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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长的瓦刀脸，三七分的革命头，高大的身板，走路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这就是彭二伯。
若不是那三七分的革命头留得有些长，再加上上衣是两个口袋的，凭文字描述，你绝对不会想象得出彭二伯是个女人。
彭二伯是赤脚医生。
小时候肚子疼，母亲总会请彭二伯过来，刮痧，打咂角，拔火罐，打针，或吃尖尖的宝塔糖，一样不灵一样灵，总有一样能治好。
二姐小时候闹过肚子痛，到底是怎样的痛，我不得而知，但父亲说，二姐躺在床上，痛得受不了，就踢隔壁家的木板墙，差点没把隔壁家木板墙踢垮了。身为教师，父亲是不太相信彭二伯的，因为父亲和彭二伯是发小，知道她其实没什么道行。
父母背着肚子疼的二姐跑遍镇上大小医院，终是没法——那时没什么先进仪器，二姐就这样哭叫了两天两夜。
彭二伯知道了，自告奋勇地说，让她试一试。没辙的父亲只好同意了。
彭二伯在二姐身上施展了十八般武艺——一会来洋的，把卫生员培训时得来的技术用上;一会来土的，用她母亲传给她的土办法;一会又使巫术。彭二伯弄到半夜，二姐终是安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二姐喝了半碗粥，好了。
至于二姐得的什么病，彭二伯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父亲虽然不否认彭二伯治好二姐的事实，但是依然觉得彭二伯没多大水平。
彭二伯治好二姐的消息不胫而走，镇上人更坚信彭二伯真有两下子，孩子肚子痛，就习惯地请彭二伯帮忙。
除了能治孩子肚子痛，彭二伯还有宝塔糖，免费的，镇上孩子都知道。
八十年代初，镇上卫生条件差，小孩多有蛔虫病，彭二伯那尖尖的宝塔糖就成了治蛔虫病的特效药。
防疫季节，彭二伯背了药箱挨家挨户为孩子发小儿麻痹糖丸，有时也给宝塔糖。那时，缺少零食的孩子总想念着糖的味道，有免费宝塔糖的赤脚医生彭二伯就被孩子们挂念着。小孩子遇到彭二伯总说：“二伯，我肚皮痛。”彭二伯高兴时，就给两颗宝塔糖，不高兴时就说：“来，脱了裤子打针！”听见这一句，孩子们就吓得撒腿就跑。
在彭二伯这里能吃到免费的“糖”，是孩子们最容易实现的福利，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至今依然甜蜜的记忆。
街上的孩子都喊彭二伯的男人叫“二姑爹”。
二姑爹英俊腼腆，与彭二伯张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家里来客人，二姑爹忙前忙后张罗饭菜，洗碗抹盏收拾残局，彭二伯则陪客人猜拳行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彭二伯爱打抱不平，爱拍胸口，豪气冲天。谁家有个理不清的事，总找彭二伯评理。谁不服？彭二伯就一通臭骂，理亏人自是矮了一截，觉得彭二伯骂得对。
彭二伯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做错事，彭二伯帮理不帮亲，也是一通“先人板板”，骂得儿子们大气都不敢出。两个美丽的女儿在外面泼辣干练，回家也依然要听彭二伯的。就算儿女成家，一旦看不惯，彭二伯依然还要骂人。总之，没人相信彭二伯是个女人。但不像女人的女人彭二伯在小镇说话特爷们，成了小镇人心目中的公平秤。
九十年代后期，小镇流行跑江湖，街上许多人都跑出去“行医”。那时，只要是个人，都能出去卖药，回来就人模人样了。
