。父亲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米白面在这里却是经常吃。
还有几封信则是我爷爷找村里认字先生代写的家书，嘱咐二大爷带我父亲在那边多赚钱，说咱山东人不怕出力，好好做人。寄回老家的钱都收到了，用这些钱给家里弟弟定了一门亲事，买了几亩地和一头牛，置办了好多东西，生活比以前富裕，村里人都羡慕得很，还说以后不要往家寄钱了，你们哥俩一定要吃饱饭，多留钱将来娶媳妇。
再后来的几封信是说我二大爷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不能工作。爷爷回信询问得了什么病，能否回老家养着，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哥哥。得知二大爷和红房子里几百人因瘟疫去世后，爷爷让我父亲一定保护好自己，让他将二大爷的骨骸寄回老家安葬祖坟。
时髦生活
其实，红房子就是一个劳工宿舍，原名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宿舍，简称碧山庄，因其由红砖所盖，中国人习惯称红房子。它坐落在老寺儿沟，占地11.5万平方米，共有92排房屋，其中平房38栋，二层楼54栋和其他建筑组成的宿舍里住了两万多人，最多时住过三万多人。
据说，当时出工是轮牌制，轮到你就出工。值班的会拿个铃铛上房号一阵摇晃，你得起来干活。在宿舍分配和用工管理上实行的是老乡编排制，就是以老乡为一个工作队或组，一起出工一起休息。那时候最忌讳偷窃港内物资，在这方面管理惩罚措施严厉得超出想象。
红房子人多，是天南地北不同口音汇聚到一起的大杂院。夏季时候院子里全是在外乘凉的劳工，有侃大山的，有练拳习武的。当时这里帮会盛行，山东帮、河北帮、东北帮、江苏帮。山东帮人最多，干活也最有力气。那时候干活是承包制，包工头分配活后，山东帮和东北帮大汉装的装、卸的卸，很快干完，而南方人人小体弱干活较慢，相对受排挤。
老寺儿沟一带过去相当繁华热闹。日本人在支付劳务费时，是向码头劳工倾斜的。住老寺儿沟的人一听说是码头装卸工，就知道兜里有钱，腰板也直说话气也粗。体力弱不能干重体力的才去开机械、干零杂、扫场子，普通管理者都没有装卸工的工资高。劳工开饷的时候就是这里馆子、妓院和各类商铺最兴旺的时候。街面上摆满热腾腾的肉包子、油乎乎的油饼和香喷喷的麻花。小酒馆特多，里面到处是猜酒令喝酒的同乡。大连港劳工独创了一种喝酒法——仰脖酒，就是走着路，打二两白酒，一仰脖子喝进去。那时候，寺儿沟电车轨道头是一个跑江湖耍把式的地方，玩皮影的、唱大戏的、打铁卖膏药的都有。当时，劳工也有自己的流行穿戴，一顶礼帽，白色的对襟中式衫，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他们把所用零钱往礼帽夹层里面一塞，就去下馆子或者走亲戚找对象。还有一种时尚就是用纯金镶嵌个金属牙套带上，名叫大金牙，特流行。
老寺儿沟这过去有食堂、医院、邮局，还有钱庄。劳工的工资都在钱庄里存着。那时候存取款很简单，只要报出自己的工号就可以自由存取。当时住在红房子里的都是单身青壮年，谁体力好，谁能扛“麻袋包和豆饼坯”，谁就赚钱多。当然，体力好的因酗酒、偷窃、扎吗啡而丢掉工作流落街头的也很多。
关于“万恶的旧社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连港搞了一个阶级斗争展览，叫“红房子展览”。展览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在万恶的旧社会欺压劳工的情景，说红房子的红是劳工鲜血所染。
为了配合这个展览，大连港还成立了一个苦大仇深报告团。得知我父亲从1935年就在红房子工作，我二大爷因瘟疫死在里面后，多次动员我父亲去控诉红房子是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是暗无天日的杀人魔窟，还非得说我二大爷是被日本鬼子和把头残害死的。从不说假话且性格耿直的父亲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都忘了，结果被扣上没有政治觉悟，路线斗争不清，站错革命队伍的帽子，被办班学习。
许久后，我曾与在寺儿沟附近乘凉闲坐的老人聊家常，如果你让他说说感想，谈谈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红房子里遭受的苦难时，他们或者讳莫如深不愿启齿，或拐弯抹角回避搪塞，通常会说我是大老粗没上过学，那些都忘了。
管理经验沿用至今
历史发展到今天，大连港开港之日已成为大连市的建市日，发展定位是以港兴市。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当初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几十万青年劳工，是他们开创了港口，带动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同世界各地的物资交流，创造了大连港的繁荣。
红房子是大连港劳工居住地，按现在分类属最早的社区，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培训基地。因为这里有各种服务设施和后勤人员，招来的农民工都要在这里集中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说殖民者的目的是让劳工掌有一定专业技能，在这里为他卖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具有超前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港口各项进出口管理，出入库管理，港口作业流程与港口编制规章等。解放后，这些规章作为我国港航系统的经验予以全国推广，至今仍在使用。
