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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虽说是六朝古都，但真正文化昌明成为文化之都还是明、清之后。随着一个强大王朝的定都和大批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北上，才真正达到高峰。
有文人的地方必定得有书，北京的书店和文玩业便跟着兴隆起来。到了大清国，乾隆皇帝要编《四库全书》，编纂的官员们要到书店去搜集各类古籍；进京赶考的举子，来往京城的官员，文人墨客也要购买书籍。琉璃厂、隆福寺的古旧书业便应运而生，成了北京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些书肆、书摊直到“文革”前还有不少，像琉璃厂的海王、老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街都还保留着不少书摊、书铺。“文革”后除琉璃厂外，就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家“中国书店”了。即便如此，旧书店仍然是北京读书人最爱逛的地方。记得80年代初，我还在隆福寺街上的旧书店买过一套线装的《说文解字》，虽说是已经有许多处残破，书函是后补的，前后都有缺页，已经看不出是哪一年代的版本，但是价钱便宜，才一元钱。回家翻阅，发现书中还有读者密密麻麻极隽秀的蝇头小楷朱批和印鉴。《说文解字》虽说是经典，但也是一本读书人常用的工具书，这位不知哪朝哪代的读者能如此下功夫研读考证，一定是一位很认真做学问的人。
有买书的就有卖书的，要不怎么开旧书铺的发财呢！书铺里牙签满架，羊皮面、漆布面精装大部头都是哪里来的？都是他们从拥有书却不读书的人手里收购来的。老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些仕宦人家书香门第，一旦破落，子弟们把房宅田产、古玩字画倒腾完，没钱吃饭就该卖书了。老辈人搜集的经、史、子、集统统换成了窝头咸菜，拿来填肚子了。
我大姨（画家王大观的大姐）解放初期在德胜门晓市买花生仁，小贩包花生仁的纸，竟然是一页清代光绪年版的《御批资治通鉴》。据说是破落的大户人家卖给他的，小贩看着纸挺白，就拿来当包装纸。小贩说：“您要是要，我家里还有一大堆呢。”我大姨被带到小贩家里，用一块钱买了一部几乎完整的《御批资治通鉴》。后来文革初期“破四旧”，被我拿去和家里的藏书一起烧了。那书是上等宣纸印的，装订得极精美，别书函的签子是象牙的，书函烧不着，撕开布一看，里面的木板是紫檀的。这块木板我一直保存，也算是留了一点书香。
据说在北京开旧书铺的大多是河北冀县、衡水一带的人，开始时是摆摊，既收购书也卖书。后来买卖做大了，书摊变成了书铺，书目和版本也多起来了。这书铺的老板可不同于一般的商贩，大都读过书，不仅是精通版本学、目录学，有些甚至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与文人墨客谈文论艺，古往今来如数家珍，很多成了老朋友。书店也成了文人雅集，交流学术的场所。书铺不仅卖书，还可以帮助读者找书、借书。一旦找到读者需要的版本、书籍，专门派伙计送到家中。《残冬京华图》里就画着一位手里提着蓝布包，给老主顾送书的书铺伙计。
《残冬京华图》里还画着一家文兴书店。这书店的老板姓周，是我们家在东城山老胡同的街坊，住在外院西屋里。老年间北京开旧书铺的河北人居多，周老板是保定人，原先在书铺里学徒，人挺机灵，又好学好问，学了不少本事。后来自己单干，在隆福寺开了一家旧书铺。铺面不大，勉强维持生活。家里有一妻、一女、一子。妻子是续弦，生了一个儿子。女儿是前妻所生，小名叫“妞子”。
周老板的太太虽说不上漂亮，却也平头正脸，没读过书，为人倒也礼貌周到。唯独对前房的闺女“妞子”视若眼中钉肉中刺。这后娘把好吃好喝都给了自己的儿子，对“妞子”每日里非打即骂，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妞子”有病又营养不良，都五六岁了，长得也就像三四岁的孩子。有时候“妞子”尿了炕，后娘非但不给洗换衣裳，还把孩子拖到院子里用掸子抽打。我姥姥看不过去，总是去劝解，把“妞子”抱回屋里给孩子洗澡换衣服。“妞子”每天下午都蹲在大门的门墩上，嘴里念叨着：“爸爸来呀！妈妈来呀！”书店老板周先生知道“妞子”挨打受气，可从来没有指责过妻子。
