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富商家庭，祖辈自清末在北京行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支援大西北之前，一直是北京市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她说，她学的是财会专业，这是她们那代女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但现实与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她最终因为家庭原因去了大西北。
　　为了能够留京，我听她的话，初中毕业以考试第一的成绩考到郑州测绘技校。谁知毕业前学校忽然宣布，外地生一律要回原籍。慌乱之下，她把我过继给膝下无子的二叔王途新，我才留在了北京。这件事是母亲毕生的痛，痛彻骨髓的痛。从那时起，母亲很内疚，因为内疚，她断定我必然也怨恨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所以她把我设定成了她的一个假想敌。可我不能因此而记恨母亲，至少表面上我不能与母亲计较。毕竟我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看法的人，想要事事都做到更加完美。就像她常对我和老大王追梦说：“孝顺，要孝，更要顺。”中专毕业后，我上了专升本，遇到了同样从事测绘工作的小马，我们组成了一个最让人羡慕的家庭。
　　母亲是个勤快的女人，买菜、做饭、打扫……什么都做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很爱唠叨，也总是抱怨。我不喜欢她的唠叨，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做了，就不要抱怨，如果抱怨了，就不要做。但是没办法，母亲就是这样的性格，像是她给自己设了个圈套，跳下去，踩到这些地雷，爆炸，有点自编自导自演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胡思乱想。母亲的胡思乱想是以一个全方位立体旋转的模式展开的，毫无规律可循，有时也有让我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刚工作那年，我问她为什么爱王追梦超过爱我？她回答说，因为你很自私，对别人很刻薄。我很惊讶！我一直在问，我怎么自私了，我怎么自私了？她说，如果将来我和你们住在一起，你一定不会善待我。
　　怎么会呢？母亲的想法让我很费解，我生气地解释道：即使是这样，也因为你平时是这样教我的！当时，我太年轻，太傲慢，我的话太露骨，太尴尬，也不让自己好受。这件事让我着实伤心了一阵。
　　一次，母亲干体力活把腰扭伤了，找中医大夫按摩过一阵儿，不见好。衣服里满是膏药的味道。我建议她雇一个保姆，她说不用，还说我娇气。其实，我没那么娇气，我只是心疼她。我自己在家里随便煮碗面，下几个速冻水饺，就能有效对付一顿饭，但是母亲生病，我想让她吃的有营养一点。
　　我知道母亲在生我的气，为什么生气，我再清楚不过。因为昨天我送给二叔一件羊绒衫，我本想着给母亲也买一件，可母亲一米五八的个子，肩窄腰细，连最小号的S码也偏大，没有她能穿的尺码。二叔不知其中缘由，告诉了母亲，本意是打个招呼，道一声谢！却因此导致母亲生气，这还是有点麻烦的。
　　骨子里我和母亲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年，母亲从西北调回北京，当时没有房子住，租了郊区农民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平房，母亲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就要为房东扫院子。一天，老大追梦谈的女朋友和房东家的闺女吵架了，房东给母亲一周时间，逼母亲搬家，母亲当时走投无路，一个人走到玲珑塔下默默地流泪。恰逢母亲原单位的领导进京开会，看着母亲租的那间简陋的平房说：咱回原单位吧，别委屈自己了，母亲咬了咬嘴唇，没有吭声。但是当拿到回京的调令在分局审批户口时，我能感觉到她回京后的兴奋，她回忆说，整个人是木的，如果不是我抓住她的胳膊，她会一屁股摔在地上。在分局户口大厅填进京表格时，她手抖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七歪八扭，那种心情，不是身在其中的人绝对体会不到。当时，母亲把北京身份证放到月票夹里，挂在胸前兴奋得眼里放光的样子！让旁人感觉那不是梦，她一定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知道。虽然我还年轻，但我真的知道。就像从小到大，我贴在學生写字台前的那些小纸条，“我要回京，不想自己一辈子留在这里，就必须不断努力”这些幼稚的话，像一道道鞭子，抽在我的背上，然后是夜以继日地努力，朝着我心中的方向前进——这与母亲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点对于我们都是心知肚明。许多人对此不解，说你三年后再考北京的大学，不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不知道，三年太长，充满了不确定性，母亲无力承担风险。我知道，只有太在乎一样东西，才会变得如此胆小。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自己到最后，会以那样的方式留在了北京。母亲曾多次在家庭聚会上当众洒泪说：“如果没有二叔王途新，我就一辈子对不起这小儿子了。”我只能通过不断地对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
　　母亲已经做好了以我和追梦的家为“落脚点”的准备，可她赶在离休前调回了北京的一所高中任教。据说母亲工作之前有一次试讲，凭着自己渊博的知识与优雅不凡的台风，让台下的人完全折服。因此，母亲在系统内是有一些名气的，单位的人一提起母亲都竖大拇指，称赞她是很能干的女强人！
　　“一家人争取在北京团聚。”这就是她在火车站为我送行时所说的话。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却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像饱蘸墨水的笔，最初没有想到，落在纸上是胜过千言万语。纸上写着——叶落归根。
　　母亲1984年离休，2017年5月20日去世，安葬在北京西山的一处公益墓地。
　　（责任编辑 蔡慧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