如今，日本殖民者所建的红房子早已被拆除，这里建成了新的社区，昔日低矮平房被高楼林立所取代。父辈们也已离去，但绝大多数人的后代留在了这个城市。我们永远记得父辈们是坐着客轮从这里上岸的，而红房子里有他们最初打拼的痕迹。
1976年，我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单位下乡务农，回城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大连港工作。在几代大连港工人的努力下，时至今日，大连港已经发展成多功能、全方位的航运中心，是振兴东北的龙头，是环渤黄海集装箱、油品、矿石主枢纽港和主要周转港。昔日，这里的劳工每天靠肩扛手抬干活，如今，各种大型机械实现信息数字化操作，大连港走过了百余年漫长而不平凡的历程。
今天在东部规划新城区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是否能考虑在这里建一个以大连港港史为主，辅以早期城市资料为内容的人文博物馆来永远纪念这座城市的发展呢？
本栏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大连港，这个城市最东端紧临大海的码头，因为有了它所以有了这个城市；因为有了它世界知道了大连。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舟船进出，百余年的海浪潮汐不知迎送了多少人员往来。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苦难劳工，从这里开始，用双手一件件搬起了港口吞吐，用肩膀一步步扛出了车船运输。
解放前，这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大连港红房子。
红房子所代表的大连港，不仅与这个城市相关，也与我们家族密不可分。这里是我二大爷、我父亲、也是我工作一生的地方。
我家一直保存一摞解放前往返于山东老家和大连港红房子之间的信。其中一封是1932年从大连港红房子邮局寄出，因邮路不畅而不知碾转多长时间，直到1934年我爷爷才收到。上面记录了我二大爷李吉振和同村本家兄弟两人背井离乡，从穷山沟徒步到济南乘车，再坐船到大连港红房子后的情况。信里说：只要在这里肯出力就有大米白面吃，就能吃饱饭，还能吃上肉，还有听戏的地方，住在成排成排的红色砖砌大瓦房里，门和窗上面是一种透明能看见外面、还不透风叫玻璃的洋东西。冬天屋中央有一排火墙，烧得火红火红，很暖和。这里生活很好，让我爷爷放心，最后让我父亲到大连港红房子找他，还说在大连能找到媳妇，给定亲，不用我爷爷操心。
1935年，只有16岁，从没出过山村，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拿着这封来信，独自一人，两眼摸黑，坐船来到大连，凭着信上的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大连港红房子。父亲说过，刚来大连那天，我二大爷在码头干活，是红房子管理站和同乡会接待的，先洗澡、后吃饭。他们把父亲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把火全烧了，给了一套新的让换上。后来才知道烧衣服、洗澡是消毒防传染病，否则不让进门住宿。
二大爷看到我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猪肉，就一连几天领着他到寺儿沟饭店，吃够为止。父亲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米白面在这里却是经常吃。
还有几封信则是我爷爷找村里认字先生代写的家书，嘱咐二大爷带我父亲在那边多赚钱，说咱山东人不怕出力，好好做人。寄回老家的钱都收到了，用这些钱给家里弟弟定了一门亲事，买了几亩地和一头牛，置办了好多东西，生活比以前富裕，村里人都羡慕得很，还说以后不要往家寄钱了，你们哥俩一定要吃饱饭，多留钱将来娶媳妇。
再后来的几封信是说我二大爷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不能工作。爷爷回信询问得了什么病，能否回老家养着，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哥哥。得知二大爷和红房子里几百人因瘟疫去世后，爷爷让我父亲一定保护好自己，让他将二大爷的骨骸寄回老家安葬祖坟。
时髦生活
其实，红房子就是一个劳工宿舍，原名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宿舍，简称碧山庄，因其由红砖所盖，中国人习惯称红房子。它坐落在老寺儿沟，占地11.5万平方米，共有92排房屋，其中平房38栋，二层楼54栋和其他建筑组成的宿舍里住了两万多人，最多时住过三万多人。
据说，当时出工是轮牌制，轮到你就出工。值班的会拿个铃铛上房号一阵摇晃，你得起来干活。在宿舍分配和用工管理上实行的是老乡编排制，就是以老乡为一个工作队或组，一起出工一起休息。那时候最忌讳偷窃港内物资，在这方面管理惩罚措施严厉得超出想象。