我二舅下班回来看见“妞子”蹲在门墩上，总要把她抱回屋里，给她说笑话。每每这个时候“妞子”最高兴，笑得前仰后合，忘记了一切痛苦和烦恼。在二舅怀里，“妞子”看着后妈的背影咬着小牙说：“我不理你！”这个没娘的孩子哪经得住后妈的虐待，没多久就死了。我姥姥、二舅和全家都心疼这个孩子，多少年之后和我说起“妞子”的时候，还是止不住地掉眼泪。
“妞子”死后不久，周先生在东四钱粮胡同找了一处房子，搬了家。据说过了两年，有一天我姥姥去隆福寺买东西，路过钱粮胡同遇见老街坊周太太，也就寒暄了几句。没想到一到家里就病倒了，又发高烧又说胡话。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她老人家自己了。我姥姥是天津人，这时候却操着一口浓重的保定口音，口口声声要找周某某（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一家人吓得够呛。有好事的早就跑到隆福寺把书店的周老板叫来了。周老板说，这王太太是好人（我姥爷姓王），经常照顾咱们闺女，咱们不能对不起人家。有错都是我的错，要闹跟我回家去闹吧！这话说完我姥姥居然安静下来睡着了。从此我姥姥一直病了40多天，才慢慢好起来。
后来听说，没等周先生到家，周太太就闹起来了，披头散发，看见什么砸什么。周家是又请道士，又请和尚，诵经做法折腾了好多日子。周家的小儿子连惊带吓，得了急惊风，死了。周太太也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一疼起来，必得大头朝下控着。周家的家道也一天不如一天。
这个事说起来蹊跷，我都不敢信。可要说是我姥姥装神弄鬼吓唬他们，也不像。我姥姥是个率性人，看不上眼了，当面就说，直来直去。再说我姥姥是虔诚的穆斯林，从不信妖魔鬼怪。更何况，我家虽然与周家是邻居，可平时并不知道周家的底细。只知道周老板前妻过世，并不知她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据周先生后来讲，我姥姥说话的声音与他前妻一模一样，且所说家庭细事分毫不爽。此事我大姨、二姨和我妈全都亲身经历，言之凿凿，真真令人不解。
也说不定头上三尺有神明，不可妄做欺心事。仅把这么一段似是而非的往事奉献给读者，或可闲来破闷儿，或可警醒于暗室，也未可知。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有文人的地方必定得有书，北京的书店和文玩业便跟着兴隆起来。到了大清国，乾隆皇帝要编《四库全书》，编纂的官员们要到书店去搜集各类古籍；进京赶考的举子，来往京城的官员，文人墨客也要购买书籍。琉璃厂、隆福寺的古旧书业便应运而生，成了北京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些书肆、书摊直到“文革”前还有不少，像琉璃厂的海王、老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街都还保留着不少书摊、书铺。“文革”后除琉璃厂外，就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家“中国书店”了。即便如此，旧书店仍然是北京读书人最爱逛的地方。记得80年代初，我还在隆福寺街上的旧书店买过一套线装的《说文解字》，虽说是已经有许多处残破，书函是后补的，前后都有缺页，已经看不出是哪一年代的版本，但是价钱便宜，才一元钱。回家翻阅，发现书中还有读者密密麻麻极隽秀的蝇头小楷朱批和印鉴。《说文解字》虽说是经典，但也是一本读书人常用的工具书，这位不知哪朝哪代的读者能如此下功夫研读考证，一定是一位很认真做学问的人。
有买书的就有卖书的，要不怎么开旧书铺的发财呢！书铺里牙签满架，羊皮面、漆布面精装大部头都是哪里来的？都是他们从拥有书却不读书的人手里收购来的。老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些仕宦人家书香门第，一旦破落，子弟们把房宅田产、古玩字画倒腾完，没钱吃饭就该卖书了。老辈人搜集的经、史、子、集统统换成了窝头咸菜，拿来填肚子了。
我大姨（画家王大观的大姐）解放初期在德胜门晓市买花生仁，小贩包花生仁的纸，竟然是一页清代光绪年版的《御批资治通鉴》。据说是破落的大户人家卖给他的，小贩看着纸挺白，就拿来当包装纸。小贩说：“您要是要，我家里还有一大堆呢。”我大姨被带到小贩家里，用一块钱买了一部几乎完整的《御批资治通鉴》。后来文革初期“破四旧”，被我拿去和家里的藏书一起烧了。那书是上等宣纸印的，装订得极精美，别书函的签子是象牙的，书函烧不着，撕开布一看，里面的木板是紫檀的。这块木板我一直保存，也算是留了一点书香。