当过赤脚医生的彭二伯出门卖药自比别人占优势。一两百斤的麻袋，她手一拉，肩一扛，上车下车，麻溜得很。据说，彭二伯出门卖药摔断了手臂，去医院，医生说要先交五千，住一星期院，养三个月。彭二伯舍不得钱，又舍不得时间，自己回到旅店，咬牙把断骨头捏拢，又抓把自配的草药敷上，再用两根筷子做夹板，撕了身上的白汗衫扎紧，最后又抓把草药嚼烂敷上，消炎止痛。第二天，彭二伯照样吊着膀子去卖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伸筋草、接骨丹吹得围观者两眼发愣，最后卖光了带去的草药，背着一包钱回到旅店。凭这点本事，彭二伯收了半街徒弟，每回出门卖药，随行徒弟一大群，前呼后拥，有点上海滩黄金荣的范儿，又有点闯关东的感觉。
小镇卖药人通常不在本地卖，因为本地人都知根知底，草药倒是真的草药，但卖药人多不是真的懂医。卖药人的逻辑是：只要吃不死人，不出问题，就没事。当然，卖药人也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情况，医好了人，于是就成了传奇。
小镇卖药人只有彭二伯在小镇上卖药，因为彭二伯有赤脚医生身份，多少懂点草药，也确实治好了不少小病小痛。
在小镇上卖药时，彭二伯逢场天就在我家门口摆摊，玻璃瓶里泡有大蛇，摊板上还有干枯了盘起来的小眼镜蛇、蝎子、海龙、海马，有淫羊藿、女贞子……
彭二伯很有耐心地给我解释那些药叫什么，都有什么功效，但我记不住。
我不卖药，卖药是下九流营生，我清高地想。
彭二伯卖的许多药，我是第一次见。卖药的分流派，入门是要提公鸡上门跪地磕头拜师的，有些门派还要交学费，要不就得为师父卖一年药。拜彭二伯为师，不交学费，至于提不提公鸡上门，只凭拜师者心意。因此，小镇拜彭二伯为师的人多。
彭二伯的门派叫什么我忘了，记得她卖药的方式叫“花台码”——三张门板拼成摊位，摆上中草药，然后边配药边念叨着各种口诀，口诀包含药的性状功能宜忌等等，押韵，上口。抓完一服药，一副口诀念完，业内称为诵口。
口诵得好不好，与生意好坏直接关联。
彭二伯是街上卖药的祖师爷，口诵自然很好，只是我听了无数遍也记不住一个字。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彭二伯给所有人抓的都是那些药——男人来看病，脉一号，多半肾虚，需补肾壮阳，抓药时就诵壮阳的口，嘴不涩，脸不羞，把男人床上那點事说道一番，药就抓好了;女人来看病，脉一搭，多半阴虚腰痛或月经不调，需滋阴补气养血调经，把女人生孩子带孩子之种种念叨了一番，药抓好了，女人多半边抹泪边感激地掏钱。看着这一幕又一幕，站在旁边的我看得差点笑出声来。
散场时，我问彭二伯为什么抓的是同一样药。彭二伯说，男人买药，都希望壮阳，女人买药，都不离妇科病，反正八九不离十，而这些药都是补药，吃不死人的。说完，她诡秘一笑。 彭二伯给我说的那些药，我多半认得，只是记不住名，或是记住了名，却认不得药。我记得彭二伯的药里有相思豆，红红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关于相思的诗，我读过，却不知道红豆生的什么样子，所以，我刻意记住了相思豆。那时，我正是情窦初开年岁，所以，当彭二伯告诉我那叫相思豆时，我立即兴奋起来——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红豆？心情有点莫名激动。
我看那如血的相思豆，心里就想着用它们来串个手链，送给那个谁谁谁，于是我试探着向彭二伯讨要相思豆。她给了一些，但因太硬，我用针扎不进去。她又告诉我说，可用水泡，泡软了就能串了。那时，我第一次觉得彭二伯如此温柔，温柔得有点像我的母亲。