红房子人多，是天南地北不同口音汇聚到一起的大杂院。夏季时候院子里全是在外乘凉的劳工，有侃大山的，有练拳习武的。当时这里帮会盛行，山东帮、河北帮、东北帮、江苏帮。山东帮人最多，干活也最有力气。那时候干活是承包制，包工头分配活后，山东帮和东北帮大汉装的装、卸的卸，很快干完，而南方人人小体弱干活较慢，相对受排挤。
老寺儿沟一带过去相当繁华热闹。日本人在支付劳务费时，是向码头劳工倾斜的。住老寺儿沟的人一听说是码头装卸工，就知道兜里有钱，腰板也直说话气也粗。体力弱不能干重体力的才去开机械、干零杂、扫场子，普通管理者都没有装卸工的工资高。劳工开饷的时候就是这里馆子、妓院和各类商铺最兴旺的时候。街面上摆满热腾腾的肉包子、油乎乎的油饼和香喷喷的麻花。小酒馆特多，里面到处是猜酒令喝酒的同乡。大连港劳工独创了一种喝酒法——仰脖酒，就是走着路，打二两白酒，一仰脖子喝进去。那时候，寺儿沟电车轨道头是一个跑江湖耍把式的地方，玩皮影的、唱大戏的、打铁卖膏药的都有。当时，劳工也有自己的流行穿戴，一顶礼帽，白色的对襟中式衫，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他们把所用零钱往礼帽夹层里面一塞，就去下馆子或者走亲戚找对象。还有一种时尚就是用纯金镶嵌个金属牙套带上，名叫大金牙，特流行。
老寺儿沟这过去有食堂、医院、邮局，还有钱庄。劳工的工资都在钱庄里存着。那时候存取款很简单，只要报出自己的工号就可以自由存取。当时住在红房子里的都是单身青壮年，谁体力好，谁能扛“麻袋包和豆饼坯”，谁就赚钱多。当然，体力好的因酗酒、偷窃、扎吗啡而丢掉工作流落街头的也很多。
关于“万恶的旧社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连港搞了一个阶级斗争展览，叫“红房子展览”。展览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在万恶的旧社会欺压劳工的情景，说红房子的红是劳工鲜血所染。
为了配合这个展览，大连港还成立了一个苦大仇深报告团。得知我父亲从1935年就在红房子工作，我二大爷因瘟疫死在里面后，多次动员我父亲去控诉红房子是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是暗无天日的杀人魔窟，还非得说我二大爷是被日本鬼子和把头残害死的。从不说假话且性格耿直的父亲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都忘了，结果被扣上没有政治觉悟，路线斗争不清，站错革命队伍的帽子，被办班学习。
许久后，我曾与在寺儿沟附近乘凉闲坐的老人聊家常，如果你让他说说感想，谈谈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红房子里遭受的苦难时，他们或者讳莫如深不愿启齿，或拐弯抹角回避搪塞，通常会说我是大老粗没上过学，那些都忘了。
管理经验沿用至今
历史发展到今天，大连港开港之日已成为大连市的建市日，发展定位是以港兴市。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当初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几十万青年劳工，是他们开创了港口，带动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同世界各地的物资交流，创造了大连港的繁荣。
红房子是大连港劳工居住地，按现在分类属最早的社区，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培训基地。因为这里有各种服务设施和后勤人员，招来的农民工都要在这里集中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说殖民者的目的是让劳工掌有一定专业技能，在这里为他卖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具有超前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港口各项进出口管理，出入库管理，港口作业流程与港口编制规章等。解放后，这些规章作为我国港航系统的经验予以全国推广，至今仍在使用。
如今，日本殖民者所建的红房子早已被拆除，这里建成了新的社区，昔日低矮平房被高楼林立所取代。父辈们也已离去，但绝大多数人的后代留在了这个城市。我们永远记得父辈们是坐着客轮从这里上岸的，而红房子里有他们最初打拼的痕迹。
1976年，我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单位下乡务农，回城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大连港工作。在几代大连港工人的努力下，时至今日，大连港已经发展成多功能、全方位的航运中心，是振兴东北的龙头，是环渤黄海集装箱、油品、矿石主枢纽港和主要周转港。昔日，这里的劳工每天靠肩扛手抬干活，如今，各种大型机械实现信息数字化操作，大连港走过了百余年漫长而不平凡的历程。
今天在东部规划新城区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是否能考虑在这里建一个以大连港港史为主，辅以早期城市资料为内容的人文博物馆来永远纪念这座城市的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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