据说在北京开旧书铺的大多是河北冀县、衡水一带的人，开始时是摆摊，既收购书也卖书。后来买卖做大了，书摊变成了书铺，书目和版本也多起来了。这书铺的老板可不同于一般的商贩，大都读过书，不仅是精通版本学、目录学，有些甚至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与文人墨客谈文论艺，古往今来如数家珍，很多成了老朋友。书店也成了文人雅集，交流学术的场所。书铺不仅卖书，还可以帮助读者找书、借书。一旦找到读者需要的版本、书籍，专门派伙计送到家中。《残冬京华图》里就画着一位手里提着蓝布包，给老主顾送书的书铺伙计。
《残冬京华图》里还画着一家文兴书店。这书店的老板姓周，是我们家在东城山老胡同的街坊，住在外院西屋里。老年间北京开旧书铺的河北人居多，周老板是保定人，原先在书铺里学徒，人挺机灵，又好学好问，学了不少本事。后来自己单干，在隆福寺开了一家旧书铺。铺面不大，勉强维持生活。家里有一妻、一女、一子。妻子是续弦，生了一个儿子。女儿是前妻所生，小名叫“妞子”。
周老板的太太虽说不上漂亮，却也平头正脸，没读过书，为人倒也礼貌周到。唯独对前房的闺女“妞子”视若眼中钉肉中刺。这后娘把好吃好喝都给了自己的儿子，对“妞子”每日里非打即骂，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妞子”有病又营养不良，都五六岁了，长得也就像三四岁的孩子。有时候“妞子”尿了炕，后娘非但不给洗换衣裳，还把孩子拖到院子里用掸子抽打。我姥姥看不过去，总是去劝解，把“妞子”抱回屋里给孩子洗澡换衣服。“妞子”每天下午都蹲在大门的门墩上，嘴里念叨着：“爸爸来呀！妈妈来呀！”书店老板周先生知道“妞子”挨打受气，可从来没有指责过妻子。
我二舅下班回来看见“妞子”蹲在门墩上，总要把她抱回屋里，给她说笑话。每每这个时候“妞子”最高兴，笑得前仰后合，忘记了一切痛苦和烦恼。在二舅怀里，“妞子”看着后妈的背影咬着小牙说：“我不理你！”这个没娘的孩子哪经得住后妈的虐待，没多久就死了。我姥姥、二舅和全家都心疼这个孩子，多少年之后和我说起“妞子”的时候，还是止不住地掉眼泪。
“妞子”死后不久，周先生在东四钱粮胡同找了一处房子，搬了家。据说过了两年，有一天我姥姥去隆福寺买东西，路过钱粮胡同遇见老街坊周太太，也就寒暄了几句。没想到一到家里就病倒了，又发高烧又说胡话。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她老人家自己了。我姥姥是天津人，这时候却操着一口浓重的保定口音，口口声声要找周某某（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一家人吓得够呛。有好事的早就跑到隆福寺把书店的周老板叫来了。周老板说，这王太太是好人（我姥爷姓王），经常照顾咱们闺女，咱们不能对不起人家。有错都是我的错，要闹跟我回家去闹吧！这话说完我姥姥居然安静下来睡着了。从此我姥姥一直病了40多天，才慢慢好起来。
后来听说，没等周先生到家，周太太就闹起来了，披头散发，看见什么砸什么。周家是又请道士，又请和尚，诵经做法折腾了好多日子。周家的小儿子连惊带吓，得了急惊风，死了。周太太也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一疼起来，必得大头朝下控着。周家的家道也一天不如一天。
这个事说起来蹊跷，我都不敢信。可要说是我姥姥装神弄鬼吓唬他们，也不像。我姥姥是个率性人，看不上眼了，当面就说，直来直去。再说我姥姥是虔诚的穆斯林，从不信妖魔鬼怪。更何况，我家虽然与周家是邻居，可平时并不知道周家的底细。只知道周老板前妻过世，并不知她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据周先生后来讲，我姥姥说话的声音与他前妻一模一样，且所说家庭细事分毫不爽。此事我大姨、二姨和我妈全都亲身经历，言之凿凿，真真令人不解。
也说不定头上三尺有神明，不可妄做欺心事。仅把这么一段似是而非的往事奉献给读者，或可闲来破闷儿，或可警醒于暗室，也未可知。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