我用水浸泡相思豆，可待第二天一看，豆是软了，但红色却褪了，变得灰灰的，难看死了。串手链计划就这样流产。
彭二伯除了送我相思豆，还给我介绍各种中草药名称和功效。她告诉我，她每次出门，总能带回两三万元，都是卖药挣来的。那时，我父亲每月工资才五百多。
那时，小镇最牛的一类人就是卖药的——每回出门，他们像是去捡钱。同学兰辍学跟彭二伯出门，发小艳也出门，小时候讨宝塔糖的好多女孩子都加入彭二伯跑江湖的行列，回来就时髦了，有钱了，聊的话题都是关于卖药的。
江湖上溜达过几回，外出归来的卖药人侃起大山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每次回来，她们依然会给我带小礼物，也常来我家，可我感觉她们既亲切又陌生。之后，我渐渐与她们没了共同语言。
有一回，彭二伯又来我家门口摆摊，我试探着说：“教我卖药呗。”
“卖个铲铲，好好读书，将来当官。”彭二伯说。
然后，彭二伯还告诉我，艳和兰是因为家里没钱扶她们读书，不得已才去卖药的，“你爹有工资，扶得起你，你学习又好，好好考大学。你都不知道卖药有多惨，出门摆地摊，一身灰，一身泥，生意好了怕歹人，生意不好，又怕没钱吃饭住宿……别看卖药人个个穿得好，其实，一旦出去卖药，都他妈灰头土脸，脏兮兮的，跟叫花子一样！”
后来我读财校了，然后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过起了我自己的日子，终与彭二伯没了多少交集，街上的家长里短也懒得去听。偶然遇上彭二伯，她总是亲切地招呼我：“老三，回来了？”
彭二伯依然干瘦，只是人已开始佝偻，不得不拄上拐棍。
二姑爹已去世多年。彭二伯偶尔摆个药摊，只是药摊规模没了先前的排场，一张油纸铺在地上，几样草药飘零着，已经很少有人买了。小镇交通四通八达，生了病，都去大医院，谁还找她买药呢？
之于彭二伯，以前卖药是为营生，如今卖药，却是在寻找活着的存在感。
想起彭二伯逐渐浓縮的躯体和地摊上飘零的草药，想起曾经胸口拍得山响、爱打抱不平、爱打包票、带着一群徒子徒孙呼啦啦跑江湖的她，心里的失落便莫名荡漾开来……
■责任编辑 包倬
若不是那三七分的革命头留得有些长，再加上上衣是两个口袋的，凭文字描述，你绝对不会想象得出彭二伯是个女人。
彭二伯是赤脚医生。
小时候肚子疼，母亲总会请彭二伯过来，刮痧，打咂角，拔火罐，打针，或吃尖尖的宝塔糖，一样不灵一样灵，总有一样能治好。
二姐小时候闹过肚子痛，到底是怎样的痛，我不得而知，但父亲说，二姐躺在床上，痛得受不了，就踢隔壁家的木板墙，差点没把隔壁家木板墙踢垮了。身为教师，父亲是不太相信彭二伯的，因为父亲和彭二伯是发小，知道她其实没什么道行。
父母背着肚子疼的二姐跑遍镇上大小医院，终是没法——那时没什么先进仪器，二姐就这样哭叫了两天两夜。
彭二伯知道了，自告奋勇地说，让她试一试。没辙的父亲只好同意了。
彭二伯在二姐身上施展了十八般武艺——一会来洋的，把卫生员培训时得来的技术用上;一会来土的，用她母亲传给她的土办法;一会又使巫术。彭二伯弄到半夜，二姐终是安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二姐喝了半碗粥，好了。
至于二姐得的什么病，彭二伯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父亲虽然不否认彭二伯治好二姐的事实，但是依然觉得彭二伯没多大水平。
彭二伯治好二姐的消息不胫而走，镇上人更坚信彭二伯真有两下子，孩子肚子痛，就习惯地请彭二伯帮忙。
除了能治孩子肚子痛，彭二伯还有宝塔糖，免费的，镇上孩子都知道。
八十年代初，镇上卫生条件差，小孩多有蛔虫病，彭二伯那尖尖的宝塔糖就成了治蛔虫病的特效药。
