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法律、法规，多而繁琐。历史上的《秦律》，据说到了“法如凝脂”的地步。与现代国家以法治国的概念相比，古代中国的法律，在统治集团具体实施管理时，地位却不高。
　　法律上面，另外有个凌驾一切的东西。只要不触及这个“东西”，很多事，可以商量一下化解。如汉朝的天子，当时，随便可以称其为“县官”的。又如宋代的皇帝，称他为“官家”，也不会得罪圣上——无论是宋徽宗时代的李师师，还是宋高宗时代的岳飞、岳云，都一样。这不是皇帝大肚海量，而是由于没有触及到那个比法律大的“东西”。李师师没有触及，便没事。与岳飞同时期同为名帅的枢密使韩世忠、张浚没有触及到，也没事，但是副枢密使岳飞触及到了，于是被囚。在大理寺，岳飞以法律作武器抗争（“何罪之有？”），秦丞相说了大实话：“莫须有。”一旦触及到了高于法律的东西，便不需要有什么成文的“罪名”！
　　法律之上究竟是什么？清代有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897年，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上。光绪帝很想见他，面谈维新改革之事，但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不能親自召见——这就是法规，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法”。光绪帝只能让李鸿章、荣禄等人代为询问。几人碰面后，康有为说到了“改革之宜”，荣禄劈头便说：祖宗之法，不能改动。他说的“法”，是法律之上的“东西”：皇权，即满族的利益和权力。在它面前，成文的法律，不值一谈！
　　但在名义上，或者在文化意义上，这个“东西”有个冠冕堂皇的替代物——依照《后汉书》的说法：孝，天之经，地之义。皇权，多数是由血缘关系继承来的，维持它，也是个尽孝心的说法。在教化之下，我们称之为“以德治国”。
　　明代的海瑞，对法律之上的东西，理解甚深。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孝，是伦理道德。他办案时（非刑案），遇到刁民和豪绅因土地诉讼，刁民必胜诉；遇到侄儿和堂叔因财产纠纷诉讼，堂叔必胜诉。官方历史记载海瑞，除了忠君外，还欣赏他摆正了法律的位置。老百姓歌颂他，仍然是在赞美他执法时的道德价值观，颇有春秋断狱之古风；至于海瑞是不是在严格执法，没有人在意的。
　　这就形成一种逻辑。
　　奇怪的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异议。我们还维护着“法”上面的东西。还说岳飞。在压力之下，宋高宗承认杀岳飞是他的主意（《罪己诏》）。但人们却把罪魁之恶名推到了帮凶秦桧的身上，是不是认可了法律之上的东西？
　　真正严格执法的，不讲情面的人和事，到现在都很难被人接受。秦朝，是政治大一统的帝国。然而，秦朝的律、令、式、廷行事等法律法规，一直被人骂成“乐以刑杀为威”的暴政，有两件事为例：读书人聚集在都城，一帮燕齐方士妖言惑众后，挟公款出逃，结果被捕后依法活埋（即“坑儒”）。因为读书人周青臣和淳于越分成帮派吵架打架（内讧），于是朝廷立法，禁民间私藏六艺之书（即“焚书”）。这两宗涉及法律的活儿，是李斯干的，他从老师荀子那里学到的就是席卷天下后，以法治国。“焚书坑儒”，是汉代人骂秦始皇的话，也代表了后来人对严格执法的极端反感：法律上，为什么没有个更大的东西呢？！在中国，无论是王族权贵还是坊间百姓，从来没把法律单列，当成回事儿。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没有上面的“东西”，法律等同于虚设。人们绝不会自觉地守法用法。
　　用法律、法规来规范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是秦代的创举，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适应“大国的崛起”。法律法规成文后，并不在于它的规定是否多如牛毛，并布满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在于我们对法律的作用和地位，是不是真正有信仰？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对法律的认知，还不及秦朝人，那是公元前221年。
　　图：王恒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