防疫季节，彭二伯背了药箱挨家挨户为孩子发小儿麻痹糖丸，有时也给宝塔糖。那时，缺少零食的孩子总想念着糖的味道，有免费宝塔糖的赤脚医生彭二伯就被孩子们挂念着。小孩子遇到彭二伯总说：“二伯，我肚皮痛。”彭二伯高兴时，就给两颗宝塔糖，不高兴时就说：“来，脱了裤子打针！”听见这一句，孩子们就吓得撒腿就跑。
在彭二伯这里能吃到免费的“糖”，是孩子们最容易实现的福利，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至今依然甜蜜的记忆。
街上的孩子都喊彭二伯的男人叫“二姑爹”。
二姑爹英俊腼腆，与彭二伯张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家里来客人，二姑爹忙前忙后张罗饭菜，洗碗抹盏收拾残局，彭二伯则陪客人猜拳行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彭二伯爱打抱不平，爱拍胸口，豪气冲天。谁家有个理不清的事，总找彭二伯评理。谁不服？彭二伯就一通臭骂，理亏人自是矮了一截，觉得彭二伯骂得对。
彭二伯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做错事，彭二伯帮理不帮亲，也是一通“先人板板”，骂得儿子们大气都不敢出。两个美丽的女儿在外面泼辣干练，回家也依然要听彭二伯的。就算儿女成家，一旦看不惯，彭二伯依然还要骂人。总之，没人相信彭二伯是个女人。但不像女人的女人彭二伯在小镇说话特爷们，成了小镇人心目中的公平秤。
九十年代后期，小镇流行跑江湖，街上许多人都跑出去“行医”。那时，只要是个人，都能出去卖药，回来就人模人样了。
当过赤脚医生的彭二伯出门卖药自比别人占优势。一两百斤的麻袋，她手一拉，肩一扛，上车下车，麻溜得很。据说，彭二伯出门卖药摔断了手臂，去医院，医生说要先交五千，住一星期院，养三个月。彭二伯舍不得钱，又舍不得时间，自己回到旅店，咬牙把断骨头捏拢，又抓把自配的草药敷上，再用两根筷子做夹板，撕了身上的白汗衫扎紧，最后又抓把草药嚼烂敷上，消炎止痛。第二天，彭二伯照样吊着膀子去卖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伸筋草、接骨丹吹得围观者两眼发愣，最后卖光了带去的草药，背着一包钱回到旅店。凭这点本事，彭二伯收了半街徒弟，每回出门卖药，随行徒弟一大群，前呼后拥，有点上海滩黄金荣的范儿，又有点闯关东的感觉。
小镇卖药人通常不在本地卖，因为本地人都知根知底，草药倒是真的草药，但卖药人多不是真的懂医。卖药人的逻辑是：只要吃不死人，不出问题，就没事。当然，卖药人也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情况，医好了人，于是就成了传奇。
小镇卖药人只有彭二伯在小镇上卖药，因为彭二伯有赤脚医生身份，多少懂点草药，也确实治好了不少小病小痛。
在小镇上卖药时，彭二伯逢场天就在我家门口摆摊，玻璃瓶里泡有大蛇，摊板上还有干枯了盘起来的小眼镜蛇、蝎子、海龙、海马，有淫羊藿、女贞子……
彭二伯很有耐心地给我解释那些药叫什么，都有什么功效，但我记不住。
我不卖药，卖药是下九流营生，我清高地想。
彭二伯卖的许多药，我是第一次见。卖药的分流派，入门是要提公鸡上门跪地磕头拜师的，有些门派还要交学费，要不就得为师父卖一年药。拜彭二伯为师，不交学费，至于提不提公鸡上门，只凭拜师者心意。因此，小镇拜彭二伯为师的人多。
彭二伯的门派叫什么我忘了，记得她卖药的方式叫“花台码”——三张门板拼成摊位，摆上中草药，然后边配药边念叨着各种口诀，口诀包含药的性状功能宜忌等等，押韵，上口。抓完一服药，一副口诀念完，业内称为诵口。
口诵得好不好，与生意好坏直接关联。
彭二伯是街上卖药的祖师爷，口诵自然很好，只是我听了无数遍也记不住一个字。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彭二伯给所有人抓的都是那些药——男人来看病，脉一号，多半肾虚，需补肾壮阳，抓药时就诵壮阳的口，嘴不涩，脸不羞，把男人床上那點事说道一番，药就抓好了;女人来看病，脉一搭，多半阴虚腰痛或月经不调，需滋阴补气养血调经，把女人生孩子带孩子之种种念叨了一番，药抓好了，女人多半边抹泪边感激地掏钱。看着这一幕又一幕，站在旁边的我看得差点笑出声来。
散场时，我问彭二伯为什么抓的是同一样药。彭二伯说，男人买药，都希望壮阳，女人买药，都不离妇科病，反正八九不离十，而这些药都是补药，吃不死人的。说完，她诡秘一笑。 彭二伯给我说的那些药，我多半认得，只是记不住名，或是记住了名，却认不得药。我记得彭二伯的药里有相思豆，红红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关于相思的诗，我读过，却不知道红豆生的什么样子，所以，我刻意记住了相思豆。那时，我正是情窦初开年岁，所以，当彭二伯告诉我那叫相思豆时，我立即兴奋起来——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红豆？心情有点莫名激动。
我看那如血的相思豆，心里就想着用它们来串个手链，送给那个谁谁谁，于是我试探着向彭二伯讨要相思豆。她给了一些，但因太硬，我用针扎不进去。她又告诉我说，可用水泡，泡软了就能串了。那时，我第一次觉得彭二伯如此温柔，温柔得有点像我的母亲。
我用水浸泡相思豆，可待第二天一看，豆是软了，但红色却褪了，变得灰灰的，难看死了。串手链计划就这样流产。
彭二伯除了送我相思豆，还给我介绍各种中草药名称和功效。她告诉我，她每次出门，总能带回两三万元，都是卖药挣来的。那时，我父亲每月工资才五百多。
那时，小镇最牛的一类人就是卖药的——每回出门，他们像是去捡钱。同学兰辍学跟彭二伯出门，发小艳也出门，小时候讨宝塔糖的好多女孩子都加入彭二伯跑江湖的行列，回来就时髦了，有钱了，聊的话题都是关于卖药的。
江湖上溜达过几回，外出归来的卖药人侃起大山来都是一套一套的。每次回来，她们依然会给我带小礼物，也常来我家，可我感觉她们既亲切又陌生。之后，我渐渐与她们没了共同语言。
有一回，彭二伯又来我家门口摆摊，我试探着说：“教我卖药呗。”
“卖个铲铲，好好读书，将来当官。”彭二伯说。
然后，彭二伯还告诉我，艳和兰是因为家里没钱扶她们读书，不得已才去卖药的，“你爹有工资，扶得起你，你学习又好，好好考大学。你都不知道卖药有多惨，出门摆地摊，一身灰，一身泥，生意好了怕歹人，生意不好，又怕没钱吃饭住宿……别看卖药人个个穿得好，其实，一旦出去卖药，都他妈灰头土脸，脏兮兮的，跟叫花子一样！”
后来我读财校了，然后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过起了我自己的日子，终与彭二伯没了多少交集，街上的家长里短也懒得去听。偶然遇上彭二伯，她总是亲切地招呼我：“老三，回来了？”
彭二伯依然干瘦，只是人已开始佝偻，不得不拄上拐棍。
二姑爹已去世多年。彭二伯偶尔摆个药摊，只是药摊规模没了先前的排场，一张油纸铺在地上，几样草药飘零着，已经很少有人买了。小镇交通四通八达，生了病，都去大医院，谁还找她买药呢？
之于彭二伯，以前卖药是为营生，如今卖药，却是在寻找活着的存在感。
想起彭二伯逐渐浓縮的躯体和地摊上飘零的草药，想起曾经胸口拍得山响、爱打抱不平、爱打包票、带着一群徒子徒孙呼啦啦跑江湖的她，心里的失落便莫名荡漾开来……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